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令投資者目眩神搖和世界驚羨。但在新的高大喧鬧的工廠之外，中國腐敗猖獗，浪費無度，領導階層對追求進步毫無興趣。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美關係專家裴敏欣（Minxin Pei）在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發表名為中國崛起的黑暗一麵（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的文章指出，唯一比中國的發展更快的是有關中國的神話。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生產總植（GDP）超過英國和法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12月，宣布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技術產品出口國。許多專家預言2020年中國經濟將成為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到2050年可能超過美國。
西方投資者歡呼中國強大的經濟基礎──特別是高儲蓄率，巨量的勞動力和吃苦耐勞的美德，卻無視其不完美的一麵。商人談論中國既是世界最大的工廠，又是最大的市場。外國風險投資公司紛至遝來尋找收購目標，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在納斯達克（NASDAQ）賺取網絡時代的天價。世界一些主要的金融機構，包括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和匯豐銀行，為中國金融的未來豪賭數百億美元以取得中國國有銀行的部分股權，盡管這些銀行從技術上看已經資不抵債。每個全球性的汽車巨頭無一例外都已在或將在中國建廠，不顧市場飽和、利潤微薄。
他們為什麽相信神話？是因為中國過去二十年的增長記錄已證明悲觀主義者悲觀錯了，樂觀主義者還樂觀不夠。但是，在我們向中國人學習和讚歎中國共產黨的成就之前，且讓我們細看片刻。
一細看，中國的光環就黯然失色。例如，1979年以來，中國在可比的增長期間經濟表現實際不如它的東亞鄰國日本、韓國和台灣那麽突出。它的銀行係統，每年讓北京拿出全國GDP的30%來填補國有企業的虧空，已經陷於壞賬死賬中不能自拔，也許是亞洲最虛弱的係統。與印度相比就更驚人。以六大產業（從汽車到電信）為例，1999至2003年間，印度公司給投資者的回報率比中國的對應產業高80%到200%。往往是頭腦發熱的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設想總是忽視有人預言中國存在的問題如果不能說會直接導致災難，至少也會將中國逐步引向危險。
在醒目的新聞標題下，隱藏著中國的新列寧主義國家的基本缺陷。與毛主義不同的是，新列寧主義混合著一黨專政和國家控製主要的經濟部門，同時實行部分市場改革和結束與世界的自我封閉。毛的國家主張平等主義和依靠工人農民的忠誠。新列寧主義走權貴主義路線，從技術官僚、軍人、警察中獲取支持，吸納新的社會精英（專業人員和私人企業主）及外國資本──所有這一切都是毛主義所蔑視的。新列寧主義給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很多活力，但也產生了自毀性的力量。
對西方觀察家來說，中國的經濟成功使他們有關新列寧主義國家特性的預言落空。北京的專製政治正在孳生和積聚自毀性的力量──將朋黨資本主義、猖獗的腐敗和越來越廣泛的不平等危險地混合起來。所謂中國的經濟自由終有一天會導致政治變革的夢想遙不可及。的確，如果現行的趨勢繼續下去，中國的政治製度更可能退化而不是民主化。中國近些年的經濟成就確實給了共產黨新的活力，但正是共產黨所采取的導致經濟高速增長的政策帶來了威脅黨生存的政治和社會弊端。
命令與控製
經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漸進的經濟改革，中國成功地將它老式的計劃經濟轉變成真正的市場經濟了嗎？並不如很多人想象的那麽好。雖然中國是最早開始尋求改革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在對經濟自由度所作的127個國家的調查中，有關法規、國際貿易、金融政策和法律構架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排名倒數第三，低於所有東歐國家、印度、墨西哥及它的所有東亞鄰國，僅高於緬甸和越南。
