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多維編者按】1999年明鏡出版社出版了趙無眠的史論文集《百年功罪》，《如果日本戰勝中國》為其中一篇。《文藝春秋》雜誌2006年日本11月號，以顯著標題推介《如果日本戰勝中國》,對趙無眠做人物專訪，今年2月日本文藝春秋出版局出版發行其日文版單行本。現節錄該文部分章節。

難以獨立打贏的一場戰爭

　　如果不是以結果，而以雙方被俘、死傷的數字作為衡量戰爭勝負的依據，豈不是可以這樣說：中國的抗日戰爭沒有勝利，中國應該算是戰敗國，而日本是戰勝國？這顯然是荒謬的。中國抗戰中死傷的巨大數字，無法做具體統計，一般認為當數以千萬計，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直接死於戰場的軍人，達132萬4千多人。中國軍隊被俘或投降的數字也很大，僅被改編為偽軍的就有幾十萬人。經濟損失更極為驚人，三千萬人喪失家園，戰前戰後物價相差一千八百倍（重慶2613倍，昆明6894倍）。為戰爭花費的巨額款項，已經大大超過了中國人民的納稅能力。

　　誰都知道，中國是慘勝。中國隻是理論上和道義上，贏了這場戰爭。日本是向盟軍投降，而中國僅為盟國陣營中的一員，耗時最久，代價最大，傷亡也最慘重。如果沒有盟國的參戰，中國要贏得這場戰爭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無妨這樣講，如果不是日本主動攻擊同盟國而引發太平洋戰爭的話，中國連這樣的慘勝都會覺得奢侈。有人把中國的抗戰，形容為一個羽量級對重量級的拳擊大戰。這位羽量級拳手，被那個重量級的家夥連續打擊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後，極度痛楚、疲憊地倒在繩欄上，忽然裁判一聲口哨，將他的一隻胳膊高高地舉起，宣布是他“贏了”！情況就是這樣。

　　日本投降後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軍企圖令駐沁縣日軍放下武器，遭到拒絕，於是發生惡戰。日軍僅一個大隊（營級建製）守城，而八路軍出動一萬餘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價仍未能拿下該城。沁縣日軍擊退了八路軍，轉眼將地盤、武器交給了閻錫山的國軍，八路軍卻又輕而易舉地從國軍手裏奪了過來。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晚年嚐撰寫回憶錄，承認八路軍是他在中國作戰時遇到的最有戰鬥力一支軍隊。後來的國共內戰也證明，由八路軍為主組成的人民解放軍，能夠勢如破竹地擊敗數百萬裝備優良的國軍。但即便是這支軍隊，在日落西山的日軍麵前也如此不經打。

　　1945年4月至6月間的湘西會戰，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國打的最後一次大的戰役。中方投入十九個師，日方投入三個師團、一個旅團和一個聯隊（團級建製）。按史家的評說，這次戰役以日方的失敗告終，所謂“湘西大捷”。雙方的傷亡數字是，日方死1500人，傷5000人；而中方傷亡13713人，為日方的兩倍。中方還特別提到，俘虜日軍軍官17人，士兵230人，為七七事變以來俘虜人數最多的一次。日軍以“強弩之末”在中國作“垂死的掙紮”，仍有這樣戰績，八年抗戰打的是怎樣一種窩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個謎語：“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國古人名”。據說猜出來好幾個謎底。一為“屈原”，屈服於美國投擲的原子彈；二為“蘇武”，蘇聯動武，向日本宣戰；三為“共工”，即共產黨指揮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戰功。是不是還有一個“蔣幹”，蔣介石幹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憶錄》中，對於日本最高決策層下決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曆程，做了較為細致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還是屈服於美國。更直接地說，還是怕原子彈。原子彈的威力，使得以凶頑著稱的數百萬皇軍喪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隻能給整個日本帶來一片焦土，甚至種族滅絕。毛澤東說，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實上，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國軍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是日本最終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戰敗不等於投降，投降則是承認戰敗。如果沒有美國參戰，或者說如果美國沒有發明和使用原子彈，日本絕不可能那樣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樣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說七十年日本皇軍一直有視投降、被俘為絕大恥辱的傳統，即連日本曆史上也從未有過對外投降的記錄。縱使日軍在各戰場失利，向本土節節敗退，其作戰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國估計，在日本本土作戰，盟軍可能還要付出上百萬人的犧牲才能取勝。從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彈的爆炸也給了他決定終戰的最有力的借口。因為軍部領袖們一時方寸大亂，提不出任何對付該武器的良策，當然更無力再阻止天皇作出決斷。

