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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李悔之博客
近日，有一位網友轉來一篇奇文張勤德：《對溫家寶總理的六條意見》。讀後不禁掩卷長歎：難怪當今中國政治體製總是在“特色”中打轉，原來，在我黨中高層，像陳奎元、張勤德一類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還真不少！
張勤德何許人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局長。這裏，且看開封網商都頻道2007年6月18日的一篇報道：
記者火星報道：昨日，6月17日，應開封市毛澤東思想研究會的邀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局長、著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理論家張勤德和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為我市市民作了題為《統一思想，提高認識，開好黨的十七大》、《股市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的講座。近千名市民聽取了講座。兩位教授旁征博引，引來市民陣陣熱烈的掌聲。開封市毛澤東思想研究會副會長孟玉華表示，請國內著名學者來我市講學有利於促進市民用科學的理論武裝思想，更好地團結起來，紮實工作，開拓進取。……
原來，張大局長竟是張宏良同誌的“親密戰友”！對張大局長的“廬山真麵目”，相信很多人心中都有數了。
張勤德所撰的《對溫家寶總理的六條意見》，名為“意見”，然而，在俺老李看來，它卻活脫脫一篇“文革”式上綱上線的大批判文章！甚至可以這樣說，他對溫家寶總理的“六條意見”，其實是“六大罪狀”！
張勤德的第一條“意見”（罪狀），直指溫家寶總理“致使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思想得到更大解放。”且看張勤德下麵一番言論：
溫家寶說：“如今的中國，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閉落後的舊中國，也不是30年前貧窮僵化的中國”。 2008年9月27日在天津舉行的第二屆夏季達沃斯年會上，他還說30年前的中國“處於封閉的落後狀況”。並且一再強調那時“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
看了張勤德上述一席話，不禁讓人有點發愣：溫家寶總理之言，不知何錯之有？——毛澤東在位的三十年間，中國是否一個“貧窮僵化的中國”，30年前的中國，是否“處於封閉的落後狀況”，不但有數以億計的毛澤東時代的過來人作證。還有無數官方的曆史文獻作證（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更有幾千萬非正常死難者的家屬作證！當然，還有無數毛澤東時代的過來人和見證人撰寫的各種題材文章作證。而三十多年前毛澤東臨逝之時，中國的國民經濟是否“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有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華國鋒的講話為證：
“從1974年到1976年……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摘自1978年2月26日華國鋒在第五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
所以，三十年多年前中國“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並非是溫家寶總理的“理論發明”！
再且聽張大局長下麵一番話：
全黨全國一直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作為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斷代性標誌事件，作為中國現代曆史的重大分期點。他卻說30年前的中國和60年前的舊中國、100多年前的滿清王朝一樣“封閉落後”，這實質上是否定新中國成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標誌社會製度根本轉變的劃時代意義，否定前30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曆史，否定黨和毛主席領導人民艱苦創業的偉大成就。
從張勤德上述言論中，人們可以驚訝地發現：這位“國內著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理論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局長的思維和言論，與他的“戰友”張宏良同誌平時發言之語調何其相似乃爾！“全黨全國一直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作為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斷代性標誌事件，作為中國現代曆史的重大分期點。”——張大局長，“全黨”這樣認為說得過去，“全國”也這樣認為？我看未必吧！
張勤德指責溫總理這句話——“他卻說30年前的中國和60年前的舊中國、100多年前的滿清王朝一樣‘封閉落後’一句，用“包藏禍心”來形容也並不為過——難道不是嗎？對溫家寶總理的話，決不能斷章取義予以理解，因為溫總理說三十年前中國“落後”，隻是相對於今天中國的“先進”而言！——難道不是嗎？且看溫總理的原話：“如今的中國，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閉落後的舊中國，也不是30年前貧窮僵化的中國”——對此，隻要是稍懂語法的人都會明白溫總理此句的真正含意。然而，身為“著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理論家”的張勤德，卻硬說溫總認為三十年前的中國與六十年前的中國和一百年前的中國“一樣封閉落後”——真不知張大局長是不懂語法，或是“揣著明白裝糊塗”？
其實，30年前的中國，是否和60年前的“舊中國”，100多年前的滿清王朝一樣“封閉落後”？這個問題，也要好好與張大局長討論一番——
對這個問題，李悔之認為，應當從兩方麵進行分析。即：如果僅從“封閉”而言，隻有過之，沒有不及！而是否“同樣落後”，則要從不同角度以證之——
隻要是毛澤東時代的過來人都會十分清楚地記得，三十多年前毛澤東的中國，有相當一段時間，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今日北朝鮮時下國際處境並不相差多少——舉目遍是“敵人”，長期遭經濟封鎖。國家處於極為封閉的狀態。偌大一個中國，甭說沒有一家外資或合資企業，未經官方特許，任何外國新聞記者都不能進入中國進行自由采訪。更甭說中國人能自由出入國境了！所以，那時世界要了解中國，就如同今日的世界想了解北朝鮮一樣難！
請問張勤德：蔣介石的國民黨時代和滿清之時，中國有如此封閉嗎？
當今中國，有些人總是將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孤立和經濟困境說成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敵視、封鎖、製裁新中國造成的”。事情果真如此嗎？
“新中國”成立之初，以毛澤東為首的最高權力領導核心，思維完全被意識形態所束縛，缺乏應有的國際關係戰略眼光，在國際外交關係方麵完全采取一邊倒立場，將中國溶入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際大家庭”中，唯斯大林馬首是瞻。這樣做的結果是：幾乎將中國與大多數非社會主義國家隔離開了。
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給中國帶來的後果是極為糟糕的。這裏且舉一例：中國出兵北朝鮮，瞬間成為世界民主國家的敵人。並在國際上造成了一種尚武好鬥的印象。尤其是致使中國太多周邊國家，一直對中國采取高度警惕和戒心。這就是中國長期在國際上遭冷遇和孤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後來與蘇聯鬧翻後，中國盡管一再采取各種手段修複和改變自己的形象，試圖擺脫極為孤立的國際局麵。然而，代價卻是極為高昂的——即：在中國人民仍需要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的情況下，甚至是大量餓死人的之時，拿出無數金錢物資，打著“支持世界革命”的旗號，與很多亞非拉貧困小國進行事實上的“金錢外交”！尤其是對中國依賴成性的越南、阿爾巴尼亞、北朝鮮，不知吞下了可憐中國人民多少勞動所得？那條橫亙非洲大陸的坦讚鐵路，不知耗去多少中國人民血汗錢？
