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危機催生中國新民主運動

針對日益嚴峻的環境惡化現實，中國政府最近高調強調環境保護，加上近年開明官員不斷發動「環保風暴」，民眾、NGO誌願者、記者合力成功抵製怒江、金沙江建立水電站，一場呼喚綠水青山的環保「顏色革命」，一場通過環保啟蒙民眾爭取權利的新型民主運動赫然揭幕。

這個春天，中國加強環境保護的政治意願，堅決得史無前例。環境保護，幾乎像「四項基本原則」、「和諧社會」一樣，被高調地推向政治前台。與此同時，廣大民眾、NGO、記者和開明官員一起，正將呼喚綠水青山的環保運動演變為一場「顏色革命」、一場在保護環境中「爭取民權」的新民主運動。

目前，中國的環境高風險時期已經提前來到，二零零六年，中國平均每兩天發生一起和水相關的汙染事故，凸顯中國嚴峻的工業布局問題：中國所有高汙染、高風險的企業都建在水邊，僅石化化工企業一項，就有一萬個在長江，四千個在黃河，甚至有兩千個集中在人口密集區與飲用水源地，其中八成一地處環境敏感區域，四成五存在高風險隱患。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嶽稱它們是「一枚枚環境風險的定時炸彈」。除了水汙染，中國四億多城市人口受到了嚴重的空氣汙染，一千五百萬人因為空氣汙染患上了呼吸道的各種疾病。據腫瘤專家統計，每年二百多萬癌症病死者中，七成跟環境汙染有關。甘肅徽縣出現血鉛中毒，其中相當部分為兒童患者。類似這樣的悲劇全國各地都在發生。世界銀行一個統計認為，僅空氣汙染造成的一係列損失，幾年內將達到中國GDP的一成三。中國必將回頭支付巨大的治理成本。

麵對如此險峻局勢，決策層意識到嚴重性，開始尋找應對措施。在剛剛結束的北京人代會上，總理溫家寶的報告字數不多，但一旦涉及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宏觀調控、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節能減排、循環經濟、節約型社會、集約用地等，就汪洋恣肆，達數千字，成為報告中字數最多的主題。

環境保護，這種強烈的國家意願也來自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人大常委、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提議，應立法禁止公務員食用魚翅等野生動物食品，以保護麵臨生存威脅的野生動物。一個名校校長不提教育問題，卻提環境問題，引起公眾討論。據《中國環境報》報道，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共收到提案四千五百十六件，其中有關環保的提案占三成以上。

顯然，中國日益惡化的環境問題，不僅讓基層民眾吃不好飯，也開始讓決策層睡不好覺。但是，環境問題牽涉到巨大的利益分配，使環境治理一開始就成為一場政治角力。

在本次兩會上，關於廈門市的一個百億元化工項目爭議，就體現了這種複雜的利益格局。來自《中國經營報》的報道說，百名政協委員緊急提案，疾呼「廈門危險」，「PX（「對二甲苯」）項目必須緊急叫停，並進行遷址！」這成為今年政協的頭號重點議案。

政協委員趙玉芬說，二零零六年廈門市引進騰龍芳烴（廈門）有限公司總投資額達一百零八億元（約十四億美元）的一個化工項目，該項目建成後，騰龍芳烴有望成為中國最大的PX生產企業，並為廈門市增加八百億元的工業產值，但危險性卻極高。PX——「對二甲苯」，屬危險化學品和高致癌物，對胎兒有極高的致畸率。此項目位於人群密集的廈門海滄區，中心地區距離廈門市中心和風景名勝鼓浪嶼隻有七公裏，距離擁有五千名學生的廈門外國語學校和北師大廈門海滄附屬學校僅隻四公裏。不僅如此，項目五公裏半徑範圍內的海滄區人口超過十萬，居民區與廠區最近處不足一點五公裏。政協委員們認為，海滄PX項目一旦發生極端事故，或者危及該項目安全的自然災害，如台風、地震、海嘯，乃至恐怖威脅，廈門本島的上百萬居民，隻有通過兩座橋可以逃生。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四日上午，國家環保總局環評司司長祝興祥會見了提案代表。然而，這位司長似乎無能為力，因為一個根本的問題是，項目投產是地方政府主導的，已經過國家發改委批準，國家環保總局在項目「遷址」問題上沒有權力，愛莫能助。