二戰完全可能有另一種結局

　　晚年旅居美國的李宗仁，在檢討八年抗戰中中日雙方的優劣成敗時這樣認為：
　　“……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用閃電戰方式，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回，占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並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呼應，夾攻陝西，占領西安，得隴望蜀，威脅成都。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兩流域西進攻擊，與其南下的主力軍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則占領淞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既無異探囊取物。然後右路越秦嶺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峽，入夔門，占重慶，左路經廣西，向都勻，入貴陽。一舉而占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遊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麵，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隻有俯首聽命。等到大勢已去，縱使我們的極端主戰派也隻好鉗口結舌。則以蔣、汪為首的反戰派和三日亡國論者自將振振有詞，率全國人民屈服於暴力之下了。然後，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歐戰發展到頂點時，日本即可挾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亞洲防衛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行狂風擄掠性的戰爭，則南進北進，均可遊刃有餘。如此，二次大戰結束的麵貌，恐將完全兩樣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

　　李宗仁在抗戰中擔任第五戰區司令官，指揮過台兒莊戰役，為著名抗日將領，戰後被選為國民政府副總統，並在蔣介石下野後任代總統。他對於日本侵華戰略的分析，應是全麵和老到的，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他說得再明了不過：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國，就應傾全國之力，一舉摧毀中國的抵抗力，而不是幾個師團幾個師團地逐次增兵，一點一點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樣的話，中國隻有屈服一條路可走。也就是說，日本戰敗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謀遠慮的大政治家，及氣魄雄偉的大戰略家。否則，中國實難取勝。

　　日本在中國戰場上的失敗，是戰略的失敗，亦即它並沒有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但就戰爭本身而言，它實在是相當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稱讚昔日戰場上他的對手：“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鬥力之強，可說舉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陣時，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鬥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作事皆能腳踏實地，一絲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書）所有與日軍交過手的盟國軍隊，對此也有極為深刻的印象。認為這是一支卓越、頑強乃至偉大的軍隊。德國戰敗後，西方各國尚允許它重建武裝部隊。而日本，被占領軍下令解散皇軍，永遠不得再建軍隊。因為它太厲害了。

　　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戰略，或者不管以什麽戰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國，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麵？在日本投降半個多世紀以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似乎有點“假設曆史”的可笑。而事實上，在抗戰之前和抗戰之中，這種假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正是這一假設，成為中國軍民奮起抵抗的動力。日本侵略軍所到之處，犯下的種種罪行，令人發指，更加深了中國人的仇恨和危機感。“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抗戰打贏了，我們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輸了，我們就成了人家的奴隸，就成了亡國奴。不做亡國奴，是任何國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義和最強大的一麵旗幟。

　　正是時光的流逝，正是在安然地度過了那場民族危亡的災難之後，我們才有可能平心靜氣地坐下來，重新思考和推演曆史，──相當於圍棋的“複盤”。

軸心國與盟國不是單憑正義來劃分的

　　首先，我們看看被征服的國家，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日本。這兩個國家都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長期遭到異國軍隊的占領，成了亡國奴。國土被分割，巨額的戰爭賠款，工業設施被摧毀、劫掠殆盡，重要城市大都化為廢墟。但它們都是戰後經濟成長最迅速的工業國家，而今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盡管它們仍被排斥在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之外，一直未能進入“五強”，其實力足以排進前三名卻是世所公認的。這兩個國家自然資源並不豐富，尤其日本，國土狹小，人口密集，幾乎毫無資源可言。而日本的鋼鐵年出口量，長期超過除美國外七個工業強國的總和。日本還是聯合國的第二經濟支助國，通俗點說，就是聯合國的二老板。而且錢還出得不含糊，不象大老板美國那樣總是拖欠大量款項，搞得不痛快。

　　日、德兩國戰後的傑出表現，說明和平發展比發動戰爭爭取“生存空間”有效得多。也說明承認戰敗、被征服、甚至被占領不一定是件壞事。你可以說，幸虧這是盟國勝利了。如果是軸心國勝利了，情況不會有這麽好。盟國代表“民主陣營”，而軸心國代表“法西斯陣營”，一個是正義一個是非正義，一個是侵略一個是反侵略，意義是不一樣的。

