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餘傑/包遵信老師重病住院之後，每天我和妻子都通過電話從劉曉波那裏了解病情的變化。我們給包老師家打過幾次電話，但都沒有人接聽，他的家人大概都在醫院裏照料他。我們每天都在為包老師懇切禱告，希望他再一次戰勝病魔，再一次出現奇跡，從昏迷中蘇醒過來，就像幾年前的那一次大病一樣。那一次，據主治醫生說，這樣的病人搶救過來的可能性隻有百分之一二。幸運的是，包老師便是那極其微小的比例中的一個。他的堅忍，他的剛強，他的疾惡如仇，他的大義凜然，也許連肆虐的病魔也要退讓三分吧。我們希望再聽到他爽朗的笑聲，再見到他金剛的怒目。然而，這一次，包老師沒能挺過來。他突然之間便告別了這個愛恨交加的世界。
陶淵明在《挽歌》中說過：“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這幾句詩歌，貌似曠達，骨子裏卻悲觀到了極點。我不知道包老師的去世，會讓多少人感到哀傷；我不知道包老師的葬禮，會有多少人前去參加。他們為什麽如此害怕一個已經辭世的老人呢？在過去的十八年裏，他沒有在中國大陸公開發表過一篇文章，他也沒有參與任何一套叢書和雜誌的編輯，他的名字從未在任何公開出版物上出現過，許多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那麽，他的身上究竟有什麽力量，讓這個已經“崛起”的大國政府感到擔憂呢？
如今，我遠在大洋彼岸，無法在包老師生前去看望那最後的一眼；也無法在包老師身後為他的後事盡一點學生的責任。讓我與妻子最悔恨的便是，以前沒有能夠跟包老師更多地相處，沒有向他請教更多的道德文章方麵的問題，也沒有帶他到方舟教會參加過一次崇拜活動。我們以為，包老師還不到七十歲，與我們在一起的時間還有很多很多。一年前，包老師的家從北京西北邊搬家到東南邊的，離我家近了，本來我們應當多去探望他。我一直勸包老師寫回憶錄，但他大病初愈之後，精力不濟，難以長期伏案工作。其實，我可以用訪談的形式，請他談談那雄姿英發、生機勃勃的八十年代，談談那廣場上的汗水與眼淚、光榮與夢想。可是，這一切還沒有來得及展開，他便突然走了，留下無盡的遺憾……
在包老師的學生輩當中，我算是比較晚認識他的，但後來成為七十年代人中與他交往最多的人之一。記得第一次與包老師見麵，大約是在一九九八年。那是一個寒冷的冬日，我和摩羅一起去海澱塔院包老師的家中做客。摩羅告訴我說，包老師最近讀到我們的新作，很是欣賞，特意通過朋友約我們去他家見麵。老實說，當時我心裏對“見，還是不見”確實有些忐忑不安，我知道包老師在天安門屠殺之後的艱難處境，他是一個“刑滿釋放分子”，也是北京處於被最嚴密的監控狀態之下的異議知識分子之一。當時，我還隻是北大的一名研究生，擔心到包老師家會給自己帶來某些麻煩——事後回想起來，這是何等怯懦和自私的想法啊。我們這群人，本來就已經被當權者看為異類了，我們本該互相扶持、互相慰藉、互相溫暖，怎麽能夠為了讓自己更加安全一些，而自動疏遠那些比我們更不安全的朋友和師長呢？更何況，包先生是我的啟蒙老師，在我的中學時代，他所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是我百讀不厭的啟蒙讀物。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的獨立思想便是從那套叢書開始的。
八十年代中後期，我還隻是一名剛剛開始讀書和思考的外省中學生。幸運的是，我趕上了那個思想解放的黃金時代的末班車，那是中共掌權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思想最活躍的一段時期。那時，我如饑似渴地閱讀豐富多彩的《走向未來叢書》，閱讀劉曉波狂放不羈的文字，觀看氣勢磅礴的《河殤》……每一本書都為我打開了一扇新的心靈之窗，使我得以從蒙昧和愚蠢中蘇醒過來。那些書籍讓我清晰地意識到，人類在庸常的物質生活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精神的世界，還有一些可以為之付出生命的至高價值，如自由和尊嚴。那段時光，因為有了這些讀物的陪伴，而美麗如斯，而成為甜蜜的回憶。那時，我便發現：不僅是《走向未來叢書》，其他好多類似的書籍，在其版權頁上，都赫然寫著一個重要的名字——“包遵信”。他是誰呢？
