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拖欠的是官員的工資

１２月２８日“記者讀報”說，某地政府在向人大的工作報告中，將拖欠的民工工資支付達６０％，作為一條政績來表述。記者對此提出了批評，並希望實現零拖欠。其實在數月之前，就有一則消息說，某地政府為貫徹中央精神，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要在三年內全部解決民工的工資拖欠問題。”但當時媒體用的不是批評、而是讚揚的語氣。相比之下，這個電台的“記者讀報”是一大進步。

可惜，報道中沒有講這６０％的拖欠工資，是多少年留下來的問題，又用了多少時間解決，而餘下的４０％又將何時才解決？今後，會不會再產生新的拖欠，然後再用“三年時間解決”呢？為什麽就沒找出一個從根本上解決民工工資的辦法？

有關當局，在解決民工的一係列問題上，難度為何如此之大，能否也像招商引資和登記經商那樣，一條龍服務，半天、一天、那怕幾天就解決呢。在招商中，辦事者能想商人之所想，急商人之所急，為什麽對民工卻不能想他們之所想，急他們之所急呢？說穿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前者是富人，是強勢群體，能給地方帶來經濟利益，沒有他們不行。而後者是窮人，是弱勢群體，有沒有無所謂，反正中國勞動力多的是。

這種心態並非少數官員才有，就是某些城市居民和小業主也常常反映出來。筆者知道在本地某大學附近一些餐館的打工者，他們每天從下午３時至次日淩晨３時工作，有時客人不離開，還得加班。每月工資僅３００－４００元，少幹一天就扣一天工資，而老板卻經常以收入不好拖欠他們的工資。就這樣，民工們還得忍氣吞聲幹下去，反正你不幹，有人搶著幹。於是這些打工者，晚上熬夜，白天又在大學內做打掃清潔等工作。為了生活他們在透支自己最寶貴的財富—身體。但是，當他們生病時，卻毫無醫療保障。還有一位打工婦女，她用上述工作方式，每月可以收入１０００元左右。但是她那在家鄉讀大學的女兒和讀高中的兒子，每年的學費就要消耗她半年以上的收入，可家中還有老父母。最近女兒要到醫院實習，需要實習費１７００元，她不得不向老板借錢，因而與老板簽訂一個幾乎是“賣身”的合同—工作兩年以上，當然合同再不會提到工資。就是這樣，民工們的血汗錢，又回到了老板、學校、或城市人的手中。

試想，假如拖欠的工資不是民工的，而是官員或城市其它工作人員的，如果也要三年時間來解決所拖欠的工資，我們的機關、學校、公司和城市家庭將怎樣？政府將會怎樣處理？假如這些民工都回到自己家鄉，城市又會怎樣？如果把那位說：“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的院士工資也拖它三年不發，他將同情誰，他該幫誰說話？

民工的工資問題，不能靠老板或某些人發善心解決，而應當靠法律來治理，隻有真正落實建立和諧社會的理念，從人權的高度來看待民工問題，加強執法力度，才是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