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鞏俐扮演的皇後甫一出場，濃妝豔抹，酥胸袒露，高高的發髻，華貴的服飾，立即令人聯想到這是“一個人”還是一座“形象工程”？濃重的裝扮之下，演員本身特有的精神氣質蕩然無存，人們看到的隻是附加在她身上的那些東西，是由她的身份地位堆砌起來的外觀，她本人於其中幾乎不得動彈。
大片有大的資金投入。在這部影片中，這些資金仿佛主要用來建造一些大的“工程”了：宮廷的內部裝修工程（尤其是雕花的廊柱工程）、從刺繡品到滿地花盆的菊花工程、長裙拖曳的服裝工程、熬製中藥的廣告工程、像蜜蜂一樣奔跑的工兵工程、如團體操般整齊劃一的戰爭工程、以死亡士兵屍體堆積起來的英雄工程（周傑倫），以及影片開頭著力展示的大批酥胸與玉腿的工程。
有這樣多華麗眩目的工程，令人感覺這是不是一部有關裝修或者某個開幕式預演的巨片？電影的主要工作難道在於搭製作為奇觀的布景？製作布景的難易程度及其電腦的技術含量，則代表著電影本身的優劣及技術含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麽攝影機就要重新變回照相機、電影學則要變成土木工程學了。
“工程”的特點在於其係統性和封閉性。同樣的符號再三出現，自我繁殖般一味堆積，借此造成一種虛假的鏡頭連貫或敘事推進，其實任何外在的因素都無法加入進來，就像那些擺得密不透風的菊花花盆，沒有任何縫隙，體現出一種高度的排他性。從這個角度看過去，由各部門掌管完成的這部係統化工程大片，是迄今所有大片中最缺乏生氣和活力的。筆者指的是它在幾乎所有方麵，都不與我們所處的現實和精神有著任何交流。
“大”片之“小”
眾多的工程連接起來是否通往希望之路？不。它們加起來正好等於絕望工程。在所有這些華麗外表之下，人們看見了什麽？仍然是勾心鬥角、陰謀詭計。影片高調的外觀與它陰鬱的內容其實並不相符。
用不著以曹禺的戲劇做依托，張藝謀電影中本來就不乏這種亂倫、偷情、仇恨的元素。不同的是，這回發生在皇宮的高牆之內。因此問題來了：一個哪怕是大戶人家處理醜聞的方式，是否也適合於一個皇宮內部處理諸如此類的事務？
影片中的國王得知皇後與自己的兒子亂倫之後，所采取的措施是讓她慢慢中毒身亡，這件事情他隻能暗地裏吩咐太醫偷偷地去做。然而貴為皇帝，他怎麽做不可以，難道還需要像現在這樣藏藏掖掖地背後下手？照影片中的解釋，皇帝是顧慮自己曾經受惠於其父梁王，但誰能將目前這樣投毒的做法，仍然看作惻隱之心的體現？
再比如太醫的妻子、麵部刺字的那位女人，她曾經是皇帝的情人，照影片中鞏俐的說法，她是皇帝唯一愛過的女人，如今她卻與皇帝天各一方。與《雷雨》中的周樸園對待侍萍一樣，皇帝也在牆上永久地掛著舊情人的畫像，並教導兒子將插在頭上的茱萸多戴幾天，以此紀念自己的生母。這裏完全混淆了一個需要好名聲的封建家長，與至高無上的皇帝之間的區別。這些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舉這兩個例子是想表明，所謂大片之大，需要有足以構成大片本身的內涵和規模，需要有傳奇性質的英雄業績英雄美德，能夠開創新格局、新視野；在經過一係列衝突較量之後，能夠實現新的正義和達致新的公平。總之，需要一些光明磊落的所作所為，體現比較正麵的價值，這樣才能為觀眾所認可，令他們心滿意足，完成影片的娛樂功能。如果隻是將發生在小空間的那些扭曲壓抑之事，搬到富麗堂皇的皇宮中來，以為背景放大了人物升級了就成為大片了，這是對於大片深深誤解。
包括親生兒子元傑在得知母後的處境之後起兵造反。同情母親可以理解，但是率兵起義豈是兒戲？這場戰爭的正義性何在？說翻臉就翻臉，置自身與國家的安危於不顧，這更像是造反的遊民秀才黃巢所為。影片中這些草率的處理，其格局和氣象都太小了。我是說構成人們行動的那些理由，看上去太小家子氣了。
