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四、邱縣與邯鄲
邱縣事件不是孤立的。除了與全國大氣候有關，還與當時主持邯鄲革委會工作的頭頭有直接關係。當時的革委會主任徐士信和駐軍幹部對邱縣事件予以極大關注，並全力支持，從全市抽調大批骨幹人員到邱縣協助抓國民黨。1968年5月，地區革委會召開了“邯鄲地、市向階級敵人開展猛烈進攻誓師大會”群眾大會，全麵介紹邱縣抓國民黨經驗，要求在全地區推廣。很快，邯鄲地區掀起了抓國民黨高潮。
磁縣抓國民黨情況：
1968年初還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攻打磁縣縣城事件。1967年邯鄲兩派群眾組織鬥爭十分激烈，1968年初，陳伯達到邯鄲表態，說市聯委派是革命群眾組織，地總派是保守派。此後邯鄲市內及各縣地總派骨幹都集中到了磁縣縣城。長期駐守在城外的“縣總”派為奪取勝利，四處求援。邯鄲市聯委頭頭向陳伯達報告情況，得到了支持。邯鄲駐軍、安陽駐軍配合“縣總”派，市聯委、峰峰礦區、臨漳等地一些群眾組織也派人前來支援，在邯鄲駐軍一名副軍長的指揮下，進攻縣城。從2月9日淩晨開始，先是用高音喇叭發動政治攻勢，當入城隊伍進入鼓樓下“紅總”界線時，“紅總”派奉命開槍射擊。走在隊伍前的解放軍戰士當場死傷10餘人，部隊隨即奉命還擊，雙方展開激戰。“二九”事件中，雙方參戰5000多人，其中“紅總”派700—800人，事件中死亡51人，傷殘數百人，燒毀縣糧庫糧食40萬公斤、縣油棉加工廠皮棉5萬餘公斤，還燒毀部分廠房和設務，經濟損失27萬餘元。
磁縣革委會成立後，根據上級關於進行“鬥、批、改”的安排，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活動。首先密捕了“國民黨嫌疑”韓萬林（共產黨員，開河公社教師），並成立了“專案組”。在刑訊逼供下，韓萬林編造了一個“磁縣國民黨組織人員名單”。5月14日，縣革委副主任白中新等10餘人署名大字報在縣委大院貼出，沒有充分證據就公然寫道原縣委書記索明福是暗藏在黨內的“國民黨特務”。6月21日，縣革委清查“國民黨特務”辦公室成立。正式對原縣委主要領導進行專案審查。大字報貼出後，索明福自殺，專案組繼任的縣委書記兼縣長郝健華、縣委副書記吳樹金、副縣長趙文愛等9人（後擴大到20多人）關押到郵電局、農機站、農電局等單位進行逼供審訊，逼供磁縣新“國民黨”問題。與此同時，縣專案組還在陶泉公社楊莊村搞了抓“新國民黨”活動。在嚴刑逼供下，楊莊129戶中有130人被打成“國民黨員”，其中8人被致死，10人被致殘。
文革中全縣共製造冤假錯案932起，涉及8880人，冤假錯案中屬非正常死亡的288人，查明死因後搞清結案的285人。犯有打砸搶錯誤或犯有嚴重錯誤的613人，縣革委會主任白中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移交司法部門依法懲辦。（以上均見《磁縣誌》）
曲周縣抓國民黨情況：
曲周縣離邱縣最近，兩縣曾經有過合並的曆史。邱縣抓國民黨一馬當先，曲周縣也是近墨者黑。1968年1月，褚莊公社趙莊大隊製造了國民黨假案。
1968年1月5日“紅代會”、“家代會”、“工代會”組成“三代會”合署辦公——；首先製造了“趙莊國民黨假案”。褚莊公社趙莊大隊共產黨員趙文英及趙相、趙文彥等75人被誣告為國民黨。“三代會”群專組進駐趙莊動用刑具逼供，全村503人，有464人被誣陷為國民黨，其中16人遭到毒打，6人致傷殘，2人被打死，大隊黨支部17名共產黨員有11名被打成國民黨，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國民黨假案”。
“三代會”群專組又將趙莊國民黨案“經驗”推廣全縣。先後舉辦了原縣委、政府領導和幹部參加的“縣革委學習班”及“小教學習班”、“中教學習班”、“公檢法改造學習班”、“文藝整頓學習班”、“火線學習班”等，把905名所謂的“走資派”、“特務”、“國民黨”、“階級敵人”、“現行反革命”、“壞頭頭”等幹部、群眾分別集中到學習班，大搞捆綁吊打、刑訊逼供，有的被打殘，有的被毒打致死。1968年5月29日至10月底，在城關中學舉辦的小教學習班學習“趙莊大隊國民黨案”經驗，將539名小學教師關押審訊，大搞刑訊逼供、動用刑罰上百種，有102人被打成國民黨，進行公開揪鬥，被咬成國民黨未公開揪鬥的109人，其中致死6人，致殘57人，電殘44人。同時因刑訊逼供，涉及全縣17個公社592人，外縣42人被誣陷為國民黨。3月26日至10月底舉辦的“縣革委學習班”期間使32位同誌遭受迫害，被誣為國民黨12人，致死2人，致殘5人，留有後遺症7人。在學習班中對原縣委副書記、邯鄲行署視察委員會副主任王進山進行慘無人道的毒打和精神摧殘，並被誣為叛徒。7月24日，王進山被迫害含冤去世。
曲周縣有副社長以上領導幹部253人，有227人被誣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壞頭頭”、“叛徒”等遭到批鬥，27人致殘，17人致死；大隊書記和大隊長680人，有495人被揪鬥毒打，44人致殘，23人致死。
在抓國民黨運動中，曲周縣共有3500人遭批鬥毒打，其中559人被把傷致殘，360人被迫害致死。造成冤假錯案1377起，涉及8787人，（1447戶被抄家）株連3萬餘人。
文革之後，在“文革”中犯有嚴重罪行的逮捕23人，判刑18人，受黨紀處分的114人，行政處分56人。銷毀“文革材料10914份。 見《曲周誌》第27頁
館陶縣抓國民黨情況：
1968年5月，全縣展開了“清理階級隊伍”、“向階級敵人大刮十二級台風”運動，全縣造成冤假錯案463起，抄家1192戶，被揪鬥毒打的幹部群眾5500餘人，其中致死450人，致殘650人，其中錯揪國民黨員2500人，致死175人，致殘340餘人。見《館陶縣誌》第193頁：
永年縣抓國民黨情況：
1968年5月27日，縣“五人小組”辦公室匯總全縣對敵鬥爭情況是：共揪出批鬥對象2012人。其中被定為特務10人，叛徒14人，死不改悔走派71人，右派分子和投機倒把分子465人。6月，永年縣教育戰線開始清理階級隊伍。舉辦火線學習班，曆時三個月。中小學全部停課。中學教師集中臨名關中學，小學教師集中各區駐地。在“極左”路線指導下，廣大教師受到前所未有的催殘迫害。教師批鬥致死6人，開除約30人，受處分的300餘人，戴帽的10人。 見《永年縣誌》第42—43頁
涉縣抓國民黨情況：
