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關部門真是太心急，如此大張旗鼓的處罰太低估輿論的力量了，想急於找回麵子和樹立權威，結果隻會自取其辱：輿論的關注點本已從開胸驗肺上轉移開了，這樣急吼吼地拿醫院開刀，隻能暴露出自己身上更多的醜陋，重新被架上輿論烤架。
這是一張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罰單，一張必然會招致輿論炮轟的罰單。河南省衛生廳竟以“無職業病診斷資格”為由，批評和處罰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正是這家醫院在塵肺患者張海超求告和維權無門的情況下，為其做了開胸驗肺手術，幫助他以這種悲憤、悲壯、自殘的方式證明了用人單位的無恥，證明了官方防治所的謊言，驗出了相關法規的缺漏，並引起了一場輿論對職業病鑒定的討論。沒有這家醫院的報告，也許如今重病纏身的張海超仍奔波在自證患病的維權路上。
衛生部專家組的鑒定證明了該醫院的診斷結果，開胸驗肺事件已經有了定論，相關單位、部門和官員已受到了懲處，為什麽這時候河南省衛生廳會反過來倒打幫了張海超的醫院一耙，又是通報批評，又是立案調查，仿佛醫院做了多大的醜事。
處罰似乎有著極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們理直氣壯地拿出了《職業病防治法》，該法規定職業病診斷應由政府批準的醫療衛生機構承擔，不能超出資質認證或批準範圍從事職業病診斷——鄭大一附院沒有該部門批準的職業病鑒定資質，卻為張海超開胸驗肺並出具了“塵肺合並感染”的證明，所以應依法受到嚴懲。但是很顯然，這樣的處罰有報複性執法之嫌。
好一個“資質認證”。對於張海超的病，北京協和醫院、北京首都醫科大學朝陽附屬醫院、北京煤炭總醫院、北京三院等，看完胸片就統一斷稱這肯定是塵肺，為什麽政府批準擁有鑒定資質的鄭州職業病防治所卻鑒定不出來，而逼得張海超開胸驗肺呢？另一方麵，鄭大一附院雖未經政府批準，但卻準確無誤地鑒定出張的塵肺——這種極具反諷意味的對比，恰恰暴露出政府在資質審核上的問題，讓不具備鑒定資質的機構通過認證，卻視真正有資質的醫院為“無資格”，說明政府在道義上已失去“審核資質”的資格，怎麽還毫無恥感地談“職業病診斷資格”？
實際上，鄭大一附院並非進行嚴格意義上的職業病診斷，而是應求告無門、維權無路的患者之要求做一種證明，並被其借助以引起起輿論的關注。請問河南省衛生部門，開胸驗肺是一種正常的職業病診斷方式嗎？這不過是一種弱者悲壯的身體政治，一種卑賤自戕的身體反抗——以身體為資本是人類最原始最本能的反抗方式，弱者麵對強者設計出的不良製度，麵對衝不出的法律陷阱，沒有任何反抗的資源，悲憤中隻有用自己的肺去反抗，去揭穿那謊言。我想，這家醫院的醫生所以願意幫張海超開胸驗肺，也並非為了簡單的醫學診斷（這種病許多醫生隻要看胸片就能作出診斷），而是想幫他討一個公道。滿足患者的要求，堅守醫者的良知，這是沒有資質限定的，而是為醫者的基本職業道德。
很顯然，《職業病防治法》中關於“職業病診斷資質限定”的立法意圖，是為了防範無資質醫院的誤診和借診斷牟利。但在開胸驗肺事件上，鄭大一附院與這兩點毫不相關：一沒有誤診，二絕沒有借機牟利——所以，雖然醫院違反了規定，但從立法意圖上看，它是不該受到懲罰的。
即使嚴格按法律規定，醫院確實違法了，但受罰的不該是它一家。開胸驗肺事件暴露出了很多問題，有法律的漏洞，有官方的失職，有監管的缺位，諸種違法問題的價值排序中，醫院的違規是最輕微、最不壞、最該忽視的，為什麽要突出處理呢？
法律受不到應有尊重，“嚴格執法”在當下是一種很稀缺的品質，但像河南省衛生廳這樣的“嚴格執法”，隻能招致公眾的強烈反感。張海超為了自證有病而四處奔波時，你們到哪裏去了？鄭州職業病防治所堅稱張海超無病時，你們到哪裏去了？對於自身在此事件上的監管責任，你們又是怎麽承擔的？如今反去嚴懲揭露問題的醫院，捫心自問，這是在捍衛法律的尊嚴還是在傷害法律？！
開胸驗肺暴露了某些部門的問題，損害了某些人的政績形象，讓一起地方事件成為一起舉國關注的醜聞，相關部門難免惱火，給“惹事者”穿小鞋當在意料中。隻是，有關部門真是太心急，如此大張旗鼓的處罰太低估輿論的力量了，想急於找回麵子和樹立權威，結果隻會自取其辱：輿論的關注點本已從開胸驗肺上轉移開了，這樣急吼吼地拿醫院開刀，隻能暴露出自己身上更多的醜陋，重新被架上輿論烤架。
