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濤: 張德江的官運與中國政治的轉型--對“驅張運動”的政治解讀

張德江的官運與中國政治的轉型----對“驅張運動”的政治解讀

此次“驅張運動”中浮現出綜合機製。國內外互動，朝野互動，和各界聯合行動。胡溫無形中站在一個選擇關頭。現在的問題是，胡溫在多大程度上有這種眼光、魄力、意誌和智慧，罷免張德江，推動政治轉型。

王軍濤

“驅張”並不是虛構的政治動態

最近，中國政壇出現一些值得把玩的新動向。所謂“驅張運動”是引人注目的一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主政廣東以來，使得廣東從改革開放的首善之區，淪為不平衡發展中矛盾最集中的重災區，引起省內外的不滿。多維新聞網、亞洲周刊和亞洲時報相繼出文，曆數張德江治粵以來的重大事故，聲稱廣東省內有人正在醞釀發動一場“驅張運動”，並讚譽可與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發生在湖南的“驅張運動”相媲美。多維時報發表社論，鼓勵胡溫中央果斷處理張德江，認為此舉比改革政治體製更少風險和更多現實受益。後來又有傳言，張德江去北京檢查，但未獲通過。

“驅張運動”作為政治現象，值得研究。所謂“驅張運動”的概念及其動力機製就值得推敲。據多維新聞網、亞洲周刊和亞州時報報道看，“驅張運動”的動力與過程是，廣東發生一係列災難性事件引起國內外震動，民間發起和推進“驅張運動”，胡溫或為與江爭權，或為收買人心，或為實現新政理念，撤銷或調離或明升暗降張德江。這個機製的關鍵是民間壓力與高層政治需要暗合並形成互動。問題是，在中國現有的政治狀況中，大陸民間的“驅張運動”是否有製度空間？畢竟，後袁世凱的民國政治不僅製度而且文化都與現在後極權的共產黨政治不一樣，“驅張”是否已經得到胡溫上層的呼應也是問題。最近廣東繼續發生的惡性衝突和香港報紙傳言胡肯定張德江的工作，似乎都表明“驅張”情況不那麽簡單，前景也不樂觀。由此看來，“驅張運動”似乎是媒體虛構的概念；其動力機製來自於對曆史事件的聯想，也是虛構的。

然而，筆者還不認同這個結論；就政治是創造性選擇的結果而言，這也不應當是今日中國應有的結論。如果我們不受多維新聞網、亞洲周刊和亞州時報的視野的局限，在更廣闊的政治轉型中透視和理解“驅張運動”，我們可以得到更有意義的政治見解。不過，我們需要新的概念去描述動力機製。由此可以得出新的結論，“驅張運動”並不是虛構的政治動態；隻是我們需要更細致的分析，找出更複雜的動力機製。

“驅張”有充分理由和道義基礎

首先，張德江確實是很壞的政治領導或封疆大吏。他治理的廣東幾乎表現出中國所有的問題，而且都是以極端災難的方式暴露問題。鄧小平為中國製定的片麵改革開放戰略確實給中國造成畸形發展的惡果，但是，東南沿海一般狀況是，發展成果雖然不足以消化問題，但基本上可以穩住人心，至少沒有導致嚴重危害人們安全和國家聲譽的大災難。這也是張德江治粵之前廣東的情形。其實改革開放的首善之區不是沒有腐敗、不公和貧富差距，但是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靈活有效的治理手段和政策，可以控製局勢。但張德江到達廣東後，情況發生變化。廣東出現問題之顯眼和嚴重竟然超過那些改革開放後相對地位惡化的省份。

就對外影響而言，廣東與上海一樣是中國的櫥窗。但由於毗鄰香港和複雜的海外僑胞關係，廣東對中國在國外的形象有比上海更直接的影響；任何惡性事故對港澳台和海外華人世界都有衝擊性效果。中國80年代的政治上的良好國際形象和經濟上的對外吸引力以及引進投資及市場開發，主要是通過廣東實現的。張德江不僅使得廣東優勢喪盡，而且廣東頻發的惡性事故給中國對外形象造成極其負麵的影響。

單就政績和危害而言，張德江治粵遠比張敬堯治湘更差。“驅張運動”有其充分的理由和道義基礎。

其次，“驅張運動”在中國大陸肯定深得民心。張德江治粵，災難頻生，廣東民眾和媒體，外地維權人士，香港各界，都深受其害。自張德江主政以來，所有這些力量甚至國際衛生組織，都與張德江的權勢運作有衝突。可以說，張德江不離開廣東，那些惡性事故就不能處理和善後，廣東人民，維權人士，香港同胞，就不可能有安全和公道。因為張德江自恃有後台並且身係高層權力平衡後台不得不力保他，他強勢壓製不同意見，動用國家機器（宣傳，黨務，公檢法乃至軍隊）和黑社會並舉，整肅和壓製異己。他就是要樹立誰也惹不得的淫威，然後造成誰也不敢惹他的局麵。僅僅這一個張德江，就把中國所有問題都表現出來，使得胡溫親民、和諧與科學發展觀的新政在廣東和世界輿論中全麵癱瘓；理解者歎為有心無力，不理解者嘲笑為虛偽鬧劇。

這就是“驅張運動”的道義和民意基礎。然而，有道義和民意基礎的政治訴求並不一定能實現。

海外和國內的相互配合

中國的製度沒有民國初年的空間，民間不可能有足夠的壓力讓中央高層去動張德江；由於張德江的跋扈，甚至所有不滿都招致更惡劣的暴政，並被扼殺在萌芽中。這就使得“驅張運動”不會像多維新聞網、亞洲周刊和亞州時報所分析的那樣，起自廣東的民間。這是與民國初年湖南的“驅張運動”的最大不同。但是，後極權中國畢竟不是沒有製度空間去發動驅張。在一個信息時代中對外開放的中國，還是有另外的動力機製展開“驅張運動”，並影響中共高層。這就是海外華人媒體和國內獨立專業力量的相互配合。