　　固然如此，卻又是相對的。蘇聯談得上什麽民主？它的專製獨裁，較納粹德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按照一般估算，死於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數，要遠遠超過死於納粹種族屠殺的猶太人。如果以種族決定人的存亡是人類不可饒恕的罪行，那麽以意識形態和經濟狀態決定人的生死又稍好在哪裏呢？美國是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大本營，在迫害“劣等民族”方麵的記錄，並不比德國遜色。對外而言，蘇聯侵略、占領和吞並的國家還少嗎？波蘭亡國，是德蘇兩個惡鄰合夥炮製的“傑作”。外蒙獨立，是蘇聯出於“戰略目的”威逼利誘中國政府就範的結果。盟軍陣營中的英國和法國，都屬於老牌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國家，在全世界以侵略他國為業，所占領的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豈是戰時德意日三國可比。德國挑起兩次世界大戰，主要原因都是“發展空間太小”，要與已將世界瓜分完畢的英法等國搶地盤。日本除了“生存空間太小”要搶地盤，還有一個動聽的口號：把亞洲人從白人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如果沒有英法等西方國家侵略在先，何來“解放亞洲”之說？二戰結束後，原來的盟國之間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又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冷戰。由“正義的、反侵略的民主陣營”發動的戰爭，絲毫不見得要“溫良”多少。韓戰、越戰就是明證。小小一個越南，美軍投擲的炸彈就超過整個二戰的總和。1968年以蘇聯為首的華約出兵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一下開進六十萬軍隊，五萬九百輛坦克，八百架飛機，兩千門大炮，而1940年希特勒進攻法國，僅用了兩千五百輛坦克。

　　二戰將結束時，盟國陣營的英蘇就劃分歐洲勢力範圍談判，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就是主要戰勝國私下交易的成果。蘇聯軍隊反擊德軍，攻克柏林，實施殘酷的報複，其中也包括殺俘和強奸。德軍殺害卓婭的那個團，整個都被蘇軍殺掉了。柏林大博物館收藏的藝術品，也被盡情地運往蘇聯，半個世紀以後仍宣布永不歸還。美軍占領日本，燒、殺、搶的事件倒至為罕見，唯強奸案多到不勝枚舉，據說多時每天達上千起。這還是無條件投降帶來的優待。日本人似乎沒有中國人那種“寧死不受辱”的羞恥心，或者說，沒有機會給他們表現這種羞恥心。為了保護廣大的一般的婦女，日本政府竟組織“慰安婦”，號召有“獻身精神”、“愛國”的女人們去當軍妓。戰犯東條英機這樣寬解他的前部屬、同事：他也有幾個女兒，“她們肯定是被迫這麽做的，如果沒有黑市和這種賺錢方式，誰能夠在我們的國家生存下來呢？”德日兩國遭到的戰爭報複也許不值得同情，看看他們的戰爭罪行，我們還會認為這種報應實在來的太晚也太輕了。我隻是想說，幻想那一方會出現所謂“仁義之師”，是簡單、幼稚和可笑的。象中國這樣主動放棄戰爭賠款、禮送百萬侵華日軍出境、放棄起訴和關押大批日本戰犯，並不合乎現代國際環境的“潮流”。

最大的運氣：中國加入盟國

　　日本並非一開始就同德、意聯合，直到1940年9月才正式結成三國軸心。而日本高層對此也有不同意見，昭和天皇就屢次表示反對。美國成為盟國的主要成員，也猶豫和觀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與親德的法國貝當政府建交。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自身遭到重創和奇恥大辱，才下決心向日本宣戰。蘇聯也不是納粹德國擴張的天敵，1939年它還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合謀瓜分波蘭。直到1941年6月遭到德軍閃電式入侵，才慌慌張張開始衛國戰爭。中國加入盟國陣營，也晚至1941年12月10日，跟在美國的後麵向德、意兩國宣戰。這之前，中國隻有一個敵人，那就是日本。如果還要算一個敵人，那就是蘇聯，它兵不血刃霸占了外蒙。蔣介石曾設想“聯德抗日”，國民政府十餘年間聘用大量德國軍事顧問，多時至百餘人，由德前國防部長薩克脫任顧問團團長。德國長期向中國提供軍火，為中國訓練了數十個師，組建了第一個機械化部隊。中國和意大利的關係也相當不錯，德意兩國都幫助中國建立空軍。意大利和德國還是西方國家中最早將駐華使節升格為大使的兩個國家，分別為1934年9月（墨索裏尼政府）和1935年5月（希特勒政府）。歐戰爆發後，蔣介石遣使企圖聯合英、美、法，遭到拒絕，一氣之下竟又轉向德國。1940年11月，德國外長裏賓特洛甫約見中國大使陳介，希望中國能與日本議和，並加入軸心國。直至蘇德戰爭爆發，德國希望日本攻蘇，承認了汪精衛的南京政府，重慶政府才宣布與德斷交。

