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金庸：回歸後，港人仍然怕老婆不怕政府
金庸，人們熟知他那既能描俠客肝膽又能繪女兒柔情的江湖筆，卻鮮識一代武俠泰鬥的政治情懷。
為了香港回歸，金庸熱情洋溢地投入奔走過——他參與過基本法的起草，也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回歸10年，下決心“淡出江湖”的他，其實並沒有停止對香港命運的觀察和思考。
讓他評價“一國兩製”的實踐成果時，他眯眼一笑：“回歸後我們還是怕老婆不怕政府！”
從香港走出的武俠泰鬥造就了無數人的江湖夢，如今他卻背起書包到英國上學堂。近日，這位80歲的“老學生”完成碩士學業回港休假，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參與立法
“當初讓我們去起草《基本法》的時候，說到立法的原則，我們都說，讓香港人‘寧可怕老婆不要怕政府’。因為在法治社會裏，老婆不講法，政府是講法的。”
初見小平
“我1981年就見過鄧小平，我特別敬佩他……他那時70多歲，我50多歲。當時兩人對著抽煙，各自談了一些政見。鄧小平說看我的小說，不過隻在臨睡的時候看幾頁，不敢多看。”
個人簡曆
金庸，原名查良鏞，浙江海寧人，生於1924年。香港著名新聞工作者和社會活動家，也是著名的文學家和學者。1959年創辦了香港《明報》、《明報月刊》等，1985年起曆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政治體製小組負責人之一，基本法谘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2000年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授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
迄今為止寫下14部長篇武俠小說，曾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英國牛津大學漢學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文學院兼任教授；香港明河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香港回歸10周年的日子快到了，金庸心中有數。他一邊積極籌備音樂劇慶賀，一邊興致勃勃地為內地送給香港的大熊貓命名。
關於回歸：鄧小平創舉大膽又精彩
記者：香港正在舉辦一係列慶祝回歸10周年的活動，你有參與嗎？
金庸：《笑傲江湖》排成了音樂劇，打算在上海演出。是為了迎接香港回歸排的，我同意北京舞蹈團將這個作品排成歌舞劇。另一部《天龍八部》也打算排，是為了迎接奧運，明年將在開幕式上演出。
香港回歸的活動，我有參與為大熊貓命名。這對熊貓是中央送給香港為了迎接回歸10周年的，起名“樂樂”和“盈盈”，是我取的。“盈盈”有豐盈、經濟發展的意味。
記者：其實您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已經在參與回歸工作了。您那時是基本法的起草委員會委員。
金庸：是的，我當時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在第一次開會時我就發言《論一國兩製和自由人權》。那時鄧小平先生剛提出“一國兩製”，很多人都認為“一國兩製”是行不通的。之前也沒有過，這是一個創舉。連香港的公務員都是從本地居民中選舉出來，這跟上海、北京、廣州都不同。我當時就覺得，鄧先生這個意見很大膽也很精彩。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什麽都不變。這個意見很有意義。現在看來，一國兩製是做到了的。
關於香港：有“不變”也有“漸變”