然後，便是“六?四”的慘烈的槍聲，便是不斷在報紙、電視和廣播上發布的“通緝令”中的一個名字——“包遵信”。再以後，便是包遵信“被捕歸案”的消息。血跡很快被洗淨了，那些我無比尊敬的老師們都成了卑鄙的“黑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沉默了，也成熟了。那一代啟蒙老師的受難，讓作為少年的我迅速完成了“成年禮”。我相信，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那批同齡人當中，很多人都有與我過相似或相近的精神曆程。在心靈的跋涉中，“包遵信”這個名字曾經是一盞我們共同擁有過的“小桔燈”。他和他那一群師長如流星般地在中國文化天幕上的消失，讓我們不得不獨自上路了。
與包老師的第一次見麵，則是多年以後的事情了。那時，一方麵，我有些擔憂——在走進那座破舊的樓門的時候，我還四處打量了一番，似乎並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人士”的蹤影；另一方麵，我仍然對此次見麵懷有美好的憧憬——對我來說，“包遵信”這三個字已經是一個近乎神話的符號，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果然，第一次見麵，包老師便給我如沐春風之感。他個子矮小，皮膚黝黑，為人質樸而熱情，絲毫沒有前輩的倨傲——而這種倨傲，我早已在若幹名學者、名教授的身上深有體味。包老師的外貌有些“土”，他穿著北京老人通常穿的布鞋，看上去不太像一名學富五車、文質彬彬的學者。
最讓我吃驚的，還是包老師虎虎生風的談吐。他說話帶著濃重的安徽口音，加上語速極快，聽者必須全神貫注地傾聽才能跟得上。但是，他說的全都是些大白話，沒有任何晦澀的學術語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該罵的就罵，該讚的就讚。那天，包老師具體談了些什麽內容我已經記不清了，但他那無所顧忌地臧否時政的話語方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起“今上”來，簡直就蔑視到了害怕其汙染自己的嘴巴的地步。在知識分子們個個都在學習如何小心翼翼、四平八穩地表達的九十年代，我很少見到已經六十歲了卻依然“快意恩仇”的長者。
此後，我們的來往漸漸多起來，差不多每一兩個月我們都會聚在一起吃飯。我們之間的關係漸漸由師友變成了親人。通過包老師熱心的聯係和張羅，一位來自四川的朋友在塔院附近開張了一家別具特色的川菜館。包老師是個熱心人，他還親自草擬菜單和店內的招貼。這家餐館也就成為我們經常聚會的地點。包老師一向是煙酒交加，“水深火熱”，其酒量讓大部分年輕人都望塵莫及。我和曉波都是不飲酒的人，經常掃了他的興致。也許是愛屋及烏的緣故，他對我的妻子和曉波的妻子都很好。於是，兩位女士常常搶過他的酒杯，不讓他喝多了，並且說這是幫助師母“監視”他，一向脾氣很大的老包，隻好“低三下四”地懇求兩位女士“高抬貴手”。他每當發現有好的餐館，都會打電話給我們，邀我們去品嚐；我們發現了好的飯館，也會請他來一聚。我們買車以後，便承擔了接送他的任務。包老師是安徽人，我們特意讓一位安徽的朋友安排在安徽大廈的一個正宗的徽菜館請他吃飯。沒有想到，吃完之後他才隆重宣布說：“今天的菜不地道，不算請我吃過了，下次繼續請！”
