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所有貪官悔過書都是同一份悔過書

“所有的作者是同一個人，所有的書是同一本書。”博爾赫斯如是說。我想這是閱讀的一種境界，博爾赫斯之所以能說出這樣的大道理，與他擔任圖書管理員時良好的閱讀習慣是密可分的。如果這樣理解，“安徽省廳級貪官張紹倉涉嫌抄襲悔過書”（《檢察日報》9月4日），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在我看來，所有貪官的悔過書都是同一份悔過書，這與一些官員們長期形成的抄襲習慣是密不可分的。值得奇怪的，是為什麽悔過書總是驚人地一致？最需要感到奇怪的，是不是應當首推權力監督部門？

根據報道，作為安徽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總經理（正廳級）的張紹倉，被檢察機關指控犯有貪汙受賄罪，7月11日，張紹倉案在法院開審。在被告人最後陳述階段，張紹倉掏出老花鏡，含淚念了長達4頁的悔過書，懇求法庭給他一次改過的機會。然而，張紹倉的悔過書被記者發現和《檢察日報•廉政周刊》今年5月29日發表的一份悔過書有很多雷同之處，那篇被張紹倉涉嫌抄襲的題為《“我的錯誤是在無監督約束下發生的”》悔過書，原作者是成都市龍泉驛區原區委常委、同安鎮黨委書記朱福忠。

那麽，朱福忠的《“我的錯誤是在無監督約束下發生的”》，是不是就是原創的呢？大家隻要隨便瀏覽一下，就會發現這份悔過書中的許多詞句同樣耳熟能詳，與印象中的一些貪官發言有很多雷同之處。譬如：“我是農民的兒子”、“我逐漸迷失了自己的坐標，擺不正自己的位置”、“我放鬆了政治理論學習，忽視了世界觀改造”、“在不受監督和約束的狀況下，我伸出了不該伸的手”。當然，最後一句是必不可少的：“懇切地盼望法庭能給我一次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幾乎可以肯定，朱福忠的悔過書也不是原創的。至於誰是原作者，我們誰也搞不清楚，就像有些領導的會議報告、年終總結一樣，很多都是秘書操刀的結果，而很多秘書的勞動，也不過是在做若幹道填空題罷了。在沒有秘書的日子裏，貪官們隻得親自動手，從報刊上去獲取“靈感”，然後親自填空。

可以說，現在很多悔過書其實已形成了一種文本，隻需按實際情況更改一下時間、地點、人物即可，就像有些地方領導的講話，用到另一個地方也適用一樣。據說，有些網站還發明了各種演講、報告等不同形式的樣本，歡迎領導秘書們前往抄襲。既然一些貪官在落馬前的許多工作報告是抄襲的，言不由衷的，那麽他們的墮落也就不難理解了，他們的悔過也不必去較真了。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法官被悔過書感動過，並因此而給了貪官們“重新做人的機會”，但我相信，張紹倉抄襲行為的曝光，一定會讓更多人覺得貪官悔過隻是浪費時間與筆墨紙張。

我們可以視悔過書的抄襲隻是貪官們的一種習慣，不用奇怪。但是，貪官抄襲貪官的犯罪手段，就值得奇怪了。我們知道，悔過書之所以能夠抄襲，完全是因為貪汙受賄的方法驚人地一致，否則就沒辦法生搬硬套。更值得奇怪的是，很多貪官表白說“我的錯誤是在無監督約束下發生的”，這話居然不能起到足夠的警示作用。我想，不僅那些打算連悔過書與犯罪手段一並抄襲的官員應當警醒，更需要警醒的則是那些權力監督部門——為何官員抄襲成風，連犯罪手段也抄襲得那麽驚人一致？根治腐敗是否需要先從官員抄襲開始？

既然貪官們異口同聲地稱自己“忽視了世界觀改造”，“錯誤是在無監督約束下發生的”，說明他們實際上已經在告誡紀檢監察部門了，希望國家出台切實措施約束一下官員權力，加強政治與民主體製改革，對官員們苛刻一些，讓他們不要“忽視世界觀的改造”，不要脫離“監督約束”。遺憾的是，我們還是經常聽到貪官們站在被告席上，重複著昨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