1968年5月7日，全縣開始刮“十二級台風”，大抓“國民黨”、不少黨員、幹部、群眾被捆綁、吊打、遊街示眾，有的遭受毒打，致殘、致死。在大抓“國民黨”的同時，一批所謂的“三反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反軍派”、“反動派”、“黑幹將”、“壞頭頭”等也分別受到“專政”和關押。原縣委常委、委員22人均被打成走資派、國民黨、特務、三反分子，247名縣直機關科、局級、公社副社長以上的領導幹部中207人被扣上各種帽子，遭到批鬥、毒打。5月15日，成立涉縣三代會（工代、農代、紅代）和工人糾察隊。18日，三代會將原縣委、縣人委、公檢法、文衛部門的幹部職工331人集中到大禮堂舉辦“火線學習班”為期4個月，學習班中，人人過關，恐懼萬狀。5月30日，“三代會”派出工作組分駐寺子岩、偏城、小車、小曲蛟、前寬嶂等村舉辦“火線學習班”，將3467人錯打成國民黨或嫌疑分子。
1982年12月，全縣共平反冤假錯案380起，對3081名假國民黨員發了平反證書，銷毀整理過的資料、信件、證明、假口供及傳單等5800餘件。查清了230人非正常死因和978人被打傷或致殘的責任人；對被害、被抄家和受株連的人員除平反昭雪、恢複名譽外，還據損失、家庭及遺屬生活困難程度給予了子女安排工作和適當經濟照顧。
在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進行組織清理，共清理出犯“打砸搶”錯誤的1250人。群眾諒解解脫1020人，處理230人。其中：逮捕判刑18人，開除黨籍18人，留黨查看14人，黨內警告18人，撤銷黨內職務1人，取消黨員資格31人，受行政處分的54人，受其它處分的76人。（見《涉縣誌》第573—574頁）
雞澤縣抓國民黨情況：
1968年5月8日，城關公社董雙塔大隊刑訊出“民生黨”假案，涉及全縣10個大隊及縣直機關，共27人，其中2人被毆打致殘。5月10日，縣革命群眾專政委員會組建。5月25日，孫堡營公社刑訊逼供出“新國民黨”假案，大刮“十二級台風”、大搞逼、供、信逐步發展擴散，涉及全縣9個公社55個大隊及縣直單位共791人，觸動506人，致死51人，致殘45人。5月，雙塔公社東雙塔大隊刑訊逼供出“地下黨”假案，涉及全縣12個大隊及縣直機關22人，其中致死3人，致殘4人。
6月18日，邢堤公社刑訊逼供出“迎蔣團”大假案，在嚴重逼供信的情況下，迅速擴散到全縣14個單位、7個公社40個大隊及邯鄲市、外縣共1126人、觸動302人，致死24人，致殘72人。
6月19日至9月初，全縣小學教職員工集中到縣城進行整頓，有37人被打成“國民黨”、20人被打成“三青團”、“迎蔣團”，其中致死2人，致殘5人。（見《雞澤誌》第30頁）
廣平縣抓國民黨情況：
1968年1月28日，廣平縣革命委員會成立。當日舉行慶祝大會，會上宣布全縣黨、政、財、文一切大權統歸縣革命委員會，宣讀了《廣平縣革命委員會公告》、《關於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建設社會主義新廣平的三年遠景規劃》等，會後舉行了遊行。縣革委會成立後發布《大力開展環境革命化公告》，各單位、各公社設置毛主席像台，縣城建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挖漁池。3月13日，縣革委常委決定：迅速開展“革命大批判”“大刮十二級台風”“大抓國民黨”。3月22日，縣革委會核心組決定：要整黨挖叛徒、改造公檢法、搞文藝黑線。4月初縣革委會辦文教火線學習班，把100多名幹部集中起來審查，有的遭到嚴刑逼供，製造了一樁樁冤假錯案。5月3日，縣革委會如開全委會，決定：十二級台風要“刮走資派”、“壞頭頭”，要兵對兵、將對將，指揮官上陣，打進攻仗。5月16日，縣革委召開全縣4萬多人參加的動員大會，貫徹“邯鄲地、市向階級敵人開展猛烈進攻誓師大會”精神，全縣層層“深挖國民黨”。5月27日夜，分3個戰場抓國民黨，對被抓的人吊打逼供。戲院經理薄萬錄當夜被折磨而死。全縣製造假國民黨869起。至5月底，縣直機關121名幹部、全縣公社1188名幹部、群眾被揪了出來。刑訊逼供造成16人非正常死亡。9月1日，縣革委辦黨政學習班，把50餘名所謂打倒的幹部集中起來，嚴加看管，大搞逼供。——錯捕錯判160多人，以反革命罪錯殺5人，造成了極嚴重的後果。（見《廣平縣誌》第418頁）
大名縣抓國民黨情況：
1968年3月至10月，大名縣革命委員會集中了一大批人，舉辦了“黨政幹部學習班”、“文藝學習班”、“教師學習班”等，批判所謂“資產階階反動路線”、“文藝黑線”、“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在全縣大刮“十二級台風”，開展清理階級隊伍“，同時推行邱縣“抓國民黨”的經驗，大幹部隊伍中大抓國民黨。該縣“在文革中死亡197人”。（《大名縣誌》第393頁）
其它縣，特別是邯鄲市區在抓國民黨運動中都有行動，但史誌語焉不詳，或含糊其辭，筆者隻好從略。
從部分縣區史誌公開的情況來看，邯鄲地區僅1968年抓國民黨案，就打死近一千五百人。如果全部統計，估計被打死者不會少於兩千人。
我父親被打成了國民黨
我父親田博祥當年在邯鄲市第五中學任校長。他1938年參加八路軍，1941年加入共產黨。由於他平時小心謹慎，與人為善，文革開始，他並沒挨多少批鬥。但1968年，刮十二級台風，他沒有躲過那場劫難。忘了是幾月份，記得有一天早晨我走出家門（當時我家就在學校住）楞住了，一夜之間學校院內貼滿了揪出國民黨員田博祥的大標語。我父親當天就被關進“牛棚”，革委會的打手們勒令交待自己的國民黨問題。他們的依據是我大伯1928年曾任安新縣（河北省保定地區）國民黨縣黨部宣傳部長，所以必然會發展我父親入國民黨。
孰不知，我大伯田綏祥1924年先加入了共產黨，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我父親叔伯兄弟五人都參加了八路軍，加入了共產黨。我大伯當年是奉命加入國民黨，為的是便於開展地下工作。由於他與國民黨高官張曆生（曾任行政院副院長）個人關係好，1941年任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處第一科科員、專員，還當上了國大代表。把許多重要情報直接交給董必武（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人大副委員長、國家副主席），董必武是我大伯結婚的主婚人和證婚人。學校的造反派們可不管這些，他們需要抓出國民黨來完成政治任務。不過按他們掌握的所謂證據，我父親加入國民黨的年齡隻有13歲，連他們自己也覺得證據不充分，所以我父親沒有遭到毒打。我大伯1963年已經去世，校革委會的調查人員後來專門找到董必武辦公室，那時董老雖然不在位，但也沒有被打倒。董老出具證明後，我父親才最終得以解脫。父親被整的幾年，我們五個子女作為黑五類後代，都抬不起頭來。但是與邱縣的情況相比，我們家真算得上燒高香了。
艱難的平反過程
上告