中國政府深深卷入經濟。據中國2003年的官方數據，國有企業占了全國GDP的38%，雇傭了8500萬員工（約占城市勞動力的1/3）。相形之下，城市的私營企業隻雇傭了6700萬人。金融機構瑞士銀行集團（UBS）的一份研究報告稱，中國的私有企業所占比例不到整個經濟的30%。這個比例即使在傳統上國家涉入經濟較多的亞洲也是高得驚人的。亞洲大多數國家，國有企業所占GDP大約是5%。傳統上被視為社會主義經濟體的印度，國有企業所占GDP不到7%。
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把持實際上遠遠超出這些數據。第一，北京政府繼續掌握絕大多數資本。2003年，國家控製著價值$1.2萬億的資本金，約占全國固定工業資產的56%。第二，如一個列寧主義政體本質所然，中國政府穩固地掌握著經濟的指揮權：在最重要經濟領域（諸如金融服務，銀行，電信，能源，鋼鐵，汽車，自然資源及交通運輸），它既是管理者，又是經營者。它在這些領域通過禁止私人企業和外國公司進入市場來保護其壟斷利益（盡管在少數領域如鋼鐵、電信、汽車它允許國有企業之間競爭）。第三，政府通過發放長期銀行貸款和土地使用的權力牢牢控製絕大多數投資項目。
中國商業的車輪所以完全是由北京操縱的。私有企業很難取得資金或新的市場。國家甚至支配著表麵上放開了的行業，如釀造、零售、紡織。全國66家上市的零售企業中私營的隻有一家。國內外證券交易所掛牌的1520家中國公司，私營的僅40家。
寄生的國家
許多觀察家認為，北京牢牢握住中國的經濟，隻能表示它的改革進程尚未完成。隨著中國繼續開放，他們預計，國家控製將會放鬆，市場的力量將清除無效率的企業，剔除國有機構。對漸進但不可抗拒的經濟自由化的強烈信念往往得出一個政治推論：市場的力量最終將產生公民的自由和政治的多元化。
那是一種自我安慰。持這種樂觀主義觀點的人總是忽視了新列寧主義政體對經濟甜頭的不顧一切的無止境的貪求。很少專製政體能僅靠高壓維持權力，多數都是高壓和庇蔭兼施，以獲取重要力量，如官僚、軍人及商界的支持。換言之，專製政體如果放任經濟自由，就會危及它的政治控製。這方麵，沒有哪個專製政體比北京更爛熟於心。
現在，北京掌控著龐大的庇蔭體係，將特權分配給獲得它歡心的群體，吸引支持者的忠誠。國有企業81%的負責人，大公司51%的負責人由黨任命。1990年代後期開始的公司改革將國有企業變成股份公司並未改變這種任命製度。大中型國有企業（表麵上轉變成股份公司，其中有的甚至在海外股票市場上市），半數情況下共產黨書記和公司董事長是同一人。2001年被歸類於“公司化”的6275個大中型企業中70%的企業其黨委委員兼任董事會董事。去年透露的一個數據顯示，2003年有530萬黨的官員──占全體黨員人數的8%和城市黨員人數的16%──在國有企業擔任負責人。
國家和大產業之間的近親關係可以毀掉發展中國家，中國尤其容易深受其害。專製統治與國家經濟支配權的結合蓄養了一種為害劇烈的朋黨資本主義，統治者以犧牲平等和效率為代價將他們的政治權力轉換成個人財富和特權。由於稀有資源落入地方權貴和官僚的朋黨手裏，國家的經濟支配整個就是低效的。世界銀行估計，1991至2000年間，中國三分之一的投資決策是被誤導的。中國中央銀行的研究顯示，2001-2002年，銀行60%的壞賬與基於政治導向的貸款有關。至今依然如此。2006年初中國經濟規劃部門透露，11個資本集約型製造業生產過剩，如中國的鋼鐵業，世界第一，過剩的產能達到1.16億噸（相當於總產能的30%）。
國有企業少有盈利。2003年，屬於景氣的一年，中國國有企業的資產回報率平均隻有1.5，35%的國有企業虧損，1/6的國有企業資不抵債。中國是曆史上唯一的在創經濟增長記錄的同時也創銀行貸款壞賬記錄的國家
黨員身份與生意的精明並不總是一回事。黨提出高速增長的目標，政府官員如果賣力或顯得賣力地執行就會得到獎賞，這樣的激勵機製往往導致地方官員為了樹立政績增加升官的機會而對一些“拍腦袋項目”（如新工廠，豪華的購物中心，娛樂設施或不必要的基礎建設）注入巨額的資本。這些錯誤的產物──耀眼的寫字樓，工業園，綠化的高速路，廣場──給西方客人留下深刻印象，認為進一步證明了中國經濟能力。
中國經濟不僅效率低下，而且是中國特色的朋黨資本主義──不受約束的權力和不法之財的結合──的犧牲品。國家鐵碗最強的地方就是腐敗最甚的地方。中國最腐敗的部門，如電力，煙草，銀行，金融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等，全部由國家壟斷。當然，並非隻有中國如此。俄羅斯的大亨就掠奪了國家的自然資源。中國與政治勾結的大亨們則通過中國的房地產暴富。福布斯公布的2004年中國100個首富中一半是房地產商。
