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解釋”
“你父母在等著你回家。”
“我要去台灣。”
“你全家人都在盼著你回家。”
“我回台灣。”
“父母養你容易嗎？你應該回去向老人盡孝。”
……
“你父母天天盼著你回家。”
“回台灣。”
“你去台灣，你父母和全家人怎麽向人民交代？”
……
“你是不是你父母養大的？”
……
“你父母在等著你回家。”
“你父母在等著你回家。”
“你父母在等著你回家。”
……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朝鮮半島中立區。在印度軍隊管轄的“解釋”營地內，由誌願軍派出的“解釋代表”，正在向拒絕遣返的誌願軍戰俘進行“個別解釋”。這裏有幾十個“解釋帳篷”。每個帳篷裏有印度、波蘭、捷克、瑞士、瑞典五國代表。他們組成“中立國遣返委員”（以下稱“中遣會”）主持“解釋”。聯合國軍方派一名觀察員。誌願軍方麵則有五、六個人在場。對一名戰俘進行“解釋”。
“解釋代表”們用超長時間對戰俘重複相同意思的話語。是當時“解釋帳篷”中多次出現的一景。據現場各方人員回憶，重複“父母等你回家”這個句型的最高紀錄是三小時。那天有三個誌願軍解釋代表在場。他們對著一個戰俘，或“獨白”或“二重白”或三人“合白”，反反複複就是這幾句話。數小時的煎熬，使接受“解釋”的戰俘滲出了鼻血。單調頑固的語音使不懂中文的“中立國代表”們也疲勞不堪。捷克與波蘭代表打起了瞌睡。後來，在場的聯合國軍觀察代表，美軍上尉勞倫斯?菲尼根終無法忍受跳起來用漢語破口大罵：混蛋！這樣不行！雖然菲尼根的行為違規，但主持“解釋”的印度主席聽完菲尼根的申辯後卻表示讚同他的意見。他下令中止了“解釋”。這位戰俘的磨難方告結束。
“解釋代表”們是從誌願軍中選調的營以上政工幹部。其中有６３軍政委李呈瑞、１３９師政委賀明等。賀明於１９９０年出版了《一筆血淋淋的的權債─朝鮮戰爭戰俘遣返解釋代表的日記》一書。此書是迄今為止中共方麵關於誌願軍戰俘解釋過程最詳盡的一部著作。它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細節情況。但也和其他一些歸國誌願軍戰俘所寫的回憶文章一樣，書中充滿任意編造的“美蔣法西斯罪行”，卻不提他們自己在周恩來李克農指揮下的所幹的種種不光彩的勾當。真正欠下誌願軍戰俘血債的，正是他們。
作為誌願軍裏的政工幹部，這些解釋代表們早已熟知誌願軍官兵們懷鄉思親的情感。他們過去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壓製和批判這種情感，以防止官兵們因思念家人而影響士氣。他們曾反複教育官兵們要“放下家庭包袱”、“抵製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拋棄反動封建的仁義孝道”等。然而今天他們的態度都轉了一個１８０度的彎，比任何人都需要這些“反動封建的仁義孝道”。他們隻恐“個人主義的家庭包袱”不夠沉重，“反動的封建孝道”不夠威嚴。他們不厭其煩地幫助戰俘們想念父母家人，巴不得對父母的思念愧疚之情早點壓垮戰俘們抗拒遣返的意誌。
而反共誌願軍戰俘們心裏很清楚，此時鬆口答應回國無異於重返虎口。不但自己受罪，家人也必定受連累（已歸國的數千誌願軍戰俘的悲慘遭遇證明他們的判斷正確）。但誰都會想家，誰都牽掛爹娘。眼前這一聲接一聲的“父母盼著你回家”象針一樣刺痛他們的心，令他們坐立不安。他們希望盡快結束這“解釋”。但主持解釋的印方主席通常需要征詢解釋代表的意見。隻要解釋代表說他還沒有“解釋”完，戰俘就不能離開。
