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題記：現代政治文明說：我反對你的意見，但我以生命捍衛你表達意見的權利。而獨裁中共政權則說：即便我同意你的意見，但我也要剝奪你表達意見的權利。
一 對日索賠遊行為何被拒？
近半年來，著名記者馬立誠等人提出對日新思維，民間第一次自發出海保釣被日本軍艦圍堵，對日的民間索賠屢屢受挫，德、日兩國爭奪京滬高速線，更有日本侵略軍遺留毒氣泄漏事件，這一係列事件引發出一浪高過一浪的民間反日潮。“9·18紀念日”前，民間的七家網站發起了“對日索償網絡簽名活動”，據稱簽名者高達110萬人。簽名活動的組織者事前公告：將於“9·18”當天派代表將簽名信送交日本駐華使館，同時舉行30－50人的小型集會示威。
能夠收集到百萬簽名的組織者，之所以隻向當局申請這麽小規模的集會示威（與百萬簽名者相比，50人簡直少得可憐），已經充分考慮到了國情，也很為現政權著想了。即便政府批準了這次集會示威，參加的人也不會有過火行為，更不會帶來社會治安問題；組織者對記者談話也證實了這一點：我們的目標和政府的目標是一致的，都希望中國富強。
然而，如此顧忌政權的反應、如此“政治正確”且參與者如此之少的集會遊行，卻仍然被北京市公安局拒絕，豈不是拿愛國民意當兒戲？中共政權難道如此脆弱，連這麽小規模的愛國行動都心懷戒懼嗎？
自90年代以來，現政權就把愛國主義作為道義合法性的主要來源，將“愛祖國”置於“五熱愛”之首，每天都在高喊致力於“偉大的民族複興”，如此愛國的政權難道連民間小小愛國行動都不能高抬貴手嗎？
有人說，中共不允許民間自發的集會示威，是基於維持穩定的中日關係，也是為了國家長遠利益，現在的韜光養晦是為了未來的主動出擊。而事實上，這樣的辯護掩蓋了中共對民意的恐懼，因為仇視民間的獨立性乃獨裁製度的本質。
在對日索賠、反對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戰罪責正式道歉……等問題上，世界上所有深受日本軍國主義之苦的國家，民間自發運動從來沒有受到過本國政府的壓製。而唯獨在受日本侵略之害最為深重的中國，民間針對日本政府的自發抗議維權運動，一直受著中共政權的冷遇和壓製。
隻要是獨裁製度，無論是何種類型的獨裁，其統治在根本上是壟斷性的，因而在骨子裏都是敵視民意的。它蔑視人的自由、尊嚴和權利，最怕民眾的權利意識和獨立意識的覺醒，把任何來自民間的自發維權言行視為洪水猛獸。而且，50多年的中共獨裁，已經習慣於壟斷一切，不可能允許民間維權運動的發展壯大，不要說不同於官方定調的民間訴求，將被專政機器殘酷鎮壓，就是那些官民共同關心的社會問題，中共寡頭可以說而民間卻不可以說。比如，高官們可以大講反腐敗，但最先揭露沈陽“慕馬案”的老人周偉，最先舉報河北“程維高案”的郭光允，二人卻被雙雙勞教；高官們可以大講“修憲”，而民間討論修憲就是“別有用心”或“添亂”，必須以禁令來禁止之，以嚴密監控來恫嚇之；高官可以在前台的最明亮處大演“愛國秀”，民間愛國運動卻被遮蔽在黑幕後。
中共的獨裁霸道，不僅在於自我授權的代表一切和壓製一切異見，更在於壟斷一切善政，在於救主的大包大攬和俯身傾顧的“親民”姿態，進而把所有進步納入中共的成績單中，都是中共偉光正的證明，是最高獨裁者的“思想”化作強大物質力量的結果。中共對民意，也象對待其他一切問題一樣，是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政治需要時就不惜發動群眾來利用民意，不需要時就不惜拋棄群眾、甚至進行殘暴的鎮壓。毛時代的文革，對青年人的先利用（紅衛兵運動）、後拋棄（知青上山下鄉），就是典型的機會主義。鄧小平時代，同樣的自發性民間運動，有利於鄧小平複出和掌權的“四五運動”就被平反，而不利於鄧小平獨裁的“八九運動”就遭到血腥鎮壓；在愛國問題上，中共駐南使館被炸，就批準幾大城市的大學生上街反美，而民間的反伊拉克戰爭和自發的對日索賠，幾十人的集會遊行申請也得不到批準。
所以，在中共治下的愛國問題的實質，絕非愛國問題而是人權問題。不許百姓舉行反日的示威遊行，絕非百姓是否具有愛國的權利，而是百姓是否具有用和平方式來表達政治訴求的基本人權；在中共不許自發愛國的背後，是對獨立表達權的剝奪，特別是對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等權利的剝奪，即便這些權利已經寫進了中國憲法，高於一切的黨權也可以公開違憲。
在此意義上，民間自發的對日索賠運動，不僅是愛國主義的言行，更是民間爭取基本人權的自發行動。