鑒於此類矛盾，國家環保總局正推動修改《環境保護法》，將環保法的責任主體由過去重在企業、個人，調整為重在地方政府，因為隻有這樣，地方政府才能真正擔負起環保的重責。隻是《環境保護法》的修改問題直接牽涉到對地方政府的考核，進展不會太快。

汙染源是官商勾結

從廈門這個案例可以看出，破壞中國環境的，既不是公民個人，也不是中小企業，而是地方政府與大企業的相互勾結。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最近幾年幾度揭起「環保風暴」的潘嶽認為，正是現行的官僚體製造成了中國的環境汙染，問題緣於地方官員扭曲的「政績觀」。在經濟增長壓倒一切的中國，所管轄地區GDP的增長，是官員的主要政績。各級官員隻關心經濟增長，而不管付出多少環境代價。

一位沿海城市的官員告訴亞洲周刊，這個省的省委書記到某市視察，在大會上，他要求堅持完成中央「宏觀調控」的任務，但一下台來，便立即換了一副模樣，對地方官員和企業家們說：「我在台上隻是說說的，你們該上項目還得上！」

一位北京的官員告訴亞洲周刊，在十七大之前，各地官員瘋狂上項目，緣於官員們要用出賣工業項目所交換的利益向上級買官，每升一級，從幾千萬到幾億，需要拿出多少錢，在高級官員間幾乎已明碼標價。在中國近年的經濟高速發展的浪潮中，地方政府與企業合謀獲利，迅速結成利益聯盟，絲毫不顧環境破壞，瘋狂興建大型電力、化工、煤礦、造紙等工程，企業獲得巨大利潤，地方政府也即刻得到巨額回扣。很多地方政府官員這樣做，並非簡單為了「政績」，更是赤裸裸地攫取黑利。

在今年年初的第三次「環保風暴」中，潘嶽向媒體直陳，一種特殊利益結合現象，和錯誤的政績觀一起成為環境持續惡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麵，某些地方政府通過上大型重工業項目，追求短平快的業績；另一方麵，在地方政府庇護下，一些企業把全民的資源環境變現為私利，而且方式極端粗魯，不顧後果。這種現象，上幹擾中央的宏觀調控，下侵犯百姓權益引發社會不安。

環保新民主運動

在二零零七年初的這次「環保風暴」中，潘嶽用了「區域限批」的新辦法，即對唐山、呂梁、萊蕪、六盤水四個城市及大唐國際、華能、華電、國電等四大電力集團處以停批、限批所有建設項目的行政製裁。這一製裁，正是衝著大企業和地方政府結成的利益集團而來。

「環保風暴」對最近幾年環保運動的發展起了重大推動作用，但中國環境運動正在變成一種民主運動，卻是更多人參與的結果。盡管他們不是有意將「保護環境」變為一種民主運動，但公民在保護環境中「爭取民權」，卻更有成效，也更為官方所接受。具有民主理念的官員、學者、記者和其它知識分子認識到，在環境領域，可以一點點地爭取民主權利。他們做到了，他們可以寫文章，可以舉辦論壇，可以成立NGO，可以啟蒙民眾，可以一定程度上阻止政府行為，打擊利益集團。他們不談意識形態，但看重每個個人的環境權利——呼吸新鮮空氣、保留家園、保護地產、留住自然的權利。改善環境，也是政府的目標，政府沒有理由過多壓製環保活動者。因此，在環境領域，人們有更多的政治空間。

去年十月，水利部部長汪恕誠在香港批評怒江上規劃建設十三級水電站，「是一種掠奪性的開發」。這是中國高級官員首次批評怒江水電工程，標示著中國政府改變了對這一工程的態度。這是中國環境NGO、記者、少數開明官員三年來不斷抗爭的結果。

二零零三年八月，記者、環境活動家汪永晨得知水電工程要動工的消息，立即與其它NGO號召媒體報道此事，在中國引起廣泛的反怒江大壩運動，他們認為這些工程將破壞環境，令數萬少數族裔失去家園，收益卻進了大利益集團的腰包。盡管這場運動沒有走上街頭，隻停留在報紙上和網絡聊天室內，但聚集了公眾輿論的巨大壓力，總理溫家寶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下令擱置了這一工程。

