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 -- 匯聚了中國文化的精華和糟粕

曾國藩 -- 匯聚了中國文化的精華和糟粕

-- 本文節選自《正說清史十二臣》， 餘沐著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清嘉慶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長沙府湘鄉縣一個叫白楊坪的偏僻村莊，誕生了一位對晚清曆史影響頗大的人物——曾國藩。

曾國藩沒有顯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時才成為當地一個擁有100多畝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親曾麟書43歲時才考取一個秀才。但是中國人總是喜歡把一些靈異之事附會到大人物身上，對曾國藩也不例外。

出生：巨蟒轉世的神話

傳說曾國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個夢：一條巨蟒，盤旋空中，旋繞於宅之左右，接著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隨即有人告訴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個曾孫了。”老人一聽，恍然大悟，認為這新出生的曾孫就是那條蟒蛇投的胎。他聯想起唐朝名將郭子儀出生時其祖父也夢見大蟒蛇進門，因此認為曾家將來也要出一個大貴人。很快曾國藩是蟒蛇投胎之說就在當地傳開了。隨著曾國藩的名氣越來越大，這個說法也就越傳越遠。

事也甚巧，曾國藩生有疥癬，小時還並無多大癢痛。到了35歲以後，曾國藩的功名官運，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癬也隨著一天一天地擴大，簡直奇癢無比。曾國藩在日記中多次記載，苦不堪言。

在曾國藩祖屋的後麵，“舊有古樹一株，為藤所繞，樹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矯若虯龍，垂蔭一畝，亦世所罕見者”。這條巨藤，活像一條巨蟒，鄉人稱之為蟒蛇藤。曾國藩在世時，藤葉藤枝，迎風搖曳，得意洋洋；待曾國藩死後，該藤就葉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們對此覺得很是奇怪。

這樣，巨蟒入夢，癬如鱗，祖屋藤似蟒蛇，種種異事都發生在曾國藩身上。有人因緣附會，杜撰了曾國藩是巨蟒轉世的神話。

當然，上述傳說或巧合、或附會、或杜撰，不足憑信。但是，如果我們拋開評判功過是非的定性評價，曾國藩一生為人處世、成就的事業，確實是常人所難以企及的，有時甚至真有點像是天佑神助。


出名：“曾剃頭”、“曾屠戶”與“中興第一名臣”

可以說，曾國藩真正走上曆史前台，施加他對中國近代曆史的獨特影響，是以他在原籍襄辦團練，協助地方官籌辦“防剿”開始的。這不僅關係到曾國藩的一生榮辱，而且關係到大清王朝的氣脈運數。從這時起，曾國藩的才能和個性逐漸得到展示；也是從這時起，人們給了他各式各樣的罵名和美譽。


“曾剃頭”、“曾屠戶”。在太平軍巨大聲勢的影響下，湖南政局動蕩，許多不滿地方官壓迫和地主豪紳盤剝的農民趁機起來活動。曾國藩看到湖南的形勢嚴峻，存在著爆發大規模起義的危險，因此斷然采取鐵腕高壓政策。一方麵，鼓勵鄉紳捕殺和捆送本鄉、本族之敢於反抗之民，“輕則治以家刑，重則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紳平時就欺壓良善，此時更是為所欲為。另一方麵，在團練大臣公館直接設立審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審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審案局成為在司法部門之外可以隨意捕人、審訊、殺人的機構。因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審訊者，很少能夠生還。據曾國藩自己奏稱，截止到鹹豐三年(1853)六月，僅僅4個月，審案局就直接殺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達104名，“立斃杖下”者2名，“監斃獄中”者31名。

不僅他自己直接殺人，他的父親和四弟也在家殺人，以至於該縣縣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對自己不利，沒有幾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問他何故，他說：“曾四爺又欲假我手殺人矣。”

在曾國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紳勢力又抬起頭來，使湖南不僅沒有成為太平天國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為曾國藩集團鎮壓太平天國牢固的後方基地。鹹豐皇帝對曾國藩的做法十分讚賞，他在曾國藩的奏折上朱批道：“辦理土匪，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但是老百姓和社會輿論卻激烈地抨擊曾國藩的屠殺政策，“曾剃頭”、“曾屠戶”之類的諢號和詛咒傳遍湘省。

“中興第一名臣”。對於清廷而言，曾國藩能夠帶著他培養起來的湘軍將幾乎使清王朝滅亡的太平天國起義鎮壓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將覆亡的命運，並將清王朝帶向了所謂的“同治中興”，自然是“功莫大焉”，也無愧於“中興第一名臣”的“美譽”。關於曾國藩與太平軍之戰，許多曆史讀物中都有介紹，這裏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開始帶兵，從襄辦團練開始，最後練就了近代中國第一支“兵為將有”的軍隊，並把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起義鎮壓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僅是“天佑神助”了，其人確有非凡之處。