包老師是一位寬厚而體貼的長者，他隻有一個女兒，還有兩隻小貓，一隻叫“泡泡”，一隻叫“妞妞”，聯起來便是“泡妞”，可見主人有多麽幽默。因為要照看兩隻小貓，好幾次我們邀請他到郊外或者外地遊玩，他都推辭了。包老師對待我的妻子和曉波的妻子便像父親對待女兒一樣，他經常對我的妻子說：“有很多人在外麵宣稱是我的幹女兒，我都不承認，我正式承認的幹女兒就隻有你一個！”他對曉波的妻子劉霞也是如此。劉霞曾經告訴我們，當年曉波在大連坐牢的時候，她一個人非常孤獨和痛苦，是老包經常打電話邀她一起吃飯。有一次，她去燙頭發，老包自告奮勇地去陪同她一起去。於是，一幕有趣的畫麵出現了：劉霞在理發店裏麵慢悠悠地燙頭發，老包一個人在外頭抽著煙，等候了4個小時，像一個沉默的父親。什麽是愛？這就是真正的愛，是一種沒有血緣的血脈之親。在一個人最困難的時候，最需要的便是這樣的愛。一名長輩能夠用這種方式去關愛後輩，他已經把後輩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了。誰能想到，對外“橫眉冷對千夫指”的老包，對內卻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一麵呢？
當我計劃在香港出版第一本政治評論文集《拒絕謊言》的時候，我想到了請包老師和劉曉波寫序言，因為他們兩位都是我重要的啟蒙老師。兩位都爽快地答應了。包老師不會用電腦寫作，他還保持著手寫的習慣。在稿紙上寫完之後，他再作精心的修改，然後請一個專門負責打字的年輕朋友幫助輸入，再把整整齊齊的打印稿送給我。後來，我的第二本政論文集《天安門之子》也是請老包作序，他寫了一篇更長的序言，稱讚我的這本書有“世界眼光”、“世界胸懷”和“世界知識”，並希望我們新一代獨立知識分子傳承和拓展自由主義的理念。他惟一的要求便是，書出版之後多送一本給他，他要送給那位幫助他打字的年輕朋友。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他對普通人相當尊重，他是如此地平易近人。
這些年來，每逢重大節日和外國元首來訪，包老師便失去了行動自由，或被軟禁在家，或被載到郊外“休養”。他也一直不能申請護照和港澳通行證，哪裏也去不了。他被捕入獄之後，社科院便將他除名。此後，他再沒有領取過一分錢的工資，也沒有醫療和養老保險。他也不能發表文章，編輯書刊，壯誌未酬，英雄無用武之地。可以想象，他就像一頭被束縛的老虎，惟有一腔歎息。我能夠感覺到，盡管他常常笑聲朗朗，但他的內心極度淒苦。天安門屠殺是他心中一道繞不開的坎，他有反省，有悔恨，更對劊子手充滿了憤怒與譴責。他是一個活動家式的人物，聽說在八十年代，他一天可以趕四場會議，並在大學麵對上千人演講。我未能看到他當年的風采，也沒有聽到過那雷鳴般的掌聲。如今，舞台突然被抽掉了，包老師隻能在三五個朋友當中，大聲地責罵那些無恥的統治者。有一天，聚會散去，燈火闌珊處，我看到包老師獨自回家的身影，不禁黯然神傷。
一場大病，死裏逃生，包老師的身體大不如前了。他被迫禁煙禁酒，飲食亦大有節製，再不能吃辛辣的川菜了。在飯桌上，他被迫安靜了許多。當時，他被切開喉管動手術，喉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傷疤。該手術帶來的後遺症便是，一旦他大聲說話，便會咳嗽不止。而他又是最喜歡大聲說話的，因此他時時咳嗽不已。他那長長的、持續的咳嗽，讓身邊的我們為之而心痛。蒼老提前襲擊了包老師，他還不到七十歲啊。盡管身體每況愈下，行動日漸不便，他還是打起精神來參加朋友們的很多活動，比如筆會的頒獎會等等。他的話明顯少了，但他仍然認真地傾聽大家的發言，努力讓自己成為其中的一份子。他曾經對我說，這是我支持你們的惟一方式了。