眼前這些“忽然愛爹娘”的解釋代表們，明明就是先前那些反複要求誌願軍官兵必須“放下家庭包袱”的首長們。戰俘們怎麽看怎麽覺得別扭。他們實在不能適應“我軍首長”這種閃電般的觀念大換位，腦子裏始終擺脫不了他們先前那些嚴肅教育大家的革命道理。一位被敲打得身心交憊的戰俘帶著幾分懇求的態度對解釋代表說：“我已經放下家庭包袱，徹底拋棄反動封建仁義孝道觀念了。這樣行了吧？”。這番話讓解釋代表心頭產生出什麽滋味，我想他們說不出口。畢竟親眼見到自己長期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終於“結出了碩果”，他們還能說什麽呢？
“破壞解釋”
一萬四千多名抗拒遣返的反共誌願軍戰俘，隻有百分之十五左右受到“解釋”。中方指控是“美帝拖延時間破壞解釋”。但解釋營地是透明的場所。不但有各“中立國”代表，還有各國媒體的記者在場。在場的人們看到的卻是相反的情況。
新華社指控美方拖延修建解釋營地。但實際上解釋營地本由中方修建。是中方選點不佳工作馬虎排雷不徹底等造成營地不合使用而耽誤了時間。中遣會拒絕中方所建營地轉而要求美方重建。美方說日子太逼近他們無法如期完工，於是成了中方所指控的“拖延修建”。但中方真的急於早日開始嗎？又不是。美軍日夜加班施工，同時提議不必等棚屋全部完工，建成一部分就先用起來開始解釋。而美軍繼續完成餘下部分。這本來正合中方“強烈要求盡快開始”的主張，中方本應歡迎才對。誰知中方卻出人預料地堅持要等所有棚屋建成後再開始。這一來把中方拖延的企圖暴露無遺。中遣會不願再拖，發表聲明要求１０月１５日開始解釋。中方這才捏著鼻子開始了解釋。
解釋一開始，中方更把“積極爭取時間”的偽裝徹底拋開。誌願軍各組解釋人員簡直就是在比賽誰更能拖。各國記者們每天統計單個戰俘的平均解釋時間。結果是，最短的為七十五分鍾，最長的竟達到一百五十三分鍾。那份“金日成彭德懷告被俘人員書”，本來已通過高音喇叭向全體戰俘營區廣播過多次。每天被帶出營區到解釋區接受解釋的戰俘們集中在等候區等候傳喚。而等候區旁邊也安著誌願軍方麵廣播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向戰俘廣播。按理說，“個別解釋”開始後完全可以不必再讀這份文件。但解釋代表卻堅持要再宣讀。讀就讀吧。那文件總共不到五百字，以正常速度朗讀兩分鍾即可讀完。但這些嘴頭功夫高強的誌願軍政治幹部們竟能顛來倒去把它讀到二十分鍾以上。在解釋過程中，幾乎任何話語都可以被解釋代表N遍地重複。１１月４日，有位戰俘在解釋代表的追問下已經回答了一百多次的“我要去台灣”。但解釋代表仍然在問“你到底要去哪裏？”。在場的各國人士誰也無法理解這位共軍政委到底犯了什麽病。戰俘們若開口反駁，解釋代表就說“不許你講話”。戰俘捂耳朵唱歌等不聽解釋，解釋代表就揚言“你不聽，我就要講一天，講一個月”。當戰俘疲憊消沉下來，減少叫罵對抗的時候，解釋代表就認為“有希望”了。這一來更要拉長時間“再接再勵”。此時帳篷外機動替補的解釋代表還會被追加進來以“加大力度”。深陷挫折的解釋代表們太想“出成果”了，急得要抓狂，硬是想把任何百分之零點零零一的“希望”變成百分之百的成功。兩三個政委/教導員花幾個小時去做一個士兵的思想工作，乃解放軍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絕無僅有的超級耐心案例。隻是在場的外軍人士感覺不太一樣。一位聯合國軍觀察員形容現場情形“有如幾頭禿鷹熱切地看著奄奄一息的獵物”。
中立國的瑞士或瑞典代表頻繁抗議解釋代表長時間折磨戰俘的不人道行為。多次以退席強行中止解釋。１１月４日，中遣會的主席蒂瑪雅將軍實在看不下眼，譴責道：“簡直越來越不像話，非阻止不可”。他下令中止了六個帳篷裏的疲勞解釋。但誌願軍解釋代表毫無愧疚之意。他們振振有詞地辯稱：“解釋規則並沒有規定時限”。“沒有規定時限”就等於可以無節製地糾纏折磨戰俘，這就他們的邏輯。至於這邏輯是否損害道義形象，他們不在乎。有位戰俘坐在那裏叫了整整一上午的“回台灣”。臨到午飯時間時，解釋代表仍不情願放戰俘走，竟說他的“解釋”還沒完，要印方把戰俘看押起來，下午還要繼續“解釋”。
