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部主導經濟：蘇州模式是當地百姓的悲劇

中國改革總編輯新望／蘇州在創造經濟增長“神話”的同時，卻不得不麵對一個“貧困”的現實──普通市民收入增長緩慢，土地資源的減少，民族品牌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以及“世界工廠”的身份。在這樣一個稱作“人間天堂”的地方，很多人卻並沒有想象中的富庶。在一座GDP排名居全國第四位的城市，人們並未更多地考慮如何創業，而是紛紛加入到報考公務員的洪流之中。這一切又是什麽原因造成的呢？

按照新望的觀點，蘇州目前工業的最典型特點是：勞動力偏“打工仔”化，工業結構偏加工業化。如此結構特點和格局絕對不是巧合，是和蘇州的曆史文化分不開的。蘇州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和新加坡工業園區能夠建立並吸引全球資金和巨型企業，除了蘇州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更多可能是政府引導的作用。

曆史上的蘇州在明清兩代一直是全國賦稅之重地，朝廷的“衣食之源”。不僅如此，蘇州的手工業也異常發達。正是由於曆來蘇州手工業的發達，所以步入近代後，蘇州是典型的消費經濟城市，長期優越感使得居民在生活觀上有些頹廢。蘇州當地居民可能沒有浙江人那麽具有開創精神，他們比較安於自己在“天堂”裏的生活。

當工業剛起步時，勤勞、智慧的蘇州曾經超越過上海，但是由於上海地理位置的優越，隨著通商口岸經濟的起步和繁榮，允許外國辦廠吸納了蘇州各類經濟發展資源，蘇州日益轉變成上海的後院，而自身經濟也一直未完成近代化。對蘇州整個工業化進程可以用“小馬拉大車”來形容。

因為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張家港、昆山等六個縣劃歸蘇州市政府的行政管轄，蘇州才開始打破沉默。由於這六個縣鄉鎮企業發展得非常成功，所以，蘇州經濟的崛起也主要是依靠六個縣的財政貢獻。蘇州市自身的經濟發展並不充實，整個蘇州經濟呈現空心化趨勢。

到了90年代，新加坡政府看中了蘇州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條件，在蘇州城東合作開發了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隨著該園區招商條件的逐漸成熟，蘇州又在城西如法炮製，開辟了新的工業開發區──蘇州新區，提供更便宜的土地、更優惠的稅收政策。隨著新加坡工業園區和高新技術開發區在蘇州市的建立，蘇州經濟格局有了豐富的“兩翼”，呈現了騰飛的架勢。

這對於蘇州來說是“遲來的”工業化，正是這兩個工業區的建立使得蘇州經濟內部真正得到了充實。從某種意義上看，也正是到這個時候，蘇州的城市化才切實建立在工業化之上。

在蘇州工業的發展初期，很多合資外資企業遷入蘇州是源於在浙江和其他地區享受稅收“兩免三減”期限已到，希望通過改變廠址，重新獲得優惠。於是這些車間就如蒙古包一樣“逐水草而居”，漂移到政策更優惠，土地、勞動力更廉價的地方。

同時，蘇州政府為了在此屆任期內“有所作為”，必須采取快速實現GDP增長的經濟措施。如果是培育民間生產力，可能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為啟動民間生產力是一個係統曆史工程。更何況，蘇州本土也著實缺乏培育民間經濟力量的土壤，於是曆任政府都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向了外資。

於是，蘇州市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可謂“竭盡所能”，甚至不惜“以土地換資金，以空間求發展”。現在大眾眼中的“蘇州模式”，其實是典型的引進發展型，以強勢政府為基礎，以招商引資為手段。我覺得用“飛來式經濟”形容當今的蘇州經濟比較貼切。

當然，蘇州經濟獲得外資的注入還有一個偶然因素：因為當時上海開放的時候，門檻較高，很多外資無法直接落戶上海，於是選擇了昆山等地方。如此一來，外資的注入無疑給潛力已差不多枯竭的本地鄉鎮企業注入了新能量。

現在的新區可以看到，15年前的稻田變成了三菱、豐田、阿爾卡特、宏基、電通等公司的廠房。當蘇州成為大眾眼中的全球IT製造業新中心時，我們看到的卻是名符其實的血汗工廠。

由於蘇州沒有形成上、下遊貫通的產業鏈，產業結構比較單一，完全以加工為主，沒有自主創新的能力和品牌，從而導致在全球工業化分工中，隻能通過廉價土地、廉價勞動力和稅收等政策的投入，在外資企業的產業鏈中充當加工和組裝環節的角色。而這些低端環節，最大特點就是：耗費勞動力多、勞動強度大和附加值低。

實際上，現在蘇州的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的強勢領導和外資企業來支撐。經濟增長方式是嚴重的外資依賴型，弊端也非常明顯：這種模式最終肯定會阻礙蘇州本土民營經濟的發展，使蘇州經濟失去“再生造血”功能。更嚴重的是，將導致蘇州本地品牌的流失和勞動力“打工仔”化，完全扼殺了民間生產力。如此創業環境，對於蘇州本土的私營和民營企業來說是相當惡劣的。