從1993年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之職後，金庸就逐漸淡出“江湖”。可是“回歸”卻是他的閑適生活中難以回避的一個名詞，寫了幾十年政治評論的他，依然在用自己敏銳的觀察目光注視著周遭的一切變化。
記者：那您覺得回歸以來有沒有什麽變化？
金庸：正因為在“一國兩製”的條件之下，我覺得回歸之後並沒有什麽變化，1997年6月30日我睡好覺，7月1日起床，發現香港什麽都沒有變化，當時很多香港人都不相信。
到現在為止，香港繼續沿用之前的“普通法”，和“大陸法係”的《基本法》並行，這樣使香港的社會環境和英國、美國都比較接近。當初讓我們去起草《基本法》的時候，說到立法的原則，我們都說，讓香港人“寧可怕老婆不要怕政府”。因為在法治社會裏，老婆不講法，政府是講法的。(笑)記者：那回歸以後，香港人是不是可以繼續“怕老婆不怕政府”？
金庸：還是啊，政府如果侵犯人民權益，人民可以和政府打官司，政府會輸掉，要賠錢。
記者：之前我們也聽說，回歸以後，香港市民的參政意識更高了。
金庸：英國統治的時候完全沒有民主，市民想參政都不行。立法局議員都是港督任命的，談不上參政的問題。回歸之後，立法局由民選，有些人有興趣就去參選，參政的興趣比以前要多一些。
記者：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可程度有沒有在增加？
金庸：在內心深處，香港人對一些事件可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對國家的認可程度確實在增加，尤其是我們的愛國心，應該是一直沒變的。
關於基本法：提普選要循序漸進
金庸曾說過，親眼看到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出現是他畢生最大的願望。1981年7月18日，他受鄧小平接見並訪問內地後，懷著興奮的心情回到香港。1984年中英草簽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從此進入回歸祖國的過渡期，他邁開了積極投入這段曆史的腳步。
記者：據說您是香港新聞界第一個受到鄧小平接見的。
金庸：我1981年就見過鄧小平，我特別敬佩他。那時候我們還沒有談到香港回歸的問題。特別敬佩鄧小平。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時70多歲，我50多歲。當時兩人對著抽煙，各自談了一些政見。鄧小平說看我的小說，不過隻在臨睡的時候看幾頁，不敢多看。(笑)
記者：您當初為何會接受參與《基本法》起草的任命？
金庸：我本身就是學法律的，從1985年接受委任參與起草到完成，一共花了5年時間。我是香港小組的組長，內地的組長是肖蔚雲。
記者：從回歸以後的實踐看，當初《基本法》起草的水平如何？
金庸：我們自己認為，《基本法》起草得還是很好的。當然，在回歸以來，對《基本法》的一些條款有爭議。
比如政治體製上的，有人提出要普選，我認為應該根據情況，循序漸進。必須根據具體情況，不能馬上搞普選。人民的素質提高了，才會理性化投票。對政治體製近幾年有爭議，有些人認為我們保守，還有人提出2007年應該馬上進行普選，修改《基本法》。
但我們應該看到，《基本法》研究了很久才製定下來，不是隨便就能改的。如果我們香港《基本法》馬上就修改，那麽可能會動搖和平統一台灣的信心。
記者：回歸以來，對《基本法》，特區政府曾經兩次要求全國人大進行釋法。
金庸：人大有規定，如果意見不同的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的決定機關。比如1999年的“居港權”事件，香港人和內地人在內地生的孩子能不能成為香港居民？《基本法》沒有講清楚，需要全國人大釋法，這就需要兩邊機關的協調。
記者：當初在立法的時候，有沒有預設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
金庸：我們設計，立法會的法案出來之後需要行政長官通過，如果兩次沒有通過，就需要選舉新的立法會，但如果新的立法會提出的法案還是沒有通過，市民就會對行政長官提出異議，這時候就需要選舉新的行政長官。不過，回歸以來到目前為止這種情況還沒有發生過。(笑)
