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淫女遊街示眾又讓中國人回想起過去

多維社記者紀軍編譯報導／對於那些在12月初從電視上看到深圳警方將涉黃人員遊街示眾的中國人來說，那個場麵猶如一股從30多年前吹來的寒流，隻是如今被遊街的不再是社會流氓和所謂的犯罪分子，而是上百名賣淫女和數名嫖客。她們當眾被遊街，隨後又被公開姓名，最後又不經審判被關進了監獄。

這種公開處理涉黃人員的舉動，是深圳市官方目前正在展開的曆時兩個月的“掃黃”行動的第一步。紐約時報12月13日發表的長篇報導指出，但這種旨在公開羞辱賣淫女的事件，已在中國招致一場憤怒的“反擊”，許多人紛紛在網上論壇發表評論，對這種侵犯賣淫女人權的行為進行譴責。

這場由深圳市公安機關公開舉行的名叫“整頓”或“批鬥大會”的運動，就跟30多年前那場文化大革命中每天都發生的一切一樣，可這場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化革命，中國官方早在1996年便宣布結束了。紐約時報描寫道，在那個暗無天日的時代，大眾司法早已蕩然無存，所謂的階級敵人遭到公開毒打，被迫認罪，最後被送去勞改。

紐約時報的文章接著指出，然而這起賣淫女被遊街示眾事件，卻發生在深圳這個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誕生地同時也是中國最富有的和最開放的城市，正因為此事發生在深圳，這一事件似乎又增添了它的衝擊值。一名網友在中國一家門戶網站的論壇上寫道：就算這些人犯了罪也應該有尊嚴，難道我們非得回到文革時代？


一名將遊街稱為仿佛是一種中世紀行為的網友質問道：難道它沒有粗暴地侵犯人權嗎？深圳的形象已因此而被玷汙。中國媒體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遊街示眾”作為一種懲罰方式，在革命的名義下，被賦予了行動的正當性，完成了從治理方式到反抗權威參與奪權鬥爭的裂變。後來，又被賦予新的使命的示眾行為，在曆次政治運動中找到了廣闊的舞台，到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終於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舉國若狂的歲月裏，似乎一夜間，中國的城鄉冒出了那麽多的“黑幫”。他們塗著黑臉，剃著陰陽頭，掛著牌子，戴著紙糊錐體空心的高帽，被帶到千千萬萬的人群前，像一群群沉默的羔羊；或者被掛上破鑼，戴上高帽，像牲口一樣被拉到大街上供人觀瞻，且前呼後擁，地位高的還可能被押上大卡車，呼嘯而過。

所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所謂“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在這場浩劫裏，舉凡主席、元帥、藝術大師概莫能外。在這裏，遊街示眾成為一種權力再生產機製，以貶抑、懲罰和暴損顏麵的形式，配合著“造反有理”的口號與行動，完成了對先前的權力和權威格局的瓦解。

紐約時報說，據傳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已針對深圳賣淫女遊街示眾事件，致信中國公安部表示關注和抗議，不過隨後該聯合會又給予否認。不過，目前已有至少一名律師已向有邁出一步，要根據1988年通過的禁止進行公開懲罰的法律，為賣淫女進行辯護。

香港媒體曾披露，全國婦女聯合會已經於12月1日向公安部提出內部抗議，批評深圳警方此舉侵害了公民基本權益、侮辱了全國婦女形象。公安部已責成深圳市公安局調查，當事官員可能受到懲處。有媒體稱，深圳當局早前為配合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南下，營造祥和的社會風氣，才於11月25日在黃業重災區福田開展雷霆掃黃行動，並於11月29日將包括十餘名香港人在內的嫖客和妓女等100多人在沙嘴村和上下沙村遊街示眾，疑犯全部身穿黃衣、麵戴口罩。

遊街示眾後，福田公安分局官員宣布處罰決定，分別讀出每名疑犯姓名、出生日期和籍貫，現場有上千人圍觀。當地媒體隨即配發現場圖片報導了這一活動，引起了廣泛爭議，很多人不讚成公開處理涉黃人員這一做法。隨後，上海律師姚建國發表了《就深圳警方將妓女嫖客遊街示眾事件給全國人大的一封公開信》。

不過，深圳警方負責人近日回應說，打擊涉黃違法犯罪行為是公安機關的本職。此次為期60天的掃黃行動，目的是為了打擊當地發廊、美容美發廳、小型足浴、出租屋的賣淫嫖娼違法犯罪行為，對涉黃違法犯罪活動進行公開處理的出發點是好的。


這名負責人還辯解說，公開處理是否違法在法律界定上不是很清楚，因此不能說這就是違法。此次打擊涉黃案件的形式也並非他們首創，現在“打假”、打擊偷稅漏稅、打擊“黃牛黨”都在使用這種做法。正是考慮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煩，警方當天特意統一了服裝，並給當事人戴上了口罩。當天也隻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了治安處罰，並非公安單方麵定罪。