新望認為，蘇州私營、民營經濟的不發達，和長期集體經濟的傳統觀念的禁錮有關。因為蘇州老百姓個體主動性創造性長期受到壓製，缺乏一些開創的活力。

另一個方麵，民私經濟發展的“殘缺”也是蘇州現行體製的必然產物。因為幹部考核製度和“任期製”的存在，蘇州政府發現最快發展經濟的捷徑不是發動群眾，培育民營企業，而是在短期內指定優惠政策快速吸引外資，實現蘇州數字上的發展。

“民營經濟在蘇州政府主導經濟的環境中遭到最徹底的排斥和最無情的扼殺。”由於長期意識形態的障礙，民營經濟競爭不過集體經濟；同時，由於製度（政績考核製度和官員“任期製”）的障礙，民營經濟也競爭不過外資經濟。可見，民營企業長期得不到公正待遇和平等的發展機會，使得民間生產力得不到充分的培育和發展，整個經濟過分依靠了外資。

從古至今，蘇南地區的稅收負擔都比其他區域要略微偏重。可以這樣認為，蘇州人民或許缺乏了些開創精神，但他們是最具韌性的一群人。在計劃經濟時代，由於經濟增長方式的“高積累、低分配”特點，老百姓沒有機會分享到發展的成果。曆史步入現代，政府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似乎老百姓可以有機會發展自身了，但由於長期以來幹部掌握著全部經濟資源，老百姓得不到平等的機會，再加上蘇州居民的個體創造性一直受到壓抑，最終仍隻落得“為他人做嫁衣”的結局。

蘇州模式其實就是當地老百姓的“悲劇”。但此種典型的“幹部主導經濟”模式（即幹部主導所有經濟資源，政府帶領人們進行經濟建設，一切以幹部升遷為標準），從政府主導經濟的角度看，蘇州政府最為典型，甚至把該模式發揮到了極點。整個經濟體製改革，雖曾經觸及到這種模式，但事實上經濟主導權仍在政府手中。其中當然不乏某些曆史和社會原因。

近代蘇州，其實士紳經濟非常發達。開明士紳在政治上是老百姓的代言人，在經濟生活中也與老百姓融為一體。解放後，經過反複的革命，徹底摧毀了原有的士紳社會，最終建立了非常完整的“生產隊村大隊人民公社”的經濟社會結構。或許正是因為這個體係建立得比較完善和穩固，而且運行非常有效率。在蘇州，人民公社解體是最晚的，也就注定了幹部主導經濟生活的觀念深入人心，一切經濟發展完全依賴幹部，一切經濟活動以幹部升遷為標準。最終導致蘇州群眾個體活力釋放得也比較晚。

不僅如此，在蘇州經濟發展史中，真正付出最多的是老百姓，可分享財富利益最少的也是老百姓。當年全國倡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由於鄉鎮企業發展之路是“高積累、低分配”，如此的發展模式使能夠落實到老百姓手上的實惠相當少，即使有些利益分配也是在賬麵上。亞洲金融危機後，全國對鄉鎮企業進行了改革，但是，改革的方式是把原來的集體企業用各種方式把經營管理權劃歸給了幹部，讓他們直接支配那些經濟資源，老百姓並未享受改製帶來的發展機會。他們曾經用辛勤的勞動來換了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但最後絲毫未分享到鄉鎮企業發展的成果。於是，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上，群眾和幹部不自覺地就形成了“水油不相融合”的新“二元結構”。

“蘇州模式”本質上是幹部主導經濟資源的經濟發展模式，這個模式的形成不僅與民營經濟發展不充分有密切聯係，其中更有著深刻的社會曆史原因──蘇州社會內部的新“二元結構”。事實上，城鄉差別在蘇州並不明顯（即不存在突出的傳統“二元經濟結構”），真正最具有標誌性的差異是“幹群差異”即蘇州社會獨特的“二元結構”。這樣的“二元結構”、“幹群差距”已經滲透到了蘇州居民的骨子裏，同時深刻影響到了人民群眾生活的方方麵麵，不僅約束了蘇州百姓的創造力，更把蘇州政績經濟模式的發展和推廣到了極致。

新“二元結構”直接導致了蘇州經濟發展中居民收入的“兩極化”。到目前公務員薪金收入與一般企業職工兩者的收入差距達到了4-5倍。於是,有觀點認為，在外國資本“掠奪性”的投資過程中，真正獲益的是公務員群體。所以，幹部成為了蘇州人追捧的對象：競爭公務員考試是大學生就業的第一選擇；蘇州青年談婚論嫁也會考察對方是否具有公務員的潛力。這些在局外人看來有些不解的現象，在蘇州卻是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