當多維新聞網，亞洲周刊和亞州時報想象地報道廣東民間醞釀“驅張”時，雖然廣東民間沒有能力，但是這三個媒體的報道其實是在發動“驅張運動”。自19世紀中葉起，中國的進步都與海外華人有關。早年留學生是清末新政的主要專業力量。辛亥革命的革命者主要是華僑和留學生。蔣經國開放黨禁和政治改革據說與所謂四君子進言有關。中國80年代的改革開放深受海外華人和港澳台輿論的影響和推動。此次，多維新聞網，亞洲周刊和亞州時報發動“驅張運動”，是海外華人關心和推動中國進步的一個新的事例。

張德江在建立和維護淫威時，不僅折磨廣東民眾，而且引起國內維權專業人士的不滿，並多次發生激烈的衝突。這些專業人士在很大程度上對公共輿論有決定性的影響。領導人的口碑好壞，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這些人的公議。在高層權力相持不下和國家政治前景不確定時，這些力量可以通過在公共空間中運作輿論，動員政治支持，從而打破平衡，推動局勢變化。16大以後，胡溫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這樣的力量造勢，鞏固自己的權位，將最高權力一步步從江手中轉移出來。就連胡溫新政這樣的提法和概念都是這些力量創造出來的。當多維新聞網、亞洲周刊和亞州時報發動“驅張運動”後，這些力量會呼應並跟進造勢，試圖影響高層的意誌和判斷。

胡溫站在一個選擇關頭

最後環節是否存在，即：胡溫高層如何回應獨立輿論的“驅張”訴求。我們有許多理由可以認為，胡溫不會接受驅張的要求。例如，顧忌江澤民，高層不願開民間輿論搬倒高層領導的先例，等等。

但是，也有一些充分的理由使得胡溫選擇接受驅張要求。最顯而易見的理由就是張德江罪孽深重，不處理不足以平民憤，也不能扭轉廣東局勢惡化和造成惡劣的海外影響的根源。這些都妨礙胡溫在中國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影響工作全局。即使從改善治理角度，也需要動張德江。如果從政治鬥爭的權術考慮，那就更應當動張德江，以便以此震懾諸侯，真正掌握左右局勢的主動權。不過，筆者不關心這些執政把戲。

在曆史發展的關鍵關頭，官場上的風雲充其量不過是政治曆史大戲中的噱頭，不足掛齒。重要的是其推動的政治轉型和折射出的意義。曆史進步是通過轉型實現的。所謂政治轉型，就是權力產生、分配和變化結構以及運作方式的係統變化。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在鄧小平時期就實現了根本變化；社會結構轉型在江澤民執政期有很大進展。這兩個轉型解決了一些老問題，但也造成許多新問題，這些問題需要政治轉型才能解決。胡溫看到了新問題，因此提出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但是，至少胡並沒有看到，這些問題必須政治轉型才能解決。他想恢複和重建被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瓦解的舊政治，即高度一致的行政權力和舊的意識形態。殊不知，這些問題要麽是舊政治不能解決的，強化舊政治將會破壞前兩個轉型，導致全麵混亂；要麽就是舊政治在經濟和社會轉型後必然腐敗退化的結果。因此，胡溫上台後，其口號和姿態傳遞的執政理念引起人們的好感。但幾年的執政運作中，所有問題不僅沒解決，而且更惡化了。人們也逐漸失望並且開始批判胡溫。

就在胡溫自己不理解新的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需要政治轉型時，轉型中發育和形成的新的獨立勢力卻在探索新的政治機製，在微觀基層開創轉型可能空間，以解決自己發展麵臨的問題。一個新的機製是，民間利益調節通過法律方式；政府與公民的衝突中，維權專業人士發揮作用。另一個新的機製是，當地方政府與豪強甚至黑社會勾結盤剝弱勢群體並壓製合法討還公道時，受害者集體行動以暴抗暴，對抗迫害，導致惡性事件，然後引起輿論公憤和國際關注，從而導致高層調查和處理。

此次“驅張運動”中浮現出綜合機製。國內外互動，朝野互動，和各界聯合行動。胡溫無形中站在一個選擇關頭，如果他們拒絕接受“驅張”訴求，那麽他們的威信會進一步下跌。這些年胡溫在民間的形象就是這樣的趨勢。但如果胡溫看到民氣可用，或者僅從改善政府工作或者改善吏治角度理解選擇，那麽他們可以通過此事小有斬獲。但如果胡溫能從此是中看到中國政治新機製，並以此作為實現自己的執政理念的途徑，那麽他們會建立起與中國新生的影響公共輿論空間的獨立力量的政治聯係，並客觀上推動中國的權力分配和運作方式的結構性轉型。這個轉型將以與經濟和社會轉型的邏輯和趨勢相一致的方式解決它們產生的問題。在自覺地運用，催生和支持這樣的新機製的政治轉型中，胡溫可以平衡黨政官僚阻力而解決惡化的問題，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建立支持這些新機製的製度框架。

新的政治結構當然還不是民主自由的政體，但是多元化的利益和意見會有更多的表達渠道，公共決策會更公正，權力會更分化和相互製衡。最重要的是，公民社會將更強大和成熟，而後者是健康平穩的民主化轉型的政治條件。

現在的問題是，胡溫在多大程度上有這種眼光、魄力、意誌和智慧，罷免張德江，推動這樣的政治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