為什麽要拖時間？
拖時間對中共有雙重意義：一是在“個別解釋”層麵上，通過疲勞糾纏戰俘以提高戰俘的“被壓垮率”。二是在整體層麵上，拖掉大量時間使得９０天的解釋期不夠用，從而避免完成全體解釋。中共深知無論怎樣強力地解釋，也鮮有戰俘能被說動。因此全體解釋完的結果必定極難看。他們必須防止這種結果成為現實。保留較大的“未經解釋”群體，無疑增大了可供他們任意解釋的空間。有了這樣一個“未知”的群體。中共永遠可以鋼牙鐵嘴地聲稱未經過解釋的戰俘群體中的“大多數人是渴望回國的”。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將所有戰俘統統解釋完畢，麵對著極低的“回收率”，他們就難以維持這類謊言了。
“長時間高強度”的疲勞轟炸策略由中方負責人喬冠華親自布置。更高一層的決策者應該是李克農或者周恩來。１９５４年２月，喬冠華、杜平的朝語翻譯李春邦（Lee Chun Bong）越過板門店分界線向聯軍投誠。他向世人公開了中朝共方的一些幕後活動的情況。據他揭露，當１０月１５日第一次解釋結果比預期還要糟糕時，喬冠華立即召集會議向各解釋組施加壓力。喬要代表們在解釋中加強政治攻勢。特別要求在解釋中使用“台灣很快要解放”、“蔣幫就要完蛋”等一類帶有威脅性的用語去打擊戰俘的信心。他同時要求各組把解釋時間拉長，可以拉長到四小時（！）以上。這些惡性的措施甚至激起參與密謀的波蘭和捷克代表的反對。他們指出“解放台灣、消滅蔣匪”一類用語違反了解釋規則，會造成解釋代表被驅逐出場的後果。而部分誌願軍解釋代表也想不通，尤其不讚成數小時解釋這種對他們說來非常吃力還招人指責的做法。畢竟長時間折磨戰俘會引發戰俘激烈對抗、以及聯軍代表和中立國代表抗議等等反應，這些對解釋代表來說並非美好享受。但喬冠華一意孤行堅定推行。那些感到想不通的解釋代表則遭到喬的嚴厲批評，被責令作檢討。在喬的壓力之下，各解釋組隻好加大力度，不擇手段地威脅、哄騙和折磨戰俘。於是出現了上述連問一百多遍“你到底要去那裏？”這種神經病式的“解釋”。有個解釋代表越說越狠，刹不住車竟說出“台灣已經解放”的傻話來。被誌願軍戰俘們及媒體界傳為笑談。隔了幾十年後，賀明對此出洋相的難堪感覺依然鮮明。他專門在其書中提起此事，並企圖以“翻譯搗鬼”來解嘲。真是越抹越黑。“翻譯搗鬼”隻能影響洋人。現場聽解釋的誌願軍戰俘也聽到了這句話，而他隻懂得中國話，與翻譯何幹？
在整體層麵上，中共早就清楚他們的“解釋”成功率不會高。中共對那一萬四千多誌願軍戰俘的反共態度是很知情的。這是因為聯合國軍戰俘營本來就高度透明，加上反共戰俘營內有數百個依照中共黨組織指示潛伏下來的特務在活動，中共對反共戰俘營所掌握的情況可能比聯合國軍還細。因此中共早就清楚，這一萬四千多誌願軍戰俘除了幾百個事先潛伏的特務可以被用來表演一下“逃離虎口奔回祖國”的鬧劇外，剩下的人基本屬於鐵杆反共人士，能被解釋代表說動者寥寥無幾。如果完成全體解釋，“說服率”少於百分之三是鐵定的。所以中共從一開頭就決定要讓解釋半途而廢。北京與開城之間斟酌討論的，隻是何時廢怎樣廢比較有利而已。
１０月１５日開始解釋。頭兩次解釋完全證實了中共得預感：第一次解釋５００人，隻有１０人願意回國；第二次解釋４３０人，９人願意回國。１９比９３０，占２%。再往下是個什麽趨勢，小學生也算得出來。各國媒體每天都有人在解釋營地觀察采訪。這使得戰俘的解釋過程成為一盤明棋。共產黨方能看出結局，聯軍方麵以及國際媒體當然也看得出。《紐約時報》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日的一篇題為“紅色滑鐵盧”的文章指出：“共產黨勸說戰俘回國的努力持續得越久，板門店附近的“解釋”帳篷區就越象是他們的滑鐵盧。在這裏他們正遭遇著最丟臉的失敗。”