這些年來，若幹次簽名活動，包老師都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名字簽在最前麵的位置上，無論是我參與起草的呼籲將毛澤東的屍體遷移出紀念堂、將紀念堂改為共產主義大屠殺紀念館的公開信，還是那些呼籲盡快釋放獄中的良心犯以及為支持天安門母親、為“六?四”死難者正名的公開信，他都沒有錯過。我們一給他打電話征求意見，他便聲如洪鍾地回答說：“簽上，一定要簽上我的名字！”而我經常遇到的，是與之截然相反的情形：對方會婉轉地陳述種種不簽名的理由，說到後來，反倒讓我感到愧疚——人家還有那麽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怎麽能如此不近人情地讓人家參與這份簽名呢？時常遇到類似的回答，讓我沮喪不已，好幾次想中止征集簽名的工作，甚至自我質疑簽名活動有什麽意義。而包老師在最困難的時刻，給我們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甚至還出麵幫助我們征集老前輩們的簽名支持，最終使我們的設想得以更好地完成。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被北京警方傳訊的時候，審訊者曾經“饒有興趣”地探究我的“反動思想”的淵源。我坦誠告知，天安門屠殺是我一生的轉折點，包遵信是影響我最大的精神導師之一。確實，從閱讀包老師的書開始，到與他密切的私人交往，前後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我從他那裏得到的，並不是具體而微的學問及某個學術觀點，而是一種精神和人格的感召，一種善善惡惡、不畏強權、關懷弱者的品質。在今天的中國，有學問、有才華的文人學者很多很多，遠的有錢鍾書，近的有餘秋雨，但有人格力量的知識分子卻寥寥可數，包老師無疑是其中之一。
逢年過節，我們這些人經常聚在一起吃飯，有曉波夫婦、包老師、丁子霖老師和蔣培坤老師等人。我們一聚在一起，有人便緊張了。習慣性地，在我們旁邊時常有一桌帶著特殊使命的人，他們將統一的公文包放在桌子上，對著我們。我猜想，裏麵大約是竊聽和錄音的工具。但是，我們就當他們根本不存在，我們高興地品嚐美食，無所顧忌地談論時政，讓他們記錄下了我們的若幹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侮蔑和攻擊”。我們以及適應了在這種透明的狀態下生活，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我們既不會為此感到驕傲，也不會為之而感到受傷害。我想，在那個特殊部門的檔案館裏，有關“包遵信”的資料，也許裝了幾個麻袋吧。將來中國實現民主化的那一天，所有秘密檔案都解密的那一天，如果我要動筆寫一本包老師的傳記的話，我會去那裏查閱和收集資料。我要感謝他們如此細致和嚴密的工作。
包老師搬到新家還不到一年時間，他說待新家打掃完畢，再請我們去做客。在他去世前半年，他“升級”當了外公，他向我們描述孩子的模樣，眉飛色舞的。我們都為他感到高興，我們都期望他能夠享受更多的天倫之樂。然而，幸福和快樂竟然是如此短暫，他的離開又是如此迅捷。包老師走了，我不知道今後是否還能夠遇到如此善良、慈愛、寬厚的長者。包老師走了，他沒有看到中國民主化來臨的那一天，共產黨的分贓大會讓他深感厭惡，這次黨的大會也許是誘發他的舊疾的重要原因吧。他帶著遺憾走了，但我相信，他的靈魂已經走上了一條大道，如聖經中所說：“在那裏必有一條大道，稱為聖路，汙穢人不得經過，必專為贖民行走，行路的人雖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裏必沒有獅子，猛獸也不登這路，在那裏都遇不見，隻有贖民在那裏行走。”（《以賽亞書》三十五章八至九節）
一九八九年的時候，包老師隻有五十二歲，他還是一名年富力強的“中年”學者。近年來，老一輩先賢如王若望、王若水、劉賓雁、李慎之、趙紫陽等相繼去世，現在連包老師也突然離開了我們。而統治者依然強悍，依然凶殘，不僅消除了記憶，而且還竄改了曆史，他們以勝利者的姿態君臨天下。我們束手無策，我們毫無還手之力。我們被遺忘、被孤立、被羞辱，被囚禁，被流放。我們成了不可接觸的一群。十八年過去了，轉機依然沒有出現。如果沒有對永生確定的盼望，沒有對公義恒定的信念，我們必將陷入到巨大的虛無與絕望之中。但是，我們沒有被失敗打垮，盡管在我們的一生中不斷地遭遇到失敗的命運。我們依然站立，我們依然風雨兼程。我相信，包老師生命的終點，必是另一段旅途的開端，那段旅途必花香滿徑、落英繽紛，正如英國作家魯益師在《納尼亞傳奇》一書的結尾處描述的那樣：“如今他們終於開始巨著的第一章，是地上沒有人讀過的。這故事將繼續下去，永無止境，而且每一章比前一章更美妙。”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 《觀察》