1968年5月1日，在抓“國民黨”高潮之際，邱縣就有人開始向省、中央寫信告狀。人民執著地相信黨，並相信大救星毛主席上了壞人的當。
就在邱縣大抓國民黨的同時，一些受迫害的人便開始到北京告狀，拉開了反迫害的序幕。
海南島港務局黨委書記張繼原（曾任邱縣敵工站站長）。1968年5月來家鄉探母，被“三代會”揪住“專政”達半年之久，受盡酷刑。其愛人李順清曾五次給省、中央寫信。邱城郭樹同直接到中央告狀。中央接待站同誌給河北接待站寫信，明確指出“邱縣捆綁吊打是軍閥作風，如情況屬實應禁止”。
1968年11月3日，省革委會第一次派刁吉龍（某團政委）為組長的5人調查組來邱縣。當天正趕上邱縣召開三萬人參加的寬嚴大會。楊××按坦白好從寬處理，當場釋放；陳××、高××不交代問題從嚴處理，立即逮捕。楊所造假“國民黨”證，印有陳玉奎手掌印，手掌痕跡是用清水畫成手掌圖案用紅紙染色製成的。刁吉龍發現是假證，立即回省匯報。11月10日省革委會又派刁吉龍帶9人第二次來邱縣，提問劉一心、王士傑（原縣長）等人，還看了一些所謂的證件、證據，發現不少問題。1969年1月省革委會派某師安政委和刁吉龍帶隊一行10人第三次來邱縣進行全麵調查，認定邱縣“國民黨”案是打出來的。
1969年3月24日，省革委第四次派工作組，李頂昌（某師政委）、刁吉龍為正副組長，一行6人來到邱縣，當天命令趙玉春跑步把“三代會”牌子搞掉，並宣布立即停止抓‘國民黨’，解散全縣所有專政組，無條件放人。“三代會”人員和受害幹部集中辦學習班。並在縣招待所掛上“河北省革委來信來訪接待站”大牌子，使這場曠古罕有的大冤案得以製止。
自此，全縣受害群眾紛紛來反映問題，哭訴冤情。4月，上級決定以縣革委名義在政府大院舉辦學習班，請重點公社和縣直近六百名受害者揭發檢舉。曆時四個月，案情已經基本查清。
然而在極左路線統治時期，誰越左誰就是革命派，誰說公平公道話，誰就是落後保守勢力。往往吃虧挨整，這是導致極左思潮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也是邱縣冤案遲遲不能平反昭雪的主要原因。
反複
1969年6月，省革委第五次派300人工作隊，薛淺翔為隊長，地區派來1000人工作隊，周吉福（地革委副主任）為隊長，楊紅誌（某團政委）為副隊長，來邱縣一同落實政策。因省、地認識不一致，省工作隊不久全部返回省會。
8月8日，召開全縣廣播大會，周吉福、楊紅誌都講了話。楊所講的八條意見其內容完全是保衛文化大革命成果，保護“造反派”的。認為邱縣抓“國民黨”是犯了清隊擴大化錯誤。
這種喪失基本黨性原則，不顧事實的講話使調查成果失去了基本意義。
這個世界也似乎沒有幾個人，願意打自己的耳光。在地革委工作隊支持下，全縣又立即搞了“雙突”。即：突擊入黨、突擊建黨支部。僅7天，各村大部分黨支部都建立起來了，人員基本上都是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一邊是冤深如海，一邊是喜從天降。
這樣一來受害群眾意見更大了。同年9月省革委召開各縣革委常委以上領導幹部會，李雪峰（省革委主任）在大會上點了牟××（邱縣原縣委書記，革委副主任）的名。並指出：邱縣抓“國民黨”是錯誤的，問題是嚴重的，會後專門把邱縣全體常委留下繼續學習。其後省市又多次組織邱縣整人者和受害者雙方參加學習班。
後來形勢出現逆轉，1970年“一打三反”，再次把鬥爭矛頭重新指向受迫害的老幹部。“三種人”（追隨林彪、江清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仍占據領導崗位。1970年至1974年又提拔犯錯誤幹部75人，其中社、局級42人。
1974年1月8日，省委製定了三號文件，將邱縣抓國民黨案定性為“清隊擴大化”錯誤。省委研究邱縣群眾上訪問題時，後來取代李雪峰的省革委負責人劉子厚說：“盡管一個沒有抓住，還是抓國民黨擴大化”、“不準上訪，上訪要扣住”，“他鬧你就拘留”，“房子壞了，生活困難的，該解決的就解決。無非時公家拿些錢”，“可多花一些錢”。
接著，省、地派190人工作組到邱縣，省薛淺翔、地區李文彪（地革委副主任）帶隊，落實三號文件。同時，縣委成立了落實政策領導小組和，各公社大隊明確一名副書記專抓落實政策工作。但由於省委三號文件把邱縣抓“國民黨”案，定性為清理階級隊伍擴大化，混淆了大是大非。雖然拘捕13人，處理53人，也解決了一些經濟問題，可是抵製省委三號文件的幹部群眾同時受到了打擊迫害。
1975年4月，有關部門把告狀受害代表數人軟禁100天，令其檢查越軌行為。1975年秋又把受害幹部70多人調到邯鄲黨校整頓90天。並以種種借口處理受害幹部，而專政組殺人、打人凶手仍逍遙法外，“三種人（文革中打、砸、搶分子）”仍被提拔重用。到粉碎“四人幫”前，兩年內先後又提拔“三種人”幹部41人，其中社、局級以上的26人，進大隊領導班子414人。為保護犯錯誤幹部調外地工作51人，為排斥受害幹部調外地工作16人。從1970年至1976年10月，犯了錯誤後入黨人員達到355人。如此倒行逆使引起了受害幹部群眾強烈不滿，大大激化了矛盾。
堅冰難銷，黑雲壓城。邱縣在受害人眼裏可謂“暗無天日”。但這不等於他們服氣了，害怕了，退縮了。
執著的上訪
1974年冬，邱縣受害群眾數百人到北京上訪。堅決要求“否定省委三號文件，槍斃惠廣誌”。100人到新華門，十二寡婦（逼打致死的縣、局級領導幹部家屬）多次到中南海，哭訴冤情。從1975年至1978年數百名受害群眾到北京上訪12次。他們以精衛填海精神不屈不撓地到黨的各級領導機關上訪：打不贏“官司”誓不罷休。
在縣城。一位頭發過早灰白的母親也在“告狀”，她的方法太特別了。
她拉著一輛破舊的排子車，車上躺著的是她慘死的兒子。白發人哭送黑發人。縣城不大，隻有一條大街，她家離縣城也不太遠，她天天拉著孩子的屍體繞縣城一圈，一路哭訴。第二天再著著破車“遊街”，她說不清多少天了，反正孩子的屍首早已經變質、腐爛、變臭，腥臭剌鼻的黑水從車底盤的縫隙流淌下來，令整個縣城氣味衝天，慘不忍睹。
孩子啊，你死得不安生啊，屈死了也不能入土。實在不能往外拉了，老人又把孩子的屍體抬進屋裏土炕上，然後將門窗用磚堵住，而她就坐在門口發呆。
她覺得冤有頭，債有主。哪朝哪代，也不能讓人白白屈死！
有一天，邱縣革委會大院突然擁進數百名衣衫不整，麵容憔悴，充滿義憤的男女。他們不時暴發出高聲的怒罵和低聲的哭泣，整個大院充滿了震撼靈魂的悲泣。
招待所的通鋪大炕上擠滿了殘肢缺斷指的男人，會議桌上橫躺的酷刑致殘的老者，還有手持狀紙的老婦，哭哭啼啼的孩子。有的泣不成聲，有了怒火衝天。女人來尋丈夫，老人來尋兒子，孩子要找父親，——可他們的親人已早懷著憤懣、冤屈、不安的靈魂到天國去了。他們走得太悲苦，太殘酷，太冤枉，太匆忙，沒有向親人道聲永訣，有的屍骨無存，魂無歸處。他們直呼著親人的姓名要找仇人索命。
他們要為親人平反昭雪討還血債！