　　二次大戰是世界性戰爭，國與國之間的聯合與反目，並不以政治理念、社會體製、意識形態來劃分，而是取決於國家民族的利益，有時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國與日本都是君主立憲製國家，意大利與蘇聯都是“社會主義”獨裁國家，它們卻分屬兩個敵對的陣營。在盟國陣營中，英、法、蘇俄與中國均結有世仇。法國占據了中國的屬地印度支那；英國占據了中國的屬地緬甸，占據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製了西藏。英國在中國抗戰吃緊的關頭，將中國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緬公路下令封閉三個月之久。法國有盟國陣營的戴高樂政府和軸心國陣營的維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後者，不願放棄在中國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國與維希政府建有外交關係，1943年8月才斷交。沙俄前後侵占了中國數百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蘇俄又控製並力圖分離外蒙。日本曾與美蘇分別簽訂《美日諒解法案》、《日蘇中立條約》，日美蘇三國都不惜以出賣和損害中國的領土完整換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蘇聯合聲明：

　　“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1941年4月13日於莫斯科）

　　日蘇瓜分中國的計劃，使中國陷於兩難。聯日抗俄，則失滿州；聯俄抗日，則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張前者，重慶的國民政府主張後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哪一塊是好？日蔣之間一直醞釀謀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說，中國到底是加入軸心國，還是加入盟國，一是押寶，二是契機。歸根結蒂，中國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而美國加入盟國陣營，所以中國也就跟著加入盟國。

　　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各國的利益所在。利益永遠是在道義之上的。當然相對而言，美國還算是比較“講道義”的，它沒有英、法、俄那樣沉重的曆史包袱，戰火也沒有燃燒到它自己的國土上。對於中國的抗戰來說，珍珠港事件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消息傳到重慶的當天，整個山城一片歡騰，工廠、學校、機關、單位都上街搶購報紙，相互祝賀。而日本的首都東京，此刻也陷入偷襲成功的狂喜之中，民眾湧上街頭，歡慶勝利。兩個敵對交戰國的都城，在同一時刻為同一件戰事歡欣鼓舞，彈冠相慶，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觀。
侵略戰爭的另一麵

　　侵略戰爭的性質是不義的，然而侵略的結果卻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納粹德國發動歐戰，是不義中的不義，但它動搖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統治，導致戰後埃及、阿爾及利亞等國的獨立。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也極為不義，卻使印尼得以脫離荷蘭，緬甸、馬來西亞得以脫離英國，法國無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戰後東京大審判，印度許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對以戰犯罪名懲罰日軍將領，認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擊了英國的殖民統治，有利於亞洲的解放。出席遠東法庭的印度法官帕爾，在最後的審判時寫下自己的保留意見，25名被告都應該無罪釋放。日本侵華，是想獨吞中國，不使之落入西方國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強的瓜分。1905年日俄之戰，重挫俄國霸占東北的企圖。如果當時是俄國贏了，我們想想對中國可有半點好處？東北一直到斯大林時代都被認為“原本就是俄國的”，許多沙俄軍官家庭甚至把旅順當做他們的“家鄉”。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後，日本將北平、上海、廣州等各地的外國租界及治外法權一應廢除。此舉你可以說是“假惺惺的欺騙”，事實卻是迫使各國先後向南京或重慶表示承認，從而結束了慈禧太後、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國中之國”的奇觀。李小龍在電影中怒砸租界公園門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還捎帶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頓。殊不知為中國人徹底端掉這塊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說抗戰勝利，租界自然會還給中國。此話是沒有根據的。帝國主義勢力就象灰塵，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自由法國的領袖戴高樂，就想賴掉維希政府放棄租界的承諾，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裏廢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願地拖到1946年2月才勉強接受這一既成事實。英國在戰後並沒有把香港“自然地”還給中國，而是死皮賴臉地又占了半個多世紀。蘇聯眼見日本將要落敗，趕緊策劃外蒙完全獨立，更證明“自然歸還論”之荒謬。倒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提議，勝利後將法屬印度支那交還中國，這是個順水人情，不損失美國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卻為蔣介石拒絕。

