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對今年世界經濟走勢進行展望之際，中、印兩國哪國經濟會更“火”仍然人們關注的焦點。由於印度人遠高於其他亞洲國家人均消費水平的傾向，國際看好印度新興中產階級消費對其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
一些國際商界領袖認為2006年將是“印度年”。近期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已經有所下降。2005年前11個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531.27億美元，同比下降1.9％，暴露出國際投資市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顧慮。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黃亞生教授（Yasheng Huang）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的專訪時說：“印度在‘軟環境’上的進步克服了諸多在其他方麵的不足。雖然印度所獲直接投資較少，但卻象韓國和日本在70年代那樣通過本土金融市場進行的間接投資和訂單合作方式造就了一批有生命力的本土公司。”
黃教授認為，中印最大的區別在於金融領域的開放程度，以及對民營資本的法律保護程度。印度的優勢在於包括公司治理和金融法規在內的製度基礎。
中印發展模式的“龍象之爭”
中國推行的是投資拉動式增長，在政府主導下，以對基礎設施等大量“硬件”投資拉動經濟快速增長，這樣做雖然見效快，但卻忽視了改善法律製度等“軟環境”，從而未能為私營部門的壯大與有機發展創造有利環境。
“中國重外資輕民企的發展模式不僅效率低，而且不公平，對外資優惠實際上是以窮人的錢補貼富人。”黃亞生教授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的專訪時說，“中國推行的是投資拉動式增長，見效雖快，但代價是犧牲了對法律製度等‘軟環境’的建設。而印度對‘軟環境’的重視使其經濟增長更有後勁。”
中國政府與學術界已經認識到了這一問題。最近中國對地下金融的調查以及對前幾年經濟增長統計的調整都反映了政府中努力試圖了解實際情況。政府也已開始通過外部改革，如加入世貿組織，來努力推動內部改革的進展。
黃亞生認為除了金融改革外，包括土地製度在內的其他製度性調整也很必要。他認為，土地國有政策下政府主導的土地開發，實際上是以公共投資替代了私人投資。一個後果是比如90年代中國農民對農田與住宅的投資與80年代比，有所下降。同時，土地所有權的不確定性使農民必須儲蓄防老，從而減少了消費，不利於經濟增長。
他警告說：“任何製度改革都要仔細地考慮各種可能的經濟與社會影響，如防止在拉美土地私有化過程中出現的土地侵占現象，但是，改總比不改好。”
黃亞生說：“企業與經濟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印度的金融改革早在90年代初就已開始，對內外資同時開放，不像中國‘內外有別’，對外開放卻對內限製。直到十多年後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印度的金融改革對其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
印度的服裝業規模遠小於中國，但印度服裝企業在設計與銷售方麵的能力使印度紡織品平均出口價比中國高近一倍。中國從洗衣粉、香皂到牙膏的日化產品市場已經基本被外國品牌所牢牢地占領，但是在印度，寶潔、聯合利華這樣的跨國公司遠沒有達到它們在中國獲得的市場占有率。
“中國製造業的發展在增加就業和提高國民收入方麵雖然相當成功，但我不認為印度的製造業就一定不如中國，因為印度製造業雖然規模小，但附加值高。現在的國際產業鏈是兩頭賺錢，中間不賺錢。中國的製造業主要集中於加工環節，而印度的製造企業卻已經開始向產業鏈的上下遊擴展，”黃亞生教授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目前印度服務外包業的發展已經開始導致人力成本上升，但其龐大的技術人才培育機製足以應對這一挑戰。
“印度的主要問題不在高等教育，而在基礎教育。中國應該發揮自己在基礎教育方麵的優勢，避免重犯印度過去不重視基礎教育的錯誤，而在高等教育方麵也應注意避免隻重數量，不重質量的錯誤，”黃亞生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中國製造業迅猛發展，從七八十年代起在基礎教育方麵取得的成績功不可沒。但是近年來中國的基礎教育水平正在下降，初中輟學率反彈，而印度在意識到自己的教育一問題以後，已經從90年代開始大力投資改善國內的基礎教育水平。
黃亞生也認為中印兩國海外僑資資金流向不同，而導致中印兩國經濟發展潛力不同。
“中國的僑資在任何產業都有，主要是幫助受限製的國內企業融資。印度的僑資則主要集中在高技術領域，以技術與商業管理人才為主的投資者除資金外，在技術與管理方麵也貢獻良多，”黃亞生說。
中國的“外資依賴症”
中國在引進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麵的巨大成功被許多人當作改革的重大成就之一，黃亞生在所著的《出售中國》中，認為中國大量引進外資是國內金融與法律體係不合理的的表現。因為中國國內金融與法律製度的缺陷製約了本土企業競爭力的提高，致使肥水流入外人田，導致外資企業大舉侵入中國。
在一定程度上，外資繁榮是以內資民營企業的損失為代價的，蓬勃的外國對華直接投資幫助鞏固了一種不利於本土企業發展的經濟體製，從而使中國經濟患上了“外資依賴症”，即外資在中國經濟中所占比例過高。