隨後，雲南省當地政府和水電集團展開反攻，雙方進行了持續兩年半的爭吵。現在，從水利部部長汪恕誠的發言來看，NGO、媒體和弱勢民眾取得了暫時的勝利。

另外一起反大壩運動發生在與怒江同為世界自然遺產「三江並流」的金沙江。中國華能集團電力公司準備在三峽上遊的金沙江虎跳峽修建電站，這勢將破壞此處豐富的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造成環境災難，並令十萬少數民族人口失去家園——其中六萬是納西族人，離開生活數百年的家園，本就瀕於消失的納西文化將遭滅頂之災。（亞洲周刊曾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四十七期報道）

與怒江流域不同，金沙江河穀的農民們因為土地肥沃而家境殷實，並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更具保護家園的意識。這一次，政府與電力集團麵對的是一群不一樣的農民。在當地采訪時，一位三十多歲的退伍軍人對亞洲周刊說：「如果水電公司一定要建大壩，占了我們的家，我就上山打遊擊！我們這裏有三百個戰友！」情緒激昂的並不隻是他一個人。本刊記者問一位五十來歲的男人，政府一定要建壩，你怎麽辦？他什麽話也沒說，隻做了個端起步槍的姿勢。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九日，由於當局持續施加高壓，終於激起農民的反抗。農民一萬多人聚集阻止電站開工。當地一位官員來與農民談判，但態度蠻橫，被農民追趕，失足掉進金沙江中，後被農民救起。

中央政府重視這樣的「群體性事件」，農民的集體抗爭立即有了效果，政府貼出通知說：「水電站在得到當地群眾的同意之前，絕不動工」。

但水電集團不會輕易放棄利潤豐厚的大壩，新華社報道說，虎跳峽的「水電移民高潮即將到來」。這意味著對抗將再次出現，也將再次考驗金沙江邊的農民。但當覺悟了的民眾成為維權主體時，反抗力量必然強大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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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點燃中國環保星火

潘嶽有傳統「士大夫」情結，憂國憂民，不貪財不戀官，屢有作為。

中國近幾年的環境工作為世人所知，並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潘嶽的個人風格極有關聯。許多中國觀察人士認為，沒有潘嶽，就沒有目前中國對環境的嚴管。潘嶽說願意為中國「貢獻一點微薄的火花」，但他刮起的一場場環保風暴，卻已經點燃中國「綠色革命」的星火。

潘嶽屬於太子黨（前嶽父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三十餘歲即成為副部級高官。但與其它太子黨不同，潘嶽不愛財，也不鑽營，對文學、曆史與政治情有獨鍾，將人生理想與國家大業相結合，他曾描述說，下一代的執政者，「在一個越來越『個人主義』的時代，必須具備強烈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在多數人可以在個人生活中獲得滿足的時候，他們必須視民族的興衰甚於個人榮辱。」

他說自己有「士大夫」情結：「在朝在野，都是家國天下四個字。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

潘嶽在做官生涯中，樹敵無數。從清查國有資產流失，到收拾造假企業，以至於提出政改報告，呼籲宗教改革，得罪了不少老左派；任環保總局副局長沒多久，就提出綠色GDP和改變幹部考核指標，刮「環保風暴」，更是直接得罪各大利益集團，包括前總理李鵬旗下的三峽總公司和華電、華能等電力公司。

有些人認為，潘嶽這樣做，一是有政治後台，二是為撈取政治資本。但一位北京觀察家告訴亞洲周刊，第一潘嶽其實沒有強有力的政治後台，否則不會原地踏步，副部級官員當了十三年；第二不是撈政治資本，因為得罪太多的大利益集團，是撈政治資本者最忌諱的。但他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大動靜，僅僅出於三個詞：憂國憂民，書生意氣，其誌不小。

這位觀察家分析說，潘嶽有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情結，想施展抱負，所以屢屢有所作為。因為根正苗紅，極左者無法在政治上迫害他，加之他有詩人氣質，所以不像其它官員那樣畏首畏尾，而是率性而為，說話做事痛快淋漓，此所謂「書生意氣」。而「其誌不小」，則表現為潘嶽對自己作為「康梁式」思想者的期望。

潘嶽說：「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說，支配人們行動的不是思想，而是利益。但曆史上的大轉折都是由思想作為先導的。中國正在經曆轉型，二十年後的中國，是要成為拉美式的世界工廠和消費場，還是國際政治經濟體係的核心力量和價值觀策源地？是將成為其它文明的翻版，還是創造出融合普世價值和自身傳統的新型文明？這都取決於今天我們思想的方向。如果能夠為它的誕生貢獻一點微薄的火花，我此生無憾。」（杜劍）

□ 《亞洲周刊》二〇〇七年第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