關於晚年：10月份繼續攻讀博士
記者之所以能在香港看到金庸，是因為他剛剛完成在英國劍橋大學的碩士學業而回港休假。金庸的夫人曾說過，他讀書相當用功，每天像學生一樣肩上斜背著書包，裝滿當天上課要用的書和資料。在上學路上，遇到有“金迷”請求簽名合影，每每都婉言謝絕，“現在不方便，等我上完課。”而免試讓他入學的女校長理查德則說：“有句話不怕被他知道，我認為他真的很老！”
記者：您目前在英國劍橋大學的學習結束了麽？
金庸：我讀的碩士已經畢業了，今年10月份到劍橋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還要讀兩年。
記者：您的校園生活很有趣吧？
金庸：(笑)我是住在學校的，全封閉學習，不能請假離開的。學校給我們每個學生都配了一個導師，有學習方麵的，有生活方麵的。如果平時出行，要跟生活導師請假。我的同學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還有十八九歲的。我特別喜歡校園的感覺。
記者：博士準備攻讀什麽方向？
金庸：還是讀唐史，具體方向現在還沒有最後定。本來想研究匈奴和匈牙利的關係，因為我認為匈牙利國是匈奴人建的，結果被教授否決了。後來我又想研究雲南大理國的曆史，老師卻說已經有個法國人和德國人研究得很好，所以又被否決了。要找一個課題真的很難，我最後找到唐朝的一段曆史，打算對“玄武門之變”進行新研究，因為我提出其實李世民的兵力不強，不可能發動兵變殺死兄弟和姑姑，老師說你這個有新意，終於通過了。
記者：沒想到老師會這麽嚴格吧？
金庸：要找一個好老師很難的，老師學問很好，這樣我才能真正學到學問啊。
記者：您能適應這種學習嗎？
金庸：挺不容易的，中國的唐詩，《資治通鑒》，都要好好看。對我來說最難的是論文，因為論文要用英文寫。我英文不好，所以比較辛苦。英語的口試難度比較大，但學校考慮到我的情況，就格外開恩，給了一個65分的及格分，這樣我才能繼續念博士。(笑)
記者：您的“金迷”們一定不明白，您這麽大年紀這麽高成就還要再去辛苦念書？
金庸：(笑)其實已經有高校給過我名譽文學博士的學位，但是我喜歡校園生活啊。來到學校裏，才發現自己很多書都沒有看過，所以覺得跟他們學習，收獲很大。活到老學到老。
記者：能跟我們說說現在英國主流社會對香港回歸的看法嗎？
金庸：對於香港的回歸問題，英國一直有兩派意見，一派是堅持時間到了，就應該歸還；但另一派認為不應歸還。過去他們總說中國人不懂民主，但是英國現在已經看到變化了，也就不再講了。英國人承認一點——中國的“一國兩製”，他們是無話可說的。
關於武俠：現在我寫不下去了
從1955年至1972年，金庸寫完人生中的14部武俠小說，戛然而止。然而他繪出的那一個個俠客夢，卻在一代代人心中生根發芽，綿綿不絕。
記者：您承認自己是個民族主義者嗎？
金庸：從我的作品裏麵確實體現了這種思想，不讚成對中國的侵略。
記者：您作品中的主角總是有一種被拋棄的孤獨感，這是不是一種隱喻？
金庸：(笑)我自己沒覺得。
記者：武俠小說的寫作現在是不是不景氣了？對將來發展形勢有什麽展望？
金庸：現在我自己是寫不下去了，因為覺得已經沒什麽好寫的了。
記者：還有，最近百家講壇有專家在講您的作品，還在討論《雪山飛狐》中胡斐那一刀到底有沒有砍下去？您這次的修改中有沒有寫？
金庸：(笑)我自己還是不知道。
記者：有人說，您說您自己最喜歡的小說主角是令狐衝，但是真實性格卻更像郭靖。
金庸：(笑)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我喜歡我筆下的每一個主角，包括韋小寶。
金大俠印象
在得知我約訪到金庸談回歸後，好幾位自稱“骨灰級”“金迷”的朋友都跟我說：拜托了，給金庸寫一個大點的版麵。曾有人說，凡有中國人之處必有金庸的小說在流傳，生於上個世紀70年代長於上世紀80年代的我們感受尤深。
所以去見金大俠，內心裏難免都懷著一種隱隱的向往。金庸在香港的辦公室，占據北角一座高級寫字樓。落地玻璃窗環及三麵，似乎淩空架在蔚藍色海麵之上；靠門的一麵牆是一個超大書櫃，曾經陪伴我們枕邊慰藉多少難眠之夜的一個個俠客夢，靜靜地排列著。