更讓中共不好意思說的是上麵那申請回歸的１９個人中有１２人是預潛伏在反共戰俘營裏的中共特務。這些特務來到解釋帳篷後行為太彰顯太一律。讓各國人士一眼就看出了不同。他們往往一進帳篷先向解釋代表“首長”們敬禮，然後握手等等。完全是一付“完成任務回來報到”的架勢。而且他們根本不聽解釋，一到帳篷就申請歸國。更顯眼的是每人都少不了在現場控訴一番“美蔣罪行”。雖然字字血聲聲淚感情很強烈，但說詞太相似，讓人覺得有點像背誦同一本台詞。個別特務同誌走過場太急忘記完成規定動作，還被解釋代表叫住提醒一番。於是該同誌趕緊回頭，摔帽子撕胸章再喊兩句“打倒美帝蔣匪”等等方才離去。各國代表看在眼裏，笑在心裏。
希望戰俘走錯門
極度的挫折使得解釋代表產生了一種可笑的心態。他們有時會盼望戰俘在離開帳篷時走錯門。每當解釋完畢時，印度主席手指著相應的門用英語宣布：“願意接受遣返的，請從這個門離開，不願意接受遣返的，請從那個門離開”（If you wish to be repatriated, leave the tent by this door; if you do not wish to be repatriated, leave the tent by that door.）。此話有時被中方翻譯說成“願意回去的，請走這個門，不願意回去的，請走那個門”。戰俘當然想“回去”，問題是“回哪裏去”。走錯門乃生死之別，反共戰俘不得不問：“我要回台灣。該走哪個門？”但印度主席與翻譯隻重複原話。戰俘不得要領，急得大叫“要回台灣！”並請求在場的人告知。每到此時，誌願軍解釋代表就高度緊張起來，怒目緊盯各方，生怕有誰把真情告訴戰俘。此時如果誰把該走的門指給戰俘看，那就捅了中方的馬蜂窩。解釋代表拍桌跳腳大發作，非要主席把該方人員逐出現場。解釋代表之一的賀明，直到幾十年後仍然為此事恨猶未盡。在其書中指控瑞士代表以及聯合國軍觀察代表“狼狽為奸”，“逾越職權”等等。
實事求是說，按解釋規則，“去台灣”不屬於戰俘聽取解釋後的選項。所以在場人員不應該直接回答戰俘“要去台灣走哪個門”這種問題。但是違規應答有助於戰俘做出符合自己意願的行動，而“守規”不答則包含著希望戰俘出錯走到不想去的地方去的意圖。後者的顯然不良。現場的聯合國軍的觀察員此時總願意冒著被逐出帳篷的風險向戰俘指出正確的門。聯軍方麵也在帳篷外預備了足量的替補觀察員，隨時遞補空缺。而誌願軍解釋代表們真的是想維護規則嗎？根本不是。恰恰是解釋代表們自己從來就不尊重那些規則。諸如“台灣要解放”，“蔣介石就要完蛋”等等言論同樣違規。但他們每天都照說不誤。正如聯合國軍方麵的評論所指出的那樣：共產黨人總是踐踏所有規章，同時極力用比規章更苛刻的標準去要求對方。誌願軍方麵此時此地苛刻地“維護規則”的背後其實是解釋代表們挫折後的不情願。看到別人不喜歡自己，於是就巴望人家出錯吃苦頭，哪怕失足掉進自己的洞裏來也好。
據李春邦回憶，第一次解釋結果隻有４人真正是被說服而申請回歸的。他的說法肯定了另外那６人是預潛伏的特務。喬冠華把結果上報北京（李春邦顯然不知道喬冠華背後還有個李克農，以為喬直接和北京聯係）後，北京指示說如果情形不能改善就應當停止。但朝方代表李相朝等爭辯說，事情剛剛開始，現在就下結論為時太早，朝方計劃繼續進行。從喬冠華在解釋開始時的動員講話中可以看出喬的態度仍然比較樂觀。後經喬向北京請示同意後解釋繼續進行。但是喬冠華們的努力始終沒能扭轉局麵。整個解釋期間，中共除“回收”了數百名特務外，真正經解釋而選擇回國的誌願軍戰俘還不足百人。跡象表明從１０月１７日第二次解釋過後中共就死了心。誌願軍方麵先停頓半個月不要求解釋。當然中共知道世界各國都在看共產黨的笑話。麵對外界譏笑中共“不敢繼續”的輿論，中共不能完全停止解釋。表麵上還堅持著“積極要求繼續解釋”的態度。但他們的方針已經轉變，將整個戰俘問題變成了聲勢浩大的控訴宣傳活動。一方麵經常借故叫停以拖延時間；另方麵在間隔一段時間後又突然“卷土重來”一下。同時更注重解釋對宣傳的服務。比較注重選擇中共特務密度較高的營區進行解釋，以提高成功率。
（未完待續）
“你父母在等著你回家。”
“我要去台灣。”