紐約時報說，姚建國律師在寫給全國人大的公開信中指出，此一事件已經引起了媒體和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成為近期最為引人注目的話題，隨著事件的擴大傳播，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事件會給中國政府造成更為惡劣的國際影響，這並非危言聳聽。姚建國寫道：隨著人類文明和法治的進步，這種野蠻的帶有強烈的複仇主義色彩的懲罰方式早已被現代社會拋棄。需要強調的是，即便是違法犯罪人，法律也沒有剝奪他們的人格尊嚴，同樣也要受到法律的保護……”

姚建國在公開信中引用了英國前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在1763年在一場有關消費稅的辨論中所說的一句話：“風能進，雨能進，但國王不能進。”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即使一個貧寒的人住在貧民窟裏，也有著自己不可侵犯的權利和自由，這句話充分體現了法律的權威和尊嚴，也表達了人產對法律的敬畏之情。姚建國說，如果我們不明白這一點，就談不上依法治國，也談不上依法行政。

姚建國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實施治安管理處罰，應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1988年國家也有一個通知，堅決製止將已決犯或未決犯遊街示眾。福田警方的做法，顯然違反了這些條款。給嫌疑人戴口罩，又示眾處理，這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思。這種辦法並不能保護嫌疑人。

姚建國說：“我又看了有關錄像資料，發現一些觀眾還有座位，這顯然是精心安排的活動。無論賣淫人員還是嫖娼人員，每個嫌疑人被念到名字、籍貫後，上前一步，確認身份，這已經讓人們知道了他們是誰，給他們的內心造成了傷害，甚至傷害了他們的親屬。”

不過一些中國媒體指出，也有不少人認為，深圳的公開處理對賣淫行為更有震懾作用。對此，姚建國強調說：賣淫嫖娼是醜惡現象，應該打擊。但是，侮辱示眾要不得。賣淫女也有人格。賣淫形成的原因很複雜，不能一打了之，一罰了之。我們不禁要問，有關部門的預防工作做好了沒有？處理完了，那些女性再重操舊業怎麽辦？應該探討更好的幹預機製。

文章指出，姚建國的公開信已得到了一些專家和學者的支持。中華女子學院法律係教授李明舜表示，深圳福田警方的做法於法無據。“沒有哪部法律允許他們這麽做，行政執法單位在沒有法律依據條件下做出這樣的行為是不恰當的，有違法的嫌疑。”

李明舜說，嫖娼行為的相關責任人，進行道德上的譴責和法律上的處理，都沒有任何問題，對這種行為的打擊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盡管如此，還是應該尊重這些人的合法權益。“一個人違法犯罪了，但依然是公民，公民的合法權益還是應該受到保障。”

中國婦女問題研究專家巫昌禎也認為，違反了哪一條法律規定，就按照哪一條處罰好了，用不著示眾。“示眾後果不好，他們還要做人呢。”深圳福田警方沒有恰當地考慮這些人的隱私問題，極有可能對這些人的私人生活產生很大的負麵影響。巫昌禎認為，深圳福田警方公開處理涉黃人員的出發點是想起到震懾作用，但事實上這種搞運動式的公開處理起不到應有的效果，基本上已經被中國司法界舍棄了。

在中國網民對遊街示眾事件進行“聲討”之際，中國媒體又介紹了掃黃之後深圳市。文章稱，現在，走在深圳市沙嘴村的街道上，到處是洗腳屋、發廊，穿著暴露、漂亮年輕的女孩子仍然隨處可見，有成人用品店甚至打出了批發零售兼營的招牌。休閑會所一家連著一家，不過門前已經基本上沒有車輛。茶座、飯店裏的服務員大多在看電視、打牌消遣。嶄新的房屋招租、商鋪轉讓的廣告到處都是，巷道內空無一人。

麵對深圳警方大規模的整治，一名受訪者說，沙嘴村的色情業如此猖獗，與警方的不作為有關。沙嘴村的色情業在1998年下半年的整治中有所收斂，此後卻變本加厲，更加猖獗。

受訪者說，城中村是治安整治重點，許多色情場所距離警務室不到50米，都快被色情場所包圍了，如此近距離明目張膽地搞色情活動，警方難道沒有察覺？如果在日常的檢查中能夠嚴格執法，怎麽會發展起這麽多色情場所？縱容的時間比打擊的時間多，這樣的整治怎能長治久安？指望一場有侵犯人權嫌疑的公開處理大會來彰顯警方的決心，顯然是靠不住的。

紐約時報的長篇文章最後引述一名中國人權活動人士的話說，深圳賣淫女事件所揭示出來的背景是這樣一種現實，性交易早已伴隨中國的改革開放而出現了。

這位呼籲為這些被逮捕的賣淫女展開聯合行動的活動人士指出：“如果說賣淫是非法的話，那麽就存在著一個行政管理上的問題。用這種粗魯的方式來對待賣淫女，是一些行政管理部門和警察逃避責任的一種方式。”

在中國互聯網論壇上，有這樣一個貼子更直接地寫道：“他們(警察)隻敢打蚊子，卻害怕碰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