2003年9月18日於北京家中
一 對日索賠遊行為何被拒？
近半年來，著名記者馬立誠等人提出對日新思維，民間第一次自發出海保釣被日本軍艦圍堵，對日的民間索賠屢屢受挫，德、日兩國爭奪京滬高速線，更有日本侵略軍遺留毒氣泄漏事件，這一係列事件引發出一浪高過一浪的民間反日潮。“9·18紀念日”前，民間的七家網站發起了“對日索償網絡簽名活動”，據稱簽名者高達110萬人。簽名活動的組織者事前公告：將於“9·18”當天派代表將簽名信送交日本駐華使館，同時舉行30－50人的小型集會示威。
能夠收集到百萬簽名的組織者，之所以隻向當局申請這麽小規模的集會示威（與百萬簽名者相比，50人簡直少得可憐），已經充分考慮到了國情，也很為現政權著想了。即便政府批準了這次集會示威，參加的人也不會有過火行為，更不會帶來社會治安問題；組織者對記者談話也證實了這一點：我們的目標和政府的目標是一致的，都希望中國富強。
然而，如此顧忌政權的反應、如此“政治正確”且參與者如此之少的集會遊行，卻仍然被北京市公安局拒絕，豈不是拿愛國民意當兒戲？中共政權難道如此脆弱，連這麽小規模的愛國行動都心懷戒懼嗎？
自90年代以來，現政權就把愛國主義作為道義合法性的主要來源，將“愛祖國”置於“五熱愛”之首，每天都在高喊致力於“偉大的民族複興”，如此愛國的政權難道連民間小小愛國行動都不能高抬貴手嗎？
有人說，中共不允許民間自發的集會示威，是基於維持穩定的中日關係，也是為了國家長遠利益，現在的韜光養晦是為了未來的主動出擊。而事實上，這樣的辯護掩蓋了中共對民意的恐懼，因為仇視民間的獨立性乃獨裁製度的本質。
在對日索賠、反對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戰罪責正式道歉……等問題上，世界上所有深受日本軍國主義之苦的國家，民間自發運動從來沒有受到過本國政府的壓製。而唯獨在受日本侵略之害最為深重的中國，民間針對日本政府的自發抗議維權運動，一直受著中共政權的冷遇和壓製。
隻要是獨裁製度，無論是何種類型的獨裁，其統治在根本上是壟斷性的，因而在骨子裏都是敵視民意的。它蔑視人的自由、尊嚴和權利，最怕民眾的權利意識和獨立意識的覺醒，把任何來自民間的自發維權言行視為洪水猛獸。而且，50多年的中共獨裁，已經習慣於壟斷一切，不可能允許民間維權運動的發展壯大，不要說不同於官方定調的民間訴求，將被專政機器殘酷鎮壓，就是那些官民共同關心的社會問題，中共寡頭可以說而民間卻不可以說。比如，高官們可以大講反腐敗，但最先揭露沈陽“慕馬案”的老人周偉，最先舉報河北“程維高案”的郭光允，二人卻被雙雙勞教；高官們可以大講“修憲”，而民間討論修憲就是“別有用心”或“添亂”，必須以禁令來禁止之，以嚴密監控來恫嚇之；高官可以在前台的最明亮處大演“愛國秀”，民間愛國運動卻被遮蔽在黑幕後。
中共的獨裁霸道，不僅在於自我授權的代表一切和壓製一切異見，更在於壟斷一切善政，在於救主的大包大攬和俯身傾顧的“親民”姿態，進而把所有進步納入中共的成績單中，都是中共偉光正的證明，是最高獨裁者的“思想”化作強大物質力量的結果。中共對民意，也象對待其他一切問題一樣，是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政治需要時就不惜發動群眾來利用民意，不需要時就不惜拋棄群眾、甚至進行殘暴的鎮壓。毛時代的文革，對青年人的先利用（紅衛兵運動）、後拋棄（知青上山下鄉），就是典型的機會主義。鄧小平時代，同樣的自發性民間運動，有利於鄧小平複出和掌權的“四五運動”就被平反，而不利於鄧小平獨裁的“八九運動”就遭到血腥鎮壓；在愛國問題上，中共駐南使館被炸，就批準幾大城市的大學生上街反美，而民間的反伊拉克戰爭和自發的對日索賠，幾十人的集會遊行申請也得不到批準。
所以，在中共治下的愛國問題的實質，絕非愛國問題而是人權問題。不許百姓舉行反日的示威遊行，絕非百姓是否具有愛國的權利，而是百姓是否具有用和平方式來表達政治訴求的基本人權；在中共不許自發愛國的背後，是對獨立表達權的剝奪，特別是對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等權利的剝奪，即便這些權利已經寫進了中國憲法，高於一切的黨權也可以公開違憲。
在此意義上，民間自發的對日索賠運動，不僅是愛國主義的言行，更是民間爭取基本人權的自發行動。
2003年9月18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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