各種證據，包括官方資料，顯示中國官員貪汙盛行。中國的“大額案件”（指金額超過$6,000的案件）1992年至2002年間增加了一倍，顯示腐敗官員攫取了更多的財富。腐敗顯然在向高層蔓延，越來越多的高官受到查處。縣級以上官員被政府查處的數量從1992年的1386人增加到2002年的2925人。
樂觀主義者可能會認為這些數字顯示了執法的有力而不是腐敗的加劇，但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是錯的。不忠的官員很少麵臨嚴厲的懲罰。1990年代，每年平均有140000官員和黨員在腐敗醜聞中被追究，其中5.6%的人被判刑。2004年，有170850個黨員和官員涉案，但隻有4,915人（2.9%）被追究罪責。官員不受法律的懲罰已經成為一種文化在中國盛行。
更壞的是，腐敗現在以成建製的形式出現。以前涉及大批官員貪汙的現象很少，現在卻非常普遍。地區數據顯示，大規模的貪汙占當局所公開的貪汙案件總數的30%-60%。一些最壞的案例中，整個省、市、縣的政府都爛掉。黑龍江省一件貪汙案，400多官員涉案，包括前省長、省委組織部長、副省長、省檢察院院長、省高級法院院長以及13個省委領導中的8個領導。據官方報道，沈陽（遼寧省省會）、福州（福建省省會）及其他30多個縣和地區的主要官員，市委書記、市長的名字出現在涉及謀殺、勒索，賭博、賣淫的黑社會團夥的薪水單上。
與腐敗同樣不祥的是，這些醜聞令人們對政府能否合法存在產生疑問。腐敗官員往往在認罪書中將他們的罪行歸結為失去共產主義信仰。傳聞一些高級官員向算命先生求簽問卜，預測自己的仕途前程。中國的統治階層看來是隨波逐流、聽天由命。因為今天不知明天會如何，一些官員甚多不想多等幾年就迫不及待地利用他們的權力牟取錢財。2002年，被控受賄的官員中的20%，濫用權力而受處罰的官員中的30%是35歲以下的年輕人。2003年，河南省因腐敗被捕的地方領導人，40-50歲的占43%（50歲以上的是32%）。中國明日的當權者其貪贓枉法的肆無忌憚令人驚恐。
貧富兩個中國
相對於權貴快速斂財，普通中國人卻捉襟見肘。世界銀行和中國政府等不同資源的資料顯示，1970年代末以來，收入的不平等至少增加了50%，使中國成為亞洲最不平等的社會。最近的研究報告說，中國1%的家庭握有全國60%的財富（美國是5%的家庭握有60%的財富）。當然，不平等的增加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中並不少見，但中國的新列寧主義體製、扭曲的心態和權貴主義政策加大了貧富懸殊的趨勢。
在上一代，統治階層的子弟在政府或軍隊尋求職位，現在，他們都從商。社會分化在房地產業最為明顯：農民一般隻能得到他們出讓土地價值的5%，開發商得60%，其餘落入地方政府的金庫。私有化，掌權者可以以低價鯨吞國家的資產，攫取巨額財富。最近的研究顯示，60%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賣給了企業領導。結果，30%的私有企業主是共產黨員。
同時，基本服務和良好的治理對普通中國人來說卻越來越遠。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的管理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在重要的社會服務方麵中國投資不足，特別是教育和醫療保障。較之1990年代教育經費所占的比例，政府目前在教育上的投資減少了20%。農村，中國最貧困居民的生息地，78%的教育預算靠向貧窮的農民征收的地方稅、費，北京隻為農村教育提供1%的資金。
醫療方麵，不平等的結果更為嚴重。1980年代，政府承擔了所有醫療費的36%，到2000年，卻降低到15%以下。中國有醫院和設備，它的人均醫療支出高於對應的發展中國家。但其醫療資源分配是世界最不平等的。在世界衛生組織有關醫療保障公平性評級中，中國低於除巴西和緬甸之外的世界所有國家。中國的醫療保障是按人分等的，越高級的官員享受的醫療保障越豐厚以至達到揮霍無度的程度，而最需要醫療保障的農民和窮人一旦大病就隻有等死。據中國衛生部的資料，2/3的中國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1/2的病人根本就看不起醫生。
民主何日可及
