“現在，這種崇拜暴亂的教義正在威脅和毀滅當今世界文明中最有價值的財富”——真正中國精神。回觀世事滄桑，僅此一言，可見辜氏當時之所見非常人之所見。他還認為，如果不立即放棄這種暴亂崇拜，它“不僅會毀滅歐洲文明，而且會毀滅世界文明”。
辜鴻銘其實就是“香蕉人”。以中國人的眼光看他，自然是有些滑稽，麵目全非。而辜氏卻讓我們看到，在當時的環境裏，西洋文化到了中國，或者說，西洋文化遭遇了中國文化，會有怎樣的表現。這是我對辜氏感興趣與欣賞的原因。西人考慮問題的方式，或者說“文化”，和東方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比如說理想主義，就是唯我獨專，西人則是我行我素。其好色的一方麵，是得到了日本文化傳統的鼓勵。
辜氏所表現出的某種精神，在中國人看來，就像今天市麵上的“肯塔基”——一種本土化了的“西餐”。在中國人看來，有些怪異，卻有些我們缺少的、引人入勝的元素。在西方人看來，以為辜氏代表的是中國文化，卻實實在在地不是什麽地道的中國傳統，但確實是西人樂於接受的。這又有些像美國的“中餐”。我們看到的辜氏的怪異，那實實在在的是西人的自由精神，而辜氏看到的中國文化，實實在在的卻是我們長期忽視的、中國文化的精髓。
轉載《民國教授往事》之一
怪傑辜鴻銘
“現在，這種崇拜暴亂的教義正在威脅和毀滅當今世界文明中最有價值的財富”——真正中國精神。
—— 辜鴻銘
在民國時期，辜鴻銘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林語堂這樣評價他："英文文字超越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其右。造詞、用字，皆屬上乘。總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異人之文采。鴻銘亦可謂出類拔萃，人中錚錚之怪傑。"（林語堂《辜鴻銘集譯〈論語譯英文〉序》）
民國早年，辜氏不僅在國人中名聲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氣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鴻銘成了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的代名詞。一九二一年，英國名作家毛姆遊曆中國時特地慕名求見，想一睹尊容，請他講解《春秋大義》。為此特地托一位英國洋行的同胞說情，等了幾天也未見回音。去問怎麽回事，同胞說，他寫了一張條子，讓辜氏前來拜見，不知為什麽一直未見辜氏影子。毛姆一聽才知事情被弄糟了，於是親筆擬了一封短簡，恭恭敬敬地表達仰慕之意，求賜一見，辜氏這才答應與他見麵。
還有一個故事，更能說明辜氏的影響。當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訪問，一位老朋友約翰斯特別叮囑他說："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緊，但不可不去一見辜鴻銘啊！"在當時西方人眼中，辜氏名聲居然超過了紫禁城！有意思的是，芥川龍之介見到辜鴻銘後，特地寫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真誠感慨道："約翰斯真不我欺。"（芥川龍之介《辜鴻銘先生》）顯然這次見麵令他十分滿意，對辜氏和中華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這兩則真實的故事很形象地說明了辜氏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影響。
辜鴻銘為什麽令外國人如此著迷呢？
辜鴻銘（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於馬來亞檳榔嶼。名湯生（TOMSON），又號立誠，別署漢濱讀易者、讀易老人。晚年自稱東西南北老人。曾祖為當地華僑首領，父辜紫雲，在檳榔嶼為英商布朗經營橡膠園，母為歐洲人。因從小聰明伶俐，被布朗收為養子。
一八六九年，十三歲時，辜氏隨養父布朗赴歐留學，接受係統的西方教育，後獲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為中國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學生。辜氏先後留學歐洲十一年，廣泛涉獵西方文學、哲學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臘等多種語言，這在早期留學生中也十分罕見。辜氏後來暴得大名也與他精通多國外語有很大的關係。