　　曆史上，中國有過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經曆。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來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來民族的後裔所建立。其他還有許許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國至有今日版圖之龐大，中國人和中國的民族至有今日之眾多，沒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象的。照道理，以中華文明領先世界的優勢，應該是中國對外征服為主。事實並不如此。由中國發動的領土擴張，從來都費力不討好，勞民傷財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規模侵占和征服的結果，都擴展了中國的版圖，同時給中華民族注入了新鮮血液。被侵略的規模越大，征服得越徹底，中國的擴展就越迅速，越遼闊。這麽說太不好聽了，卻是事實。（參見《侵略者與亡國奴共建的中國》）

　　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建立過像英國那樣龐大的跨越五洲、環繞全球的殖民帝國。按說它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侵略者，它發動的鴉片戰爭把中國帶進了漫長的冤孽般的恥辱曆程。但一百五十年後，它還給我們一個現代化的香港。1904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創辦郵局、建發電廠印刷廠、成立警察局、開設銀行，甚至試種茶葉，雖說是為了脫離中國做準備，畢竟給封閉落後的雪域打開了一扇窗口，帶來了新的氣象。印度被英國統治百年，到1947年獨立時，已有鐵路五萬餘公裏，超過麵積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國，直到40年後才追上。英國人給許多國家地區帶來了工業革命的曙光，中國也是在跟這些鴉片販子打交道的時候才受到的啟蒙。

勝負乃國家之常事

　　那麽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既然侵略戰爭有這麽多“好處”，我們就應該肯定它，當外敵入侵時，不但無須抵抗，還要打起旗子歡迎它呢？

　　不是這樣。外敵入侵，當然要奮起反抗。無論侵略的結果有多好，其過程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對，抵抗。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無庸置疑的道理。但我們在觀照和思考曆史的時候，不能簡單化。以八國聯軍的入侵為例，義和團保衛家園是對的，而它以愚昧瘋狂的行為挑起事端，又確實無法為國際公認的法則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國聯合出兵幹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過談判？當時的情況是，拳亂四起，朝廷都無法控製，外交使團連生命財產安全都不能保證，找誰去談，誰說了算？何況還有中國將領僧格林沁撕毀兩國停戰協議，偷襲外國軍隊的前車之鑒。人家認定你是個不講道理不講信義，狂妄自大頑固守舊的政府，跟你講好的沒用，就象今天的人們去看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塞因一樣。總之，這是一場悲劇，而中國是這一悲劇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個民族不善於從中接受教訓，那麽肯定地，悲劇還將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來說，一定要抵抗這是對的。不過要做好兩手準備，即有可能贏，也有可能輸。中國人都知道，勝敗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麽也是國家常事。打贏了好說，打輸了怎麽辦？尤其是徹底輸了，亡了國，被征服，怎麽辦？在大敵當前之際，這樣的討論或許太“低調”，太影響士氣；但在遠離硝煙的和平年代，在仔細觀照曆史的時候，這個話題就不僅不是多餘，而且還是必要的了。

　　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結果會怎麽樣？

　　根據曆史的經驗，可以推斷，結果顯然是：日本成為中國的一部份，還要加上朝鮮這個自古跟中國關係密切，而並未擁有全部主權的屬國。中國的疆域將第一次越過日本海，囊括忽必烈當年兩次都未曾征服的東瀛島國。

　　有人說，曆史不會如此簡單地複寫。問題在於，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簡單地複寫曆史。日本侵華的決策者們，一直悉心研究中國被外族征服的曆史，從中總結經驗教訓，有計劃有步驟地采取行動。在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前，它所進攻的主要目標就是中國。日本入侵時宣揚“日中一體”、“同文同種”，固然是為了掩飾其侵略罪行，但也是對其目的作了恰當的注解。那就是，實現十六世紀統一日本的領主豐臣秀吉的夢想，“打到北京去當皇帝”，入主中原，成為中國的主人和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