事例二、在美國杜魯門政府事實上已經拋棄了盟友蔣介石政權的情況下，毛澤東為了取悅討好斯大林，竟然不顧剛結束三年內戰，國內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極其嚴峻國情，極其愚蠢地出兵朝鮮。幾年戰爭下來，不但犧牲了上百萬條中華兒女鮮活的生命，還嚴重拖延、破壞了國民經濟的正常恢複，極大加重了國內百姓的負擔。還有，出兵朝鮮，使本來放棄了蔣介石政權的美國徹底改變了對華政策，立刻派遣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使中共失去了統一全中國的極好時機——當然，這對台灣人民則是一件幸事。對中華民族也未必是壞事！而對北朝鮮人民而言，中國的出兵，則絕對是幫倒忙！講客氣一點，叫“好心辦壞事”。講難聽一點，叫“害人又害已”！——不但犧牲了上百萬條中華兒女鮮活的生命，更使北朝鮮人民今日仍受萬惡金氏王朝的殘酷奴役！
而斯大林逝世之後，毛澤東為了爭當“世界革命領袖”，在與“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民主陣營關係一直劍撥駑張的情況下，仍然不顧一切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徹底鬧翻。使得本來十分封閉與孤立的中國，更加封閉與孤立。
正因為毛澤東國際外交政策的嚴重失誤，使中國與西方國家長期處於敵對狀態。使中國長期遭受西方的政治和經濟製裁。也使中國長期處於封閉狀態。尤其是在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鬧翻之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遠比蔣介石時代和清朝時代孤立。當然，也更封閉——那時，中國除了剩下越南、阿爾巴尼亞、北朝鮮和非洲一些長期靠中國人民血汗錢救濟的“兄弟國家”之外，中國，幾乎成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敵人了。
所以，毛澤東時代中國封閉和孤立的最根本原因，恰恰是執政者自大、狂妄和愚蠢的思維所致——且看當年中國最流行的一條標語：
“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
如此自大、狂妄和愚蠢思維主宰下的外交政策，中國豈能不封閉孤立？
三十多年前中國的封閉，遠不止這些，——前麵說過，毛澤東時代，偌大中國，甭說沒有一間合資或外資企業。而且，不經中國政府許可，外國新聞記者絕對不能在中國大地自由采訪。中國人民連收聽香港、台灣和美國之音的廣播是犯罪行為。那時的中國人民，對世界的了解，簡直就是瞎子和聾子。
尤其令世人震驚的是：1975年，中國唐山暴發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大地震。這時，國際上無數國家的政府和民間組織，主動向中國政府發出了前來救助和援助要求。然而，這些充滿善意和博愛主義要求，卻被聲稱“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戰勝一切困難”的中國政府堅決拒絕了。極端僵死和愚蠢的“獨立自主”思維，導致唐山上百萬災民無端失去了一個享受國際主義支持和援助的大好機會。
這是人類災難史上的一大悲哀！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一大悲哀！更是中國執政者身上的永遠抹洗不去的恥辱！
可愛的張大局長：縱然是蔣介石時代和清王朝之時，也繼不會發生如此荒謬、荒唐，令人心寒之蠢事吧！
再說三十年前中國的“落後”吧，當今中國，有些人總是拿毛澤東時代，中國搞了多少國家工業基礎建設，搞出了“兩彈一星”，當然，還自主製造萬噸水製機，還能製造出飛機大炮，還能製造胰島素等等等等……誠然，這些都是事實。但是，人們應當明白的是：認定一個國家是否強大，判斷一個國家是否落後，決不能由上述因素作為評判條件和標準——須知，隻有二千多萬人口的北朝鮮，也能製造出核武器、遠程導彈、衛星等等高精尖東西來！然而，另一方麵，百姓卻長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幾乎每年都要靠國際救濟過日子！幾乎每年都要餓死人！幾乎每年都有國民在越境逃亡時被開槍打死！——像這樣的國家，能說它是先進的嗎？
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同樣如此，一方麵，傾舉國之力，大搞重工業和軍工企業建設。在國民經濟極端困難，乃至大麵積餓死人之時，“兩彈一星工程”仍不下馬。然而，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輕工業和民用工業卻一直被嚴重忽視。導致工業發展嚴重畸形。尤其是“一大二公”的極左政策農村，再加上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殘酷的階級鬥爭，導致人口占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生活長期處於極端貧困狀態。然而，就在這種極端惡劣的情況下，中國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金錢、軍火和其它物資支援“世界革命”……完全可以這樣說，三十年前中國人民的生活現狀，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生存現狀，除了1951年至1956年之間外，要比六十年前的中國，比一百年前的中國還要糟糕。這裏，且甭說“三年大饑荒時期”中國非正常死亡三千多萬人（絕大多數是農村人口）。
請問張勤德：如實講出三十年前中國的現狀，就是“實質上是否定新中國成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標誌社會製度根本轉變的劃時代意義，否定前30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曆史，否定黨和毛主席領導人民艱苦創業的偉大成就”嗎？看了你這番言論，真讓李悔之懷疑你此文是否出自你的“戰友”張宏良之手——毛澤東時代，是“馬上打天下，馬下治天下”者導演的一部鬧劇，悲劇！是一部由個別烏托邦狂熱者瞎折騰中國人民的辛酸史！其間，有上億計的人民慘遭種種身心迫害，數千萬人死於非命，到毛澤東臨死之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葉劍英語），真正麵臨“亡黨亡國”之地步！如此“社會製度根本轉變”，何來“劃時代意義”？這段曆史，更多的是不幸和悲劇，何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曆史”？
張勤德在文中例舉了一大堆毛澤東時代的“輝煌成就”，說什麽“從1949年到1976年，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持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是世界公認的奇跡”
張大局長上述一段時，實在讓人啼笑皆非——應當承認，就農民的生活現狀而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幾年間——即1951年至1956年間，大多數中國農民都基本上過上了吃飽飯的日子。中國的糧食，也基本實現了自給自足。然而，自從1956年實行“合作化”之後，就走下坡路了。到了1958年實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製度之後，一直到1978年這二十年間，中國的糧食就一直處於嚴重緊缺狀態。尤其是絕大多數中國農民，一直都處於饑餓或半饑餓之間——對此，隻要是毛澤東時代的過來人，都會明白這絕對是鐵打的事實。不知道張大局長說的“世界公認的奇跡”來自何方？尤其是在毛澤東時代，任何外國新聞記者都不能進入中國進行自由采訪、中國的統計數字，完全按政治現實需要而製定之條件下！
而張勤德關於“由於前30年帝國主義搞封鎖沒有洋人在中國辦企業”一句，則活脫脫是一位小憤青的腔調——三十年前，究竟是“帝國主義封鎖中國”而造成“沒有洋人在中國辦企業”，還是思維僵死、狂妄自大的執政者閉關自守的結果？張大局長難道忘記了當年袁庚在深圳蛇口開創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時，中共內部保守派是如何非議和反對的嗎？張大局長難道忘記了鄧小平當初是如何用鐵腕手段才將關閉了幾十年的國門打開的嗎？？？
（待續）
附：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局長張勤德：對溫家寶總理的六條意見（2009.10.3）
2009年10月03日星期六 13:12
作者：張勤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局長）
根據憲法關於公民“對於任何囯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的規定，現對溫家寶六個方麵的錯誤提出批評意見。
第一，致使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思想得到更大解放。