去見他的那個下午，香港有很好的陽光，可是比不上老人敘說英國校園生活時笑容的燦爛。這是他最喜歡談的話題，輕鬆興奮得像個孩子，兩眼眯成一條細線。看著這一身越老越天真的力氣，那一刻我甚至有點妒忌，也完全理解了這名83歲的老頭為何還要背著書包上學堂。
他剛剛結束對自己作品的一輪大修改。采訪結束時他端詳著那個大書櫃，眯著眼睛，讓我們各自在他最新修改的版本中挑一套。看見最先被挑走的是《神雕俠侶》和《射雕英雄傳》，他又是眯眯一笑，然後工整地在每一套的扉頁上分別寫下我們每個人的名字。
我們在一代代的俠客夢中逐漸變得成熟，金大俠卻在幸福地變老；他早就不再寫了，這幾年來屢被改編的影視作品卻越發地俗不可耐。不過我依然相信，那些源於字裏行間的夢與感動，是永遠都不會被忘懷的。
人物傳奇：
在江湖中寄托政治情懷
要寫金庸的傳奇，總有一種毋庸贅言的感覺。所以在這裏，我們隻書寫一代武俠泰鬥的政治情懷。事實上，金庸一生中最大的兩筆財富——一為武俠，一為報紙，俱是他抒發政治情懷的陣地。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陳平原曾將金庸定位為“有政治抱負的小說家”。
下午寫小說晚上寫社評
查家幾百年來名人輩出，清朝皇帝康熙稱之為“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17歲時，年輕的查良鏞就開始初現他的“政治”才能——他寫了一篇題為《愛麗絲漫遊記》的文章貼在學校牆報，影射學校的訓導主任。
抗戰後期他如願考進當時在南京的中央政治學校外交係。但卻因為看不慣一些國民黨職業學生在大學裏裝腔作勢，結果被校方勒令退學。
1948年底，查良鏞被派往香港《大公報》工作，但是他依然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情懷——新中國建立初期，他毅然拋妻離職北上外交部求職，但因為出身問題，他最終放棄了當外交官的念頭。
重回《大公報》後，他不久調到《新晚報》當副刊編輯。其時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報》任職，兩名好友相約在報紙上開始了自己的武俠小說連載。1955年，金庸初試身手的《書劍恩仇錄》一舉成名。上個世紀50年代，他與梁羽生和百劍堂主同寫武俠小說，人稱“三劍客”。從此，他的武俠寫作一發不可收拾，一直寫到1972年。
隨後金庸拿著8萬元港幣創立《明報》。這份報紙的機遇是1962年5月，10萬內地居民波浪式地湧向彈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蕩蕩的“逃亡潮”，香港處於一片混亂之中。《明報》詳盡評論“逃亡潮”，結果聲名大噪，發行量倍增。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金庸一手寫小說，一手寫社評；通常是下午寫小說，晚上寫社評。實際上，小說中的武俠江湖是其政治情懷的寄寓，而社評則是政治情懷的理性闡發陣地。
1967年夏季，被稱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動”發生，金庸因支持港府被“左派”罵為“”、“走狗”、“豺狼鏞”。有人揚言要火燒《明報》，金庸沒有因此放棄自己的立場。
起草《基本法》問心無愧
1981年，他作為香港新聞界的第一人受了鄧小平的接見，這次對內地的訪問讓他感觸良多。1985年，金庸成為基本法的起草委員會委員。1990年2月27日，《基本法》通過，金庸說：“我覺得自己問心無愧！”
1991年，金庸宣布從明報退休。可是打算“淡出”的他卻忍不住在1992年再出山，隻因為該年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拋出“政改方案”，引發中英新一輪政治風波，他忍不住又“重出江湖”筆戰彭定康。
晚年的金庸逐漸退隱，卻積極訪問台灣和內地，那雙充滿政治情懷的眼睛，始終閃亮。有人說，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懷，也就抓住了他一生的主線。
來源: 廣州日報