這是一張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罰單，一張必然會招致輿論炮轟的罰單。河南省衛生廳竟以“無職業病診斷資格”為由，批評和處罰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正是這家醫院在塵肺患者張海超求告和維權無門的情況下，為其做了開胸驗肺手術，幫助他以這種悲憤、悲壯、自殘的方式證明了用人單位的無恥，證明了官方防治所的謊言，驗出了相關法規的缺漏，並引起了一場輿論對職業病鑒定的討論。沒有這家醫院的報告，也許如今重病纏身的張海超仍奔波在自證患病的維權路上。
衛生部專家組的鑒定證明了該醫院的診斷結果，開胸驗肺事件已經有了定論，相關單位、部門和官員已受到了懲處，為什麽這時候河南省衛生廳會反過來倒打幫了張海超的醫院一耙，又是通報批評，又是立案調查，仿佛醫院做了多大的醜事。
處罰似乎有著極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們理直氣壯地拿出了《職業病防治法》，該法規定職業病診斷應由政府批準的醫療衛生機構承擔，不能超出資質認證或批準範圍從事職業病診斷——鄭大一附院沒有該部門批準的職業病鑒定資質，卻為張海超開胸驗肺並出具了“塵肺合並感染”的證明，所以應依法受到嚴懲。但是很顯然，這樣的處罰有報複性執法之嫌。
好一個“資質認證”。對於張海超的病，北京協和醫院、北京首都醫科大學朝陽附屬醫院、北京煤炭總醫院、北京三院等，看完胸片就統一斷稱這肯定是塵肺，為什麽政府批準擁有鑒定資質的鄭州職業病防治所卻鑒定不出來，而逼得張海超開胸驗肺呢？另一方麵，鄭大一附院雖未經政府批準，但卻準確無誤地鑒定出張的塵肺——這種極具反諷意味的對比，恰恰暴露出政府在資質審核上的問題，讓不具備鑒定資質的機構通過認證，卻視真正有資質的醫院為“無資格”，說明政府在道義上已失去“審核資質”的資格，怎麽還毫無恥感地談“職業病診斷資格”？
實際上，鄭大一附院並非進行嚴格意義上的職業病診斷，而是應求告無門、維權無路的患者之要求做一種證明，並被其借助以引起起輿論的關注。請問河南省衛生部門，開胸驗肺是一種正常的職業病診斷方式嗎？這不過是一種弱者悲壯的身體政治，一種卑賤自戕的身體反抗——以身體為資本是人類最原始最本能的反抗方式，弱者麵對強者設計出的不良製度，麵對衝不出的法律陷阱，沒有任何反抗的資源，悲憤中隻有用自己的肺去反抗，去揭穿那謊言。我想，這家醫院的醫生所以願意幫張海超開胸驗肺，也並非為了簡單的醫學診斷（這種病許多醫生隻要看胸片就能作出診斷），而是想幫他討一個公道。滿足患者的要求，堅守醫者的良知，這是沒有資質限定的，而是為醫者的基本職業道德。
很顯然，《職業病防治法》中關於“職業病診斷資質限定”的立法意圖，是為了防範無資質醫院的誤診和借診斷牟利。但在開胸驗肺事件上，鄭大一附院與這兩點毫不相關：一沒有誤診，二絕沒有借機牟利——所以，雖然醫院違反了規定，但從立法意圖上看，它是不該受到懲罰的。
即使嚴格按法律規定，醫院確實違法了，但受罰的不該是它一家。開胸驗肺事件暴露出了很多問題，有法律的漏洞，有官方的失職，有監管的缺位，諸種違法問題的價值排序中，醫院的違規是最輕微、最不壞、最該忽視的，為什麽要突出處理呢？
法律受不到應有尊重，“嚴格執法”在當下是一種很稀缺的品質，但像河南省衛生廳這樣的“嚴格執法”，隻能招致公眾的強烈反感。張海超為了自證有病而四處奔波時，你們到哪裏去了？鄭州職業病防治所堅稱張海超無病時，你們到哪裏去了？對於自身在此事件上的監管責任，你們又是怎麽承擔的？如今反去嚴懲揭露問題的醫院，捫心自問，這是在捍衛法律的尊嚴還是在傷害法律？！
開胸驗肺暴露了某些部門的問題，損害了某些人的政績形象，讓一起地方事件成為一起舉國關注的醜聞，相關部門難免惱火，給“惹事者”穿小鞋當在意料中。隻是，有關部門真是太心急，如此大張旗鼓的處罰太低估輿論的力量了，想急於找回麵子和樹立權威，結果隻會自取其辱：輿論的關注點本已從開胸驗肺上轉移開了，這樣急吼吼地拿醫院開刀，隻能暴露出自己身上更多的醜陋，重新被架上輿論烤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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