經濟的快速發展並未給中國帶來人們渴望的政治多元化。也許，一些觀察家推測，中國仍然太窮，承擔不起民主。但人均近$1500（如果考慮人們的購買力則是$4500），中國比許多窮的民主國家要富裕。阻礙中國民主的不是貧窮，而是新列寧主義國家和它所培養的朋黨資本主義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民主恰好是這個國家經濟擴張的犧牲品。不管犯了多少錯，治理得如何糟糕，就憑經濟快速發展這一點，北京就站得住腳，減輕了讓權貴放權的壓力。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變革往往是因經濟危機觸發，人們將經濟危機歸咎於政府的無能和管理失誤。中國還沒有經曆這樣的危機。同時，統治階級所能提供的財富也足以淹沒統治層內部的任何民主改革訴求。政治權力變得更加珍貴，因為它能轉換成過去無法想象的財富和特權。就當前而言，中國的經濟增長具有鉗製民主化的效果：它使當權者更不願放棄權力，使既得利益者更忠於現行體製。
中國在法律和秩序方麵傾注巨資，以保證在未來幾年不會有人嚐試與黨分享權力。自天安門廣場悲劇以來，共產黨投資了數百億元擴大警察部隊（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用於鎮壓內部騷亂。為了對付信息革命特別是INTEERNET的威脅，中國政府技術手段和權力威懾並用。中國的“網絡警察”，官方所謂的公安部網絡與安全監督局，據稱人數超過3萬。其北京分局驕傲地宣告，2002年，他們參加過一場有多個部門參加的演習，看政府能否在緊急事件發生後的48小時內清除互聯網上的所有“有害內容”。演習結果他們隻用了19個小時就將所有“有害內容”剔除得一幹二淨。黨的過濾戰略是“有選擇地壓製”，目標隻是那些公開挑戰政府權威的人，不觸動普通民眾。中國是專製國家中少有的允許同性戀和異性裝的國家，但政治異見卻不允許。國內反對派和可能挑戰黨的權威的知識分子被孤立和消聲。
相反，對有前途的社會精英分子則予以任用和安撫。黨不時地給城市知識分子、專家和私營企業家以經濟補貼、學術榮譽和政治任用。如，2004年全國有14500個專家，相當於高級專業人員總數的8%，接受“政府專項津貼”（每月工資補貼），數以萬計的前大學教授被吸收入黨並被提拔到政府領導崗位。至少在目前，黨的安撫行動是有效的。平常應該是民主化動力的社會群體從政治上被擺平了。
中國的新列寧主義政體具有強大的資源──但也有更多的嚴重不足。政府導向的投資，常常是用於官員的政績工程以求官運的升遷，將延誤中國實現其經濟目標。國家的腐敗將加深。公眾的基本醫療保障和教育製度的惡化將導致社會矛盾加劇和群眾不滿，腐蝕黨的支撐基礎，使共產黨在經濟和政治的震蕩不可避免地降臨的時候更虛弱。
中國已經為其政治製度的缺陷和其孳生的腐敗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它的新領導，雖然意識到衰退的危險，卻隻采取了最溫和的步驟來糾正。眼下中國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和民眾的無窮活力掩蓋和補償了政府的拙劣治理。他們把中國也就隻能引領到此境地。用不著太久，我們就會知道這樣一個弊病叢生的製度能否經得住風暴的考驗：一場嚴重的經濟風潮，政治動蕩，公眾醫療保健危機，或者一場生態災難。中國也許在上升，但沒有人知道它能否騰飛。
作者簡介:
裴敏欣（Minxin Pei)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研究項目的高級研究員及項目主任，主持了包括針對中美關係、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政治經濟改革、公民社會的發展及法製建設等多項研究，並在這些領域出版了大量專著，包括《從改革到革命：共產主義在中國和蘇聯的讓位》和《中國陷入困境的轉軌：發展中的獨裁體製的局限性》。他的研究被廣泛發表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務》、《國家利益》、《現代中國》、《中國季刊》和《民主雜誌》等期刊上。他同時為《金融時報》、《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時報》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各大報刊撰寫評論。在加入卡內基基金會之前，裴敏欣自1992年到1998年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係。