金庸，人們熟知他那既能描俠客肝膽又能繪女兒柔情的江湖筆，卻鮮識一代武俠泰鬥的政治情懷。
為了香港回歸，金庸熱情洋溢地投入奔走過——他參與過基本法的起草，也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回歸10年，下決心“淡出江湖”的他，其實並沒有停止對香港命運的觀察和思考。
讓他評價“一國兩製”的實踐成果時，他眯眼一笑：“回歸後我們還是怕老婆不怕政府！”
從香港走出的武俠泰鬥造就了無數人的江湖夢，如今他卻背起書包到英國上學堂。近日，這位80歲的“老學生”完成碩士學業回港休假，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參與立法
“當初讓我們去起草《基本法》的時候，說到立法的原則，我們都說，讓香港人‘寧可怕老婆不要怕政府’。因為在法治社會裏，老婆不講法，政府是講法的。”
初見小平
“我1981年就見過鄧小平，我特別敬佩他……他那時70多歲，我50多歲。當時兩人對著抽煙，各自談了一些政見。鄧小平說看我的小說，不過隻在臨睡的時候看幾頁，不敢多看。”
個人簡曆
金庸，原名查良鏞，浙江海寧人，生於1924年。香港著名新聞工作者和社會活動家，也是著名的文學家和學者。1959年創辦了香港《明報》、《明報月刊》等，1985年起曆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政治體製小組負責人之一，基本法谘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2000年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授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
迄今為止寫下14部長篇武俠小說，曾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英國牛津大學漢學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文學院兼任教授；香港明河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香港回歸10周年的日子快到了，金庸心中有數。他一邊積極籌備音樂劇慶賀，一邊興致勃勃地為內地送給香港的大熊貓命名。
關於回歸：鄧小平創舉大膽又精彩
記者：香港正在舉辦一係列慶祝回歸10周年的活動，你有參與嗎？
金庸：《笑傲江湖》排成了音樂劇，打算在上海演出。是為了迎接香港回歸排的，我同意北京舞蹈團將這個作品排成歌舞劇。另一部《天龍八部》也打算排，是為了迎接奧運，明年將在開幕式上演出。
香港回歸的活動，我有參與為大熊貓命名。這對熊貓是中央送給香港為了迎接回歸10周年的，起名“樂樂”和“盈盈”，是我取的。“盈盈”有豐盈、經濟發展的意味。
記者：其實您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已經在參與回歸工作了。您那時是基本法的起草委員會委員。
金庸：是的，我當時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在第一次開會時我就發言《論一國兩製和自由人權》。那時鄧小平先生剛提出“一國兩製”，很多人都認為“一國兩製”是行不通的。之前也沒有過，這是一個創舉。連香港的公務員都是從本地居民中選舉出來，這跟上海、北京、廣州都不同。我當時就覺得，鄧先生這個意見很大膽也很精彩。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什麽都不變。這個意見很有意義。現在看來，一國兩製是做到了的。
關於香港：有“不變”也有“漸變”
從1993年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之職後，金庸就逐漸淡出“江湖”。可是“回歸”卻是他的閑適生活中難以回避的一個名詞，寫了幾十年政治評論的他，依然在用自己敏銳的觀察目光注視著周遭的一切變化。
記者：那您覺得回歸以來有沒有什麽變化？