一八八○年，辜鴻銘學成返回檳榔嶼，在新加坡當地殖民地政府任職。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維新派人物馬建忠，一席長談後辜氏思想發生極大轉變。自稱"三日傾談""使我再一次變成一個中國人"。從此開始從西學轉向中國文化。"……讀五經諸子，日夜不釋手。
數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羅振玉《外務部左丞辜君傳》）辜氏通過研讀傳統文化，對中西方文化產生了新的認識，"謂歐美主強權，鶩外者也；中國主禮教，修內者也。言一時強盛，似優於中國，而圖長治久安，則中國之道盛矣、美矣！文襄聞而大異之，延入幕府，不煩以常職，有要事就詢焉。"（羅振玉《外務部左丞辜君傳》）
一八八五年，辜氏入張之洞幕府，擔任幕僚，先後近二十年，從此迷上傳統的儒家文化，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忠實信徒。
一九○七年，辜鴻銘隨張之洞入閣，第二年被任命為外務部員外郎，後升至左丞。一九一○年，辭去外務部職務，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學教務長（一說校長）。關於辜去上海的原因，一種說法是，張之洞死後，張的上司和同事梁敦彥感到袁世凱將卷土重來，因辜曾在公開場合罵過袁是流氓，更大膽聲稱："人謂袁世凱為豪傑，吾以是知袁世凱為賤種也。"梁敦彥擔心他會遭到袁世凱的報複，難逃厄運，勸他南下，於是辜遂南下上海南洋公學。辜氏在南洋呆的時間並不久，辛亥革命後，辜為忠於清室便從南洋辭職了（一說是被趕走）。關於辜從南洋辭職的原因，蔡元培是這樣說的：武昌起義後，上海望平街有人發傳單，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時正在南洋公學充教員，乃撰一英文論說送某報，責問公共租界工部局，謂'望平街交阻滯，何以不取締？'南洋公學學生閱之，認辜有反革命意，乃於辜來校時，包圍而詰責之。辜說：'言論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辭職。'學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複到校。"（蔡元培《辛亥那一年的辜鴻銘》）
辜氏在南洋的時間雖不長，但這卻是辜氏教授生涯的開始。
一九一五年四月，蔡元培聘請辜鴻銘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英國文學。這個時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時期。一九一六年，《春秋大義》德譯本出版，在德國掀起一股"辜鴻銘熱"，丹麥著名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在《辜鴻銘論》中稱他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從來還沒有一個中國人被西方如此認可，並得到這樣高度評價。就連李大釗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稱"中國二千五百餘年文化所鍾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二十世紀之世界"。這一時期的辜鴻銘可以說達到了他聲名的頂點，真正是炙手可熱，所以辜鴻銘的狂與怪也就不足為奇了。時人這樣評價他："在我的記憶中，辜鴻銘這個人可說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倫比；至於他的'怪'，卻是無人能與倫比的。"（周君亮《追憶怪才辜鴻銘》）
辜鴻銘出名，不僅因為他的學貫中西，也不僅因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語，還因為他奇特的外貌和許多特立獨行的做法。談到這位學界怪傑，周作人曾這樣描寫道："北大頂古怪的人物，恐怕眾口一詞的要推辜鴻銘了吧。……
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連他的包車車夫，也是一個拖帶大辮子的漢子，正好與主人形成一對，成為北大門前的一道風景。當年還是北大學子的羅家倫後來回憶說：
"我記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條大辮子，是用紅絲線夾在頭發裏辮起來的，戴了一頂紅帽黑緞子平頂的瓜皮帽，大搖大擺地上漢花園北大文學院的紅樓，頗是一景。"
還有人描寫得更加細致："先生性雖和藹，但一觸其怒，則勃然大發，無論何人，不能遏止，必罵個痛快，才能平息。先生喜叉麻雀，但不高明，每戰必北。日居談喜詼諧，叨叨不絕，信難捧腹。衣冠極奇特，常穿藍布長衫，戴紅頂瓜皮小帽，留長辮一條。民國初年至北大上課時，行必坐轎，衣龍補長袍，足厚底朝鞋，頭戴花翎頂，其辮嚲嚲，提水煙袋而登講壇。"（王森然《辜鴻銘先生評傳》）幾個人的回憶，大同小異，卻從側麵構成了一幅北大時期辜鴻銘的形象寫照。
