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蓋茨”和中國富豪的N個不同

《福布斯》2006年世界富豪榜一出爐，就令印度媒體一片歡騰。在2005年的榜單上，隻有12個印度人的名字，今年卻猛增到23人；不但在發展中國家名列榜首，而且上榜富豪的總資產已壓過日本。被稱為印度“比爾-蓋茨”的普萊姆基從事ＩＴ行業，他無疑是印度富豪中財富增長最快的人。與去年相比，普萊姆基的排名上升了13位，列第25位，身價達到133億美元，成為印度第二富豪。（《成都商報》2006年3月23日）普萊姆基的成功背後必然有過人之處，那麽這位印度“蓋茨”和中國富豪相比有什麽不同呢？很值得探討。

站在“影響國家”的立場上談論自己的發展。他更喜歡談論IT對印度的影響。不久前的一個國際會議上，普萊姆基說，“實際上IT的最根本性貢獻在於，它改變了印度的國際形象。以前提到印度，人們會說那裏有許多吹笛子玩蛇的人，現在人們會說那是一個信息產業發達的地方。” 而中國的一些富豪更喜歡站在自己的立場來談論國家某些方麵對自己的影響，很少能夠想到怎麽去“影響國家”，和普萊姆基的國家意識相比，我們的富豪欠缺的不僅是商業意識。

堅持“絕不賄賂”原則。當年，他新建的人造黃油廠需要一個變電站，在申請時負責官員向他索賄。普萊姆基堅決不給，抗爭了18個月。盡管公司受到很大損失，他卻不願破壞自己的價值觀。反觀中國的一些富豪動輒喜歡把“官商勾結”作為殺手鐧在關鍵的時候運用，而且樂此不疲。並且已經成為了一些富豪在商場打拚的潛規則，形成了“不賄賂官員就無法經商”的怪胎，直接侵蝕了經濟發展的健康肌體，後患無窮。

普萊姆基堅定地認為：“商業道德是一種資產，而非負債。它可能會增加交易時間，但卻減少了交易成本。”普萊姆基對商業道德如此清醒地認識實在讓中國相當多的富豪汗顏。和普萊姆基相反，我們一些富豪果斷地把商業道德作為一種負債，當作洪水猛獸看待，表麵上把商業道德時刻掛在嘴邊喊得很響，但是骨子裏卻十分憎恨這個令他們頭痛的東西，片麵地認為是商業道德羈絆了他們積累財富的步伐，豈不知商業道德不但是一種資產，而且是一種潛力巨大的良性資產，更是事業發展升值潛力無限的潛力股。

教育對社會影響最大。2001年，他個人出資20億盧比成立了普萊姆基基金會，資助初等教育。因為他認為教育對社會影響最大，而初級教育階段對一個人人格的形成至關重要。普萊姆基基金會通過與地方政府和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已使120萬學生和27000多名教師受益。中國的一些富豪本身就是“暴發戶”出身，沒有接受過多少教育，狹隘地認為教育和富國強民關係不大，因此，即使慈善也寧願做些有頭有臉的事情，對教育的慈善即使有也是敷衍性的，潛意識裏藐視教育，缺乏富豪責任感的劣根性暴露無疑。

在生活中，普萊姆基是一個極其崇尚儉樸的人。穿國產衣服、戴國產表是他的標誌之一。出差坐飛機他會選擇經濟艙，他從來都是住三星級的賓館並且堅持自己洗衣服———他甚至要求他的員工也要這樣做；有時候下飛機後趕不上機場免費接送旅客的交通車，他甚至坐便宜的三輪摩托；平時出門經常開著一輛破舊的老式福特汽車；他不厭其煩地要求員工用手紙要節約，離開辦公室要關燈。他說話算數，有時候他還真在下班後抽查關燈的情況。而中國富豪的奢侈消費不但在國內有目共睹，而且在國外也聲名遠揚，凡是國內外有奢侈消費的場所，幾乎都可以發現富豪們瀟灑地揮霍消費的身影，住就要住“總統套間”已經是很多富豪的住宿習慣，“不買最好的，隻買最貴的”就是很多富豪的消費理念。如果賺了錢，什麽辦公環境，什麽水電開銷，一律以“拿得出手”來對待。這也難怪為什麽富豪就像割韭菜，來得快，去得也快。

就在我們的不經意間，我們的鄰國印度似乎在默默無聞中一夜間迅速崛起，讓我們不由得感到驚訝，但是，印度“蓋茨”這麽多和中國富豪的不同之處仿佛又讓我們不難明白其中不是秘密的秘密。印度經濟快速發展是印度正在崛起的一個側麵，而印度“蓋茨”自主創新發展ＩＴ行業又是印度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縮影。印度“蓋茨”的這麽多過人的不同，給中國富豪上了一課，印度“蓋茨”就是中國富豪的一麵鏡子，照出了中國富豪的不足，如果說中國的富豪也可以稱之為富豪的話，那麽印度“蓋茨”就是富豪的更高境界，中國富豪應該學習印度“蓋茨”好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