從治軍來看清朝的正規軍主要為“八旗”和“綠營”兩部分，八旗和綠營都有兵籍，父死子繼，世代相沿。長期以來因為沒有戰事，養成驕惰的習氣，戰鬥力很差。又因為兵歸國有，“將與將不相習，兵與兵不相知，勝則相妒，敗不相救”，所以戰鬥力很差。曾國藩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爐灶，編練新軍。

首先，變世兵製為募兵製。從兵源來說，主要招募那些強健樸實的山鄉農民，不收營兵，也不收奸狡之徒。從軍官來說，主要招聘紳士、文生擔任，曾國藩還提出湘軍軍官的幾條標準：“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見其選拔很嚴。從軍隊組織來看，實行上級選拔下級的層層負責的製度，即統領由大帥挑選，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官挑選，士兵由什長挑選。曾國藩認為，這樣由上級挑選下級，上下級經常是同鄉、朋友、師生等關係，而且下級會感念上級的知遇之恩，這樣平時容易團結，有了危難也會相互照應。他說：“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吾輩帶兵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這樣，基本解決全軍上下團結一心的問題。

其次，增加兵餉，誘之以利。湘軍每月餉銀是綠營兵的三四倍，這樣，“將士愈饒樂，爭求從軍”。

再次，注意對軍隊進行紀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國藩看到清軍因為軍紀渙散，不僅戰鬥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壞。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動，他強調軍紀要嚴明，以爭取民心。曾國藩作為一位文化型的軍事長官，他以理學家的身份，每逢軍隊操演都要親自訓話，對那些以農民為主體的軍人們進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複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他還自撰一首《愛民歌》：

　　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要先愛百姓。
　　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
　　百姓被賊吃了苦，全靠官兵來做主。
　　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

　　……

可見，在曾國藩心目中，軍隊不僅要會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這也是他選兵要選誠篤的農民，擇將要擇有文化的紳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與同時代的將領相比，確實要高出一籌。

從政治來看在與太平軍的較量中，曾國藩很注意爭取政治上的主動。

首先，他把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美化成不僅是“保國”、而且是“保教”，《討粵匪檄》中攻擊洪秀全最激烈的一點就在於：

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
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為之所也！

當以大清的名義已經很難喚起百姓支持的時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擊太平軍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滅亡儒教、蕩盡傳統文化，那麽他的鎮壓就成了為延續中國文化血脈而進行的正義行動。曾國藩的這一做法，確實贏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出醜：處置天津教案不力

同治七年(1868)，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就在他直隸總督任上，同治九年(1870)發生了天津教案。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教會利用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特權，大量湧入中國，他們並不單純地從事傳教，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推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由於他們背靠本國政府，在中國享受治外法權，使教會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權勢力，成為西方列強侵略勢力的突出代表。中國民眾屢受欺壓，清政府卻一味忍讓，使民眾無處申訴，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高漲，“怨毒積中，幾有‘與爾偕亡’之憤”。因此，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中國民眾多次掀起反對教會勢力的所謂教案。天津教案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發生的。

天津作為當時清朝京師門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開放為對外通商口岸，也成為西方列強在中國北方的侵略基地。他們在這裏劃定租界，設立領事館、教會，租地造屋，一味逞強，早為中國人民深惡痛絕。

同治九年五月，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不明不白死亡的達三四十人，那時百姓的孩子也經常失蹤，因此百姓中就流行著一種謠言，說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經常派人用蒙汗藥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墳地的嬰兒屍體又有不少暴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爛，腑腸外露”。百姓見了，更是群情洶洶，說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證據。

5月21日，一個名叫武蘭珍的拐犯被群眾當場抓住，扭送天津縣衙。經審訊，武蘭珍供出係受教民、天主堂華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藥也是王三所授，先曾迷拐一人，得洋銀5元。教民王三是一個開藥鋪的商人，依仗教會勢力，欺壓良善，早已引起公憤。

在這種情況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勳拜會法國領事豐大業，要求調查天主堂和提訊教民王三與武蘭珍對質。