關於辜鴻銘在北大授課的風采，最有發言權的，當數他的親炙弟子羅家倫。"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國文字名滿海內外，而又以怪誕見稱的，那便是辜鴻銘先生了。……
後來我到北京大學讀書，蔡先生站在學術的立場上網羅了許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雖然是老複辟派的人物，因為他外國文學的特長，也被聘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因此我接連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講的'英國詩'這門課程。……
到了教室之後，他首先對學生宣告：'我有三章約法，你們受得了的就來上我的課，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進來的時候你們要站起來，上完課要我先出去你們才能出去；第二章，我問你們話和你們問我話時都得站起來；第三章，我指定你們要背的書，你們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們全班的同學都認為第一第二都容易辦到，第三卻有點困難，可是大家都懾於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異議。"（羅家倫《回憶辜鴻銘先生》）
辜氏英文很好，由於從小未接受嚴格的傳統文化教育，中文反倒不盡如人意，不僅譯文有時顯得生硬，板書也常常出錯，"因為辜先生的中國文學是他回國以後再用功研究的，雖然也有相當的造詣，卻不自然。這也同他在黑板上寫中國字一樣，他寫中國字常常會缺一筆多一筆而他自己毫不覺得。"（羅家倫）
辜氏從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響較大，所以並不完全拘泥中國的教學方式，上課時也經常跑題，信馬由韁。周作人回憶說："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想要找機會發泄。"（周作人《北大感舊錄·辜鴻銘》）
不僅如此，辜氏許多做法，也迥異於常人。五四時候，辜氏在一家日本人辦的華北正報上寫了一篇文章，大罵學生運動，說學生是暴徒，是野蠻。有一天，羅家倫看報以後，拿著報紙就衝進教室質問他，說他不該在日本人的報上寫文章罵中國學生，辜一時臉色鐵青，最後用手敲著講台忽然文不對題地來一句："我當年連袁世凱都不怕，我還怕你？"這簡直有點像小孩子吵架了，倒也顯示了他政治上幼稚可愛的一麵。
辜鴻銘一向恃才傲物，目中無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無幾，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個。也許是因為蔡元培請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對蔡元培一向十分維護，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運動後，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辭去北大職務，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鴻銘也走上講台表示挽留之意，講話時突然來一句："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說法在當時卻很不合時宜，若是換了別人，早挨了眾人一頓批，但因為他是辜鴻銘，而且又是為了表達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沒人與他計較了，反倒哄笑起來。
接受傳統文化熏陶後，辜氏思想漸漸趨於保守，甚至對舊的封建文化十分迷戀，但在具體表現上又特立獨行。
"辛亥年清廷遜位後，有一批遺臣，組織一集體名曰'宗社黨'，辜鴻銘亦為此中一分子。時宣統仍擁有皇帝名義，曾下詔諸遺老剪去發辮，遺老們都奉詔，但辜的辮子卻留下不剪。
中國在男人蓄辮時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辮子，那是長在青少年頭上的，頭發很長很多而黑潤，但辜鴻銘的頭發卻稀少而短，半黃半黑，結成發辮，其細如指，都在後腦勺上，彎彎曲曲，十分怪異。他卻毫不以為怪，昂然出入於大庭廣眾之間，遺老們遵命剪發後，全世界隻有一條男辮子保留在辜鴻銘的頭上，因此便使這一條發辮成為辜鴻銘的特別標誌了。"（周君亮《追憶怪才辜鴻銘》）
