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過來人都知道，1967年是“文革”中最亂的年份。在這一年裏，全國大部份省市自治區都出現了無政府狀況，學校停課，工廠停產，商店停業，交通停運。尤為嚴重的是，許多地區爆發了大規模武鬥，先是棍棒，後是槍炮，最後連坦克車也開了出來，一時間幾乎無處不開槍，無處不殺人。廣西南寧附近，死亡枕籍，屍塞邕江。
過來人也都記得，老人家對這種形勢有他自己的說法(1)：
“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侯都好。”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
“再有幾個月的時間，整個形勢將會變得更好。”
這顯然是“指鹿為馬”之辭，卻被各種傳媒當作“最高指示”廣告全國。一時間，“形勢大好”論甚囂塵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唱破了天。結果使深受“文革”禍害的老百姓反而不敢懷疑“文革”的正確性，即使懷疑也是敢怒不敢言。
1992年夏，筆者一位老同學由外省來京旅遊，借宿我處。一次聊天他突然問道，北京“六、四”是不是真的打死了許多老百姓？
此話問得我莫名其妙，反而問出我的問題：你難道不知道政府自己都承認打死了三百多人？你沒有看電視？沒有聽別人講？
他說，當時自己也覺著政府打死了許多老百姓，社會上有這類傳聞，《美國之音》也是這麽報道的。後來單位裏的書記和那些搞宣傳的人三天兩頭把大家集中到一塊，先讀文件，後做報告，講中央決策如何如何英明，講社會傳聞如何如何不實，講這個是謠言、那個是謠言，把不合中央精神、不合他們口味的一切說法都說成是假的。
他提到這樣一件事：政府原先說要宣布“六、四”死難者名單，但後來沒有宣布。他說，大家都覺著有點不對勁，好像有什麽說不出口的東西；可那些耍嘴皮子的人倒把事情說得很輕巧：你們瞧瞧，要是真的打死許多老百姓，政府還能不說？不說，就是沒有什麽大事。人民政府是不會欺騙人民的。同學感慨道：你不得不佩服他們的那些張嘴，你有什麽問題，他們就有什麽說法，橫豎難不倒。
他接著說，講老實話，我們也不大相信他們。這些年來，我們聽夠了他們那套東西，一會兒翻過來說，一會兒倒過去說，沒個準頭。可話又說回來，真要是講多了，還真能起些作用，不能把問題講清，卻能把事情攪渾，不能說服你的心，卻能搞昏你的頭。要說沒打死許多老百姓，我們不會輕易相信；可要說打死了許多老百姓，我們也有些將信將疑，這不就來問你了嗎？
從同學一席話中不難看出，這種宣傳體製在粉飾太平方麵有什麽樣的功用，這幫耍嘴皮者在向老百姓說假話方麵有什麽樣的才幹，而這些都屬“偉大領袖”留給“總設計師”的政治遺產。
當然，對於上述耍嘴皮者不能一概而論。在這所由毛澤東當校長的假話學校（其校訓詞為“實事求是”）中，有學業成績佼佼者，即那些在做假上能夠主動發揮、積極創新的官吏們；也有學業成績平平者，即那些隻是跟著說、照著做的官吏們；還有學業成績不合格而被淘汰者，即前麵談到的那些敢說真話的官吏們。
一般學校裏的學生成績都按“鍾形曲線”分布，兩頭低矮，中間高大。毛的假話學校裏的情況也是如此，前麵一類與後麵一類都是少數，中間一類則為多數。因此，本文在談官吏欺騙時，無意將前麵那類人與中間這類人混為一談，無意將這千百萬人也都說成是極為可惡的騙子。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這個國度裏搞愚昧主義也是如此，也是一件很有自我殺傷力的事。
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經曆過各種政治場麵的民族，或說是一個富有政治智慧的民族。無論其官吏階層還是其民眾階層，無論其雅文化階層還是其俗文化階層，對於政治世道上的事情都有著較高的領悟力。他們對於執政者精心炮製的任何東西，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與體會之後，不僅有了識別的能力，而且有了應付的能力，甚至有了模仿的能力，即一種取之於你又還之於你的能力，一種對於執政者來說十分可怕的能力。
老是向人民講假話，人民也學會了向你講假話；老是要官吏向人民講假話，官吏也學會了在向人民講假話同時也向你講假話。
例如，刮“浮誇風”時，你今天暗示我要報好成績，我明天就給你放個大“衛星”。我放一個，他放一個，大家都來放，放到最後就搞不清楚究竟誰騙誰了。老百姓被騙，毛主席也被騙。前者愚，後者蠢，大家都在冒傻氣。不同的是，前者先愚後智，後者先智後愚，前者之愚不及後者之愚。
又如，搞“個人迷信運動”時，毛澤東默許林彪不實事求是地抬高他，林也要求毛不實事求是地拔高他。毛默許林行騙他人，林在行騙他人之後又回過頭來行騙毛本人，並差一點將毛騙得回不了家。
因此，在我們這個頗有閱曆且老於世故的民族裏搞愚昧主義是一件很難玩得開玩得久的事。執政者可以在民眾中造成一時的愚昧，但無法在民眾中維持長久的愚昧。講假話者到頭來要被假話所害，騙人者終究要被人所騙。
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手段高度發達的今天，若再搞愚昧主義，就更是自取其害了。前些年中國民間社會廣為流傳著兩句順口溜：
“村哄鄉來鄉哄縣，一直哄到國務院。”
