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一位瑞典教授

星期一早上，在研究所走廊裏碰到我們消化科的主任，他告訴我， Bengt 去世了， 是在昨天南方日報的喪葬版裏看到的。我聽後很難過，整天都無法將心思放在工作上。我認識 Bengt 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的往事一齊湧上心頭，我哪還能安靜地工作呢。

Bengt 的全名是 Bengt Borgstrom ，一位瑞典的消化生理學家。他對消化生理的貢獻可以歸結到幾個第一。他第一次確定了膽鹽在脂肪吸收中的作用，第一次發現了胰輔脂酶並闡明了它和胰脂肪酶的相互關係，第一次弄清了膽固醇吸收和轉運的生理過程，第一次描繪了腸道中各種因素在脂肪消化吸收中的協同作用。他在脂肪消化吸收的領域裏作出的卓越貢獻，使他多次獲獎，蜚聲世界。為了表彰他的貢獻， 1988 年曾在他居住的小鎮召開過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僅美國來的教授，就有二十餘人，都是他的學生。他們排成一長隊，唱著歌向他表示祝賀。那種桃李滿天下的場景，至今都曆曆在目，令人難忘。

Bengt 令我敬重的，不止是他的科學成就，還有他的人品。我常常對我的老伴和孩子說，在我所有認識的外國人中，真正的 Gentleman ，隻有 Bengt 一人。

記得 1984 年一個星期五的晚上，我還在實驗室裏。那是我第一次出國，第一次就不順利。我到瑞典還不到一周，世界衛生組織安排指導我的導師就去生孩子了，隨後還得休六個月的產假。更有甚者，我是來學胰腺腺泡的製備方法的，這位導師卻從未做過胰腺腺泡的分離。沒人教，也沒處學，我隻得自己摸索，因此每天都搞得很晚。那天晚上大約七點左右，有一個人靜靜地走進我的實驗室，輕聲問：“還在工作嗎？”我一看，是 Bengt 。他那時是我們大學醫學院的院長，兼我們研究所的所長。我站了起來。他人很高，二米左右，腰板又挺直。我站著還不到他的肩部。他笑著問我：“聽說你從上海來的，沒滑過雪吧？”我說沒有。他說：“明天跟我一起去滑雪吧”。想到工作，我有點猶豫。他笑了，說 : “ 人有時需要放鬆一下，滑雪挺有趣的”。我隻得答應了。他於是問清了我學生宿舍的住址，臨走時說：“明天十二點我來接你”。但走後不到十分鍾他又回來了，說：“忘了問你鞋的尺寸了”。我告訴了他，他笑著說，“我家有付滑雪板，你正好可以用”。

第二天是一個晴朗的冬日。中午十二點，他正點準時按響了我的門鈴。一起來的還有他太太，一位謙和的瑞典女人。車子出城不到十五分鍾，就到了一片雪原。天藍得醉人，雪白得耀眼。孩子們鮮豔的滑雪衫，映著皚皚的雪地，竟像盛開的花圃一樣美麗。這是我第一次滑雪， Bengt 幫我穿上滑雪板，告訴了我滑雪的要領。特為關照初滑時腰部不要太硬，膝蓋要微屈，以便緩衝平衡。我在他的指導下，雖摔了幾個跟鬥，出了一身汗，但很快就能滑行了。他說：“你很聰明啊”。其實，這歸功於我從小對體育的愛好，籃球排球都愛打，觸類旁通嘛。

那天滑雪後，他請我到他家喝咖啡。他問我：“你是怎麽和你導師認識的？”我說我其實並不認識她，我隻是想學胰腺腺泡分離的方法，世界衛生組織和我們衛生部就把我派到她這兒來了。他皺了下眉，說：“她是搞生化的，從沒有接觸過動物，也沒有分離過胰腺腺泡。我幫你了解過了，全瑞典也沒人在做這方麵的工作”我輕聲說：“這我已知道了”。他說：“不過你不必灰心，我可以幫助你，我們一起來摸索吧”。從此以後，每個星期的第一天，我都坐到他辦公室的沙發上，向他匯報，和他討論。作為院長，他事情很多。但我一進去，他就把他門外“暫勿打擾”的信號燈打開。他把這段寶貴的時間給了我。他待人很謙和，總仔細地聽我說，從不插嘴打斷我的話。我有什麽問題，他如果不能解決，就說我幫你問問別人吧。有時也幫我聯係幾個人，叫我直接去和他們討論。在他的幫助下，我終於很快解決了方法問題，而且用這方法作了兩篇論文，開創了我在國際雜誌上發表論文的先例。後來我博士論文答辯時，他是我答辯委員會的主任。答辯那天，他特為走過我身邊，輕聲說：“不用緊張。話說得盡量慢一點”。我知道，我和很多中國人一樣，一緊張，英語就說得太快，元音發得不夠長，雙元音有時有吃音現象。別人常不能聽清楚。