大院食堂開飯了，那一雙雙粗糙幹裂的大手，抓起冒著熱氣的包子就吃。自打大躍進那個年月免費吃食堂之後，這些解放後依然貧窮的百姓總算又一次免費吃了食堂，而且無人敢出來攔阻。他們吃得很野，由於心緒沸騰，肉包子吃起來似乎象吃誰的肉和血，伴著自己苦澀的淚。
畢竟僧多粥少。
夜幕降臨，寒氣襲來。奔波一天了，怒吼一天了，這些累乏了人們從小推車上，從扁擔上解下鋪蓋卷，在牆角，在樹下尋找一塊平整一點的地方；哭啞了嗓子的娘兒們找來磚頭支鍋挖灶，又從路邊撿拾枯草樹枝，燃火起灶。霎時間，“大院”兩側濁煙四起，一片愁雲慘霧。叫聲，罵聲依然不絕於耳。牆角邊、屋簷下、排子車盤底、剛搭起的草棚裏——瑟瑟涼風中懸著觸目驚心的訴狀，象招魂的紙幡，更象一個個不死的冤魂飄蕩。
戾氣太重，冤魂難遣。告狀訴冤的人們，隻是那些死者留在陽光世道的最後的哀泣，也是世道不公的最後見證者。劫後餘生的人們，不甘心吞聲咽氣苟活殘生。他們要看到惡人得到追究，壞人繩之以法的那一天。
相距一百多裏的地革委大院門口，幾乎也擺開了同樣的陣勢，同樣聚集著大群邱縣上訪民眾。大院正門兩側，全被大幅標語、大字報遮得嚴嚴實實，那些紅筆勾勒的醒目標題：《邱縣法西斯刑法大觀》，其刑法可謂集古今中外之大全 ，從早到晚，大字報前擠滿了圍觀的群眾，大家紛紛為上訪者鳴不平。
一位老者跪伏大門之外，聲嘶力竭地長號：冤枉啊！冤枉！！！
在他們眼裏，共產黨的機關就是他們申冤的唯一指望！共產黨讓天下的窮人翻了身做了主。而這些為窮人打天下出過力流過血賣過命的共產黨員們怎麽就讓人把自己的“命”都“革”了呢？
冤枉嗬！他那嘶啞的長嘯在天際久久回蕩。
中央一槌定音
1976年粉碎“四人幫”至1978年8月，省、地又往邱縣派來工作組。省裏由肖光、康敏帶隊，地委逢誌明（地委副書記）帶隊，從縣直抽調200名幹部配合省、地工作組深入到各社隊調查落實。1978年9月29日，邯鄲地委召開30萬人大會（電話會議），為邱縣等縣市、地直機關“國民黨”假案徹底平反。
1978年10月5日胡耀邦在 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上提到邱案問題。他說：“由於林彪、‘ 四人幫’搞法西斯專政......河北邱縣共12萬人，有人製造了一個叫做‘新國民黨’的大冤案......使用了幾十種慘無人道的刑法。他們寄出去（證明是國民黨的假材料）涉及17個省130多個縣，23個部隊......”
1978年11月5日中央派來工作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院長王甫為組長，還有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總政、人民日報社5個機關的幹部,省人大副主任吳慶城，省公安廳長王文同，地委副書記李文彪，還有原省、地工作組領導肖光、康敏、逢誌明等組成了聯合調查組，對邱案進行重新調查，曆時5個月。
1979年3月16日至30日。李先念、餘秋裏、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窮5位中央領導參加聽取了河北省革委劉子厚、江一真關於邱縣慘案的匯報。華國鋒主席接見了與會全體成員，並形成《河北會議紀要》(簡稱紀要)。
1979年3月中央辦公廳下發《紀要》，明確指出：“邱縣抓‘國民黨’案是當時趙玉春等少數幾個人積極匪媼直搿ⅰ?娜稅铩??寫鄣扯崛ǖ囊蹌被疃???圃熗艘黃鶇蠹侔浮⒋笤┌浮??∥?娜?盼募??亞襝刈ァ??竦場?付ㄎ?宥永┐蠡?拇砦螅?遣環?鮮導是榭齙模?遣歡緣摹６災饕?鶉握叩拇?硪彩瞧?岬模?τ枰願惱?Ｊ∥?鮮凍佟⒏惱?硎怯性鶉蔚摹保ǖ?982年1月15日，省革委作出決定，三號文件被撤銷）。3月30日華國鋒在《紀要》上批示：“此件已經中央批準。”此後落實“國民黨”案才步入正確軌道。
1981年11月26日，邱縣又有300名受害群眾上訪到省，反映“三種人”繼續掌權情況。27日省委書記王諍接見了上訪群眾。聽取逢誌明、褚魁耀（邱縣縣委副書記）的匯報後指出：“邱縣抓‘國民黨’案中凡是提棒子上來的人，全部出除名。”回縣後，全麵傳達了王諍的指示。1982年1月18日，邱縣縣委召開了廣播大會，褚魁耀宣讀了中共邱縣縣委關於為邱縣‘國民黨’大假案、大冤案以及“一打三反”中受害的幹部群眾進行徹底的平反的三個決定。縣委書記閻廣祿講話表示：堅決把邱縣“國民黨”案落實好。
1982年2月9日—16日，省委書記王諍等領導及邯鄲地委領導開會決定，由邯鄲地委作出《關於解決“邱案”遺留問題的意見》。《意見》對在押犯的判處、三種人的處理、邱案中犯錯誤後入黨人員的處理、受害者在生產和生活中的困難照顧、建好各級班子等問題作了詳細的規定。1983年1月31日，河北省政法委發了11號文件，對邱案問題的處理規定了三條：一是不開殺戒；二是地委審定交政法部門辦理；三是宣判前做好受害者和犯錯誤的人雙方家屬工作，成熟一個審判一個。
落實政策，處理罪犯
經濟政策落實情況。“文革”期間全縣被抄家523戶、涉及2101人，抄損物品折款436.466元，已退賠356，466元，有8萬元未查證落實。被扣發工資的388人，總額達131，104元。
對“邱案”中216名犯罪分子，通過查證落實，定案處理104人，依法逮捕75人。判刑1至2年的9人，3至9年的27人，10至13年的16人，15至20年的16人，判無期徒刑的6人，判處死緩的1人。其中抓“國民黨”案主要責任人趙玉春判刑15年，惠廣誌判處死緩。在抓“國民黨”案中犯有錯誤的共6231人，其中犯嚴重錯誤的663人。犯一般錯誤的1288人，犯較輕錯誤的4280人。大部分檢查了錯誤，得到群眾諒解。
對“文革”期間被逼打致死人員解決埋葬費63，519元，解決撫恤金671人，用款76，223元，另有477名遺屬享有了定期定額補助。自1969年到1983年共用款1，615，933元，平時對受害戶救濟用款298，257元，國家對40個重點大隊進行補償支援，撥給農田建設款100萬元，因抓“國民黨”被打傷致殘的1316人，其中國家幹部職工305人，1969年至1983年傷殘的治療費國家共用款34.7萬元，農村社員傷殘1011人，享受補工的755人，補助勞動日15.1萬個。不少受害者子女到礦山和城市參加了工作。政策落實到群眾的心眼裏，群眾就會真心擁護。邱縣人民是通情達理的。
“國民黨”假案不僅為邱縣人民帶來空前的災難，也給困難重重的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損失！
一年製造的冤案花費了近二十年時間平反，期間耗費的人力物力及各種社會資源難以統計，經曆了這場浩劫的邱縣在許多年之後都難以恢複元氣。多少年之後，人們在形容邱縣人生活時都還說：紅薯幹是主糧，雞屁股是銀行，不少人年年外出逃荒要飯。
看到這裏，讀者很容易產生這樣的疑問：為什麽邱縣會發生如此慘案？還是讓我們從曆史和現實中尋找答案吧。