對辜氏的種種另類做派，羅家倫分析得十分透徹，"無疑義的，辜先生是一個有天才的文學家，常常自己覺得懷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為生長在華僑社會之中，而華僑常常飽受著外國人的歧視，所以他對外國人自不免取嬉笑怒罵的態度以發泄此種不平之氣。
他又生在中國混亂的社會裏，更不免憤世嫉俗。他走到舊複辟派這條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異，表示與眾不同。他曾經在教室裏對我們說過：'現在中國隻有二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後，到現在還保皇。'"（羅家倫《回憶辜鴻銘先生》）
同在北大執教的溫源寧認為："他辮子的炫耀，很足以顯露他整個人的性格。他為人剛愎，度著與人對抗的生活，眾人所承認者，他則否認；眾人所歡喜者，他則不歡喜；眾人所承認者，他則藐視。與眾不同，即是他的快樂和驕傲；因為剪辮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辮子，倘若人人都留辮子，我相信剪辮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鴻銘。"（（溫源寧《辜鴻銘》）溫的話可謂一語中的。
對此，辜氏自己的說法也許最具參考意義。"許多外人笑我癡心忠於清室。但我之忠於清室非僅忠於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於中國之政教，即係忠於中國之文明。"（林語堂《辜鴻銘》）
辜鴻銘雖行事怪誕，卻有自己的原則。袁世凱時代，"安福部當權時，頒布一個新的國會選舉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參議員是須由一種中央通儒院票選的，凡國立大學教授，凡在國外大學得學位的，都有選舉權。於是許多留學生有學士碩士博士文憑的，都有人來兜買。"（胡適《記辜鴻銘》）一位姓陳的來運動辜投他一票，辜說，別人票二百元一張，他的至少要五百元一張。對方還價三百，最後雙方經討價還價，以四百元成交。選舉前一天，陳某把四百元和選舉入場證都帶來了，再三叮囑辜氏第二天務必到場。"等他走了，我立刻趕下午的快車到了天津，把四百元錢全報效在一個姑娘--你們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兩天工夫，錢花光了，我才回北京來。"（胡適《記辜鴻銘》）後來，那人趕到辜家大罵他無信義，辜拿起棍子，大罵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錢來買我！你也配講信義，你給我滾出去！從今以後不要再上我門來！"（胡適《記辜鴻銘》）這是辜親口對胡適講的故事，可信度非常高，記在胡適的文章中，這件事一時傳為笑談。
辜鴻銘看不起那些政客，對他一度效忠的清室也頗有微詞。"先生任氣忤物，往往開罪於人。在鄂中慶祝萬壽節時曾歌曰：'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王森然《辜鴻銘先生評傳》）這也反映了他性格的複雜性以及憂國憂民的一麵。
所以有人說："辜先生是一個時代的反抗者，並且是一個良心的反抗者，不論好壞，他一定要批評，寧可做社會的公敵，良心覺得不對的，就是罵，痛罵；他罵得也痛快！他不肯降服社會，人雲亦雲。他寧可做一個真小人，不肯做一個偽君子；要同社會對抗！"（震瀛《辜鴻銘先生之歐洲大戰觀》）連《清史稿》中《辜鴻銘傳》亦說他："湯生好辯，善罵世；國變後，悲憤尤甚。"（陳彰《一代奇才辜鴻銘》）
辜氏對洋人態度也反映了他性格的複雜性。也許因為在西方太久的緣故，對西方人的人性中的醜惡的一麵了解越深，越鄙視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這一點也與那些崇洋者大相徑庭。
泰戈爾訪華時與辜鴻銘（右二）、徐誌摩（左二）等人合影
在北大時期，他最看不慣那些自以為是的洋教授，甚至公開表示他的輕蔑。他"戴著一副大墨晶眼鏡，寬袍大袖，昂然坐在沙發內，誰也不理睬。他對於外國教授，特別是教文科的教授，分外不客氣"。（周君亮《追憶怪才辜鴻銘》）一次一位外國教授看到他一條小辮子，十分好奇，便好奇地向校役打聽。辜問清他是教文學的，故意改用拉丁語與他談話，對方馬上接不下去，辜得意地說："你教西洋文學，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才知道此人是鼎鼎大名的辜鴻銘。