豐大業答應了這一要求，將王三交出與武蘭珍對質。結果證明教堂並無挖眼剖心之事。哪知當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時，一出署門，百姓就爭罵王三，並用磚石擲他。王三向神父哭訴，神父又轉告豐大業。豐大業兩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鎮壓。後見崇厚先後隻派兩人，不肯應命捕人，豐大業怒不可遏，不僅鞭打來弁，而且還倒拖其發辮，趕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門找崇厚算賬。他腳揣儀門，打砸家具，接連兩次向崇厚開槍，幸被推開，沒有傷人。但槍聲傳出，引起誤解，街市哄傳中法開戰，鳴鑼聚眾，擁往通商大臣衙門“幫打”。崇厚怕出事，勸豐大業等民眾散去後再回領事館。豐不聽勸告，狂吼不怕中國百姓，氣勢洶洶衝出門外。人們見豐出來，自動讓道。不料豐大業走到浮橋時，遇到天津知縣劉傑。豐不分青紅皂白，就向劉開槍。雖沒有打中劉，卻打傷了劉的跟丁。這一來犯了眾怒，百姓一擁而上，你一拳我一腳，將豐大業打死。發怒的民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趕到天主堂，燒毀望海樓教堂，殺死神父兩名，還到仁慈堂，殺死修女10名，又去了法國領事館，殺死兩人。就在同一天，還殺死法國商人兩名和俄國人3名，信教的中國人三四十名，焚毀英國和美國教堂6座。這次事件中先後計打死外國人20人。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從事情的發展過程來看，天津教案是一次群眾自發性的反帝鬥爭，根源還在於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是群眾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采取的自衛行動。

天津教案發生後，法、英、美等國一麵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一麵調集軍隊進行威脅。清政府大恐，一麵要各地嚴格保護教堂，彈壓群眾，避免類似事情再發生，一麵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天津查辦。

曾國藩聞知天津教案後，十分驚恐。自從與洋人打交道以來，深知中國遠非外人對手，因此對外一直主張讓步，避免同洋人開仗，通過維護洋人在華利益，換取中外所謂“和好”局麵。他認為以往教案，僅傷及教士，洋人就出動兵艦相威脅，不達目的不罷休；這次毆斃領事，為前所未有，法國必不肯罷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風好鬥，雙方各不相讓，很可能構怨興兵，釀成大變，自己也可能喪命。因此他寫下遺囑，告訴長子曾紀澤在他死後如何處理喪事和遺物等。基於這種估計，他隻得勉強硬撐，硬著頭皮前往天津。

曾國藩於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到天津，立即發布名為《諭天津士民》的告示，對天津人民的行動多方指責，誡其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紳民的不滿；隨後釋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並在奏折中為洋人在中國的行為進行辯護和洗刷。該折傳出後，全國輿論大嘩，“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議譏紛起”，“責問之書日數至”。曾國藩自己也承認：“敝處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護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

盡管如此，曾國藩仍然堅持己見，按照法國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日參加反洋教的群眾，名曰“緝拿凶手”。但天津民眾卻把他們當成英雄，致使曾國藩雖然抓了80多人，但其中供認不諱的所謂“真凶”隻有七八人，其餘都不肯吐供，也不願指證。曾國藩認為隻殺幾個人數目太少，難以使洋人滿意，仍不能很快結案。於是一麵對被捕群眾嚴刑拷打，一麵加緊搜捕，一定要湊夠20人，為豐大業等20個洋人抵命。曾國藩認為：“在中國戕(qiāng)官斃命，尚當按名擬抵，況傷害外國多命，幾開邊釁，刁風不可長。”他的得意門生李鴻章也認為“冀終歸於一命一抵了案”。曾國藩認為隻有這樣才能使洋人滿意，長保“和局”。他在給清廷的奏折中認為“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啟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結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縣革職並流放黑龍江“效力贖罪”；支付撫恤費和賠償財產損失銀49萬兩；派崇厚作為中國特使到法國賠禮道歉。

天津教案辦結之後，對曾國藩的譴責更甚，“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悉被擊毀”，並將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認他是湖南籍人。曾國藩聞之引為大恨，中經幾許周折，財、力兼施，隻不過將難堪之處略為掩飾了一下。

這樣，曾國藩這位“中興名將”、“曠代功臣”，轉瞬之間變成“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漢奸、賣國賊，“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矣”。

客觀地講，曾國藩也隻不過是秉承清王朝最高統治者的意誌行事，接替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李鴻章對最後判決並無多大改變，僅因俄國隻索經濟賠償，不要中國人抵命，將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4名緩刑，其餘無一更動。

曾國藩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當我們擺脫各種政治因素後，從曆史實際出發，可以看出曾國藩是晚清曆史上一個非常複雜的人，他身上匯聚了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精華和糟粕，他是中國封建王朝的補天者，他“承往古衰朽之續”，又“開近代風氣之先”，他實現了從理學家到洋務派的轉變；他是近代軍閥的開山鼻祖，是地主買辦階級的精神偶像；他也是中國傳統道德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