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美關係專家裴敏欣（Minxin Pei）在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發表名為中國崛起的黑暗一麵（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的文章指出，唯一比中國的發展更快的是有關中國的神話。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生產總植（GDP）超過英國和法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12月，宣布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技術產品出口國。許多專家預言2020年中國經濟將成為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到2050年可能超過美國。
西方投資者歡呼中國強大的經濟基礎──特別是高儲蓄率，巨量的勞動力和吃苦耐勞的美德，卻無視其不完美的一麵。商人談論中國既是世界最大的工廠，又是最大的市場。外國風險投資公司紛至遝來尋找收購目標，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在納斯達克（NASDAQ）賺取網絡時代的天價。世界一些主要的金融機構，包括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和匯豐銀行，為中國金融的未來豪賭數百億美元以取得中國國有銀行的部分股權，盡管這些銀行從技術上看已經資不抵債。每個全球性的汽車巨頭無一例外都已在或將在中國建廠，不顧市場飽和、利潤微薄。
他們為什麽相信神話？是因為中國過去二十年的增長記錄已證明悲觀主義者悲觀錯了，樂觀主義者還樂觀不夠。但是，在我們向中國人學習和讚歎中國共產黨的成就之前，且讓我們細看片刻。
一細看，中國的光環就黯然失色。例如，1979年以來，中國在可比的增長期間經濟表現實際不如它的東亞鄰國日本、韓國和台灣那麽突出。它的銀行係統，每年讓北京拿出全國GDP的30%來填補國有企業的虧空，已經陷於壞賬死賬中不能自拔，也許是亞洲最虛弱的係統。與印度相比就更驚人。以六大產業（從汽車到電信）為例，1999至2003年間，印度公司給投資者的回報率比中國的對應產業高80%到200%。往往是頭腦發熱的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設想總是忽視有人預言中國存在的問題如果不能說會直接導致災難，至少也會將中國逐步引向危險。
在醒目的新聞標題下，隱藏著中國的新列寧主義國家的基本缺陷。與毛主義不同的是，新列寧主義混合著一黨專政和國家控製主要的經濟部門，同時實行部分市場改革和結束與世界的自我封閉。毛的國家主張平等主義和依靠工人農民的忠誠。新列寧主義走權貴主義路線，從技術官僚、軍人、警察中獲取支持，吸納新的社會精英（專業人員和私人企業主）及外國資本──所有這一切都是毛主義所蔑視的。新列寧主義給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很多活力，但也產生了自毀性的力量。
對西方觀察家來說，中國的經濟成功使他們有關新列寧主義國家特性的預言落空。北京的專製政治正在孳生和積聚自毀性的力量──將朋黨資本主義、猖獗的腐敗和越來越廣泛的不平等危險地混合起來。所謂中國的經濟自由終有一天會導致政治變革的夢想遙不可及。的確，如果現行的趨勢繼續下去，中國的政治製度更可能退化而不是民主化。中國近些年的經濟成就確實給了共產黨新的活力，但正是共產黨所采取的導致經濟高速增長的政策帶來了威脅黨生存的政治和社會弊端。
命令與控製
經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漸進的經濟改革，中國成功地將它老式的計劃經濟轉變成真正的市場經濟了嗎？並不如很多人想象的那麽好。雖然中國是最早開始尋求改革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在對經濟自由度所作的127個國家的調查中，有關法規、國際貿易、金融政策和法律構架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排名倒數第三，低於所有東歐國家、印度、墨西哥及它的所有東亞鄰國，僅高於緬甸和越南。