2009年2月2日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演講中，溫家寶說：“如今的中國，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閉落後的舊中國，也不是30年前貧窮僵化的中國”。2008年9月27日在天津舉行的第二屆夏季達沃斯年會上，他還說30年前的中國“處於封閉的落後狀況”。並且一再強調那時“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
全黨全國一直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作為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斷代性標誌事件，作為中國現代曆史的重大分期點。他卻說30年前的中國和60年前的舊中國、100多年前的滿清王朝一樣“封閉落後”，這實質上是否定新中國成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標誌社會製度根本轉變的劃時代意義，否定前30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曆史，否定黨和毛主席領導人民艱苦創業的偉大成就。
“從1949年到1976年，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持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是世界公認的奇跡。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2%。這個發展速度，在世界上居於前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孫，《求是》2009年8月16日)現在年均9％以上的GDP，是把外國在中國辦的企業的產值計算在內的，它約占25％左右。由於前30年帝國主義搞封鎖沒有洋人在中國辦企業，因此按可比性較強的工農業總產值來比，前30年的8.2％就會高於後30年的不到8％。這樣，怎麽能說前30年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可見，他采取的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礎和本質，背棄實亊求是就會走上邪路。
他在2007年兩會期間會見中外記者時說，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3月17日，見各新聞媒體)。他還在2008年兩會上會見記者時指出：“如同真理是思想體係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囯家製度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維護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為每一個人創造全麵發展的機會。”2007年2月27日在主流媒體上他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任務和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提出由於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因而在處理囯家關係時不能“以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劃線”。聯係他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時，把社會主義中國總理的身份自貶為“學生”並向英國這個老牌帝國主義“老師”鞠躬；在美國自由女神像下把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說成“基於自由的創造”；在美國人大搞“中美國”(即把中國變成依附於美國的經濟體)的情況下，大講中美“同舟共濟”、“相救如左右手”，便不難看出這實質上是認為，人類共同價值即“普世價值”高於社會主義價值。這和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所說“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即認為全人類價值高於社會主義價值，因而應當少講甚至放棄階級鬥爭尤其是同帝國主義的鬥爭，顯然在根本上是接近的。他所說的應當實行普世價值主張的“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為每一個人創造全麵發展的機會”，說穿了就是要把給西化派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附庸資本主義即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自由，作為堅持社會主義國家製度和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
他在2008年3月兩會期間會見記者時，對當前這次思想解放提出要做到“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突出強調這三點，顯然是有針對性的。人所共知，我們黨一直強調馬克思主義老祖宗不能丟；社改派(堅持社會主義改革者)撥亂反正的鬥爭越來越有力；人民群眾特別是工人農民要求擺脫弱勢群體地位的願望空前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和在資改派把“不問姓社姓資”叫做第二次思想解放、把“不問姓公姓私”叫做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基礎上提出“三不足”，無疑在客觀上起著鼓勵右派在解放思想時不要怕被人罵為丟祖宗、不要怕撥亂反正的強大聲勢、不要怕人民群眾普遍反對的作用。
他對於當前這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多次強調“信心比貨幣和黃金更重要”。我們知道，這種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規律決定的，就是說，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如信心之類為轉移的。馬克思主義曆來認為，對這種危機，應揭露它的實質和危害，以保護人民利益，推進社會主義事業。他卻不但以“相救如左右手”的姿態去挽救美帝國主義，而且用大樹信心來鼓勁。這樣，便使“隻有救美國才能救中國”、“隻有美國才能救中國”的聲浪大增。
資本主義思想得到更大解放，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就會大滑坡。《色•戒》這種宣傳賣國主義的影片受到主流媒體的熱捧，就說明殖民文化、漢奸文化占據了什麽地位。在實事求是時時講的氛圍中竟會產生嚴重的“誠信危機”，立黨為公時時講的共產黨中竟會發生相當多的買官賣官現象，人性大愛時時講的社會中竟會充斥毒奶、毒酒、毒大米，就說明思想道德的滑坡有多麽嚴重。
第二，致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產生更大影響。
在公有製經濟逐步喪失主體地位的情況下，溫家寶策劃和主持製定的“非公36條”，大大推進了產權私有化。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指出：“根據有關資料測算（國家統計局未提供全麵數字），2006年我國公有製經濟與私有製經濟的比重，在實收資本(二、三產業)中，是48%比52%；在從業人員（二、三產業）中，是32%比68%；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是37%比63%”(毛澤東旗幟網，2009年7月3日)。這導致國有企業在改製過程中“有數以十萬億元計的國有資產流失”(毛繼東，主人公論壇網2008年4月8日)。就是說，全國每個老百姓一萬元左右的血汗錢，流進了極少數人的腰包。同時，使“三農”問題積重難返。由於絕大多數農民30年來一直處於生產規模極小而且效益很低的單幹狀態；不少基層黨組織渙散、癱瘓；市場競爭使農業處於最不利的地位；國家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導致問題越積越多。就拿和城市的貧富差距來說，便由1978年的2.7倍擴大到2003年的7.4倍。這樣，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便降到了建國以來的最低點。他們由原來的“老大、老二”，變為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說，包括下崗工人在內，他們現在處於“十個階層”的第八、九、十位。更不用說成千萬的人淪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東莞買賣”，在山西等地成為窯奴等。