邱縣事件不是孤立的。除了與全國大氣候有關，還與當時主持邯鄲革委會工作的頭頭有直接關係。當時的革委會主任徐士信和駐軍幹部對邱縣事件予以極大關注，並全力支持，從全市抽調大批骨幹人員到邱縣協助抓國民黨。1968年5月，地區革委會召開了“邯鄲地、市向階級敵人開展猛烈進攻誓師大會”群眾大會，全麵介紹邱縣抓國民黨經驗，要求在全地區推廣。很快，邯鄲地區掀起了抓國民黨高潮。
磁縣抓國民黨情況：
1968年初還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攻打磁縣縣城事件。1967年邯鄲兩派群眾組織鬥爭十分激烈，1968年初，陳伯達到邯鄲表態，說市聯委派是革命群眾組織，地總派是保守派。此後邯鄲市內及各縣地總派骨幹都集中到了磁縣縣城。長期駐守在城外的“縣總”派為奪取勝利，四處求援。邯鄲市聯委頭頭向陳伯達報告情況，得到了支持。邯鄲駐軍、安陽駐軍配合“縣總”派，市聯委、峰峰礦區、臨漳等地一些群眾組織也派人前來支援，在邯鄲駐軍一名副軍長的指揮下，進攻縣城。從2月9日淩晨開始，先是用高音喇叭發動政治攻勢，當入城隊伍進入鼓樓下“紅總”界線時，“紅總”派奉命開槍射擊。走在隊伍前的解放軍戰士當場死傷10餘人，部隊隨即奉命還擊，雙方展開激戰。“二九”事件中，雙方參戰5000多人，其中“紅總”派700—800人，事件中死亡51人，傷殘數百人，燒毀縣糧庫糧食40萬公斤、縣油棉加工廠皮棉5萬餘公斤，還燒毀部分廠房和設務，經濟損失27萬餘元。
磁縣革委會成立後，根據上級關於進行“鬥、批、改”的安排，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活動。首先密捕了“國民黨嫌疑”韓萬林（共產黨員，開河公社教師），並成立了“專案組”。在刑訊逼供下，韓萬林編造了一個“磁縣國民黨組織人員名單”。5月14日，縣革委副主任白中新等10餘人署名大字報在縣委大院貼出，沒有充分證據就公然寫道原縣委書記索明福是暗藏在黨內的“國民黨特務”。6月21日，縣革委清查“國民黨特務”辦公室成立。正式對原縣委主要領導進行專案審查。大字報貼出後，索明福自殺，專案組繼任的縣委書記兼縣長郝健華、縣委副書記吳樹金、副縣長趙文愛等9人（後擴大到20多人）關押到郵電局、農機站、農電局等單位進行逼供審訊，逼供磁縣新“國民黨”問題。與此同時，縣專案組還在陶泉公社楊莊村搞了抓“新國民黨”活動。在嚴刑逼供下，楊莊129戶中有130人被打成“國民黨員”，其中8人被致死，10人被致殘。
文革中全縣共製造冤假錯案932起，涉及8880人，冤假錯案中屬非正常死亡的288人，查明死因後搞清結案的285人。犯有打砸搶錯誤或犯有嚴重錯誤的613人，縣革委會主任白中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移交司法部門依法懲辦。（以上均見《磁縣誌》）
曲周縣抓國民黨情況：
曲周縣離邱縣最近，兩縣曾經有過合並的曆史。邱縣抓國民黨一馬當先，曲周縣也是近墨者黑。1968年1月，褚莊公社趙莊大隊製造了國民黨假案。
1968年1月5日“紅代會”、“家代會”、“工代會”組成“三代會”合署辦公——；首先製造了“趙莊國民黨假案”。褚莊公社趙莊大隊共產黨員趙文英及趙相、趙文彥等75人被誣告為國民黨。“三代會”群專組進駐趙莊動用刑具逼供，全村503人，有464人被誣陷為國民黨，其中16人遭到毒打，6人致傷殘，2人被打死，大隊黨支部17名共產黨員有11名被打成國民黨，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國民黨假案”。
“三代會”群專組又將趙莊國民黨案“經驗”推廣全縣。先後舉辦了原縣委、政府領導和幹部參加的“縣革委學習班”及“小教學習班”、“中教學習班”、“公檢法改造學習班”、“文藝整頓學習班”、“火線學習班”等，把905名所謂的“走資派”、“特務”、“國民黨”、“階級敵人”、“現行反革命”、“壞頭頭”等幹部、群眾分別集中到學習班，大搞捆綁吊打、刑訊逼供，有的被打殘，有的被毒打致死。1968年5月29日至10月底，在城關中學舉辦的小教學習班學習“趙莊大隊國民黨案”經驗，將539名小學教師關押審訊，大搞刑訊逼供、動用刑罰上百種，有102人被打成國民黨，進行公開揪鬥，被咬成國民黨未公開揪鬥的109人，其中致死6人，致殘57人，電殘44人。同時因刑訊逼供，涉及全縣17個公社592人，外縣42人被誣陷為國民黨。3月26日至10月底舉辦的“縣革委學習班”期間使32位同誌遭受迫害，被誣為國民黨12人，致死2人，致殘5人，留有後遺症7人。在學習班中對原縣委副書記、邯鄲行署視察委員會副主任王進山進行慘無人道的毒打和精神摧殘，並被誣為叛徒。7月24日，王進山被迫害含冤去世。
曲周縣有副社長以上領導幹部253人，有227人被誣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壞頭頭”、“叛徒”等遭到批鬥，27人致殘，17人致死；大隊書記和大隊長680人，有495人被揪鬥毒打，44人致殘，23人致死。
在抓國民黨運動中，曲周縣共有3500人遭批鬥毒打，其中559人被把傷致殘，360人被迫害致死。造成冤假錯案1377起，涉及8787人，（1447戶被抄家）株連3萬餘人。
文革之後，在“文革”中犯有嚴重罪行的逮捕23人，判刑18人，受黨紀處分的114人，行政處分56人。銷毀“文革材料10914份。 見《曲周誌》第27頁
館陶縣抓國民黨情況：
1968年5月，全縣展開了“清理階級隊伍”、“向階級敵人大刮十二級台風”運動，全縣造成冤假錯案463起，抄家1192戶，被揪鬥毒打的幹部群眾5500餘人，其中致死450人，致殘650人，其中錯揪國民黨員2500人，致死175人，致殘340餘人。見《館陶縣誌》第193頁：
永年縣抓國民黨情況：
1968年5月27日，縣“五人小組”辦公室匯總全縣對敵鬥爭情況是：共揪出批鬥對象2012人。其中被定為特務10人，叛徒14人，死不改悔走派71人，右派分子和投機倒把分子465人。6月，永年縣教育戰線開始清理階級隊伍。舉辦火線學習班，曆時三個月。中小學全部停課。中學教師集中臨名關中學，小學教師集中各區駐地。在“極左”路線指導下，廣大教師受到前所未有的催殘迫害。教師批鬥致死6人，開除約30人，受處分的300餘人，戴帽的10人。 見《永年縣誌》第42—43頁
涉縣抓國民黨情況：
1968年5月7日，全縣開始刮“十二級台風”，大抓“國民黨”、不少黨員、幹部、群眾被捆綁、吊打、遊街示眾，有的遭受毒打，致殘、致死。在大抓“國民黨”的同時，一批所謂的“三反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反軍派”、“反動派”、“黑幹將”、“壞頭頭”等也分別受到“專政”和關押。原縣委常委、委員22人均被打成走資派、國民黨、特務、三反分子，247名縣直機關科、局級、公社副社長以上的領導幹部中207人被扣上各種帽子，遭到批鬥、毒打。5月15日，成立涉縣三代會（工代、農代、紅代）和工人糾察隊。18日，三代會將原縣委、縣人委、公檢法、文衛部門的幹部職工331人集中到大禮堂舉辦“火線學習班”為期4個月，學習班中，人人過關，恐懼萬狀。5月30日，“三代會”派出工作組分駐寺子岩、偏城、小車、小曲蛟、前寬嶂等村舉辦“火線學習班”，將3467人錯打成國民黨或嫌疑分子。