也太“精英”了。影片的結局是悲劇：投毒的皇帝並沒有得到懲罰，他將小兒子暴打至死也沒有得到清算，並繼續從事著加害皇後的營生，這些都遠遠不符合商業片所要求的揚善懲惡或大團圓的結局，相反，這是十分“另類”的做法。在這個意義上，如同影片《無極》，這些藝術片出身的大導演，迄今還沒有找到與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相溝通的基本語言。而想要通過拍攝大片來確定自己藝術片導演的身份，同樣是不理解商業大片的脈絡所在，完全是南轅北轍。
法與非法
皇帝背地裏下藥，皇後背地裏亂倫，大王子背地裏偷情，二王子背地裏起兵，三王子背過身來要求權力，太醫一家三口也都在積極配合皇家成員，從事不同的地下活動。似乎每一個人都不甘心現狀，有著別樣的訴求。
問題還在於這樣一群心懷鬼胎的“不法分子”，他們如何在現存秩序中安身，如何適應這個秩序？又如何代表著這個秩序、使得這個秩序得以運行？這些疑點重重的人物，令人想起張藝謀的那些早期電影如《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等。
答案是他們能夠從容順利地過一種“人前背後”的雙重生活。盡管他們對於現存秩序以及背後的理念並不認同，是一批毫無信念的人，但是對於祖上的規矩十分撚熟，對既定程序及其語法非常精通，照搬不誤。當著眾人的麵，他們樂於標榜自己是祖先遺產的繼承者。關鍵時刻先祖的法律挺身而出，用來保衛他們。
因此，在張藝謀的電影中，“程序”與“家法”始終是重要的敘事角色，《黃金甲》中的“定點報時”與《大紅燈籠高高掛》中“點燈”、“滅燈”的播報如出一轍，都是為了強化現存秩序不可撼動的性質，造成那種牢不可破的印象。如此，像元傑或者楊天青這樣合格或不合格的挑戰行為，隻能是自取滅亡了。
大片有大的資金投入。在這部影片中，這些資金仿佛主要用來建造一些大的“工程”了：宮廷的內部裝修工程（尤其是雕花的廊柱工程）、從刺繡品到滿地花盆的菊花工程、長裙拖曳的服裝工程、熬製中藥的廣告工程、像蜜蜂一樣奔跑的工兵工程、如團體操般整齊劃一的戰爭工程、以死亡士兵屍體堆積起來的英雄工程（周傑倫），以及影片開頭著力展示的大批酥胸與玉腿的工程。
有這樣多華麗眩目的工程，令人感覺這是不是一部有關裝修或者某個開幕式預演的巨片？電影的主要工作難道在於搭製作為奇觀的布景？製作布景的難易程度及其電腦的技術含量，則代表著電影本身的優劣及技術含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麽攝影機就要重新變回照相機、電影學則要變成土木工程學了。
“工程”的特點在於其係統性和封閉性。同樣的符號再三出現，自我繁殖般一味堆積，借此造成一種虛假的鏡頭連貫或敘事推進，其實任何外在的因素都無法加入進來，就像那些擺得密不透風的菊花花盆，沒有任何縫隙，體現出一種高度的排他性。從這個角度看過去，由各部門掌管完成的這部係統化工程大片，是迄今所有大片中最缺乏生氣和活力的。筆者指的是它在幾乎所有方麵，都不與我們所處的現實和精神有著任何交流。
“大”片之“小”
眾多的工程連接起來是否通往希望之路？不。它們加起來正好等於絕望工程。在所有這些華麗外表之下，人們看見了什麽？仍然是勾心鬥角、陰謀詭計。影片高調的外觀與它陰鬱的內容其實並不相符。
用不著以曹禺的戲劇做依托，張藝謀電影中本來就不乏這種亂倫、偷情、仇恨的元素。不同的是，這回發生在皇宮的高牆之內。因此問題來了：一個哪怕是大戶人家處理醜聞的方式，是否也適合於一個皇宮內部處理諸如此類的事務？