他說：“經濟適用房，大多數是麵向中產階級的。”(2007年11月19日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舉行的工商界人士晚歺會上的講話，新華社報道)大家知道，盡管有些人把中等收入者也算作中產階級，但大多數人的共識是，它的主體是不同於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中間層次的資產階級。據有關專家統計，拿2005年私營企業主群體同1956年我國進行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前的私營企業主群體相比，私營企業主人數為當時16萬人的26.8倍，雇工人數為當時250萬的18.8倍，資本額按可比價格計算為當時24億元的639倍。因此，新資產階級的存在，不僅是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共識，而且是連極右派也承認的事實。如“主流經濟學家”茅於軾說；“改革後的三十年，中國已經有了幾千萬個有錢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稱為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人民日報社《強國論壇》，2006年12月6日)問題在於，他明明知道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改革便走上了邪路，卻硬要堅持這種所謂的改革。
製定並參與推行蘇聯休克療法的美國“教授”薩克斯對我國的改革路徑早就明確地說過：“轉軌的核心是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經濟轉軌（即價格自由化與私有化）隻是轉軌的一部分。”（薩克斯、胡永泰、楊小凱，《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2004年2月9日）溫家寶也說：“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堅持以人為本，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在公正的條件下促進人的全麵發展；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讓國家政通人和、興旺發達；就是維護人的尊嚴和自由，讓每個人的智慧和力量得以迸發，成功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演講)把改革開放的實質歸結為實現“民主”、“自由”這些西方的“普世價值”，無疑也會導致“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使中國變成西方囯家的附庸。
這樣，自然會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產生更大影響。
第三，致使庸俗發展觀造成更大危害。
溫家寶在前麵提到的2007年2月27日的文章中說：“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我們將不斷加深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聯係他的其他言論便可以看出，這實質上是認為什麽是社會主義，過去說不清，現在說不清，將來也難說清。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都歸大道理管著。服從和服務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個中心，就是大道理。”這實質上是說，馬克思主義者曆來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即社會主義革命有理，這個大道理是不對的；社會主義要服從經濟建設。生產方式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生產力有個歸誰所有的問題；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發展中國等等，都表明社會主義是綱，包括文化工作、經濟工作在內的具體工作是目。大講社會主義服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因此應當“不問姓社姓資”，就會導致用以經濟建設為綱取代以社會主義為綱。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劃線”，實質上是主張在國內熄滅我們的階級鬥爭，在國際上放棄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這必然會助長階級投降主義和民族投降主義。
“正是這種多樣文化的並存、交匯和融合，促進了人類的進步。”這實質上是使馬克思主義以人民利益為根本目的、根本動力、根本標準即真正以民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融合”進西方囯家以錢為綱、以資為本的庸俗發展觀裏去。
正是在這種庸俗發展觀的影響下,出現了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所指出的“帶血的GDP”和許多人所說的“浪費型GDP”的問題，使經濟建設受到嚴重破壞。這表現在各個方麵，其中包括：
(一)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僅以豆腐渣工程為例，湖南鳳凰山大橋等多處在建工程的垮塌；網上所講中國建築的平均壽命“50年罕見，30年普遍”，不及囯際規定的60％，就很能說明問題。
(二)經濟無政府主義泛濫，使重複建設大量發生。這自然會使生產能力大量過剩，促使發生產品過剩的經濟危機。
(三)造成經濟同時過熱過冷的二元現象。地方政府在以GDP為綱的理念之下，投資建設的有關行業如鋼鐵、水泥、房地產是過熱的，而製造業則是過冷的。這必然造成宏觀調控進一步失效，使整個經濟結構失衡並助長通貨膨脹。
(四)體製、機製的弊端形成障礙。例如，1978年居民消費率為48.8％，到2007年下降為35.4％。(參見《中國統計摘要-2008》第35頁)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的“灰色收入”達4.8萬億元，這大多是通過行賄受賄等途徑獲得的。但由於對這類體製、機製改革很少，所以對經濟發展的阻礙相當大。
(五)黑市經濟非常猖獗。比如中國的銀行把原始股賤賣給外國資本家，使他們短期內獲取5－10倍的暴利，而老百姓根本買不到。在國企改製、招商引資、醫療教育改革、股票證券、公路收費、公共資源開發（房地產、礦產）等等之中，也大量充斥著暗箱操作的權錢交易。
(六)中國已成為汙染最嚴重的國家。網上說因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占GDP的7％以上，如果扣除這些，國內生產總值實際上是非常低的。
(七)對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巨大挫傷。大批工人的雇傭化、貧困化；約5000多萬職工下崗失業；廣大農民工超時勞動、工傷增多、礦難頻發、常常被拖欠工資，怎麽能不影響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八)自主創新能力被大大削弱。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比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高10倍左右。中國科技實力世界排名已從上世紀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這使我們在產業鏈的競爭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這種產業鏈，包括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加工製造、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末端零售。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分工把裏麵最差的加工製造放在中國，結果造成了我們越製造受剝削越重，而美國卻越占便宜的局麵。
(九)經濟主權受到嚴重侵害。戰略產業發展的主導權是國家經濟主權。“現在中國29個行業中，外商企業在23個行業中占優勢地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孫學文，《烏有之鄉》2008年3月28日)