林語堂還講過一個故事："鴻銘好出人意外，向來看不起英人之傲慢。曾在北京真光電影院，前座有一外人，鴻銘出其不意，拿他手裏的煙鬥，向前麵禿發一敲。外人不知所以，鴻銘隻拿煙鬥向他要火，外人忙乖乖地聽命。"（林語堂《辜鴻銘集譯〈論語譯英文〉序》）
辜氏對洋人完全按洋人規則行事，毫無媚洋心態，雖在國人看來有些乖戾，但卻深受洋人的尊重。"一次，辜氏在東交民巷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人講演從來沒有賣票的，他卻賣票，並且賣得很貴。當時聽梅蘭芳的戲，最高票價不過一元二角，而他的門票則售二元，其受外人重視可見一斑。"（張起鈞《文壇怪傑辜鴻銘》）鑒於辜氏的巨大名聲，在北京大學時，北大請來的外國一流洋教授見到他都十分恭敬，遠遠地站著，而他走近了，看見英國人，用英文罵英國不行，看到德國人，用德文罵德國不好，看到法國人，則用法文罵法國不好，把這些世界一流的洋教授一個個罵得心服口服。"在庚子八國聯軍的時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歐洲發表一篇替中國說話的文章，使歐洲人士大為驚奇。善於運用中國的觀點來批評西洋的社會和文化，能夠搔著人家的癢處，這是辜先生能夠得到西洋文藝界讚美佩服的一個理由。"（羅家倫《回憶辜鴻銘先生》）
就是對外國那些品行不好的少年，他也毫不客氣。有一次，辜氏在上海乘電車，忽遇兩個英俊的洋場少年，見他這樣土相，西洋少年故意用英文訕笑他，辜聽了十分惱火，立刻用極流利的英文罵了過來，兩少年大吃一驚。洋少年改用法文，辜又用流利的法文把對方狠狠罵了一通。兩人無地自容，狼狽而逃。
辜對洋人的反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雖然辜鴻銘在蘇格蘭受過外國教育，有許多外國朋友，但他並不喜歡西方人。在革命之後，他更加不喜歡他們。因為他把革命歸因於西方的影響。他憎恨把那種同中國精神相對立的民主理想介紹到中國。他寫道：'這種崇拜暴亂的教義是從英國和美國輸入中國的。它引起革命和現在民國這場惡夢。“現在，這種崇拜暴亂的教義'正在威脅和毀滅當今世界文明中最有價值的財富”——真正中國精神。他還認為，如果不立即放棄這種暴亂崇拜，它“不僅會毀滅歐洲文明，而且會毀滅世界文明。”（莊士敦《廢帝溥儀召見辜鴻銘》）
辜氏迷戀傳統的中國文化，連舊文化中的糟粕也一並吸收進來，包括對納妾、玩妓、小腳等等的癖好。"辜鴻銘雖是學博中西，足跡遍天下，但他為人怪誕，他不但力主保存我國的舊文化，甚至連辮子、小腳、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範圍之列。而他之好辯善罵，尤為當時人把他列為金聖歎一流的人物。"（陳彰《一代奇才辜鴻銘》）
辜氏在京城吃花酒，逛妓院幾乎是公開的秘密，他卻似乎把它當成了一件文人雅事。"辜先生有時亦逛八大胡同。認識一妓，名紉香者，貌不美而有風致，酒量極好。予在大森裏識一吳人名小鳳第者，每吃花酒，必請辜先生。先生常以小辮與群妓嬉戲，有時打茶圍。至天亮始各歸寓。"（貽《記辜鴻銘》）
辜氏對女人的喜愛有許多異於常人的怪癖，據說他有戀小腳癖，每以尋訪三寸金蓮為樂事，尤喜嗅小腳的臭味，據說每一嗅及，文思大發。對此他還有一番奇談怪論："小腳女士，神秘美妙，講究的是瘦、小、尖、彎、香、軟、正七字訣；婦人肉香，腳惟一也，前代纏足，實非虛政。""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風味，差堪比擬。"（陳彰《一代奇才辜鴻銘》）
"先生在湖北時，寓所在大朝街。正夫人係中國產，為其續娶，貌僅中姿，而其裙下雙鈞，尖如玉筍，綽約婀娜，蓮步珊珊，先生最寵愛之，二夫人日本籍。相傳辜氏有嗜臭奇癖，每夜就寢時，照例必捧其夫人雙翹大嗅一陣，方始就寢，否則不能安眠。先生且喜嫖，每夕必禦女，女非小腳不樂，謂纏足婦人，為中國女性特有之美，又謂中國婦人小腳之臭味，較諸巴黎香水，其味尤醇，且談時眉宇間含有莫大愉快之色。"（王森然《辜鴻銘先生評傳》）
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舊。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對學生男女同校上課的事。有一年，辜主講北大英文課時，當時男女剛剛實行同學，他忽見座位中有女生，大異，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他懷疑別人聽不懂，當女生讀給他聽後，他仍以音不對把人趕出教室。下課，辜即找到蔡元培，說"教室中忽發現女性，男女授受不親，請辭去教職"。一時傳為笑柄。（事見王森然《辜鴻銘先生評傳》）辜氏性格中除了狂、怪，還有十分幽默的一麵。