金庸：正因為在“一國兩製”的條件之下，我覺得回歸之後並沒有什麽變化，1997年6月30日我睡好覺，7月1日起床，發現香港什麽都沒有變化，當時很多香港人都不相信。
到現在為止，香港繼續沿用之前的“普通法”，和“大陸法係”的《基本法》並行，這樣使香港的社會環境和英國、美國都比較接近。當初讓我們去起草《基本法》的時候，說到立法的原則，我們都說，讓香港人“寧可怕老婆不要怕政府”。因為在法治社會裏，老婆不講法，政府是講法的。(笑)記者：那回歸以後，香港人是不是可以繼續“怕老婆不怕政府”？
金庸：還是啊，政府如果侵犯人民權益，人民可以和政府打官司，政府會輸掉，要賠錢。
記者：之前我們也聽說，回歸以後，香港市民的參政意識更高了。
金庸：英國統治的時候完全沒有民主，市民想參政都不行。立法局議員都是港督任命的，談不上參政的問題。回歸之後，立法局由民選，有些人有興趣就去參選，參政的興趣比以前要多一些。
記者：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可程度有沒有在增加？
金庸：在內心深處，香港人對一些事件可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對國家的認可程度確實在增加，尤其是我們的愛國心，應該是一直沒變的。
關於基本法：提普選要循序漸進
金庸曾說過，親眼看到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出現是他畢生最大的願望。1981年7月18日，他受鄧小平接見並訪問內地後，懷著興奮的心情回到香港。1984年中英草簽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從此進入回歸祖國的過渡期，他邁開了積極投入這段曆史的腳步。
記者：據說您是香港新聞界第一個受到鄧小平接見的。
金庸：我1981年就見過鄧小平，我特別敬佩他。那時候我們還沒有談到香港回歸的問題。特別敬佩鄧小平。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時70多歲，我50多歲。當時兩人對著抽煙，各自談了一些政見。鄧小平說看我的小說，不過隻在臨睡的時候看幾頁，不敢多看。(笑)
記者：您當初為何會接受參與《基本法》起草的任命？
金庸：我本身就是學法律的，從1985年接受委任參與起草到完成，一共花了5年時間。我是香港小組的組長，內地的組長是肖蔚雲。
記者：從回歸以後的實踐看，當初《基本法》起草的水平如何？
金庸：我們自己認為，《基本法》起草得還是很好的。當然，在回歸以來，對《基本法》的一些條款有爭議。
比如政治體製上的，有人提出要普選，我認為應該根據情況，循序漸進。必須根據具體情況，不能馬上搞普選。人民的素質提高了，才會理性化投票。對政治體製近幾年有爭議，有些人認為我們保守，還有人提出2007年應該馬上進行普選，修改《基本法》。
但我們應該看到，《基本法》研究了很久才製定下來，不是隨便就能改的。如果我們香港《基本法》馬上就修改，那麽可能會動搖和平統一台灣的信心。
記者：回歸以來，對《基本法》，特區政府曾經兩次要求全國人大進行釋法。
金庸：人大有規定，如果意見不同的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的決定機關。比如1999年的“居港權”事件，香港人和內地人在內地生的孩子能不能成為香港居民？《基本法》沒有講清楚，需要全國人大釋法，這就需要兩邊機關的協調。
記者：當初在立法的時候，有沒有預設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
金庸：我們設計，立法會的法案出來之後需要行政長官通過，如果兩次沒有通過，就需要選舉新的立法會，但如果新的立法會提出的法案還是沒有通過，市民就會對行政長官提出異議，這時候就需要選舉新的行政長官。不過，回歸以來到目前為止這種情況還沒有發生過。(笑)
關於晚年：10月份繼續攻讀博士