近日，有一位網友轉來一篇奇文張勤德：《對溫家寶總理的六條意見》。讀後不禁掩卷長歎：難怪當今中國政治體製總是在“特色”中打轉，原來，在我黨中高層，像陳奎元、張勤德一類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還真不少！
張勤德何許人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局長。這裏，且看開封網商都頻道2007年6月18日的一篇報道：
記者火星報道：昨日，6月17日，應開封市毛澤東思想研究會的邀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局長、著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理論家張勤德和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為我市市民作了題為《統一思想，提高認識，開好黨的十七大》、《股市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的講座。近千名市民聽取了講座。兩位教授旁征博引，引來市民陣陣熱烈的掌聲。開封市毛澤東思想研究會副會長孟玉華表示，請國內著名學者來我市講學有利於促進市民用科學的理論武裝思想，更好地團結起來，紮實工作，開拓進取。……
原來，張大局長竟是張宏良同誌的“親密戰友”！對張大局長的“廬山真麵目”，相信很多人心中都有數了。
張勤德所撰的《對溫家寶總理的六條意見》，名為“意見”，然而，在俺老李看來，它卻活脫脫一篇“文革”式上綱上線的大批判文章！甚至可以這樣說，他對溫家寶總理的“六條意見”，其實是“六大罪狀”！
張勤德的第一條“意見”（罪狀），直指溫家寶總理“致使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思想得到更大解放。”且看張勤德下麵一番言論：
溫家寶說：“如今的中國，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閉落後的舊中國，也不是30年前貧窮僵化的中國”。 2008年9月27日在天津舉行的第二屆夏季達沃斯年會上，他還說30年前的中國“處於封閉的落後狀況”。並且一再強調那時“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
看了張勤德上述一席話，不禁讓人有點發愣：溫家寶總理之言，不知何錯之有？——毛澤東在位的三十年間，中國是否一個“貧窮僵化的中國”，30年前的中國，是否“處於封閉的落後狀況”，不但有數以億計的毛澤東時代的過來人作證。還有無數官方的曆史文獻作證（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更有幾千萬非正常死難者的家屬作證！當然，還有無數毛澤東時代的過來人和見證人撰寫的各種題材文章作證。而三十多年前毛澤東臨逝之時，中國的國民經濟是否“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有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華國鋒的講話為證：
“從1974年到1976年……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摘自1978年2月26日華國鋒在第五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
所以，三十年多年前中國“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並非是溫家寶總理的“理論發明”！
再且聽張大局長下麵一番話：
全黨全國一直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作為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斷代性標誌事件，作為中國現代曆史的重大分期點。他卻說30年前的中國和60年前的舊中國、100多年前的滿清王朝一樣“封閉落後”，這實質上是否定新中國成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標誌社會製度根本轉變的劃時代意義，否定前30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曆史，否定黨和毛主席領導人民艱苦創業的偉大成就。
從張勤德上述言論中，人們可以驚訝地發現：這位“國內著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理論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局長的思維和言論，與他的“戰友”張宏良同誌平時發言之語調何其相似乃爾！“全黨全國一直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作為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斷代性標誌事件，作為中國現代曆史的重大分期點。”——張大局長，“全黨”這樣認為說得過去，“全國”也這樣認為？我看未必吧！
張勤德指責溫總理這句話——“他卻說30年前的中國和60年前的舊中國、100多年前的滿清王朝一樣‘封閉落後’一句，用“包藏禍心”來形容也並不為過——難道不是嗎？對溫家寶總理的話，決不能斷章取義予以理解，因為溫總理說三十年前中國“落後”，隻是相對於今天中國的“先進”而言！——難道不是嗎？且看溫總理的原話：“如今的中國，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閉落後的舊中國，也不是30年前貧窮僵化的中國”——對此，隻要是稍懂語法的人都會明白溫總理此句的真正含意。然而，身為“著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理論家”的張勤德，卻硬說溫總認為三十年前的中國與六十年前的中國和一百年前的中國“一樣封閉落後”——真不知張大局長是不懂語法，或是“揣著明白裝糊塗”？
其實，30年前的中國，是否和60年前的“舊中國”，100多年前的滿清王朝一樣“封閉落後”？這個問題，也要好好與張大局長討論一番——
對這個問題，李悔之認為，應當從兩方麵進行分析。即：如果僅從“封閉”而言，隻有過之，沒有不及！而是否“同樣落後”，則要從不同角度以證之——
隻要是毛澤東時代的過來人都會十分清楚地記得，三十多年前毛澤東的中國，有相當一段時間，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今日北朝鮮時下國際處境並不相差多少——舉目遍是“敵人”，長期遭經濟封鎖。國家處於極為封閉的狀態。偌大一個中國，甭說沒有一家外資或合資企業，未經官方特許，任何外國新聞記者都不能進入中國進行自由采訪。更甭說中國人能自由出入國境了！所以，那時世界要了解中國，就如同今日的世界想了解北朝鮮一樣難！
請問張勤德：蔣介石的國民黨時代和滿清之時，中國有如此封閉嗎？
當今中國，有些人總是將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孤立和經濟困境說成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敵視、封鎖、製裁新中國造成的”。事情果真如此嗎？
“新中國”成立之初，以毛澤東為首的最高權力領導核心，思維完全被意識形態所束縛，缺乏應有的國際關係戰略眼光，在國際外交關係方麵完全采取一邊倒立場，將中國溶入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際大家庭”中，唯斯大林馬首是瞻。這樣做的結果是：幾乎將中國與大多數非社會主義國家隔離開了。
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給中國帶來的後果是極為糟糕的。這裏且舉一例：中國出兵北朝鮮，瞬間成為世界民主國家的敵人。並在國際上造成了一種尚武好鬥的印象。尤其是致使中國太多周邊國家，一直對中國采取高度警惕和戒心。這就是中國長期在國際上遭冷遇和孤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後來與蘇聯鬧翻後，中國盡管一再采取各種手段修複和改變自己的形象，試圖擺脫極為孤立的國際局麵。然而，代價卻是極為高昂的——即：在中國人民仍需要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的情況下，甚至是大量餓死人的之時，拿出無數金錢物資，打著“支持世界革命”的旗號，與很多亞非拉貧困小國進行事實上的“金錢外交”！尤其是對中國依賴成性的越南、阿爾巴尼亞、北朝鮮，不知吞下了可憐中國人民多少勞動所得？那條橫亙非洲大陸的坦讚鐵路，不知耗去多少中國人民血汗錢？
