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語文老師
(2009-02-26 13:45:50)
下一個
我至今仍記得第一次看到他時我是多麽失望。他穿了一件洗得發白的舊軍裝,因為太舊,因而皺巴巴的一點也不貼身。他頭上還戴了一頂帽舌已下垂的同樣發白的舊軍帽。他個兒雖然不矮,但有點削肩,胸也不挺,配上這身到處是皺折的軍裝,壓根就沒有一點風采。當他剛站到教室門口時,我以為是離學校不遠的軍營裏的炊事兵,到我們學校來有什麽公幹。
上課鈴響了,他走進了我們的教室。他走路時腳抬得很高,步子卻不大,如果不去注意他位置的移動,你會以為他是在原地踏步。他用這種操練一樣的步伐走到講台前,笑著對我們說:同學們,我是你們的語文老師。我一聽,心裏咕嚕了一聲:老天,這炊事兵原來是我們的語文老師!
我自幼愛好文學,就特別注重語文老師的風采和才華。小學的語文老師臉上有太多的雀斑,初中的語文老師又瘦得像個猴子,都不曾令我感到滿意。我失望地打量眼前這高中的老師,他臉盤不大,戴了一副白框眼鏡。眼鏡後的眼睛正微微眯著,左右掃視我們,似乎很有興致,又似乎有點狡詰。我突然想到他也許正在搜尋我們對他的第一印象,馬上收起了臉上正流露的失望,裝出一臉的平淡看著他。他笑了笑,又說:自我介紹一下,我叫鄒人卓。然後用拇指和食指從粉筆盒裏捏出一枝粉筆,轉身在黑板上寫下了他的名字。
我看著他寫的字,又一次感到掃興。他這幾個字怎麽這麽幼稚,無論橫豎撇捺,都那麽直梗梗的。清晰固然清晰,端正也端正到家了,然而沒有一點筆鋒,不顯一點瀟灑,就像建築工人的腳手架,四角方方地搭起了他的名字。
我幾乎不能相信,他就是我高中的語文老師,堂堂複旦大學附屬中學的語文老師。複旦大學是何等的人材濟濟,出過郭紹虞,出過陳望道,出過趙景深,出過周穀城,就找不出一個有水平的?就祗得用這麽一個披著舊軍裝,踏著大方步,寫著呆板字的人來教我們語文嗎?我歎口氣,真正失望了。
複旦附中的慣例,對新入學的學生,第一堂語文課就是作文。那天,鄒老師在黑板上寫下了作文題:“新的學習生活開始了”,我一看,感到真沒勁。這題目太平淡,太一般化,典型的八股題,無非是叫你寫自己如何激動,如何打算好好學習,更上一層樓啦等等。我時正年輕,總想表現自己,就打算在文章的形式上標標新,稍一凝神,就決定把文章寫成書信的形式,寄給一個虛擬的朋友。我下筆寫道:“我的朋友,離開你已是一月之久了,我是多麽想給你寫信,告訴你新的學習生活的開始,告訴你同學的笑臉,校園的春風。”自己一讀,感到既點了題,味道還不錯,就順暢地寫了下去。
在我們寫作文的時候,鄒老師在教室裏慢慢踱步。他手上拿了本小冊子,默默地閱讀著,像我們早晨在校園裏早讀一樣。他時而停步,時而微笑點頭,好像興味悠長得很。當他走到我座位旁邊時,我偷瞄了一眼,原來他在讀《中華活頁文選》。這文選,正是我愛看的。我就是從這文選上,把王勃的《滕王閣序》看懂讀熟了的。看到老師也愛看這活頁文選,我感到很高興,真想和他說:老師,這也是我愛看的文選呢!