在這個“哄”與被“哄”的鏈條上，一端是村民、村長，另一端則是總理、部長。你“哄”我來我“哄”你，“哄”到最後就搞不清楚究竟誰哄誰了，搞不清楚究竟我比你蠢還是你比我蠢。
過來人也都記得，老人家對這種形勢有他自己的說法(1)：
“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侯都好。”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
“再有幾個月的時間，整個形勢將會變得更好。”
這顯然是“指鹿為馬”之辭，卻被各種傳媒當作“最高指示”廣告全國。一時間，“形勢大好”論甚囂塵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唱破了天。結果使深受“文革”禍害的老百姓反而不敢懷疑“文革”的正確性，即使懷疑也是敢怒不敢言。
1992年夏，筆者一位老同學由外省來京旅遊，借宿我處。一次聊天他突然問道，北京“六、四”是不是真的打死了許多老百姓？
此話問得我莫名其妙，反而問出我的問題：你難道不知道政府自己都承認打死了三百多人？你沒有看電視？沒有聽別人講？
他說，當時自己也覺著政府打死了許多老百姓，社會上有這類傳聞，《美國之音》也是這麽報道的。後來單位裏的書記和那些搞宣傳的人三天兩頭把大家集中到一塊，先讀文件，後做報告，講中央決策如何如何英明，講社會傳聞如何如何不實，講這個是謠言、那個是謠言，把不合中央精神、不合他們口味的一切說法都說成是假的。
他提到這樣一件事：政府原先說要宣布“六、四”死難者名單，但後來沒有宣布。他說，大家都覺著有點不對勁，好像有什麽說不出口的東西；可那些耍嘴皮子的人倒把事情說得很輕巧：你們瞧瞧，要是真的打死許多老百姓，政府還能不說？不說，就是沒有什麽大事。人民政府是不會欺騙人民的。同學感慨道：你不得不佩服他們的那些張嘴，你有什麽問題，他們就有什麽說法，橫豎難不倒。
他接著說，講老實話，我們也不大相信他們。這些年來，我們聽夠了他們那套東西，一會兒翻過來說，一會兒倒過去說，沒個準頭。可話又說回來，真要是講多了，還真能起些作用，不能把問題講清，卻能把事情攪渾，不能說服你的心，卻能搞昏你的頭。要說沒打死許多老百姓，我們不會輕易相信；可要說打死了許多老百姓，我們也有些將信將疑，這不就來問你了嗎？
從同學一席話中不難看出，這種宣傳體製在粉飾太平方麵有什麽樣的功用，這幫耍嘴皮者在向老百姓說假話方麵有什麽樣的才幹，而這些都屬“偉大領袖”留給“總設計師”的政治遺產。
當然，對於上述耍嘴皮者不能一概而論。在這所由毛澤東當校長的假話學校（其校訓詞為“實事求是”）中，有學業成績佼佼者，即那些在做假上能夠主動發揮、積極創新的官吏們；也有學業成績平平者，即那些隻是跟著說、照著做的官吏們；還有學業成績不合格而被淘汰者，即前麵談到的那些敢說真話的官吏們。
一般學校裏的學生成績都按“鍾形曲線”分布，兩頭低矮，中間高大。毛的假話學校裏的情況也是如此，前麵一類與後麵一類都是少數，中間一類則為多數。因此，本文在談官吏欺騙時，無意將前麵那類人與中間這類人混為一談，無意將這千百萬人也都說成是極為可惡的騙子。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這個國度裏搞愚昧主義也是如此，也是一件很有自我殺傷力的事。
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經曆過各種政治場麵的民族，或說是一個富有政治智慧的民族。無論其官吏階層還是其民眾階層，無論其雅文化階層還是其俗文化階層，對於政治世道上的事情都有著較高的領悟力。他們對於執政者精心炮製的任何東西，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與體會之後，不僅有了識別的能力，而且有了應付的能力，甚至有了模仿的能力，即一種取之於你又還之於你的能力，一種對於執政者來說十分可怕的能力。
老是向人民講假話，人民也學會了向你講假話；老是要官吏向人民講假話，官吏也學會了在向人民講假話同時也向你講假話。
例如，刮“浮誇風”時，你今天暗示我要報好成績，我明天就給你放個大“衛星”。我放一個，他放一個，大家都來放，放到最後就搞不清楚究竟誰騙誰了。老百姓被騙，毛主席也被騙。前者愚，後者蠢，大家都在冒傻氣。不同的是，前者先愚後智，後者先智後愚，前者之愚不及後者之愚。
又如，搞“個人迷信運動”時，毛澤東默許林彪不實事求是地抬高他，林也要求毛不實事求是地拔高他。毛默許林行騙他人，林在行騙他人之後又回過頭來行騙毛本人，並差一點將毛騙得回不了家。
因此，在我們這個頗有閱曆且老於世故的民族裏搞愚昧主義是一件很難玩得開玩得久的事。執政者可以在民眾中造成一時的愚昧，但無法在民眾中維持長久的愚昧。講假話者到頭來要被假話所害，騙人者終究要被人所騙。
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手段高度發達的今天，若再搞愚昧主義，就更是自取其害了。前些年中國民間社會廣為流傳著兩句順口溜：
“村哄鄉來鄉哄縣，一直哄到國務院。”
在這個“哄”與被“哄”的鏈條上，一端是村民、村長，另一端則是總理、部長。你“哄”我來我“哄”你，“哄”到最後就搞不清楚究竟誰哄誰了，搞不清楚究竟我比你蠢還是你比我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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