“你全家人都在盼著你回家。”
“我回台灣。”
“父母養你容易嗎？你應該回去向老人盡孝。”
……
“你父母天天盼著你回家。”
“回台灣。”
“你去台灣，你父母和全家人怎麽向人民交代？”
……
“你是不是你父母養大的？”
……
“你父母在等著你回家。”
“你父母在等著你回家。”
“你父母在等著你回家。”
……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朝鮮半島中立區。在印度軍隊管轄的“解釋”營地內，由誌願軍派出的“解釋代表”，正在向拒絕遣返的誌願軍戰俘進行“個別解釋”。這裏有幾十個“解釋帳篷”。每個帳篷裏有印度、波蘭、捷克、瑞士、瑞典五國代表。他們組成“中立國遣返委員”（以下稱“中遣會”）主持“解釋”。聯合國軍方派一名觀察員。誌願軍方麵則有五、六個人在場。對一名戰俘進行“解釋”。
“解釋代表”們用超長時間對戰俘重複相同意思的話語。是當時“解釋帳篷”中多次出現的一景。據現場各方人員回憶，重複“父母等你回家”這個句型的最高紀錄是三小時。那天有三個誌願軍解釋代表在場。他們對著一個戰俘，或“獨白”或“二重白”或三人“合白”，反反複複就是這幾句話。數小時的煎熬，使接受“解釋”的戰俘滲出了鼻血。單調頑固的語音使不懂中文的“中立國代表”們也疲勞不堪。捷克與波蘭代表打起了瞌睡。後來，在場的聯合國軍觀察代表，美軍上尉勞倫斯?菲尼根終無法忍受跳起來用漢語破口大罵：混蛋！這樣不行！雖然菲尼根的行為違規，但主持“解釋”的印度主席聽完菲尼根的申辯後卻表示讚同他的意見。他下令中止了“解釋”。這位戰俘的磨難方告結束。
“解釋代表”們是從誌願軍中選調的營以上政工幹部。其中有６３軍政委李呈瑞、１３９師政委賀明等。賀明於１９９０年出版了《一筆血淋淋的的權債─朝鮮戰爭戰俘遣返解釋代表的日記》一書。此書是迄今為止中共方麵關於誌願軍戰俘解釋過程最詳盡的一部著作。它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細節情況。但也和其他一些歸國誌願軍戰俘所寫的回憶文章一樣，書中充滿任意編造的“美蔣法西斯罪行”，卻不提他們自己在周恩來李克農指揮下的所幹的種種不光彩的勾當。真正欠下誌願軍戰俘血債的，正是他們。
作為誌願軍裏的政工幹部，這些解釋代表們早已熟知誌願軍官兵們懷鄉思親的情感。他們過去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壓製和批判這種情感，以防止官兵們因思念家人而影響士氣。他們曾反複教育官兵們要“放下家庭包袱”、“抵製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拋棄反動封建的仁義孝道”等。然而今天他們的態度都轉了一個１８０度的彎，比任何人都需要這些“反動封建的仁義孝道”。他們隻恐“個人主義的家庭包袱”不夠沉重，“反動的封建孝道”不夠威嚴。他們不厭其煩地幫助戰俘們想念父母家人，巴不得對父母的思念愧疚之情早點壓垮戰俘們抗拒遣返的意誌。
而反共誌願軍戰俘們心裏很清楚，此時鬆口答應回國無異於重返虎口。不但自己受罪，家人也必定受連累（已歸國的數千誌願軍戰俘的悲慘遭遇證明他們的判斷正確）。但誰都會想家，誰都牽掛爹娘。眼前這一聲接一聲的“父母盼著你回家”象針一樣刺痛他們的心，令他們坐立不安。他們希望盡快結束這“解釋”。但主持解釋的印方主席通常需要征詢解釋代表的意見。隻要解釋代表說他還沒有“解釋”完，戰俘就不能離開。
眼前這些“忽然愛爹娘”的解釋代表們，明明就是先前那些反複要求誌願軍官兵必須“放下家庭包袱”的首長們。戰俘們怎麽看怎麽覺得別扭。他們實在不能適應“我軍首長”這種閃電般的觀念大換位，腦子裏始終擺脫不了他們先前那些嚴肅教育大家的革命道理。一位被敲打得身心交憊的戰俘帶著幾分懇求的態度對解釋代表說：“我已經放下家庭包袱，徹底拋棄反動封建仁義孝道觀念了。這樣行了吧？”。這番話讓解釋代表心頭產生出什麽滋味，我想他們說不出口。畢竟親眼見到自己長期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終於“結出了碩果”，他們還能說什麽呢？
