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很難得出“中國在變好”的結論

來稿╱評價中國現象的基本尺度，不應該是“好”與“壞”，而應該是“進步”與“退步”。“好、壞”可能有多種原因，“進步、退步”才代表了未來趨勢。

以此尺度相衡量，不難發現當下中國同時表現出“進步”與“退步”兩種趨勢。以民眾最關注的“民生”與“反腐”為例，在民生方麵，這一代中國領導人作出許多努力，也取得了顯著進步。無論是取消農業稅，免除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擴大醫保、社保的覆蓋麵，增加社會福利方麵的財政投入，還是新生效的《勞動合同法》，以及對最低工資、農民工收入的關注，都是在短短幾年內發生的，體現了執政者欲改善低收入群體生活狀況的用心，也使許多人實際受益。當然，不滿意的人還有很多，也不難舉出具體事例來證明民生現狀仍不如人意。但是人們不應忽視，這一切改善都是在原來“更糟”的基礎上發生的；無可否認的是，較之昨天，現狀已經有所改善。中國今天正在進行的，是改良而非革命，因此不應奢望現狀會發生翻天覆地的的改變；變化隻可能一點點發生，它必須畫出一條持續向上的、中間沒有跳躍和斷裂的曲線。

但反腐方麵的現狀卻不能令人滿意。雖然中央似乎加大了反腐力度，這兩年不時可聽聞有省部級高官中箭落馬，但對國情稍有了解的人就清楚，腐敗不但沒能根治，反而正在變本加厲，已經深入官場與政體之骨髓。當前所謂反腐，觸及的隻不過是皮毛，並不能動其筋骨，更不可能產生有效的威懾作用。所以有人懷疑中央的反腐決心，甚至視其為權爭遊戲。現在的官場腐敗，已不僅僅是“潛規則”一詞可以覆蓋，它已成為基本的官場生態，成為與體製血肉相連、密不可分的一個組成部分。沒有多少人還相信，在現行體製內能夠解決貪腐問題。

上述兩方麵情況換一個角度看，可以說這幾年中國在貧富關係、勞資關係的調節上取得了顯著進步，但在官民關係上卻沒有進步，最多隻是維持現狀，甚至還有所退步。實際上，沒有進步就等於退步，更何況在反腐力量仍然隻有那麽三板斧的情況下，貪腐力量卻在不斷滋生、壯大。

官民關係未能向好的方向發展的另一例證是，從1986年到2005年，中國人均負擔的年度行政管理費用由20.5元上漲到498元，增長了23倍。行政管理費用的增長，吞噬的是社會財富，最終要由全體國民承擔。僅僅是由於同期內人均GDP增長14.?6倍，人均財政收入增長12.3，如此沉重的負擔才沒有把中國壓垮。一旦經濟形勢發生逆轉，巨大的行政管理費用必將成為全社會不能承受之重。而現行體製的邏輯是，越是經濟遭遇衰退、社會麵臨危機，越需要強化行政體係和國家機器，行政管理費用也必然隨之猛增，從而令社會運轉陷入惡性循環——從曆史經驗看，體製問題往往具化為財政性技術難題把政權拖垮，這雖然離意識形態之爭已經頗有距離，但技術難題在原體製內是否有解，至今仍是千古之謎。

外有特殊利益集團的日益家族化，內有行政係統不可遏製的膨脹，二者共同構成當下中國的兩大毒瘤。從社會財富的分配而言，中國一方麵開始抑製資本對勞動的剝奪，公共資源也更多投向低收入群體，但另一方麵以官權為核心的特殊利益集團也在加快斂財速度。此三個過程同時進行，很難說最終結果是貧富分化加劇還是放緩。但有一點很明顯，在資本受到約束的同時，權力資本化的速度卻在加快。政策調整的後果之一是，一部分社會財富由資本間接流向了權力。這不是一個好現象，因為同樣是收入結構的扭曲，財富向權力聚集，比之向資本聚集，不但給民眾造成的不公平感更加強烈，而且極度損害了資源配置的效率。

可以說，當代中國正站在十字路口和中間地帶：繁榮但潛伏著危機，發展卻未能進入良性循環軌道。向上，可能形成良性發展的內在機製；向下，則將跌入亂世或軍管的黑洞深淵。現在同時呈現的向上和向下兩條曲線，即時而論，似乎向上的曲線坡度更大，更加引人注目；但其實向下的曲線才後勁更綿長，具有某種加速效應。因為前者隻是人為，後者已形成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