記者之所以能在香港看到金庸，是因為他剛剛完成在英國劍橋大學的碩士學業而回港休假。金庸的夫人曾說過，他讀書相當用功，每天像學生一樣肩上斜背著書包，裝滿當天上課要用的書和資料。在上學路上，遇到有“金迷”請求簽名合影，每每都婉言謝絕，“現在不方便，等我上完課。”而免試讓他入學的女校長理查德則說：“有句話不怕被他知道，我認為他真的很老！”
記者：您目前在英國劍橋大學的學習結束了麽？
金庸：我讀的碩士已經畢業了，今年10月份到劍橋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還要讀兩年。
記者：您的校園生活很有趣吧？
金庸：(笑)我是住在學校的，全封閉學習，不能請假離開的。學校給我們每個學生都配了一個導師，有學習方麵的，有生活方麵的。如果平時出行，要跟生活導師請假。我的同學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還有十八九歲的。我特別喜歡校園的感覺。
記者：博士準備攻讀什麽方向？
金庸：還是讀唐史，具體方向現在還沒有最後定。本來想研究匈奴和匈牙利的關係，因為我認為匈牙利國是匈奴人建的，結果被教授否決了。後來我又想研究雲南大理國的曆史，老師卻說已經有個法國人和德國人研究得很好，所以又被否決了。要找一個課題真的很難，我最後找到唐朝的一段曆史，打算對“玄武門之變”進行新研究，因為我提出其實李世民的兵力不強，不可能發動兵變殺死兄弟和姑姑，老師說你這個有新意，終於通過了。
記者：沒想到老師會這麽嚴格吧？
金庸：要找一個好老師很難的，老師學問很好，這樣我才能真正學到學問啊。
記者：您能適應這種學習嗎？
金庸：挺不容易的，中國的唐詩，《資治通鑒》，都要好好看。對我來說最難的是論文，因為論文要用英文寫。我英文不好，所以比較辛苦。英語的口試難度比較大，但學校考慮到我的情況，就格外開恩，給了一個65分的及格分，這樣我才能繼續念博士。(笑)
記者：您的“金迷”們一定不明白，您這麽大年紀這麽高成就還要再去辛苦念書？
金庸：(笑)其實已經有高校給過我名譽文學博士的學位，但是我喜歡校園生活啊。來到學校裏，才發現自己很多書都沒有看過，所以覺得跟他們學習，收獲很大。活到老學到老。
記者：能跟我們說說現在英國主流社會對香港回歸的看法嗎？
金庸：對於香港的回歸問題，英國一直有兩派意見，一派是堅持時間到了，就應該歸還；但另一派認為不應歸還。過去他們總說中國人不懂民主，但是英國現在已經看到變化了，也就不再講了。英國人承認一點——中國的“一國兩製”，他們是無話可說的。
關於武俠：現在我寫不下去了
從1955年至1972年，金庸寫完人生中的14部武俠小說，戛然而止。然而他繪出的那一個個俠客夢，卻在一代代人心中生根發芽，綿綿不絕。
記者：您承認自己是個民族主義者嗎？
金庸：從我的作品裏麵確實體現了這種思想，不讚成對中國的侵略。
記者：您作品中的主角總是有一種被拋棄的孤獨感，這是不是一種隱喻？
金庸：(笑)我自己沒覺得。
記者：武俠小說的寫作現在是不是不景氣了？對將來發展形勢有什麽展望？
金庸：現在我自己是寫不下去了，因為覺得已經沒什麽好寫的了。
記者：還有，最近百家講壇有專家在講您的作品，還在討論《雪山飛狐》中胡斐那一刀到底有沒有砍下去？您這次的修改中有沒有寫？
金庸：(笑)我自己還是不知道。
記者：有人說，您說您自己最喜歡的小說主角是令狐衝，但是真實性格卻更像郭靖。
金庸：(笑)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我喜歡我筆下的每一個主角，包括韋小寶。
金大俠印象
在得知我約訪到金庸談回歸後，好幾位自稱“骨灰級”“金迷”的朋友都跟我說：拜托了，給金庸寫一個大點的版麵。曾有人說，凡有中國人之處必有金庸的小說在流傳，生於上個世紀70年代長於上世紀80年代的我們感受尤深。
所以去見金大俠，內心裏難免都懷著一種隱隱的向往。金庸在香港的辦公室，占據北角一座高級寫字樓。落地玻璃窗環及三麵，似乎淩空架在蔚藍色海麵之上；靠門的一麵牆是一個超大書櫃，曾經陪伴我們枕邊慰藉多少難眠之夜的一個個俠客夢，靜靜地排列著。
去見他的那個下午，香港有很好的陽光，可是比不上老人敘說英國校園生活時笑容的燦爛。這是他最喜歡談的話題，輕鬆興奮得像個孩子，兩眼眯成一條細線。看著這一身越老越天真的力氣，那一刻我甚至有點妒忌，也完全理解了這名83歲的老頭為何還要背著書包上學堂。