陶淵明在《挽歌》中說過：“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這幾句詩歌，貌似曠達，骨子裏卻悲觀到了極點。我不知道包老師的去世，會讓多少人感到哀傷；我不知道包老師的葬禮，會有多少人前去參加。他們為什麽如此害怕一個已經辭世的老人呢？在過去的十八年裏，他沒有在中國大陸公開發表過一篇文章，他也沒有參與任何一套叢書和雜誌的編輯，他的名字從未在任何公開出版物上出現過，許多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那麽，他的身上究竟有什麽力量，讓這個已經“崛起”的大國政府感到擔憂呢？
如今，我遠在大洋彼岸，無法在包老師生前去看望那最後的一眼；也無法在包老師身後為他的後事盡一點學生的責任。讓我與妻子最悔恨的便是，以前沒有能夠跟包老師更多地相處，沒有向他請教更多的道德文章方麵的問題，也沒有帶他到方舟教會參加過一次崇拜活動。我們以為，包老師還不到七十歲，與我們在一起的時間還有很多很多。一年前，包老師的家從北京西北邊搬家到東南邊的，離我家近了，本來我們應當多去探望他。我一直勸包老師寫回憶錄，但他大病初愈之後，精力不濟，難以長期伏案工作。其實，我可以用訪談的形式，請他談談那雄姿英發、生機勃勃的八十年代，談談那廣場上的汗水與眼淚、光榮與夢想。可是，這一切還沒有來得及展開，他便突然走了，留下無盡的遺憾……
在包老師的學生輩當中，我算是比較晚認識他的，但後來成為七十年代人中與他交往最多的人之一。記得第一次與包老師見麵，大約是在一九九八年。那是一個寒冷的冬日，我和摩羅一起去海澱塔院包老師的家中做客。摩羅告訴我說，包老師最近讀到我們的新作，很是欣賞，特意通過朋友約我們去他家見麵。老實說，當時我心裏對“見，還是不見”確實有些忐忑不安，我知道包老師在天安門屠殺之後的艱難處境，他是一個“刑滿釋放分子”，也是北京處於被最嚴密的監控狀態之下的異議知識分子之一。當時，我還隻是北大的一名研究生，擔心到包老師家會給自己帶來某些麻煩——事後回想起來，這是何等怯懦和自私的想法啊。我們這群人，本來就已經被當權者看為異類了，我們本該互相扶持、互相慰藉、互相溫暖，怎麽能夠為了讓自己更加安全一些，而自動疏遠那些比我們更不安全的朋友和師長呢？更何況，包先生是我的啟蒙老師，在我的中學時代，他所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是我百讀不厭的啟蒙讀物。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的獨立思想便是從那套叢書開始的。
八十年代中後期，我還隻是一名剛剛開始讀書和思考的外省中學生。幸運的是，我趕上了那個思想解放的黃金時代的末班車，那是中共掌權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思想最活躍的一段時期。那時，我如饑似渴地閱讀豐富多彩的《走向未來叢書》，閱讀劉曉波狂放不羈的文字，觀看氣勢磅礴的《河殤》……每一本書都為我打開了一扇新的心靈之窗，使我得以從蒙昧和愚蠢中蘇醒過來。那些書籍讓我清晰地意識到，人類在庸常的物質生活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精神的世界，還有一些可以為之付出生命的至高價值，如自由和尊嚴。那段時光，因為有了這些讀物的陪伴，而美麗如斯，而成為甜蜜的回憶。那時，我便發現：不僅是《走向未來叢書》，其他好多類似的書籍，在其版權頁上，都赫然寫著一個重要的名字——“包遵信”。他是誰呢？