中國政府深深卷入經濟。據中國2003年的官方數據，國有企業占了全國GDP的38%，雇傭了8500萬員工（約占城市勞動力的1/3）。相形之下，城市的私營企業隻雇傭了6700萬人。金融機構瑞士銀行集團（UBS）的一份研究報告稱，中國的私有企業所占比例不到整個經濟的30%。這個比例即使在傳統上國家涉入經濟較多的亞洲也是高得驚人的。亞洲大多數國家，國有企業所占GDP大約是5%。傳統上被視為社會主義經濟體的印度，國有企業所占GDP不到7%。
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把持實際上遠遠超出這些數據。第一，北京政府繼續掌握絕大多數資本。2003年，國家控製著價值$1.2萬億的資本金，約占全國固定工業資產的56%。第二，如一個列寧主義政體本質所然，中國政府穩固地掌握著經濟的指揮權：在最重要經濟領域（諸如金融服務，銀行，電信，能源，鋼鐵，汽車，自然資源及交通運輸），它既是管理者，又是經營者。它在這些領域通過禁止私人企業和外國公司進入市場來保護其壟斷利益（盡管在少數領域如鋼鐵、電信、汽車它允許國有企業之間競爭）。第三，政府通過發放長期銀行貸款和土地使用的權力牢牢控製絕大多數投資項目。
中國商業的車輪所以完全是由北京操縱的。私有企業很難取得資金或新的市場。國家甚至支配著表麵上放開了的行業，如釀造、零售、紡織。全國66家上市的零售企業中私營的隻有一家。國內外證券交易所掛牌的1520家中國公司，私營的僅40家。
寄生的國家
許多觀察家認為，北京牢牢握住中國的經濟，隻能表示它的改革進程尚未完成。隨著中國繼續開放，他們預計，國家控製將會放鬆，市場的力量將清除無效率的企業，剔除國有機構。對漸進但不可抗拒的經濟自由化的強烈信念往往得出一個政治推論：市場的力量最終將產生公民的自由和政治的多元化。
那是一種自我安慰。持這種樂觀主義觀點的人總是忽視了新列寧主義政體對經濟甜頭的不顧一切的無止境的貪求。很少專製政體能僅靠高壓維持權力，多數都是高壓和庇蔭兼施，以獲取重要力量，如官僚、軍人及商界的支持。換言之，專製政體如果放任經濟自由，就會危及它的政治控製。這方麵，沒有哪個專製政體比北京更爛熟於心。
現在，北京掌控著龐大的庇蔭體係，將特權分配給獲得它歡心的群體，吸引支持者的忠誠。國有企業81%的負責人，大公司51%的負責人由黨任命。1990年代後期開始的公司改革將國有企業變成股份公司並未改變這種任命製度。大中型國有企業（表麵上轉變成股份公司，其中有的甚至在海外股票市場上市），半數情況下共產黨書記和公司董事長是同一人。2001年被歸類於“公司化”的6275個大中型企業中70%的企業其黨委委員兼任董事會董事。去年透露的一個數據顯示，2003年有530萬黨的官員──占全體黨員人數的8%和城市黨員人數的16%──在國有企業擔任負責人。
國家和大產業之間的近親關係可以毀掉發展中國家，中國尤其容易深受其害。專製統治與國家經濟支配權的結合蓄養了一種為害劇烈的朋黨資本主義，統治者以犧牲平等和效率為代價將他們的政治權力轉換成個人財富和特權。由於稀有資源落入地方權貴和官僚的朋黨手裏，國家的經濟支配整個就是低效的。世界銀行估計，1991至2000年間，中國三分之一的投資決策是被誤導的。中國中央銀行的研究顯示，2001-2002年，銀行60%的壞賬與基於政治導向的貸款有關。至今依然如此。2006年初中國經濟規劃部門透露，11個資本集約型製造業生產過剩，如中國的鋼鐵業，世界第一，過剩的產能達到1.16億噸（相當於總產能的30%）。
國有企業少有盈利。2003年，屬於景氣的一年，中國國有企業的資產回報率平均隻有1.5，35%的國有企業虧損，1/6的國有企業資不抵債。中國是曆史上唯一的在創經濟增長記錄的同時也創銀行貸款壞賬記錄的國家
黨員身份與生意的精明並不總是一回事。黨提出高速增長的目標，政府官員如果賣力或顯得賣力地執行就會得到獎賞，這樣的激勵機製往往導致地方官員為了樹立政績增加升官的機會而對一些“拍腦袋項目”（如新工廠，豪華的購物中心，娛樂設施或不必要的基礎建設）注入巨額的資本。這些錯誤的產物──耀眼的寫字樓，工業園，綠化的高速路，廣場──給西方客人留下深刻印象，認為進一步證明了中國經濟能力。
中國經濟不僅效率低下，而且是中國特色的朋黨資本主義──不受約束的權力和不法之財的結合──的犧牲品。國家鐵碗最強的地方就是腐敗最甚的地方。中國最腐敗的部門，如電力，煙草，銀行，金融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等，全部由國家壟斷。當然，並非隻有中國如此。俄羅斯的大亨就掠奪了國家的自然資源。中國與政治勾結的大亨們則通過中國的房地產暴富。福布斯公布的2004年中國100個首富中一半是房地產商。