1982年12月，全縣共平反冤假錯案380起，對3081名假國民黨員發了平反證書，銷毀整理過的資料、信件、證明、假口供及傳單等5800餘件。查清了230人非正常死因和978人被打傷或致殘的責任人；對被害、被抄家和受株連的人員除平反昭雪、恢複名譽外，還據損失、家庭及遺屬生活困難程度給予了子女安排工作和適當經濟照顧。
在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進行組織清理，共清理出犯“打砸搶”錯誤的1250人。群眾諒解解脫1020人，處理230人。其中：逮捕判刑18人，開除黨籍18人，留黨查看14人，黨內警告18人，撤銷黨內職務1人，取消黨員資格31人，受行政處分的54人，受其它處分的76人。（見《涉縣誌》第573—574頁）
雞澤縣抓國民黨情況：
1968年5月8日，城關公社董雙塔大隊刑訊出“民生黨”假案，涉及全縣10個大隊及縣直機關，共27人，其中2人被毆打致殘。5月10日，縣革命群眾專政委員會組建。5月25日，孫堡營公社刑訊逼供出“新國民黨”假案，大刮“十二級台風”、大搞逼、供、信逐步發展擴散，涉及全縣9個公社55個大隊及縣直單位共791人，觸動506人，致死51人，致殘45人。5月，雙塔公社東雙塔大隊刑訊逼供出“地下黨”假案，涉及全縣12個大隊及縣直機關22人，其中致死3人，致殘4人。
6月18日，邢堤公社刑訊逼供出“迎蔣團”大假案，在嚴重逼供信的情況下，迅速擴散到全縣14個單位、7個公社40個大隊及邯鄲市、外縣共1126人、觸動302人，致死24人，致殘72人。
6月19日至9月初，全縣小學教職員工集中到縣城進行整頓，有37人被打成“國民黨”、20人被打成“三青團”、“迎蔣團”，其中致死2人，致殘5人。（見《雞澤誌》第30頁）
廣平縣抓國民黨情況：
1968年1月28日，廣平縣革命委員會成立。當日舉行慶祝大會，會上宣布全縣黨、政、財、文一切大權統歸縣革命委員會，宣讀了《廣平縣革命委員會公告》、《關於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建設社會主義新廣平的三年遠景規劃》等，會後舉行了遊行。縣革委會成立後發布《大力開展環境革命化公告》，各單位、各公社設置毛主席像台，縣城建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挖漁池。3月13日，縣革委常委決定：迅速開展“革命大批判”“大刮十二級台風”“大抓國民黨”。3月22日，縣革委會核心組決定：要整黨挖叛徒、改造公檢法、搞文藝黑線。4月初縣革委會辦文教火線學習班，把100多名幹部集中起來審查，有的遭到嚴刑逼供，製造了一樁樁冤假錯案。5月3日，縣革委會如開全委會，決定：十二級台風要“刮走資派”、“壞頭頭”，要兵對兵、將對將，指揮官上陣，打進攻仗。5月16日，縣革委召開全縣4萬多人參加的動員大會，貫徹“邯鄲地、市向階級敵人開展猛烈進攻誓師大會”精神，全縣層層“深挖國民黨”。5月27日夜，分3個戰場抓國民黨，對被抓的人吊打逼供。戲院經理薄萬錄當夜被折磨而死。全縣製造假國民黨869起。至5月底，縣直機關121名幹部、全縣公社1188名幹部、群眾被揪了出來。刑訊逼供造成16人非正常死亡。9月1日，縣革委辦黨政學習班，把50餘名所謂打倒的幹部集中起來，嚴加看管，大搞逼供。——錯捕錯判160多人，以反革命罪錯殺5人，造成了極嚴重的後果。（見《廣平縣誌》第418頁）
大名縣抓國民黨情況：
1968年3月至10月，大名縣革命委員會集中了一大批人，舉辦了“黨政幹部學習班”、“文藝學習班”、“教師學習班”等，批判所謂“資產階階反動路線”、“文藝黑線”、“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在全縣大刮“十二級台風”，開展清理階級隊伍“，同時推行邱縣“抓國民黨”的經驗，大幹部隊伍中大抓國民黨。該縣“在文革中死亡197人”。（《大名縣誌》第393頁）
其它縣，特別是邯鄲市區在抓國民黨運動中都有行動，但史誌語焉不詳，或含糊其辭，筆者隻好從略。
從部分縣區史誌公開的情況來看，邯鄲地區僅1968年抓國民黨案，就打死近一千五百人。如果全部統計，估計被打死者不會少於兩千人。
我父親被打成了國民黨
我父親田博祥當年在邯鄲市第五中學任校長。他1938年參加八路軍，1941年加入共產黨。由於他平時小心謹慎，與人為善，文革開始，他並沒挨多少批鬥。但1968年，刮十二級台風，他沒有躲過那場劫難。忘了是幾月份，記得有一天早晨我走出家門（當時我家就在學校住）楞住了，一夜之間學校院內貼滿了揪出國民黨員田博祥的大標語。我父親當天就被關進“牛棚”，革委會的打手們勒令交待自己的國民黨問題。他們的依據是我大伯1928年曾任安新縣（河北省保定地區）國民黨縣黨部宣傳部長，所以必然會發展我父親入國民黨。
孰不知，我大伯田綏祥1924年先加入了共產黨，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我父親叔伯兄弟五人都參加了八路軍，加入了共產黨。我大伯當年是奉命加入國民黨，為的是便於開展地下工作。由於他與國民黨高官張曆生（曾任行政院副院長）個人關係好，1941年任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處第一科科員、專員，還當上了國大代表。把許多重要情報直接交給董必武（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人大副委員長、國家副主席），董必武是我大伯結婚的主婚人和證婚人。學校的造反派們可不管這些，他們需要抓出國民黨來完成政治任務。不過按他們掌握的所謂證據，我父親加入國民黨的年齡隻有13歲，連他們自己也覺得證據不充分，所以我父親沒有遭到毒打。我大伯1963年已經去世，校革委會的調查人員後來專門找到董必武辦公室，那時董老雖然不在位，但也沒有被打倒。董老出具證明後，我父親才最終得以解脫。父親被整的幾年，我們五個子女作為黑五類後代，都抬不起頭來。但是與邱縣的情況相比，我們家真算得上燒高香了。
艱難的平反過程
上告
1968年5月1日，在抓“國民黨”高潮之際，邱縣就有人開始向省、中央寫信告狀。人民執著地相信黨，並相信大救星毛主席上了壞人的當。
就在邱縣大抓國民黨的同時，一些受迫害的人便開始到北京告狀，拉開了反迫害的序幕。