在那研究所裏，我和 Bengt 是兩個每天下班最晚的人。他每晚總要到六點半以後才走。臨走時，總會到每個房間查看一下，將恒溫房間的門關緊，將人們忘記關的電燈關了。看到我還在做實驗，有時就勸我得放鬆一下。凡是學校有什麽招待國外學者的活動，如演出，組織參觀，他常會弄張票給我。 Bengt 不但關心我，也很關心我的家庭。我兒子讀高中時，學校裏有一個讓學生了解社會的活動，讓孩子們自已聯係，去一個社會單位觀察學習兩個星期。當別人都在聯係飯店超市時，我兒子卻想到大學實驗室去看看。我和 Bengt 說了，他雙眼一亮，說：“好啊，讓他來吧”。孩子第一天去見他時，想到 Bengt 是大院長，很拘束，雙手垂著，畢恭畢敬，像個當差的。 Bengt 看著他稚嫩的臉，笑了，和我兒子說了幾句笑話，兒子一下就放鬆了。一年後兒子高中畢業了。在瑞典孩子高中畢業可是件大事，家長要到學校去接，要用彩車如接新娘一樣把孩子接回家，然後家裏要開 Party ，學生們還會通宵狂歡。因為高中畢業後，孩子就算成年自立了。這盛大的慶祝活動，是他們的成年禮。我兒子畢業那時我正好在美國，打電話回瑞典。我愛人告訴我，說那天接孩子回來，走到家門口，看到門前一大束鮮花，一看，是 Bengt 特地快遞送來給我們兒子的。他仍然記得這個曾經在他實驗室學習過兩個星期的孩子，還特地了解了他畢業的日子，特地送來這一束鮮花。一位大學的院長，世界知名的科學家，送花給一個異國的中學生，這事我們每每想到都十分感動，因為我們感觸到了 Bengt 那一顆真誠的心。 Bengt 後來看到我們，總問起我兒子，聽說他讀了大學，讀了博士和博士後，他就感到非常高興。孩子走上這一條路，除了我們的教育外，是不是也有 Bengt 的影響和熏陶呢？

我博士畢業後，在 Bengt 手下工作了一年。他送了我一本他寫的專著《脂肪酶》，上麵題了字“以此紀念 1992 年在 Lund 實驗室的美好的日子”。後來我到美國去讀博士後，是他給我寫的推薦信。兩年後想回瑞典，也是他給我作的安排。記得我回瑞典不到半年，他打來一個電話，說美國 AOCS 要出一本新版的《脂肪的消化和吸收》的專著，出版社按慣例還是請他寫脂肪酶這一章。他電話裏和我說：“我想，這次我就不寫了，想推薦你來寫好嗎？”我聽後有點吃驚，感到自己遠沒有到那個檔次。他笑著說：“其實你知道得不少，特別是新的關於分子生物學的內容，比我知道得多”。我說：“你在這領域領先好多年了，我隻是個新人而已”。他說：“這就對了，科學總是在期待新人嘛。”。看到他說得那麽誠懇，我知道，推脫不是他所期望的。再說，這是多好的機會啊。於是我說：“那你得給我把關”。他說：“行，稿子寫好後，我幫你看看”。 Bengt 的期望，給了我動力；他的支持，也給了我信心。兩個月後，我給他看初稿，他提了不少建設性的意見。我改後再給他看，他再提意見。如是幾個往返才定稿。當我要同時署上他的名字時，他卻將自己的名字從作者裏劃掉了。他說：“這是你的工作，我隻是提了點建議而已。你隻需在致謝裏說幾句就行了”。我很珍惜這本書，現在還常常翻看，因為它使我想到老一輩科學家那種“關心最是後爭先”的風懷和言行，這也成了我後來行藏舉止的榜樣。

不知為什麽，從我認識 Bengt 第一天起，我就感到我麵對的是一位朋友，而不是一位官長。他話不多，也不隨便開玩笑，但他藍色的眼睛裏傳遞給你的，總是一種尊重，一種平等和友善，一種人們常說的君子的風範。我請他到家裏吃過幾次飯，甚至當我還是一個窮學生時，就在那簡陋的學生宿舍裏，沒有餐桌，我還得坐在床上，我買的也隻是普通的啤酒。他們按時而來，隨遇而安，決沒有半點驕矜。他也請過我們多次，特別是他七十歲生日時，到他家中，來的大都是大學的上層人物。我隻是一個剛拿到 PhD 的新人。他對我也沒有絲毫的淡漠。他還告訴大家，我馬上要到美國讀博士後了，還說我兒子非常聰明，在瑞典的物理，化學競賽中得了大獎。每當回憶起和 Bebgt 的交往，我就會想到古代三國時程普說周瑜的那句話：和公瑾相交，如飲醇酒，不覺自醉。 Bengt 就有那種魅力，使人高尚，使人感到透明和純潔。

我最後一次看到 Bengt 大約是六年前，在大學醫院的候診室裏。那時他瘦了，挺直的腰也有點彎了，顯出明顯的老態來。他告訴我，他得了一種病，喪失了寫字的能力。他還說，他們很快會把他們在大學城的房子賣了，然後搬到故鄉去養老了。再後來，也就是三年前，他的兒子，我們大學的一位很有才華的外科教授，竟得了胰腺癌先於他去世了。所有認識他的人都說，這對他真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後來聽說他連話都不太能說了。我們大家都有一種隱憂，都不想明說，知道他可能不久於人世了。所以周一當噩耗來臨時，我感到的並不是突然，而是一種心靈的傷痛。多麽好的一位生理科學家，多麽好的一位長者，為什麽天不假年啊！

Bengt 的夫人在報上的喪葬通告中說，根據 Bengt 的意願，葬禮僅限於家庭成員參加，不邀請任何客人。大家不必遠道而來，也不必寄鮮花和花籃。如有悼念之意，請將這筆錢以紀念他的名義，捐給他故鄉的植物環保基金會吧。這是 Bengt 想對故土做的最後一份貢獻。我看到這些文字，心裏感到一種說不清的感受，是崇敬，也是傷感。當多少人在追求生的顯赫和死的哀榮時，他卻願意為生他養他的故鄉再灑一把雨露，而後悄悄地離去……。

我們消化科的主任，會同我和另外三位瑞典同事，寄了一筆錢給了 Bengt 故鄉的基金會。我們都曾是他的學生，我們得遵照他的遺願，以此表達對他深切的悼念。

（ 090825 於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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