“破壞解釋”
一萬四千多名抗拒遣返的反共誌願軍戰俘，隻有百分之十五左右受到“解釋”。中方指控是“美帝拖延時間破壞解釋”。但解釋營地是透明的場所。不但有各“中立國”代表，還有各國媒體的記者在場。在場的人們看到的卻是相反的情況。
新華社指控美方拖延修建解釋營地。但實際上解釋營地本由中方修建。是中方選點不佳工作馬虎排雷不徹底等造成營地不合使用而耽誤了時間。中遣會拒絕中方所建營地轉而要求美方重建。美方說日子太逼近他們無法如期完工，於是成了中方所指控的“拖延修建”。但中方真的急於早日開始嗎？又不是。美軍日夜加班施工，同時提議不必等棚屋全部完工，建成一部分就先用起來開始解釋。而美軍繼續完成餘下部分。這本來正合中方“強烈要求盡快開始”的主張，中方本應歡迎才對。誰知中方卻出人預料地堅持要等所有棚屋建成後再開始。這一來把中方拖延的企圖暴露無遺。中遣會不願再拖，發表聲明要求１０月１５日開始解釋。中方這才捏著鼻子開始了解釋。
解釋一開始，中方更把“積極爭取時間”的偽裝徹底拋開。誌願軍各組解釋人員簡直就是在比賽誰更能拖。各國記者們每天統計單個戰俘的平均解釋時間。結果是，最短的為七十五分鍾，最長的竟達到一百五十三分鍾。那份“金日成彭德懷告被俘人員書”，本來已通過高音喇叭向全體戰俘營區廣播過多次。每天被帶出營區到解釋區接受解釋的戰俘們集中在等候區等候傳喚。而等候區旁邊也安著誌願軍方麵廣播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向戰俘廣播。按理說，“個別解釋”開始後完全可以不必再讀這份文件。但解釋代表卻堅持要再宣讀。讀就讀吧。那文件總共不到五百字，以正常速度朗讀兩分鍾即可讀完。但這些嘴頭功夫高強的誌願軍政治幹部們竟能顛來倒去把它讀到二十分鍾以上。在解釋過程中，幾乎任何話語都可以被解釋代表N遍地重複。１１月４日，有位戰俘在解釋代表的追問下已經回答了一百多次的“我要去台灣”。但解釋代表仍然在問“你到底要去哪裏？”。在場的各國人士誰也無法理解這位共軍政委到底犯了什麽病。戰俘們若開口反駁，解釋代表就說“不許你講話”。戰俘捂耳朵唱歌等不聽解釋，解釋代表就揚言“你不聽，我就要講一天，講一個月”。當戰俘疲憊消沉下來，減少叫罵對抗的時候，解釋代表就認為“有希望”了。這一來更要拉長時間“再接再勵”。此時帳篷外機動替補的解釋代表還會被追加進來以“加大力度”。深陷挫折的解釋代表們太想“出成果”了，急得要抓狂，硬是想把任何百分之零點零零一的“希望”變成百分之百的成功。兩三個政委/教導員花幾個小時去做一個士兵的思想工作，乃解放軍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絕無僅有的超級耐心案例。隻是在場的外軍人士感覺不太一樣。一位聯合國軍觀察員形容現場情形“有如幾頭禿鷹熱切地看著奄奄一息的獵物”。
中立國的瑞士或瑞典代表頻繁抗議解釋代表長時間折磨戰俘的不人道行為。多次以退席強行中止解釋。１１月４日，中遣會的主席蒂瑪雅將軍實在看不下眼，譴責道：“簡直越來越不像話，非阻止不可”。他下令中止了六個帳篷裏的疲勞解釋。但誌願軍解釋代表毫無愧疚之意。他們振振有詞地辯稱：“解釋規則並沒有規定時限”。“沒有規定時限”就等於可以無節製地糾纏折磨戰俘，這就他們的邏輯。至於這邏輯是否損害道義形象，他們不在乎。有位戰俘坐在那裏叫了整整一上午的“回台灣”。臨到午飯時間時，解釋代表仍不情願放戰俘走，竟說他的“解釋”還沒完，要印方把戰俘看押起來，下午還要繼續“解釋”。
為什麽要拖時間？