然後，便是“六?四”的慘烈的槍聲，便是不斷在報紙、電視和廣播上發布的“通緝令”中的一個名字——“包遵信”。再以後，便是包遵信“被捕歸案”的消息。血跡很快被洗淨了，那些我無比尊敬的老師們都成了卑鄙的“黑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沉默了，也成熟了。那一代啟蒙老師的受難，讓作為少年的我迅速完成了“成年禮”。我相信，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那批同齡人當中，很多人都有與我過相似或相近的精神曆程。在心靈的跋涉中，“包遵信”這個名字曾經是一盞我們共同擁有過的“小桔燈”。他和他那一群師長如流星般地在中國文化天幕上的消失，讓我們不得不獨自上路了。
與包老師的第一次見麵，則是多年以後的事情了。那時，一方麵，我有些擔憂——在走進那座破舊的樓門的時候，我還四處打量了一番，似乎並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人士”的蹤影；另一方麵，我仍然對此次見麵懷有美好的憧憬——對我來說，“包遵信”這三個字已經是一個近乎神話的符號，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果然，第一次見麵，包老師便給我如沐春風之感。他個子矮小，皮膚黝黑，為人質樸而熱情，絲毫沒有前輩的倨傲——而這種倨傲，我早已在若幹名學者、名教授的身上深有體味。包老師的外貌有些“土”，他穿著北京老人通常穿的布鞋，看上去不太像一名學富五車、文質彬彬的學者。
最讓我吃驚的，還是包老師虎虎生風的談吐。他說話帶著濃重的安徽口音，加上語速極快，聽者必須全神貫注地傾聽才能跟得上。但是，他說的全都是些大白話，沒有任何晦澀的學術語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該罵的就罵，該讚的就讚。那天，包老師具體談了些什麽內容我已經記不清了，但他那無所顧忌地臧否時政的話語方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起“今上”來，簡直就蔑視到了害怕其汙染自己的嘴巴的地步。在知識分子們個個都在學習如何小心翼翼、四平八穩地表達的九十年代，我很少見到已經六十歲了卻依然“快意恩仇”的長者。
此後，我們的來往漸漸多起來，差不多每一兩個月我們都會聚在一起吃飯。我們之間的關係漸漸由師友變成了親人。通過包老師熱心的聯係和張羅，一位來自四川的朋友在塔院附近開張了一家別具特色的川菜館。包老師是個熱心人，他還親自草擬菜單和店內的招貼。這家餐館也就成為我們經常聚會的地點。包老師一向是煙酒交加，“水深火熱”，其酒量讓大部分年輕人都望塵莫及。我和曉波都是不飲酒的人，經常掃了他的興致。也許是愛屋及烏的緣故，他對我的妻子和曉波的妻子都很好。於是，兩位女士常常搶過他的酒杯，不讓他喝多了，並且說這是幫助師母“監視”他，一向脾氣很大的老包，隻好“低三下四”地懇求兩位女士“高抬貴手”。他每當發現有好的餐館，都會打電話給我們，邀我們去品嚐；我們發現了好的飯館，也會請他來一聚。我們買車以後，便承擔了接送他的任務。包老師是安徽人，我們特意讓一位安徽的朋友安排在安徽大廈的一個正宗的徽菜館請他吃飯。沒有想到，吃完之後他才隆重宣布說：“今天的菜不地道，不算請我吃過了，下次繼續請！”
包老師是一位寬厚而體貼的長者，他隻有一個女兒，還有兩隻小貓，一隻叫“泡泡”，一隻叫“妞妞”，聯起來便是“泡妞”，可見主人有多麽幽默。因為要照看兩隻小貓，好幾次我們邀請他到郊外或者外地遊玩，他都推辭了。包老師對待我的妻子和曉波的妻子便像父親對待女兒一樣，他經常對我的妻子說：“有很多人在外麵宣稱是我的幹女兒，我都不承認，我正式承認的幹女兒就隻有你一個！”他對曉波的妻子劉霞也是如此。劉霞曾經告訴我們，當年曉波在大連坐牢的時候，她一個人非常孤獨和痛苦，是老包經常打電話邀她一起吃飯。有一次，她去燙頭發，老包自告奮勇地去陪同她一起去。於是，一幕有趣的畫麵出現了：劉霞在理發店裏麵慢悠悠地燙頭發，老包一個人在外頭抽著煙，等候了4個小時，像一個沉默的父親。什麽是愛？這就是真正的愛，是一種沒有血緣的血脈之親。在一個人最困難的時候，最需要的便是這樣的愛。一名長輩能夠用這種方式去關愛後輩，他已經把後輩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了。誰能想到，對外“橫眉冷對千夫指”的老包，對內卻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一麵呢？