影片中的國王得知皇後與自己的兒子亂倫之後，所采取的措施是讓她慢慢中毒身亡，這件事情他隻能暗地裏吩咐太醫偷偷地去做。然而貴為皇帝，他怎麽做不可以，難道還需要像現在這樣藏藏掖掖地背後下手？照影片中的解釋，皇帝是顧慮自己曾經受惠於其父梁王，但誰能將目前這樣投毒的做法，仍然看作惻隱之心的體現？
再比如太醫的妻子、麵部刺字的那位女人，她曾經是皇帝的情人，照影片中鞏俐的說法，她是皇帝唯一愛過的女人，如今她卻與皇帝天各一方。與《雷雨》中的周樸園對待侍萍一樣，皇帝也在牆上永久地掛著舊情人的畫像，並教導兒子將插在頭上的茱萸多戴幾天，以此紀念自己的生母。這裏完全混淆了一個需要好名聲的封建家長，與至高無上的皇帝之間的區別。這些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舉這兩個例子是想表明，所謂大片之大，需要有足以構成大片本身的內涵和規模，需要有傳奇性質的英雄業績英雄美德，能夠開創新格局、新視野；在經過一係列衝突較量之後，能夠實現新的正義和達致新的公平。總之，需要一些光明磊落的所作所為，體現比較正麵的價值，這樣才能為觀眾所認可，令他們心滿意足，完成影片的娛樂功能。如果隻是將發生在小空間的那些扭曲壓抑之事，搬到富麗堂皇的皇宮中來，以為背景放大了人物升級了就成為大片了，這是對於大片深深誤解。
包括親生兒子元傑在得知母後的處境之後起兵造反。同情母親可以理解，但是率兵起義豈是兒戲？這場戰爭的正義性何在？說翻臉就翻臉，置自身與國家的安危於不顧，這更像是造反的遊民秀才黃巢所為。影片中這些草率的處理，其格局和氣象都太小了。我是說構成人們行動的那些理由，看上去太小家子氣了。
也太“精英”了。影片的結局是悲劇：投毒的皇帝並沒有得到懲罰，他將小兒子暴打至死也沒有得到清算，並繼續從事著加害皇後的營生，這些都遠遠不符合商業片所要求的揚善懲惡或大團圓的結局，相反，這是十分“另類”的做法。在這個意義上，如同影片《無極》，這些藝術片出身的大導演，迄今還沒有找到與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相溝通的基本語言。而想要通過拍攝大片來確定自己藝術片導演的身份，同樣是不理解商業大片的脈絡所在，完全是南轅北轍。
法與非法
皇帝背地裏下藥，皇後背地裏亂倫，大王子背地裏偷情，二王子背地裏起兵，三王子背過身來要求權力，太醫一家三口也都在積極配合皇家成員，從事不同的地下活動。似乎每一個人都不甘心現狀，有著別樣的訴求。
問題還在於這樣一群心懷鬼胎的“不法分子”，他們如何在現存秩序中安身，如何適應這個秩序？又如何代表著這個秩序、使得這個秩序得以運行？這些疑點重重的人物，令人想起張藝謀的那些早期電影如《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等。
答案是他們能夠從容順利地過一種“人前背後”的雙重生活。盡管他們對於現存秩序以及背後的理念並不認同，是一批毫無信念的人，但是對於祖上的規矩十分撚熟，對既定程序及其語法非常精通，照搬不誤。當著眾人的麵，他們樂於標榜自己是祖先遺產的繼承者。關鍵時刻先祖的法律挺身而出，用來保衛他們。
因此，在張藝謀的電影中，“程序”與“家法”始終是重要的敘事角色，《黃金甲》中的“定點報時”與《大紅燈籠高高掛》中“點燈”、“滅燈”的播報如出一轍，都是為了強化現存秩序不可撼動的性質，造成那種牢不可破的印象。如此，像元傑或者楊天青這樣合格或不合格的挑戰行為，隻能是自取滅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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