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敢查陳水扁，大陸能查誰？

水扁夫人吳淑珍涉嫌貪汙、偽證被提起司法公訴，是台灣司法獨立最無可爭議的例證，是人民不斷爭取民主、媒體勇敢監督政府的回報，檢察官陳瑞仁為台灣建立了一個值得長久敬重的司法經典，同時可以垂範於正以“反貪為首要任務”的中國大陸執政者。

台灣民主化由於奠基於民粹主義，雖然幫助李登輝迅速從國民黨元老中取得了權力，也幫助民進黨連續兩度取得政權，但權力的羸家卻始終未能完成角色的轉換，沒有努力去尋求全民和解反而加深族群對立，沒有努力去改善百姓民生反而逼走商界精英，沒有努力去改革體製反而急於瓜分利益，如此之下，經濟低謎，權爭惡劣，社會分裂，百姓沮喪，陳水扁親信、家人甚至他本人卷入貪汙腐敗案也就不足為奇。

正是民粹主義，“民主”在台灣異化為爭權的利器和權力的保護神，使李登輝可以胡言亂語胡作非為，台灣社會毒化、兩岸關係惡化卻無須承擔任何責任，任上權傾一時，下台後也能老神在在，一係列弊案都是不了了之。作為李登輝的權力繼承者、行為模仿者，陳水扁這個曾經為民主打拚的“台灣之子”，很明顯背叛了他的理想，權力不是為民服務的工具而成了他的終極目標，且為此不擇手段。他在不清不白中坐上第二屆總統寶座後，並沒有修正他的心理，政治暴發戶心態比前任表現得更急促卻很笨拙，以致於鬧出低劣的“小貪總統”的故事。

從陳瑞仁檢察官的起訴書裏，已經很清楚地呈現了吳淑珍“涉貪”和陳水扁“共犯”的事實。未經司法的審定，陳水扁的自我辯護當然是其權力，但即使“陳律師”為“陳總統”雄辯滔滔，也未能昭信於天下，人們聽到的是一個堅定的信息：“我不下台！”

然而，政治家之所以是政治家，他不僅僅與民同法，而且他要有相適應的政治責任。陳水扁總結說：“清廉名譽比生命重要，個人去留微不足道”。其實，對於政治家來說，比個人名譽更重要的是：國家福祉。司法程序或可成就陳水扁的拖延術，但一個沒有誠信、沒有權威的總統，一個成為社會亂源的總統，憑什麽再領導台灣？可見陳水扁仍將個人“名譽”“個人去留”置於“國家福祉”之上，留給曆史的是活脫脫一個對權力貪得無厭、貪得無恥的“政治小癟三”形象。

對陳水扁涉貪的追究，尤其是陳水扁下台與否，民進黨扮演最後決定性的角色。但從與陳水扁有關的弊案發生以來，作為新生的執政黨，民進黨的表現不配它聲稱追求“民主進步”的黨名，為了一黨之私，居然在立法院為了“全體一致保衛總統權位”，全體缺席相關議會，一如大陸人很熟悉的“一致通過”的沒有倫理的政治把戲。結果呢，一黨受累於一人，長久撕裂的社會，積壓了更強烈的民憤，最終反彈給了民進黨，折損了它在台灣政治舞台的競爭力，傷害了台灣民主的品質。

台灣人民有幸，仍有人不甘墮落，而這些不與濫權者共舞的人，使本已步入邪門的台灣“民主之輪”還有機會轉入正道。陳瑞仁、李子春這幾位檢察官，不止為台灣，為中國大陸，甚至為世界各國，建立了一個司法經典。即使是民主較成熟的西方國家，亦有鮮有檢察官成功調查“第一家庭”的案例。這也顯示出台灣民主化卓有成效的一麵，隻要檢察官具有勇氣和智慧，還有可能避開政治幹預，讓真相和正義浮出水麵，也使人們重新燃起對民主的信心、對台灣的希望。

陳瑞仁建立的這個案例，給中國大陸亦有很大的啟示。經濟高速騰飛的大陸，正“被貪汙腐敗”從各個角度侵蝕，官場商場已混為一場，幾已到了無官不貪的境地，以致國家主席胡錦濤將反貪定為“首要之務”。

但大陸這些年大小老虎打了不少，腐敗之風並未遏製，反而更普遍更深刻。陳水扁貴為總統，妻子涉貪40多萬美元就鬧得天翻地覆，一個大陸鎮長兩年賭掉公款一千多萬美元卻很久不為不知。原因還不在於大陸大，而在於大陸沒有最基本的輿論監督，司法也隻是紀委是白手套。

不少地方的紀委隻是排除異已的“東廠”，“雙規”則保護了更多、更高級別的貪官。沒有政治的需要，沒有最高領導層的批準，司法不可能啟動對高官的調查。一個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貪汙腐敗傳聞並非今年才有，卻拖到場麵不可收拾才來個“雙規”。而政協主席賈慶林、副總理黃菊明顯涉嫌經濟大案，卻至今沒有一個檢察官敢查他們！

假如陳水扁的弊案由民進黨的“紀委”調查，會查到陳水扁頭上嗎，人們斷沒有希望看到“真相”！相比台灣，使我們沒有多少理由樂觀中國大陸的反貪結果。假如胡錦濤真的有心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首先就必須拋棄已被證明不能治本的反貪體製，學習台灣，學習他國，建立起獨立於既得利益集團之外的監督體係。

貪汙腐敗是對中國老百姓利益最大的侵犯，使摩天大樓之下的百姓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貪汙腐敗是對中國複興最大的破壞，使人們對公平對正義對未來喪失信心，甚至使中國社會陷入無界的黑洞之中。台灣的反貪例證告訴我們，擁有沒有恐懼的媒體，獨立的司法體係，才可能讓“最大的老虎”也不能免於被監督。這也是所有反貪國家的經驗。中國如果不能如此，“中國特色”的“反貪”便隻是一陣風的運動。不止的腐敗，最終定會將執政者腐蝕為烏有，也將最一次毀滅中國複興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