一星期以後,是作文評講。鄒老師捧著一疊作文薄走進教室。他扶了扶眼鏡,又用那饒有興味又略帶狡詰的目光看了看我們,說:被我叫到名字的,站起來一下。
說完這話,他拿起一本作文簿,第一個就叫了我的名字。我吃了一驚,惶恐地站了起來。那時我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離他最遠。他特為挺直了身子,又把眼鏡扶正了,仔細地看了我一眼,然後按了按手,示意我坐下。接著他又叫了另外兩個同學的名字。然後,他清了清嗓子說道:這次作文,你們班上有三位同學寫得最好,就是剛才站起來的三位。我讓他們站起來,以示表揚!這話一說,全班的眼光都向我掃來,我心怦怦地跳,滋味卻美極了。
他後來就開始評講我的作文,說把文章寫成書信,行文和取材都活潑自由,是個好主意。說完後他又把我文章中的兩句話寫在黑板上,那是一聯對仗句:
樹雄心,練一身本領;
立壯誌,學滿腹文章。
他說這兩句對得好。“一身本領”對“滿腹文章”很有氣概。雖然“一”和“滿”都是仄聲,在句中略欠工整,但其他字換不了,非這兩字不可。
我默默地聽著他流暢的評論,看到他臉上洋溢著的高興,知道我這炊事兵一樣的老師,是有水平的。
老師總喜歡學習好的學生,鄒老師從此對我就格外關切。他告訴我,他讀高中時被應征入伍,到雲南當兵。複員後考取了雲南大學中文係。由於成績優異,畢業後和另外兩人一起,分配到上海複旦大學中文係,心裏高興極了。老家都沒回,興衝衝第一個提前趕來報到。誰知恰逢複旦附中需要語文老師,大學就把他分到附中來教書了。他心裏不願意,但無奈自己是複員軍人,哪有不聽黨的話的道理呢?後來看到晚來的另外兩人,都留在大學本部,除了感歎命運無情外,不敢發一點牢騷。
複旦附中是住校製。我們四人一間。房內擠擠地放著兩張雙層床和一張桌子。鄒老師的宿舍和我們的在同一層樓,同樣大小。隻是他一人住,和我們的相比,房內少一張雙層床,多一個書櫥。書櫥的玻璃門後有布簾遮著,讓人看不到裏麵的書。我們同學常到他屋裏玩。有次僅我一人時,他打開櫥門讓我看了他的藏書。有劉大傑的文學史,範文瀾的中國通史,有史記、唐詩、宋詞,還有中外名著和一本本中華活頁文選的合訂本。他見我愛詩,就借我一本喻守真編注的《唐詩三百首》,他說裏麵對每首詩的作法都有評講,初學者可以從中悟到一些寫詩的門道。但他叮囑我:別看得太認真,不少評論,也是無話找話,牽強得很。
記得高一下學期那年,複旦附中舉行全校作文比賽,自願報名。報名快截止了,他在走廊裏喊住我問:你怎麽還沒去報名?我有點惶恐,低聲說:我才讀高一,怕比不過高二高三的同學。他眉一皺說:這可不是寫出立壯誌學滿腹文章的人說出的話!報名去!自古英雄出少年,怕什麽!
在老師的鼓勵下,我報了名,參加了比賽,結果得了第一名。我記得那作文題目是《北京-哈瓦那》。我寫了些什麽,現在是一點也記不得了。我隻覺得這題目政治性太強,我寫得不順,擠牙膏似的擠了兩小時。但我記得老師的高興,他說在評比時,高三有位同學和我旗鼓相當,後來評委覺得我遣詞造句更簡潔流暢些,就把桂冠給了我。老師邊說邊笑,我看著他閃閃的眼睛,體會到他的高興和自豪。
和老師處熟了,講話也就隨便了。一次他告訴我:我第一堂課就注意到你了。那天你臉上很有點小看人的樣子,我想這一定是個調皮的學生,誰知後來叫到名字第一個站起來的,就是你。我聽了也笑著說:鄒老師,你知道那天我心裏想什麽?他好奇地問,有意思,想什麽呀?我說:我在想,複旦附中怎麽弄了個炊事兵來教我們語文!他聽後仰天大笑:瑞冬啊,人不可貌相喲,哈!哈!哈!
高三上學期,有一天,鄒老師遞給我一疊文稿,說:這是我寫的一篇東西,你幫我看看,提提意見。我抬眼看他,不敢相信老師竟這麽器重我。他笑著又說:認真看,有什麽意見大膽提。我們是興味相投的朋友。
那天下午課外活動時,我躲到一間空教室裏,讀老師的作品。那是一首敘事詩,取材於雲南少數民族的一個愛情故事:一對勤勞的青年男女熱烈地相愛了,姑娘卻又被土司的兒子看中,要強行威逼成婚。青年男女堅貞不屈,最後雙雙跳崖殉情。情節不複雜,但詩卻寫得瀟灑自如,流暢清秀之間透出雲南山鄉的氣息和作者濃烈的愛憎。我讀著,感受到老師的才華。我被老師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了。
按複旦附中的慣例,高三下學期就要按文科和理科分班複習,迎接高考。同學們都以為我必定考文科,我卻舉棋不定。我雖然酷愛文學,小學時寫作文“我的誌願”時,還說過想當詩人,但目睹十幾年文苑的鬥爭風雨,使我不敢把我的生命之樹植根到這片土壤中。鄒老師始終沒有勸我。一天在他房間裏,他皺著眉頭沉默著,一支又一支地抽煙,最後說:我理解你的顧慮。文學就作為你的業餘愛好吧。
高三下學期剛開學不久,突然聽說鄒老師要調離上海了。我問他:是真的嗎?他點了點頭說:我一直想把我愛人調到上海來,調不來!現在我要到江西南昌縣去教書了。我一聽,脫口說:南昌縣?南昌縣哪能和上海比啊?他點了點頭,頓了頓,似乎是自語般地說:老妻劃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勾,不是比我一人在上海強嗎?