當我計劃在香港出版第一本政治評論文集《拒絕謊言》的時候，我想到了請包老師和劉曉波寫序言，因為他們兩位都是我重要的啟蒙老師。兩位都爽快地答應了。包老師不會用電腦寫作，他還保持著手寫的習慣。在稿紙上寫完之後，他再作精心的修改，然後請一個專門負責打字的年輕朋友幫助輸入，再把整整齊齊的打印稿送給我。後來，我的第二本政論文集《天安門之子》也是請老包作序，他寫了一篇更長的序言，稱讚我的這本書有“世界眼光”、“世界胸懷”和“世界知識”，並希望我們新一代獨立知識分子傳承和拓展自由主義的理念。他惟一的要求便是，書出版之後多送一本給他，他要送給那位幫助他打字的年輕朋友。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他對普通人相當尊重，他是如此地平易近人。
這些年來，每逢重大節日和外國元首來訪，包老師便失去了行動自由，或被軟禁在家，或被載到郊外“休養”。他也一直不能申請護照和港澳通行證，哪裏也去不了。他被捕入獄之後，社科院便將他除名。此後，他再沒有領取過一分錢的工資，也沒有醫療和養老保險。他也不能發表文章，編輯書刊，壯誌未酬，英雄無用武之地。可以想象，他就像一頭被束縛的老虎，惟有一腔歎息。我能夠感覺到，盡管他常常笑聲朗朗，但他的內心極度淒苦。天安門屠殺是他心中一道繞不開的坎，他有反省，有悔恨，更對劊子手充滿了憤怒與譴責。他是一個活動家式的人物，聽說在八十年代，他一天可以趕四場會議，並在大學麵對上千人演講。我未能看到他當年的風采，也沒有聽到過那雷鳴般的掌聲。如今，舞台突然被抽掉了，包老師隻能在三五個朋友當中，大聲地責罵那些無恥的統治者。有一天，聚會散去，燈火闌珊處，我看到包老師獨自回家的身影，不禁黯然神傷。
一場大病，死裏逃生，包老師的身體大不如前了。他被迫禁煙禁酒，飲食亦大有節製，再不能吃辛辣的川菜了。在飯桌上，他被迫安靜了許多。當時，他被切開喉管動手術，喉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傷疤。該手術帶來的後遺症便是，一旦他大聲說話，便會咳嗽不止。而他又是最喜歡大聲說話的，因此他時時咳嗽不已。他那長長的、持續的咳嗽，讓身邊的我們為之而心痛。蒼老提前襲擊了包老師，他還不到七十歲啊。盡管身體每況愈下，行動日漸不便，他還是打起精神來參加朋友們的很多活動，比如筆會的頒獎會等等。他的話明顯少了，但他仍然認真地傾聽大家的發言，努力讓自己成為其中的一份子。他曾經對我說，這是我支持你們的惟一方式了。
這些年來，若幹次簽名活動，包老師都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名字簽在最前麵的位置上，無論是我參與起草的呼籲將毛澤東的屍體遷移出紀念堂、將紀念堂改為共產主義大屠殺紀念館的公開信，還是那些呼籲盡快釋放獄中的良心犯以及為支持天安門母親、為“六?四”死難者正名的公開信，他都沒有錯過。我們一給他打電話征求意見，他便聲如洪鍾地回答說：“簽上，一定要簽上我的名字！”而我經常遇到的，是與之截然相反的情形：對方會婉轉地陳述種種不簽名的理由，說到後來，反倒讓我感到愧疚——人家還有那麽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怎麽能如此不近人情地讓人家參與這份簽名呢？時常遇到類似的回答，讓我沮喪不已，好幾次想中止征集簽名的工作，甚至自我質疑簽名活動有什麽意義。而包老師在最困難的時刻，給我們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甚至還出麵幫助我們征集老前輩們的簽名支持，最終使我們的設想得以更好地完成。