“這裏的症結不是對外開放過度，而是對內開放嚴重不足，即中國不合理的金融與法律體製嚴重束縛了本土民營企業的發展，從而使外資能夠‘趁虛而入’，大舉搶灘中國市場，”黃亞生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在70年代，外資企業的出口額在巴西總出口額中占將近50％，而韓國和香港的比例隻有10％左右。黃亞生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類似於拉美，在大量的跨國公司將加工環節轉移到中國，使得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但卻使中國經濟發展麵臨“拉美化”的潛在風險。
雖然黃亞生2003年出版的著作《出售中國（Selling China》這本書中文版剛出版，其中觀點已經在中國獲得了廣泛關注。在美國《外交政策》2003年7月號上發表的，當時同在哈佛大學任教的黃亞生與印裔教授韓太雲(Tarun Khanna)合著的《印度能趕超中國嗎？》一文中闡述的就是黃亞生書中的部分觀點。該文章“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國際上和中、印兩國國內都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中國國內很多人對黃亞生觀點的了解主要就是來自這篇文章。
去年10月新星出版社發行了中文版的《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使中國人更全麵地了解黃亞生的觀點。書中結合大量數據，對外資在華蓬勃發展的製度性原因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分析。黃亞生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主要研究國際商業、政治經濟學以及製度經濟問題。
《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最大的影響是引起了人們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爭論與思考。用美國最大的網上書店??亞馬遜的一位自稱“在大中華地區主要從事了18年的外國投資相關工作”的用戶的話說，“這本書最大的價值在於它的主題，就是大量的外國對華直接投資實際上反映了中國經濟製度的不足而非長處……對我來說，這一不同尋常的觀點對進行與對華投資有關的重要決策有著非常實際的參考作用，同時，也會對政府與商界的決策產生影響。”
在印度，這本書更是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對於來自一名華裔學者的褒揚，印度《經濟時報》記者吉拉姆?拉馬什（Jairam Ramesh）稱黃亞生“成為了一些印度人心中的英雄”，他的書與文章“在越來越多的印度人中獲得讚譽”。
高斯，《華盛頓觀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 )第6期，2006/02/15）
一些國際商界領袖認為2006年將是“印度年”。近期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已經有所下降。2005年前11個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531.27億美元，同比下降1.9％，暴露出國際投資市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顧慮。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黃亞生教授（Yasheng Huang）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的專訪時說：“印度在‘軟環境’上的進步克服了諸多在其他方麵的不足。雖然印度所獲直接投資較少，但卻象韓國和日本在70年代那樣通過本土金融市場進行的間接投資和訂單合作方式造就了一批有生命力的本土公司。”
黃教授認為，中印最大的區別在於金融領域的開放程度，以及對民營資本的法律保護程度。印度的優勢在於包括公司治理和金融法規在內的製度基礎。
中印發展模式的“龍象之爭”
中國推行的是投資拉動式增長，在政府主導下，以對基礎設施等大量“硬件”投資拉動經濟快速增長，這樣做雖然見效快，但卻忽視了改善法律製度等“軟環境”，從而未能為私營部門的壯大與有機發展創造有利環境。
“中國重外資輕民企的發展模式不僅效率低，而且不公平，對外資優惠實際上是以窮人的錢補貼富人。”黃亞生教授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的專訪時說，“中國推行的是投資拉動式增長，見效雖快，但代價是犧牲了對法律製度等‘軟環境’的建設。而印度對‘軟環境’的重視使其經濟增長更有後勁。”
中國政府與學術界已經認識到了這一問題。最近中國對地下金融的調查以及對前幾年經濟增長統計的調整都反映了政府中努力試圖了解實際情況。政府也已開始通過外部改革，如加入世貿組織，來努力推動內部改革的進展。
黃亞生認為除了金融改革外，包括土地製度在內的其他製度性調整也很必要。他認為，土地國有政策下政府主導的土地開發，實際上是以公共投資替代了私人投資。一個後果是比如90年代中國農民對農田與住宅的投資與80年代比，有所下降。同時，土地所有權的不確定性使農民必須儲蓄防老，從而減少了消費，不利於經濟增長。
他警告說：“任何製度改革都要仔細地考慮各種可能的經濟與社會影響，如防止在拉美土地私有化過程中出現的土地侵占現象，但是，改總比不改好。”
黃亞生說：“企業與經濟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印度的金融改革早在90年代初就已開始，對內外資同時開放，不像中國‘內外有別’，對外開放卻對內限製。直到十多年後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印度的金融改革對其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