海南島港務局黨委書記張繼原（曾任邱縣敵工站站長）。1968年5月來家鄉探母，被“三代會”揪住“專政”達半年之久，受盡酷刑。其愛人李順清曾五次給省、中央寫信。邱城郭樹同直接到中央告狀。中央接待站同誌給河北接待站寫信，明確指出“邱縣捆綁吊打是軍閥作風，如情況屬實應禁止”。
1968年11月3日，省革委會第一次派刁吉龍（某團政委）為組長的5人調查組來邱縣。當天正趕上邱縣召開三萬人參加的寬嚴大會。楊××按坦白好從寬處理，當場釋放；陳××、高××不交代問題從嚴處理，立即逮捕。楊所造假“國民黨”證，印有陳玉奎手掌印，手掌痕跡是用清水畫成手掌圖案用紅紙染色製成的。刁吉龍發現是假證，立即回省匯報。11月10日省革委會又派刁吉龍帶9人第二次來邱縣，提問劉一心、王士傑（原縣長）等人，還看了一些所謂的證件、證據，發現不少問題。1969年1月省革委會派某師安政委和刁吉龍帶隊一行10人第三次來邱縣進行全麵調查，認定邱縣“國民黨”案是打出來的。
1969年3月24日，省革委第四次派工作組，李頂昌（某師政委）、刁吉龍為正副組長，一行6人來到邱縣，當天命令趙玉春跑步把“三代會”牌子搞掉，並宣布立即停止抓‘國民黨’，解散全縣所有專政組，無條件放人。“三代會”人員和受害幹部集中辦學習班。並在縣招待所掛上“河北省革委來信來訪接待站”大牌子，使這場曠古罕有的大冤案得以製止。
自此，全縣受害群眾紛紛來反映問題，哭訴冤情。4月，上級決定以縣革委名義在政府大院舉辦學習班，請重點公社和縣直近六百名受害者揭發檢舉。曆時四個月，案情已經基本查清。
然而在極左路線統治時期，誰越左誰就是革命派，誰說公平公道話，誰就是落後保守勢力。往往吃虧挨整，這是導致極左思潮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也是邱縣冤案遲遲不能平反昭雪的主要原因。
反複
1969年6月，省革委第五次派300人工作隊，薛淺翔為隊長，地區派來1000人工作隊，周吉福（地革委副主任）為隊長，楊紅誌（某團政委）為副隊長，來邱縣一同落實政策。因省、地認識不一致，省工作隊不久全部返回省會。
8月8日，召開全縣廣播大會，周吉福、楊紅誌都講了話。楊所講的八條意見其內容完全是保衛文化大革命成果，保護“造反派”的。認為邱縣抓“國民黨”是犯了清隊擴大化錯誤。
這種喪失基本黨性原則，不顧事實的講話使調查成果失去了基本意義。
這個世界也似乎沒有幾個人，願意打自己的耳光。在地革委工作隊支持下，全縣又立即搞了“雙突”。即：突擊入黨、突擊建黨支部。僅7天，各村大部分黨支部都建立起來了，人員基本上都是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一邊是冤深如海，一邊是喜從天降。
這樣一來受害群眾意見更大了。同年9月省革委召開各縣革委常委以上領導幹部會，李雪峰（省革委主任）在大會上點了牟××（邱縣原縣委書記，革委副主任）的名。並指出：邱縣抓“國民黨”是錯誤的，問題是嚴重的，會後專門把邱縣全體常委留下繼續學習。其後省市又多次組織邱縣整人者和受害者雙方參加學習班。
後來形勢出現逆轉，1970年“一打三反”，再次把鬥爭矛頭重新指向受迫害的老幹部。“三種人”（追隨林彪、江清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仍占據領導崗位。1970年至1974年又提拔犯錯誤幹部75人，其中社、局級42人。
1974年1月8日，省委製定了三號文件，將邱縣抓國民黨案定性為“清隊擴大化”錯誤。省委研究邱縣群眾上訪問題時，後來取代李雪峰的省革委負責人劉子厚說：“盡管一個沒有抓住，還是抓國民黨擴大化”、“不準上訪，上訪要扣住”，“他鬧你就拘留”，“房子壞了，生活困難的，該解決的就解決。無非時公家拿些錢”，“可多花一些錢”。
接著，省、地派190人工作組到邱縣，省薛淺翔、地區李文彪（地革委副主任）帶隊，落實三號文件。同時，縣委成立了落實政策領導小組和，各公社大隊明確一名副書記專抓落實政策工作。但由於省委三號文件把邱縣抓“國民黨”案，定性為清理階級隊伍擴大化，混淆了大是大非。雖然拘捕13人，處理53人，也解決了一些經濟問題，可是抵製省委三號文件的幹部群眾同時受到了打擊迫害。
1975年4月，有關部門把告狀受害代表數人軟禁100天，令其檢查越軌行為。1975年秋又把受害幹部70多人調到邯鄲黨校整頓90天。並以種種借口處理受害幹部，而專政組殺人、打人凶手仍逍遙法外，“三種人（文革中打、砸、搶分子）”仍被提拔重用。到粉碎“四人幫”前，兩年內先後又提拔“三種人”幹部41人，其中社、局級以上的26人，進大隊領導班子414人。為保護犯錯誤幹部調外地工作51人，為排斥受害幹部調外地工作16人。從1970年至1976年10月，犯了錯誤後入黨人員達到355人。如此倒行逆使引起了受害幹部群眾強烈不滿，大大激化了矛盾。
堅冰難銷，黑雲壓城。邱縣在受害人眼裏可謂“暗無天日”。但這不等於他們服氣了，害怕了，退縮了。
執著的上訪
1974年冬，邱縣受害群眾數百人到北京上訪。堅決要求“否定省委三號文件，槍斃惠廣誌”。100人到新華門，十二寡婦（逼打致死的縣、局級領導幹部家屬）多次到中南海，哭訴冤情。從1975年至1978年數百名受害群眾到北京上訪12次。他們以精衛填海精神不屈不撓地到黨的各級領導機關上訪：打不贏“官司”誓不罷休。
在縣城。一位頭發過早灰白的母親也在“告狀”，她的方法太特別了。
她拉著一輛破舊的排子車，車上躺著的是她慘死的兒子。白發人哭送黑發人。縣城不大，隻有一條大街，她家離縣城也不太遠，她天天拉著孩子的屍體繞縣城一圈，一路哭訴。第二天再著著破車“遊街”，她說不清多少天了，反正孩子的屍首早已經變質、腐爛、變臭，腥臭剌鼻的黑水從車底盤的縫隙流淌下來，令整個縣城氣味衝天，慘不忍睹。
孩子啊，你死得不安生啊，屈死了也不能入土。實在不能往外拉了，老人又把孩子的屍體抬進屋裏土炕上，然後將門窗用磚堵住，而她就坐在門口發呆。
她覺得冤有頭，債有主。哪朝哪代，也不能讓人白白屈死！
有一天，邱縣革委會大院突然擁進數百名衣衫不整，麵容憔悴，充滿義憤的男女。他們不時暴發出高聲的怒罵和低聲的哭泣，整個大院充滿了震撼靈魂的悲泣。
招待所的通鋪大炕上擠滿了殘肢缺斷指的男人，會議桌上橫躺的酷刑致殘的老者，還有手持狀紙的老婦，哭哭啼啼的孩子。有的泣不成聲，有了怒火衝天。女人來尋丈夫，老人來尋兒子，孩子要找父親，——可他們的親人已早懷著憤懣、冤屈、不安的靈魂到天國去了。他們走得太悲苦，太殘酷，太冤枉，太匆忙，沒有向親人道聲永訣，有的屍骨無存，魂無歸處。他們直呼著親人的姓名要找仇人索命。
他們要為親人平反昭雪討還血債！
大院食堂開飯了，那一雙雙粗糙幹裂的大手，抓起冒著熱氣的包子就吃。自打大躍進那個年月免費吃食堂之後，這些解放後依然貧窮的百姓總算又一次免費吃了食堂，而且無人敢出來攔阻。他們吃得很野，由於心緒沸騰，肉包子吃起來似乎象吃誰的肉和血，伴著自己苦澀的淚。