各種證據，包括官方資料，顯示中國官員貪汙盛行。中國的“大額案件”（指金額超過$6,000的案件）1992年至2002年間增加了一倍，顯示腐敗官員攫取了更多的財富。腐敗顯然在向高層蔓延，越來越多的高官受到查處。縣級以上官員被政府查處的數量從1992年的1386人增加到2002年的2925人。
樂觀主義者可能會認為這些數字顯示了執法的有力而不是腐敗的加劇，但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是錯的。不忠的官員很少麵臨嚴厲的懲罰。1990年代，每年平均有140000官員和黨員在腐敗醜聞中被追究，其中5.6%的人被判刑。2004年，有170850個黨員和官員涉案，但隻有4,915人（2.9%）被追究罪責。官員不受法律的懲罰已經成為一種文化在中國盛行。
更壞的是，腐敗現在以成建製的形式出現。以前涉及大批官員貪汙的現象很少，現在卻非常普遍。地區數據顯示，大規模的貪汙占當局所公開的貪汙案件總數的30%-60%。一些最壞的案例中，整個省、市、縣的政府都爛掉。黑龍江省一件貪汙案，400多官員涉案，包括前省長、省委組織部長、副省長、省檢察院院長、省高級法院院長以及13個省委領導中的8個領導。據官方報道，沈陽（遼寧省省會）、福州（福建省省會）及其他30多個縣和地區的主要官員，市委書記、市長的名字出現在涉及謀殺、勒索，賭博、賣淫的黑社會團夥的薪水單上。
與腐敗同樣不祥的是，這些醜聞令人們對政府能否合法存在產生疑問。腐敗官員往往在認罪書中將他們的罪行歸結為失去共產主義信仰。傳聞一些高級官員向算命先生求簽問卜，預測自己的仕途前程。中國的統治階層看來是隨波逐流、聽天由命。因為今天不知明天會如何，一些官員甚多不想多等幾年就迫不及待地利用他們的權力牟取錢財。2002年，被控受賄的官員中的20%，濫用權力而受處罰的官員中的30%是35歲以下的年輕人。2003年，河南省因腐敗被捕的地方領導人，40-50歲的占43%（50歲以上的是32%）。中國明日的當權者其貪贓枉法的肆無忌憚令人驚恐。
貧富兩個中國
相對於權貴快速斂財，普通中國人卻捉襟見肘。世界銀行和中國政府等不同資源的資料顯示，1970年代末以來，收入的不平等至少增加了50%，使中國成為亞洲最不平等的社會。最近的研究報告說，中國1%的家庭握有全國60%的財富（美國是5%的家庭握有60%的財富）。當然，不平等的增加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中並不少見，但中國的新列寧主義體製、扭曲的心態和權貴主義政策加大了貧富懸殊的趨勢。
在上一代，統治階層的子弟在政府或軍隊尋求職位，現在，他們都從商。社會分化在房地產業最為明顯：農民一般隻能得到他們出讓土地價值的5%，開發商得60%，其餘落入地方政府的金庫。私有化，掌權者可以以低價鯨吞國家的資產，攫取巨額財富。最近的研究顯示，60%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賣給了企業領導。結果，30%的私有企業主是共產黨員。
同時，基本服務和良好的治理對普通中國人來說卻越來越遠。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的管理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在重要的社會服務方麵中國投資不足，特別是教育和醫療保障。較之1990年代教育經費所占的比例，政府目前在教育上的投資減少了20%。農村，中國最貧困居民的生息地，78%的教育預算靠向貧窮的農民征收的地方稅、費，北京隻為農村教育提供1%的資金。
醫療方麵，不平等的結果更為嚴重。1980年代，政府承擔了所有醫療費的36%，到2000年，卻降低到15%以下。中國有醫院和設備，它的人均醫療支出高於對應的發展中國家。但其醫療資源分配是世界最不平等的。在世界衛生組織有關醫療保障公平性評級中，中國低於除巴西和緬甸之外的世界所有國家。中國的醫療保障是按人分等的，越高級的官員享受的醫療保障越豐厚以至達到揮霍無度的程度，而最需要醫療保障的農民和窮人一旦大病就隻有等死。據中國衛生部的資料，2/3的中國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1/2的病人根本就看不起醫生。
民主何日可及