拖時間對中共有雙重意義：一是在“個別解釋”層麵上，通過疲勞糾纏戰俘以提高戰俘的“被壓垮率”。二是在整體層麵上，拖掉大量時間使得９０天的解釋期不夠用，從而避免完成全體解釋。中共深知無論怎樣強力地解釋，也鮮有戰俘能被說動。因此全體解釋完的結果必定極難看。他們必須防止這種結果成為現實。保留較大的“未經解釋”群體，無疑增大了可供他們任意解釋的空間。有了這樣一個“未知”的群體。中共永遠可以鋼牙鐵嘴地聲稱未經過解釋的戰俘群體中的“大多數人是渴望回國的”。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將所有戰俘統統解釋完畢，麵對著極低的“回收率”，他們就難以維持這類謊言了。
“長時間高強度”的疲勞轟炸策略由中方負責人喬冠華親自布置。更高一層的決策者應該是李克農或者周恩來。１９５４年２月，喬冠華、杜平的朝語翻譯李春邦（Lee Chun Bong）越過板門店分界線向聯軍投誠。他向世人公開了中朝共方的一些幕後活動的情況。據他揭露，當１０月１５日第一次解釋結果比預期還要糟糕時，喬冠華立即召集會議向各解釋組施加壓力。喬要代表們在解釋中加強政治攻勢。特別要求在解釋中使用“台灣很快要解放”、“蔣幫就要完蛋”等一類帶有威脅性的用語去打擊戰俘的信心。他同時要求各組把解釋時間拉長，可以拉長到四小時（！）以上。這些惡性的措施甚至激起參與密謀的波蘭和捷克代表的反對。他們指出“解放台灣、消滅蔣匪”一類用語違反了解釋規則，會造成解釋代表被驅逐出場的後果。而部分誌願軍解釋代表也想不通，尤其不讚成數小時解釋這種對他們說來非常吃力還招人指責的做法。畢竟長時間折磨戰俘會引發戰俘激烈對抗、以及聯軍代表和中立國代表抗議等等反應，這些對解釋代表來說並非美好享受。但喬冠華一意孤行堅定推行。那些感到想不通的解釋代表則遭到喬的嚴厲批評，被責令作檢討。在喬的壓力之下，各解釋組隻好加大力度，不擇手段地威脅、哄騙和折磨戰俘。於是出現了上述連問一百多遍“你到底要去那裏？”這種神經病式的“解釋”。有個解釋代表越說越狠，刹不住車竟說出“台灣已經解放”的傻話來。被誌願軍戰俘們及媒體界傳為笑談。隔了幾十年後，賀明對此出洋相的難堪感覺依然鮮明。他專門在其書中提起此事，並企圖以“翻譯搗鬼”來解嘲。真是越抹越黑。“翻譯搗鬼”隻能影響洋人。現場聽解釋的誌願軍戰俘也聽到了這句話，而他隻懂得中國話，與翻譯何幹？
在整體層麵上，中共早就清楚他們的“解釋”成功率不會高。中共對那一萬四千多誌願軍戰俘的反共態度是很知情的。這是因為聯合國軍戰俘營本來就高度透明，加上反共戰俘營內有數百個依照中共黨組織指示潛伏下來的特務在活動，中共對反共戰俘營所掌握的情況可能比聯合國軍還細。因此中共早就清楚，這一萬四千多誌願軍戰俘除了幾百個事先潛伏的特務可以被用來表演一下“逃離虎口奔回祖國”的鬧劇外，剩下的人基本屬於鐵杆反共人士，能被解釋代表說動者寥寥無幾。如果完成全體解釋，“說服率”少於百分之三是鐵定的。所以中共從一開頭就決定要讓解釋半途而廢。北京與開城之間斟酌討論的，隻是何時廢怎樣廢比較有利而已。
１０月１５日開始解釋。頭兩次解釋完全證實了中共得預感：第一次解釋５００人，隻有１０人願意回國；第二次解釋４３０人，９人願意回國。１９比９３０，占２%。再往下是個什麽趨勢，小學生也算得出來。各國媒體每天都有人在解釋營地觀察采訪。這使得戰俘的解釋過程成為一盤明棋。共產黨方能看出結局，聯軍方麵以及國際媒體當然也看得出。《紐約時報》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日的一篇題為“紅色滑鐵盧”的文章指出：“共產黨勸說戰俘回國的努力持續得越久，板門店附近的“解釋”帳篷區就越象是他們的滑鐵盧。在這裏他們正遭遇著最丟臉的失敗。”