他剛剛結束對自己作品的一輪大修改。采訪結束時他端詳著那個大書櫃，眯著眼睛，讓我們各自在他最新修改的版本中挑一套。看見最先被挑走的是《神雕俠侶》和《射雕英雄傳》，他又是眯眯一笑，然後工整地在每一套的扉頁上分別寫下我們每個人的名字。
我們在一代代的俠客夢中逐漸變得成熟，金大俠卻在幸福地變老；他早就不再寫了，這幾年來屢被改編的影視作品卻越發地俗不可耐。不過我依然相信，那些源於字裏行間的夢與感動，是永遠都不會被忘懷的。
人物傳奇：
在江湖中寄托政治情懷
要寫金庸的傳奇，總有一種毋庸贅言的感覺。所以在這裏，我們隻書寫一代武俠泰鬥的政治情懷。事實上，金庸一生中最大的兩筆財富——一為武俠，一為報紙，俱是他抒發政治情懷的陣地。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陳平原曾將金庸定位為“有政治抱負的小說家”。
下午寫小說晚上寫社評
查家幾百年來名人輩出，清朝皇帝康熙稱之為“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17歲時，年輕的查良鏞就開始初現他的“政治”才能——他寫了一篇題為《愛麗絲漫遊記》的文章貼在學校牆報，影射學校的訓導主任。
抗戰後期他如願考進當時在南京的中央政治學校外交係。但卻因為看不慣一些國民黨職業學生在大學裏裝腔作勢，結果被校方勒令退學。
1948年底，查良鏞被派往香港《大公報》工作，但是他依然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情懷——新中國建立初期，他毅然拋妻離職北上外交部求職，但因為出身問題，他最終放棄了當外交官的念頭。
重回《大公報》後，他不久調到《新晚報》當副刊編輯。其時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報》任職，兩名好友相約在報紙上開始了自己的武俠小說連載。1955年，金庸初試身手的《書劍恩仇錄》一舉成名。上個世紀50年代，他與梁羽生和百劍堂主同寫武俠小說，人稱“三劍客”。從此，他的武俠寫作一發不可收拾，一直寫到1972年。
隨後金庸拿著8萬元港幣創立《明報》。這份報紙的機遇是1962年5月，10萬內地居民波浪式地湧向彈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蕩蕩的“逃亡潮”，香港處於一片混亂之中。《明報》詳盡評論“逃亡潮”，結果聲名大噪，發行量倍增。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金庸一手寫小說，一手寫社評；通常是下午寫小說，晚上寫社評。實際上，小說中的武俠江湖是其政治情懷的寄寓，而社評則是政治情懷的理性闡發陣地。
1967年夏季，被稱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動”發生，金庸因支持港府被“左派”罵為“”、“走狗”、“豺狼鏞”。有人揚言要火燒《明報》，金庸沒有因此放棄自己的立場。
起草《基本法》問心無愧
1981年，他作為香港新聞界的第一人受了鄧小平的接見，這次對內地的訪問讓他感觸良多。1985年，金庸成為基本法的起草委員會委員。1990年2月27日，《基本法》通過，金庸說：“我覺得自己問心無愧！”
1991年，金庸宣布從明報退休。可是打算“淡出”的他卻忍不住在1992年再出山，隻因為該年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拋出“政改方案”，引發中英新一輪政治風波，他忍不住又“重出江湖”筆戰彭定康。
晚年的金庸逐漸退隱，卻積極訪問台灣和內地，那雙充滿政治情懷的眼睛，始終閃亮。有人說，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懷，也就抓住了他一生的主線。
來源: 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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