辜氏上課時，並不呆板，有時甚至還很幽默。"辜先生對我們講英國詩的時候，有時候對我們說：'我今天教你們外國大雅。'有時候說：'我今天教你們外國小雅。'有時候說：'我今天教你們外國國風。'有一天，他異想天開地說：'我今天教你們洋離騷。'"（羅家倫《回憶辜鴻銘先生》）震瀛在《補記辜鴻銘先生》一文中也曾有類似記載："看他的為人，越發詼諧滑稽，委實弄到我們樂而忘倦，也是教學的一種方法，所以學生也很喜歡。"可見，辜鴻銘上課時並不刻板，還是比較生動的，深受學生歡迎。
辜氏的幽默更多地表現在他的日常言談中。"有一次，鴻銘應外國友人的宴飲，來賓中隻有他是華人，於是大家便推他坐首席。坐定後大家談論中西文化，席間有人問他：'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裏？'辜答以：'剛才諸君互相推讓，不肯居上座，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物競天擇之教，以優勝劣敗為主旨，則今天這一席酒菜勢必要等到大家競爭一番，俟勝敗決定，然後坐定，才能動筷子了。'他這妙論一出，引得坐客捧腹不已。"（陳彰《一代奇才辜鴻銘》）
辜氏最著名的幽默故事是他關於婚姻的茶壺理論。"他是公開主張多妻主義的，他一個最出名的笑話就是：'人家家裏隻有一個茶壺配上幾個茶杯，哪有一個茶杯配上幾個茶壺的道理？'"（羅家倫《回憶辜鴻銘先生》）這個笑話流傳如此之廣，以至陸小曼與徐誌摩結婚時，她怕徐再與別的女人談戀愛，便對徐說："誌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壺的譬喻來作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壺，乃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公開用的，牙刷不能公開用的！"（羅家倫）
雖然辜氏在朋友中大談茶壺理論，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家中卻十分懼內，"他平生很怕老婆，所以他告訴我們：'老婆不怕，還有王法麽？'這是他的幽默。"（震瀛《記辜鴻銘先生》）
辜氏幽默與諷刺還體現在他的文章中，比如："什麽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靜安寺路最舒適的洋房裏！誰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國人在上海不能發財的！什麽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說赫德（Sir Robert Hart）總稅務司為中國定下的海關製度並非至美至善。"（羅家倫《回憶辜鴻銘先生》）
關於辜氏的幽默，林語堂有獨到的見解："實則辜鴻銘之幽默起源於其倔強之本性及其憤世嫉俗之見解。在舉國趨新若鶩之時，彼則揚言尊禮；在民國時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辮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時，彼力斥西洋文化之非，細讀其文，似非無高深見解，或缺誠意，然其持之過甚，乃由憤嫉而來。"（林語堂《辜鴻銘》）
一九二四年十月，辜氏應日本大東文化協會的幹事薩摩雄次邀請到日本講學。"先生出任大東文化學院教授，講授東洋文化及語言學，先生特異的風格和敏銳的洞察力，深得青年學子的愛戴。"（薩摩雄次《追憶辜鴻銘先生》）
一九二七年秋，辜鴻銘自日本返回北京，擔任張作霖顧問，不久被擬定為山東大學校長。可惜未能上任，即於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病逝。
蓋其一生，辜氏都是一個矛盾的人。溫源寧的一段話概括得十分到位："一個背叛者，宣傳君主主義；一個浪漫者，接受儒教作為人生哲學；一個專製的君主，卻以佩奴隸的記號（辮子）為得意：辜鴻銘之所以會成為中國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由於上述的矛盾。"（溫源寧《辜鴻銘》）
辜氏外表的狂、怪隻是一種表象，他的狂怪掩蓋了他內心深刻的矛盾。對辜氏的評價，吳宓的話也許較為準確："蓋辜氏久居外國，深痛中國國弱民貧，見侮於外人，又鑒於東鄰日本維新富強之壯跡，於是國家之觀念深，愛中國之心熾，而闡明國粹，表彰中國道德禮教之責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終身，無縮無倦。此實辜氏思想學說真正之淵源。故辜氏生平痛恨中國人（尤以留學生為甚）之吐棄舊學，蔑視國俗。而以感情所激，趨彼極端，遂至力主忠君，長戴辮發，自比遺老。而其晚年最崇拜日本，樂居彼邦，亦可藉此說明。蓋皆熱烈之愛國主義所釀成者也（吾國今日愛國之士應洞察此層，勿徒以頑舊譏斥辜氏）。"（吳宓《悼辜鴻銘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