更讓中共不好意思說的是上麵那申請回歸的１９個人中有１２人是預潛伏在反共戰俘營裏的中共特務。這些特務來到解釋帳篷後行為太彰顯太一律。讓各國人士一眼就看出了不同。他們往往一進帳篷先向解釋代表“首長”們敬禮，然後握手等等。完全是一付“完成任務回來報到”的架勢。而且他們根本不聽解釋，一到帳篷就申請歸國。更顯眼的是每人都少不了在現場控訴一番“美蔣罪行”。雖然字字血聲聲淚感情很強烈，但說詞太相似，讓人覺得有點像背誦同一本台詞。個別特務同誌走過場太急忘記完成規定動作，還被解釋代表叫住提醒一番。於是該同誌趕緊回頭，摔帽子撕胸章再喊兩句“打倒美帝蔣匪”等等方才離去。各國代表看在眼裏，笑在心裏。
希望戰俘走錯門
極度的挫折使得解釋代表產生了一種可笑的心態。他們有時會盼望戰俘在離開帳篷時走錯門。每當解釋完畢時，印度主席手指著相應的門用英語宣布：“願意接受遣返的，請從這個門離開，不願意接受遣返的，請從那個門離開”（If you wish to be repatriated, leave the tent by this door; if you do not wish to be repatriated, leave the tent by that door.）。此話有時被中方翻譯說成“願意回去的，請走這個門，不願意回去的，請走那個門”。戰俘當然想“回去”，問題是“回哪裏去”。走錯門乃生死之別，反共戰俘不得不問：“我要回台灣。該走哪個門？”但印度主席與翻譯隻重複原話。戰俘不得要領，急得大叫“要回台灣！”並請求在場的人告知。每到此時，誌願軍解釋代表就高度緊張起來，怒目緊盯各方，生怕有誰把真情告訴戰俘。此時如果誰把該走的門指給戰俘看，那就捅了中方的馬蜂窩。解釋代表拍桌跳腳大發作，非要主席把該方人員逐出現場。解釋代表之一的賀明，直到幾十年後仍然為此事恨猶未盡。在其書中指控瑞士代表以及聯合國軍觀察代表“狼狽為奸”，“逾越職權”等等。
實事求是說，按解釋規則，“去台灣”不屬於戰俘聽取解釋後的選項。所以在場人員不應該直接回答戰俘“要去台灣走哪個門”這種問題。但是違規應答有助於戰俘做出符合自己意願的行動，而“守規”不答則包含著希望戰俘出錯走到不想去的地方去的意圖。後者的顯然不良。現場的聯合國軍的觀察員此時總願意冒著被逐出帳篷的風險向戰俘指出正確的門。聯軍方麵也在帳篷外預備了足量的替補觀察員，隨時遞補空缺。而誌願軍解釋代表們真的是想維護規則嗎？根本不是。恰恰是解釋代表們自己從來就不尊重那些規則。諸如“台灣要解放”，“蔣介石就要完蛋”等等言論同樣違規。但他們每天都照說不誤。正如聯合國軍方麵的評論所指出的那樣：共產黨人總是踐踏所有規章，同時極力用比規章更苛刻的標準去要求對方。誌願軍方麵此時此地苛刻地“維護規則”的背後其實是解釋代表們挫折後的不情願。看到別人不喜歡自己，於是就巴望人家出錯吃苦頭，哪怕失足掉進自己的洞裏來也好。
據李春邦回憶，第一次解釋結果隻有４人真正是被說服而申請回歸的。他的說法肯定了另外那６人是預潛伏的特務。喬冠華把結果上報北京（李春邦顯然不知道喬冠華背後還有個李克農，以為喬直接和北京聯係）後，北京指示說如果情形不能改善就應當停止。但朝方代表李相朝等爭辯說，事情剛剛開始，現在就下結論為時太早，朝方計劃繼續進行。從喬冠華在解釋開始時的動員講話中可以看出喬的態度仍然比較樂觀。後經喬向北京請示同意後解釋繼續進行。但是喬冠華們的努力始終沒能扭轉局麵。整個解釋期間，中共除“回收”了數百名特務外，真正經解釋而選擇回國的誌願軍戰俘還不足百人。跡象表明從１０月１７日第二次解釋過後中共就死了心。誌願軍方麵先停頓半個月不要求解釋。當然中共知道世界各國都在看共產黨的笑話。麵對外界譏笑中共“不敢繼續”的輿論，中共不能完全停止解釋。表麵上還堅持著“積極要求繼續解釋”的態度。但他們的方針已經轉變，將整個戰俘問題變成了聲勢浩大的控訴宣傳活動。一方麵經常借故叫停以拖延時間；另方麵在間隔一段時間後又突然“卷土重來”一下。同時更注重解釋對宣傳的服務。比較注重選擇中共特務密度較高的營區進行解釋，以提高成功率。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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