事例二、在美國杜魯門政府事實上已經拋棄了盟友蔣介石政權的情況下，毛澤東為了取悅討好斯大林，竟然不顧剛結束三年內戰，國內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極其嚴峻國情，極其愚蠢地出兵朝鮮。幾年戰爭下來，不但犧牲了上百萬條中華兒女鮮活的生命，還嚴重拖延、破壞了國民經濟的正常恢複，極大加重了國內百姓的負擔。還有，出兵朝鮮，使本來放棄了蔣介石政權的美國徹底改變了對華政策，立刻派遣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使中共失去了統一全中國的極好時機——當然，這對台灣人民則是一件幸事。對中華民族也未必是壞事！而對北朝鮮人民而言，中國的出兵，則絕對是幫倒忙！講客氣一點，叫“好心辦壞事”。講難聽一點，叫“害人又害已”！——不但犧牲了上百萬條中華兒女鮮活的生命，更使北朝鮮人民今日仍受萬惡金氏王朝的殘酷奴役！
而斯大林逝世之後，毛澤東為了爭當“世界革命領袖”，在與“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民主陣營關係一直劍撥駑張的情況下，仍然不顧一切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徹底鬧翻。使得本來十分封閉與孤立的中國，更加封閉與孤立。
正因為毛澤東國際外交政策的嚴重失誤，使中國與西方國家長期處於敵對狀態。使中國長期遭受西方的政治和經濟製裁。也使中國長期處於封閉狀態。尤其是在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鬧翻之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遠比蔣介石時代和清朝時代孤立。當然，也更封閉——那時，中國除了剩下越南、阿爾巴尼亞、北朝鮮和非洲一些長期靠中國人民血汗錢救濟的“兄弟國家”之外，中國，幾乎成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敵人了。
所以，毛澤東時代中國封閉和孤立的最根本原因，恰恰是執政者自大、狂妄和愚蠢的思維所致——且看當年中國最流行的一條標語：
“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
如此自大、狂妄和愚蠢思維主宰下的外交政策，中國豈能不封閉孤立？
三十多年前中國的封閉，遠不止這些，——前麵說過，毛澤東時代，偌大中國，甭說沒有一間合資或外資企業。而且，不經中國政府許可，外國新聞記者絕對不能在中國大地自由采訪。中國人民連收聽香港、台灣和美國之音的廣播是犯罪行為。那時的中國人民，對世界的了解，簡直就是瞎子和聾子。
尤其令世人震驚的是：1975年，中國唐山暴發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大地震。這時，國際上無數國家的政府和民間組織，主動向中國政府發出了前來救助和援助要求。然而，這些充滿善意和博愛主義要求，卻被聲稱“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戰勝一切困難”的中國政府堅決拒絕了。極端僵死和愚蠢的“獨立自主”思維，導致唐山上百萬災民無端失去了一個享受國際主義支持和援助的大好機會。
這是人類災難史上的一大悲哀！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一大悲哀！更是中國執政者身上的永遠抹洗不去的恥辱！
可愛的張大局長：縱然是蔣介石時代和清王朝之時，也繼不會發生如此荒謬、荒唐，令人心寒之蠢事吧！
再說三十年前中國的“落後”吧，當今中國，有些人總是拿毛澤東時代，中國搞了多少國家工業基礎建設，搞出了“兩彈一星”，當然，還自主製造萬噸水製機，還能製造出飛機大炮，還能製造胰島素等等等等……誠然，這些都是事實。但是，人們應當明白的是：認定一個國家是否強大，判斷一個國家是否落後，決不能由上述因素作為評判條件和標準——須知，隻有二千多萬人口的北朝鮮，也能製造出核武器、遠程導彈、衛星等等高精尖東西來！然而，另一方麵，百姓卻長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幾乎每年都要靠國際救濟過日子！幾乎每年都要餓死人！幾乎每年都有國民在越境逃亡時被開槍打死！——像這樣的國家，能說它是先進的嗎？
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同樣如此，一方麵，傾舉國之力，大搞重工業和軍工企業建設。在國民經濟極端困難，乃至大麵積餓死人之時，“兩彈一星工程”仍不下馬。然而，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輕工業和民用工業卻一直被嚴重忽視。導致工業發展嚴重畸形。尤其是“一大二公”的極左政策農村，再加上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殘酷的階級鬥爭，導致人口占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生活長期處於極端貧困狀態。然而，就在這種極端惡劣的情況下，中國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金錢、軍火和其它物資支援“世界革命”……完全可以這樣說，三十年前中國人民的生活現狀，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生存現狀，除了1951年至1956年之間外，要比六十年前的中國，比一百年前的中國還要糟糕。這裏，且甭說“三年大饑荒時期”中國非正常死亡三千多萬人（絕大多數是農村人口）。
請問張勤德：如實講出三十年前中國的現狀，就是“實質上是否定新中國成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標誌社會製度根本轉變的劃時代意義，否定前30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曆史，否定黨和毛主席領導人民艱苦創業的偉大成就”嗎？看了你這番言論，真讓李悔之懷疑你此文是否出自你的“戰友”張宏良之手——毛澤東時代，是“馬上打天下，馬下治天下”者導演的一部鬧劇，悲劇！是一部由個別烏托邦狂熱者瞎折騰中國人民的辛酸史！其間，有上億計的人民慘遭種種身心迫害，數千萬人死於非命，到毛澤東臨死之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葉劍英語），真正麵臨“亡黨亡國”之地步！如此“社會製度根本轉變”，何來“劃時代意義”？這段曆史，更多的是不幸和悲劇，何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曆史”？
張勤德在文中例舉了一大堆毛澤東時代的“輝煌成就”，說什麽“從1949年到1976年，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持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是世界公認的奇跡”
張大局長上述一段時，實在讓人啼笑皆非——應當承認，就農民的生活現狀而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幾年間——即1951年至1956年間，大多數中國農民都基本上過上了吃飽飯的日子。中國的糧食，也基本實現了自給自足。然而，自從1956年實行“合作化”之後，就走下坡路了。到了1958年實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製度之後，一直到1978年這二十年間，中國的糧食就一直處於嚴重緊缺狀態。尤其是絕大多數中國農民，一直都處於饑餓或半饑餓之間——對此，隻要是毛澤東時代的過來人，都會明白這絕對是鐵打的事實。不知道張大局長說的“世界公認的奇跡”來自何方？尤其是在毛澤東時代，任何外國新聞記者都不能進入中國進行自由采訪、中國的統計數字，完全按政治現實需要而製定之條件下！
而張勤德關於“由於前30年帝國主義搞封鎖沒有洋人在中國辦企業”一句，則活脫脫是一位小憤青的腔調——三十年前，究竟是“帝國主義封鎖中國”而造成“沒有洋人在中國辦企業”，還是思維僵死、狂妄自大的執政者閉關自守的結果？張大局長難道忘記了當年袁庚在深圳蛇口開創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時，中共內部保守派是如何非議和反對的嗎？張大局長難道忘記了鄧小平當初是如何用鐵腕手段才將關閉了幾十年的國門打開的嗎？？？
（待續）
附：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局長張勤德：對溫家寶總理的六條意見（2009.10.3）
2009年10月03日星期六 13:12
作者：張勤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局長）
根據憲法關於公民“對於任何囯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的規定，現對溫家寶六個方麵的錯誤提出批評意見。
第一，致使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思想得到更大解放。