印度的服裝業規模遠小於中國，但印度服裝企業在設計與銷售方麵的能力使印度紡織品平均出口價比中國高近一倍。中國從洗衣粉、香皂到牙膏的日化產品市場已經基本被外國品牌所牢牢地占領，但是在印度，寶潔、聯合利華這樣的跨國公司遠沒有達到它們在中國獲得的市場占有率。
“中國製造業的發展在增加就業和提高國民收入方麵雖然相當成功，但我不認為印度的製造業就一定不如中國，因為印度製造業雖然規模小，但附加值高。現在的國際產業鏈是兩頭賺錢，中間不賺錢。中國的製造業主要集中於加工環節，而印度的製造企業卻已經開始向產業鏈的上下遊擴展，”黃亞生教授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目前印度服務外包業的發展已經開始導致人力成本上升，但其龐大的技術人才培育機製足以應對這一挑戰。
“印度的主要問題不在高等教育，而在基礎教育。中國應該發揮自己在基礎教育方麵的優勢，避免重犯印度過去不重視基礎教育的錯誤，而在高等教育方麵也應注意避免隻重數量，不重質量的錯誤，”黃亞生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中國製造業迅猛發展，從七八十年代起在基礎教育方麵取得的成績功不可沒。但是近年來中國的基礎教育水平正在下降，初中輟學率反彈，而印度在意識到自己的教育一問題以後，已經從90年代開始大力投資改善國內的基礎教育水平。
黃亞生也認為中印兩國海外僑資資金流向不同，而導致中印兩國經濟發展潛力不同。
“中國的僑資在任何產業都有，主要是幫助受限製的國內企業融資。印度的僑資則主要集中在高技術領域，以技術與商業管理人才為主的投資者除資金外，在技術與管理方麵也貢獻良多，”黃亞生說。
中國的“外資依賴症”
中國在引進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麵的巨大成功被許多人當作改革的重大成就之一，黃亞生在所著的《出售中國》中，認為中國大量引進外資是國內金融與法律體係不合理的的表現。因為中國國內金融與法律製度的缺陷製約了本土企業競爭力的提高，致使肥水流入外人田，導致外資企業大舉侵入中國。
在一定程度上，外資繁榮是以內資民營企業的損失為代價的，蓬勃的外國對華直接投資幫助鞏固了一種不利於本土企業發展的經濟體製，從而使中國經濟患上了“外資依賴症”，即外資在中國經濟中所占比例過高。
“這裏的症結不是對外開放過度，而是對內開放嚴重不足，即中國不合理的金融與法律體製嚴重束縛了本土民營企業的發展，從而使外資能夠‘趁虛而入’，大舉搶灘中國市場，”黃亞生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在70年代，外資企業的出口額在巴西總出口額中占將近50％，而韓國和香港的比例隻有10％左右。黃亞生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類似於拉美，在大量的跨國公司將加工環節轉移到中國，使得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但卻使中國經濟發展麵臨“拉美化”的潛在風險。
雖然黃亞生2003年出版的著作《出售中國（Selling China》這本書中文版剛出版，其中觀點已經在中國獲得了廣泛關注。在美國《外交政策》2003年7月號上發表的，當時同在哈佛大學任教的黃亞生與印裔教授韓太雲(Tarun Khanna)合著的《印度能趕超中國嗎？》一文中闡述的就是黃亞生書中的部分觀點。該文章“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國際上和中、印兩國國內都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中國國內很多人對黃亞生觀點的了解主要就是來自這篇文章。
去年10月新星出版社發行了中文版的《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使中國人更全麵地了解黃亞生的觀點。書中結合大量數據，對外資在華蓬勃發展的製度性原因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分析。黃亞生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主要研究國際商業、政治經濟學以及製度經濟問題。
《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最大的影響是引起了人們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爭論與思考。用美國最大的網上書店??亞馬遜的一位自稱“在大中華地區主要從事了18年的外國投資相關工作”的用戶的話說，“這本書最大的價值在於它的主題，就是大量的外國對華直接投資實際上反映了中國經濟製度的不足而非長處……對我來說，這一不同尋常的觀點對進行與對華投資有關的重要決策有著非常實際的參考作用，同時，也會對政府與商界的決策產生影響。”
在印度，這本書更是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對於來自一名華裔學者的褒揚，印度《經濟時報》記者吉拉姆?拉馬什（Jairam Ramesh）稱黃亞生“成為了一些印度人心中的英雄”，他的書與文章“在越來越多的印度人中獲得讚譽”。
高斯，《華盛頓觀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 )第6期，2006/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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