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被北京警方傳訊的時候，審訊者曾經“饒有興趣”地探究我的“反動思想”的淵源。我坦誠告知，天安門屠殺是我一生的轉折點，包遵信是影響我最大的精神導師之一。確實，從閱讀包老師的書開始，到與他密切的私人交往，前後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我從他那裏得到的，並不是具體而微的學問及某個學術觀點，而是一種精神和人格的感召，一種善善惡惡、不畏強權、關懷弱者的品質。在今天的中國，有學問、有才華的文人學者很多很多，遠的有錢鍾書，近的有餘秋雨，但有人格力量的知識分子卻寥寥可數，包老師無疑是其中之一。
逢年過節，我們這些人經常聚在一起吃飯，有曉波夫婦、包老師、丁子霖老師和蔣培坤老師等人。我們一聚在一起，有人便緊張了。習慣性地，在我們旁邊時常有一桌帶著特殊使命的人，他們將統一的公文包放在桌子上，對著我們。我猜想，裏麵大約是竊聽和錄音的工具。但是，我們就當他們根本不存在，我們高興地品嚐美食，無所顧忌地談論時政，讓他們記錄下了我們的若幹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侮蔑和攻擊”。我們以及適應了在這種透明的狀態下生活，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我們既不會為此感到驕傲，也不會為之而感到受傷害。我想，在那個特殊部門的檔案館裏，有關“包遵信”的資料，也許裝了幾個麻袋吧。將來中國實現民主化的那一天，所有秘密檔案都解密的那一天，如果我要動筆寫一本包老師的傳記的話，我會去那裏查閱和收集資料。我要感謝他們如此細致和嚴密的工作。
包老師搬到新家還不到一年時間，他說待新家打掃完畢，再請我們去做客。在他去世前半年，他“升級”當了外公，他向我們描述孩子的模樣，眉飛色舞的。我們都為他感到高興，我們都期望他能夠享受更多的天倫之樂。然而，幸福和快樂竟然是如此短暫，他的離開又是如此迅捷。包老師走了，我不知道今後是否還能夠遇到如此善良、慈愛、寬厚的長者。包老師走了，他沒有看到中國民主化來臨的那一天，共產黨的分贓大會讓他深感厭惡，這次黨的大會也許是誘發他的舊疾的重要原因吧。他帶著遺憾走了，但我相信，他的靈魂已經走上了一條大道，如聖經中所說：“在那裏必有一條大道，稱為聖路，汙穢人不得經過，必專為贖民行走，行路的人雖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裏必沒有獅子，猛獸也不登這路，在那裏都遇不見，隻有贖民在那裏行走。”（《以賽亞書》三十五章八至九節）
一九八九年的時候，包老師隻有五十二歲，他還是一名年富力強的“中年”學者。近年來，老一輩先賢如王若望、王若水、劉賓雁、李慎之、趙紫陽等相繼去世，現在連包老師也突然離開了我們。而統治者依然強悍，依然凶殘，不僅消除了記憶，而且還竄改了曆史，他們以勝利者的姿態君臨天下。我們束手無策，我們毫無還手之力。我們被遺忘、被孤立、被羞辱，被囚禁，被流放。我們成了不可接觸的一群。十八年過去了，轉機依然沒有出現。如果沒有對永生確定的盼望，沒有對公義恒定的信念，我們必將陷入到巨大的虛無與絕望之中。但是，我們沒有被失敗打垮，盡管在我們的一生中不斷地遭遇到失敗的命運。我們依然站立，我們依然風雨兼程。我相信，包老師生命的終點，必是另一段旅途的開端，那段旅途必花香滿徑、落英繽紛，正如英國作家魯益師在《納尼亞傳奇》一書的結尾處描述的那樣：“如今他們終於開始巨著的第一章，是地上沒有人讀過的。這故事將繼續下去，永無止境，而且每一章比前一章更美妙。”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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