2009年2月2日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演講中，溫家寶說：“如今的中國，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閉落後的舊中國，也不是30年前貧窮僵化的中國”。2008年9月27日在天津舉行的第二屆夏季達沃斯年會上，他還說30年前的中國“處於封閉的落後狀況”。並且一再強調那時“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
全黨全國一直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作為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斷代性標誌事件，作為中國現代曆史的重大分期點。他卻說30年前的中國和60年前的舊中國、100多年前的滿清王朝一樣“封閉落後”，這實質上是否定新中國成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標誌社會製度根本轉變的劃時代意義，否定前30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曆史，否定黨和毛主席領導人民艱苦創業的偉大成就。
“從1949年到1976年，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持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是世界公認的奇跡。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2%。這個發展速度，在世界上居於前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孫，《求是》2009年8月16日)現在年均9％以上的GDP，是把外國在中國辦的企業的產值計算在內的，它約占25％左右。由於前30年帝國主義搞封鎖沒有洋人在中國辦企業，因此按可比性較強的工農業總產值來比，前30年的8.2％就會高於後30年的不到8％。這樣，怎麽能說前30年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可見，他采取的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礎和本質，背棄實亊求是就會走上邪路。
他在2007年兩會期間會見中外記者時說，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3月17日，見各新聞媒體)。他還在2008年兩會上會見記者時指出：“如同真理是思想體係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囯家製度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維護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為每一個人創造全麵發展的機會。”2007年2月27日在主流媒體上他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任務和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提出由於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因而在處理囯家關係時不能“以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劃線”。聯係他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時，把社會主義中國總理的身份自貶為“學生”並向英國這個老牌帝國主義“老師”鞠躬；在美國自由女神像下把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說成“基於自由的創造”；在美國人大搞“中美國”(即把中國變成依附於美國的經濟體)的情況下，大講中美“同舟共濟”、“相救如左右手”，便不難看出這實質上是認為，人類共同價值即“普世價值”高於社會主義價值。這和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所說“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即認為全人類價值高於社會主義價值，因而應當少講甚至放棄階級鬥爭尤其是同帝國主義的鬥爭，顯然在根本上是接近的。他所說的應當實行普世價值主張的“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為每一個人創造全麵發展的機會”，說穿了就是要把給西化派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附庸資本主義即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自由，作為堅持社會主義國家製度和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
他在2008年3月兩會期間會見記者時，對當前這次思想解放提出要做到“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突出強調這三點，顯然是有針對性的。人所共知，我們黨一直強調馬克思主義老祖宗不能丟；社改派(堅持社會主義改革者)撥亂反正的鬥爭越來越有力；人民群眾特別是工人農民要求擺脫弱勢群體地位的願望空前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和在資改派把“不問姓社姓資”叫做第二次思想解放、把“不問姓公姓私”叫做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基礎上提出“三不足”，無疑在客觀上起著鼓勵右派在解放思想時不要怕被人罵為丟祖宗、不要怕撥亂反正的強大聲勢、不要怕人民群眾普遍反對的作用。
他對於當前這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多次強調“信心比貨幣和黃金更重要”。我們知道，這種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規律決定的，就是說，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如信心之類為轉移的。馬克思主義曆來認為，對這種危機，應揭露它的實質和危害，以保護人民利益，推進社會主義事業。他卻不但以“相救如左右手”的姿態去挽救美帝國主義，而且用大樹信心來鼓勁。這樣，便使“隻有救美國才能救中國”、“隻有美國才能救中國”的聲浪大增。
資本主義思想得到更大解放，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就會大滑坡。《色•戒》這種宣傳賣國主義的影片受到主流媒體的熱捧，就說明殖民文化、漢奸文化占據了什麽地位。在實事求是時時講的氛圍中竟會產生嚴重的“誠信危機”，立黨為公時時講的共產黨中竟會發生相當多的買官賣官現象，人性大愛時時講的社會中竟會充斥毒奶、毒酒、毒大米，就說明思想道德的滑坡有多麽嚴重。
第二，致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產生更大影響。
在公有製經濟逐步喪失主體地位的情況下，溫家寶策劃和主持製定的“非公36條”，大大推進了產權私有化。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指出：“根據有關資料測算（國家統計局未提供全麵數字），2006年我國公有製經濟與私有製經濟的比重，在實收資本(二、三產業)中，是48%比52%；在從業人員（二、三產業）中，是32%比68%；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是37%比63%”(毛澤東旗幟網，2009年7月3日)。這導致國有企業在改製過程中“有數以十萬億元計的國有資產流失”(毛繼東，主人公論壇網2008年4月8日)。就是說，全國每個老百姓一萬元左右的血汗錢，流進了極少數人的腰包。同時，使“三農”問題積重難返。由於絕大多數農民30年來一直處於生產規模極小而且效益很低的單幹狀態；不少基層黨組織渙散、癱瘓；市場競爭使農業處於最不利的地位；國家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導致問題越積越多。就拿和城市的貧富差距來說，便由1978年的2.7倍擴大到2003年的7.4倍。這樣，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便降到了建國以來的最低點。他們由原來的“老大、老二”，變為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說，包括下崗工人在內，他們現在處於“十個階層”的第八、九、十位。更不用說成千萬的人淪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東莞買賣”，在山西等地成為窯奴等。