臨別前夜,我到他宿舍去看他。他從包裏拿出一張照片給我,說:留個紀念吧。那是一張他當年服役時身穿戎裝的照片,顯得年輕而英武。挺神氣的!我說。他笑了,問:不像個炊事兵吧?
我勉強笑了笑。翻過照片,看到老師在照片背後題了四句詩:“瑞冬吾小弟,交在師友間。三年恨聚少,情誼滿春山” 那天我失眠了,反複吟著這四句小詩, 難過了一夜。
鄒老師離開後,生活就像房間裏封了一扇窗,頓時暗淡了許多。
我後來考取了上海第一醫學院,和老師通過幾次信。有一年下鄉幫助農民夏收,寫了三首七絕,曾寄給他,頗得他的稱讚,說詩有內容,有生活,有感情,和以前大不相同。我知道老師在委婉地指出我高中時的習作,有浮華而不充實的毛病。我那三首詩是:
一《割麥》:萬裏晴天夏日紅,青年汗雨競揮空。鐮刀卷起千層浪,多少英雄戰此中。
二《豐收》:千家萬戶俱同舟,萬險千難共運籌。汗雨換來肥碩果,滿村老少話豐收。
三《聯歡》:明燈高照滿場輝,兒輩歡騰老笑微。難得鄉親情意好,縱然深夜不思歸。
後來很快就來了文化大革命,我乘大串聯的機會,去了南昌,而後乘了兩個多小時的汽車,到了南昌縣的蓮塘,去看望我的老師。蓮塘是一個鄉鎮,有狹窄的石板路,有清澈的池塘。我一邊問路,一邊四顧,感到好像不是去訪老師,而是去尋一位隱居的高士。
鄒老師意外地看到我,高興極了。他緊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老師住在一間黑瓦平房裏,木窗外有一個鋪著青磚的小院子。我們閑談時,恰有幾隻喜鵲飛來,落在院中,喳喳地為我們助興。他夫人端來一碗酒釀圓子。江西的酒釀圓子大,酒味比上海的濃洌。
我談及老師那首長詩,問可曾發表。老師苦笑說:“現在能往哪兒投啊?”是啊,全國所有的文藝刊物都停刊了,《阿詩瑪》都被釘在箭靶上挨批判了,老師的長詩能發表嗎?我自知失言,沉默不語。
後來文化大革命越鬧越亂,我們終於失去了聯係。三十四年的日子,水一樣地流走了。一直到前幾年,我嚐試著投書蓮塘,幾經轉折,終於和他取得了聯係。他洋洋灑灑寫了幾千字的長信表達了他意外的驚喜。從信中,我也得知,他文革中吃了大苦,合家下放到農村,一九八〇年才重回縣城教書。然而麵對磨難,他信卻寫得胸懷大暢。“困厄坑人,人不畏困厄,困厄便造就了一輩輩新人”這是鼓勵我,也是他自己的寫照。
那時,我正在為一家報社寫專欄,我告訴他我要把他的事寫進這專欄裏,還寄給他看了我的文章。他回信時寫了一首詩贈我。詩為:“階下青苔陌上塵,白雲蒼狗惜餘曛。虛名忝附生花筆,何幸當年竟識君!”
接信第二天,我正好去德國開會。在雲天萬裏的飛機上,想起老師這首詩,深深動了情,就原韻和了老師一首:“玉宇吟詩脫俗塵,雲濤滾滾日微曛。飛天灑下無窮憶,萬裏高風好到君!”
三十多年前的師友,三十多年後得以重新唱和,真是人生的一大樂事啊。
(1212745)
文革前的小學,中學裏都有很多才華橫溢,人品正直的老師,所以那時候不論文理科,那一代學生中的很多人都感到過那種終身受益的啟蒙。
讀這種文章總是讓我想的很多。。。教育的力量不是單純教會一些知識,而是啟迪,而許多人的一生愛好或事業就是被一個特殊的小學或中學老師所影響的。
而現在的商品,物質,功利占上風的社會,很少聽到這樣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