經濟的快速發展並未給中國帶來人們渴望的政治多元化。也許，一些觀察家推測，中國仍然太窮，承擔不起民主。但人均近$1500（如果考慮人們的購買力則是$4500），中國比許多窮的民主國家要富裕。阻礙中國民主的不是貧窮，而是新列寧主義國家和它所培養的朋黨資本主義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民主恰好是這個國家經濟擴張的犧牲品。不管犯了多少錯，治理得如何糟糕，就憑經濟快速發展這一點，北京就站得住腳，減輕了讓權貴放權的壓力。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變革往往是因經濟危機觸發，人們將經濟危機歸咎於政府的無能和管理失誤。中國還沒有經曆這樣的危機。同時，統治階級所能提供的財富也足以淹沒統治層內部的任何民主改革訴求。政治權力變得更加珍貴，因為它能轉換成過去無法想象的財富和特權。就當前而言，中國的經濟增長具有鉗製民主化的效果：它使當權者更不願放棄權力，使既得利益者更忠於現行體製。
中國在法律和秩序方麵傾注巨資，以保證在未來幾年不會有人嚐試與黨分享權力。自天安門廣場悲劇以來，共產黨投資了數百億元擴大警察部隊（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用於鎮壓內部騷亂。為了對付信息革命特別是INTEERNET的威脅，中國政府技術手段和權力威懾並用。中國的“網絡警察”，官方所謂的公安部網絡與安全監督局，據稱人數超過3萬。其北京分局驕傲地宣告，2002年，他們參加過一場有多個部門參加的演習，看政府能否在緊急事件發生後的48小時內清除互聯網上的所有“有害內容”。演習結果他們隻用了19個小時就將所有“有害內容”剔除得一幹二淨。黨的過濾戰略是“有選擇地壓製”，目標隻是那些公開挑戰政府權威的人，不觸動普通民眾。中國是專製國家中少有的允許同性戀和異性裝的國家，但政治異見卻不允許。國內反對派和可能挑戰黨的權威的知識分子被孤立和消聲。
相反，對有前途的社會精英分子則予以任用和安撫。黨不時地給城市知識分子、專家和私營企業家以經濟補貼、學術榮譽和政治任用。如，2004年全國有14500個專家，相當於高級專業人員總數的8%，接受“政府專項津貼”（每月工資補貼），數以萬計的前大學教授被吸收入黨並被提拔到政府領導崗位。至少在目前，黨的安撫行動是有效的。平常應該是民主化動力的社會群體從政治上被擺平了。
中國的新列寧主義政體具有強大的資源──但也有更多的嚴重不足。政府導向的投資，常常是用於官員的政績工程以求官運的升遷，將延誤中國實現其經濟目標。國家的腐敗將加深。公眾的基本醫療保障和教育製度的惡化將導致社會矛盾加劇和群眾不滿，腐蝕黨的支撐基礎，使共產黨在經濟和政治的震蕩不可避免地降臨的時候更虛弱。
中國已經為其政治製度的缺陷和其孳生的腐敗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它的新領導，雖然意識到衰退的危險，卻隻采取了最溫和的步驟來糾正。眼下中國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和民眾的無窮活力掩蓋和補償了政府的拙劣治理。他們把中國也就隻能引領到此境地。用不著太久，我們就會知道這樣一個弊病叢生的製度能否經得住風暴的考驗：一場嚴重的經濟風潮，政治動蕩，公眾醫療保健危機，或者一場生態災難。中國也許在上升，但沒有人知道它能否騰飛。
作者簡介:
裴敏欣（Minxin Pei)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研究項目的高級研究員及項目主任，主持了包括針對中美關係、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政治經濟改革、公民社會的發展及法製建設等多項研究，並在這些領域出版了大量專著，包括《從改革到革命：共產主義在中國和蘇聯的讓位》和《中國陷入困境的轉軌：發展中的獨裁體製的局限性》。他的研究被廣泛發表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務》、《國家利益》、《現代中國》、《中國季刊》和《民主雜誌》等期刊上。他同時為《金融時報》、《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時報》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各大報刊撰寫評論。在加入卡內基基金會之前，裴敏欣自1992年到1998年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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