他說：“經濟適用房，大多數是麵向中產階級的。”(2007年11月19日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舉行的工商界人士晚歺會上的講話，新華社報道)大家知道，盡管有些人把中等收入者也算作中產階級，但大多數人的共識是，它的主體是不同於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中間層次的資產階級。據有關專家統計，拿2005年私營企業主群體同1956年我國進行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前的私營企業主群體相比，私營企業主人數為當時16萬人的26.8倍，雇工人數為當時250萬的18.8倍，資本額按可比價格計算為當時24億元的639倍。因此，新資產階級的存在，不僅是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共識，而且是連極右派也承認的事實。如“主流經濟學家”茅於軾說；“改革後的三十年，中國已經有了幾千萬個有錢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稱為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人民日報社《強國論壇》，2006年12月6日)問題在於，他明明知道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改革便走上了邪路，卻硬要堅持這種所謂的改革。
製定並參與推行蘇聯休克療法的美國“教授”薩克斯對我國的改革路徑早就明確地說過：“轉軌的核心是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經濟轉軌（即價格自由化與私有化）隻是轉軌的一部分。”（薩克斯、胡永泰、楊小凱，《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2004年2月9日）溫家寶也說：“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堅持以人為本，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在公正的條件下促進人的全麵發展；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讓國家政通人和、興旺發達；就是維護人的尊嚴和自由，讓每個人的智慧和力量得以迸發，成功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演講)把改革開放的實質歸結為實現“民主”、“自由”這些西方的“普世價值”，無疑也會導致“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使中國變成西方囯家的附庸。
這樣，自然會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產生更大影響。
第三，致使庸俗發展觀造成更大危害。
溫家寶在前麵提到的2007年2月27日的文章中說：“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我們將不斷加深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聯係他的其他言論便可以看出，這實質上是認為什麽是社會主義，過去說不清，現在說不清，將來也難說清。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都歸大道理管著。服從和服務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個中心，就是大道理。”這實質上是說，馬克思主義者曆來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即社會主義革命有理，這個大道理是不對的；社會主義要服從經濟建設。生產方式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生產力有個歸誰所有的問題；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發展中國等等，都表明社會主義是綱，包括文化工作、經濟工作在內的具體工作是目。大講社會主義服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因此應當“不問姓社姓資”，就會導致用以經濟建設為綱取代以社會主義為綱。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劃線”，實質上是主張在國內熄滅我們的階級鬥爭，在國際上放棄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這必然會助長階級投降主義和民族投降主義。
“正是這種多樣文化的並存、交匯和融合，促進了人類的進步。”這實質上是使馬克思主義以人民利益為根本目的、根本動力、根本標準即真正以民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融合”進西方囯家以錢為綱、以資為本的庸俗發展觀裏去。
正是在這種庸俗發展觀的影響下,出現了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所指出的“帶血的GDP”和許多人所說的“浪費型GDP”的問題，使經濟建設受到嚴重破壞。這表現在各個方麵，其中包括：
(一)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僅以豆腐渣工程為例，湖南鳳凰山大橋等多處在建工程的垮塌；網上所講中國建築的平均壽命“50年罕見，30年普遍”，不及囯際規定的60％，就很能說明問題。
(二)經濟無政府主義泛濫，使重複建設大量發生。這自然會使生產能力大量過剩，促使發生產品過剩的經濟危機。
(三)造成經濟同時過熱過冷的二元現象。地方政府在以GDP為綱的理念之下，投資建設的有關行業如鋼鐵、水泥、房地產是過熱的，而製造業則是過冷的。這必然造成宏觀調控進一步失效，使整個經濟結構失衡並助長通貨膨脹。
(四)體製、機製的弊端形成障礙。例如，1978年居民消費率為48.8％，到2007年下降為35.4％。(參見《中國統計摘要-2008》第35頁)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的“灰色收入”達4.8萬億元，這大多是通過行賄受賄等途徑獲得的。但由於對這類體製、機製改革很少，所以對經濟發展的阻礙相當大。
(五)黑市經濟非常猖獗。比如中國的銀行把原始股賤賣給外國資本家，使他們短期內獲取5－10倍的暴利，而老百姓根本買不到。在國企改製、招商引資、醫療教育改革、股票證券、公路收費、公共資源開發（房地產、礦產）等等之中，也大量充斥著暗箱操作的權錢交易。
(六)中國已成為汙染最嚴重的國家。網上說因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占GDP的7％以上，如果扣除這些，國內生產總值實際上是非常低的。
(七)對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巨大挫傷。大批工人的雇傭化、貧困化；約5000多萬職工下崗失業；廣大農民工超時勞動、工傷增多、礦難頻發、常常被拖欠工資，怎麽能不影響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八)自主創新能力被大大削弱。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比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高10倍左右。中國科技實力世界排名已從上世紀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這使我們在產業鏈的競爭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這種產業鏈，包括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加工製造、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末端零售。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分工把裏麵最差的加工製造放在中國，結果造成了我們越製造受剝削越重，而美國卻越占便宜的局麵。
(九)經濟主權受到嚴重侵害。戰略產業發展的主導權是國家經濟主權。“現在中國29個行業中，外商企業在23個行業中占優勢地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孫學文，《烏有之鄉》2008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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