畢竟僧多粥少。
夜幕降臨，寒氣襲來。奔波一天了，怒吼一天了，這些累乏了人們從小推車上，從扁擔上解下鋪蓋卷，在牆角，在樹下尋找一塊平整一點的地方；哭啞了嗓子的娘兒們找來磚頭支鍋挖灶，又從路邊撿拾枯草樹枝，燃火起灶。霎時間，“大院”兩側濁煙四起，一片愁雲慘霧。叫聲，罵聲依然不絕於耳。牆角邊、屋簷下、排子車盤底、剛搭起的草棚裏——瑟瑟涼風中懸著觸目驚心的訴狀，象招魂的紙幡，更象一個個不死的冤魂飄蕩。
戾氣太重，冤魂難遣。告狀訴冤的人們，隻是那些死者留在陽光世道的最後的哀泣，也是世道不公的最後見證者。劫後餘生的人們，不甘心吞聲咽氣苟活殘生。他們要看到惡人得到追究，壞人繩之以法的那一天。
相距一百多裏的地革委大院門口，幾乎也擺開了同樣的陣勢，同樣聚集著大群邱縣上訪民眾。大院正門兩側，全被大幅標語、大字報遮得嚴嚴實實，那些紅筆勾勒的醒目標題：《邱縣法西斯刑法大觀》，其刑法可謂集古今中外之大全 ，從早到晚，大字報前擠滿了圍觀的群眾，大家紛紛為上訪者鳴不平。
一位老者跪伏大門之外，聲嘶力竭地長號：冤枉啊！冤枉！！！
在他們眼裏，共產黨的機關就是他們申冤的唯一指望！共產黨讓天下的窮人翻了身做了主。而這些為窮人打天下出過力流過血賣過命的共產黨員們怎麽就讓人把自己的“命”都“革”了呢？
冤枉嗬！他那嘶啞的長嘯在天際久久回蕩。
中央一槌定音
1976年粉碎“四人幫”至1978年8月，省、地又往邱縣派來工作組。省裏由肖光、康敏帶隊，地委逢誌明（地委副書記）帶隊，從縣直抽調200名幹部配合省、地工作組深入到各社隊調查落實。1978年9月29日，邯鄲地委召開30萬人大會（電話會議），為邱縣等縣市、地直機關“國民黨”假案徹底平反。
1978年10月5日胡耀邦在 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上提到邱案問題。他說：“由於林彪、‘ 四人幫’搞法西斯專政......河北邱縣共12萬人，有人製造了一個叫做‘新國民黨’的大冤案......使用了幾十種慘無人道的刑法。他們寄出去（證明是國民黨的假材料）涉及17個省130多個縣，23個部隊......”
1978年11月5日中央派來工作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院長王甫為組長，還有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總政、人民日報社5個機關的幹部,省人大副主任吳慶城，省公安廳長王文同，地委副書記李文彪，還有原省、地工作組領導肖光、康敏、逢誌明等組成了聯合調查組，對邱案進行重新調查，曆時5個月。
1979年3月16日至30日。李先念、餘秋裏、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窮5位中央領導參加聽取了河北省革委劉子厚、江一真關於邱縣慘案的匯報。華國鋒主席接見了與會全體成員，並形成《河北會議紀要》(簡稱紀要)。
1979年3月中央辦公廳下發《紀要》，明確指出：“邱縣抓‘國民黨’案是當時趙玉春等少數幾個人積極匪媼直搿ⅰ?娜稅铩??寫鄣扯崛ǖ囊蹌被疃???圃熗艘黃鶇蠹侔浮⒋笤┌浮??∥?娜?盼募??亞襝刈ァ??竦場?付ㄎ?宥永┐蠡?拇砦螅?遣環?鮮導是榭齙模?遣歡緣摹６災饕?鶉握叩拇?硪彩瞧?岬模?τ枰願惱?Ｊ∥?鮮凍佟⒏惱?硎怯性鶉蔚摹保ǖ?982年1月15日，省革委作出決定，三號文件被撤銷）。3月30日華國鋒在《紀要》上批示：“此件已經中央批準。”此後落實“國民黨”案才步入正確軌道。
1981年11月26日，邱縣又有300名受害群眾上訪到省，反映“三種人”繼續掌權情況。27日省委書記王諍接見了上訪群眾。聽取逢誌明、褚魁耀（邱縣縣委副書記）的匯報後指出：“邱縣抓‘國民黨’案中凡是提棒子上來的人，全部出除名。”回縣後，全麵傳達了王諍的指示。1982年1月18日，邱縣縣委召開了廣播大會，褚魁耀宣讀了中共邱縣縣委關於為邱縣‘國民黨’大假案、大冤案以及“一打三反”中受害的幹部群眾進行徹底的平反的三個決定。縣委書記閻廣祿講話表示：堅決把邱縣“國民黨”案落實好。
1982年2月9日—16日，省委書記王諍等領導及邯鄲地委領導開會決定，由邯鄲地委作出《關於解決“邱案”遺留問題的意見》。《意見》對在押犯的判處、三種人的處理、邱案中犯錯誤後入黨人員的處理、受害者在生產和生活中的困難照顧、建好各級班子等問題作了詳細的規定。1983年1月31日，河北省政法委發了11號文件，對邱案問題的處理規定了三條：一是不開殺戒；二是地委審定交政法部門辦理；三是宣判前做好受害者和犯錯誤的人雙方家屬工作，成熟一個審判一個。
落實政策，處理罪犯
經濟政策落實情況。“文革”期間全縣被抄家523戶、涉及2101人，抄損物品折款436.466元，已退賠356，466元，有8萬元未查證落實。被扣發工資的388人，總額達131，104元。
對“邱案”中216名犯罪分子，通過查證落實，定案處理104人，依法逮捕75人。判刑1至2年的9人，3至9年的27人，10至13年的16人，15至20年的16人，判無期徒刑的6人，判處死緩的1人。其中抓“國民黨”案主要責任人趙玉春判刑15年，惠廣誌判處死緩。在抓“國民黨”案中犯有錯誤的共6231人，其中犯嚴重錯誤的663人。犯一般錯誤的1288人，犯較輕錯誤的4280人。大部分檢查了錯誤，得到群眾諒解。
對“文革”期間被逼打致死人員解決埋葬費63，519元，解決撫恤金671人，用款76，223元，另有477名遺屬享有了定期定額補助。自1969年到1983年共用款1，615，933元，平時對受害戶救濟用款298，257元，國家對40個重點大隊進行補償支援，撥給農田建設款100萬元，因抓“國民黨”被打傷致殘的1316人，其中國家幹部職工305人，1969年至1983年傷殘的治療費國家共用款34.7萬元，農村社員傷殘1011人，享受補工的755人，補助勞動日15.1萬個。不少受害者子女到礦山和城市參加了工作。政策落實到群眾的心眼裏，群眾就會真心擁護。邱縣人民是通情達理的。
“國民黨”假案不僅為邱縣人民帶來空前的災難，也給困難重重的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損失！
一年製造的冤案花費了近二十年時間平反，期間耗費的人力物力及各種社會資源難以統計，經曆了這場浩劫的邱縣在許多年之後都難以恢複元氣。多少年之後，人們在形容邱縣人生活時都還說：紅薯幹是主糧，雞屁股是銀行，不少人年年外出逃荒要飯。
看到這裏，讀者很容易產生這樣的疑問：為什麽邱縣會發生如此慘案？還是讓我們從曆史和現實中尋找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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