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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張勤德：對溫家寶總理的六條意見
2009.10.3
作者：張勤德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局長 ）
根據憲法關於公民“對於任何囯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的規定，現對XXX六個方麵的錯誤提出批評意見。
第一，致使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思想得到更大解放。
2009年2月2日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演講中，XXX說：“如今的中國，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閉落後的舊中國，也不是30年前貧窮僵化的中國”。2008年9月27日在天津舉行的第二屆夏季達沃斯年會上，他還說30年前的中國“處於封閉的落後狀況”。並且一再強調那時“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
全黨全國一直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作為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斷代性標誌事件，作為中國現代曆史的重大分期點。他卻說30年前的中國和60年前的舊中國、100多年前的滿清王朝一樣“封閉落後”，這實質上是否定新中國成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標誌社會製度根本轉變的劃時代意義，否定前30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曆史，否定黨和毛主席領導人民艱苦創業的偉大成就。
“從1949年到1976年，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持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是世界公認的奇跡。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2%。這個發展速度，在世界上居於前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孫，《求是》2009年8月16日)現在年均9％以上的GDP，是把外國在中國辦的企業的產值計算在內的，它約占25％左右。由於前30年帝國主義搞封鎖沒有洋人在中國辦企業，因此按可比性較強的工農業總產值來比，前30年的8.2％就會高於後30年的不到8％。這樣，怎麽能說前30年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可見，他采取的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礎和本質，背棄實亊求是就會走上邪路。
他在2007年兩會期間會見中外記者時說，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3月17日，見各新聞媒體)。他還在2008年兩會上會見記者時指出：“如同真理是思想體係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囯家製度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維護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為每一個人創造全麵發展的機會。”2007年2月27日在主流媒體上他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任務和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提出由於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因而在處理囯家關係時不能“以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劃線”。聯係他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時，把社會主義中國總理的身份自貶為“學生”並向英國這個老牌帝國主義“老師”鞠躬；在美國自由女神像下把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說成“基於自由的創造”；在美國人大搞“中美國”(即把中國變成依附於美國的經濟體)的情況下，大講中美“同舟共濟”、“相救如左右手”，便不難看出這實質上是認為，人類共同價值即“普世價值”高於社會主義價值。這和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所說“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即認為全人類價值高於社會主義價值，因而應當少講甚至放棄階級鬥爭尤其是同帝國主義的鬥爭，顯然在根本上是接近的。他所說的應當實行普世價值主張的“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為每一個人創造全麵發展的機會”，說穿了就是要把給西化派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附庸資本主義即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自由，作為堅持社會主義國家製度和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
他在2008年3月兩會期間會見記者時，對當前這次思想解放提出要做到“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突出強調這三點，顯然是有針對性的。人所共知，我們黨一直強調馬克思主義老祖宗不能丟；社改派(堅持社會主義改革者)撥亂反正的鬥爭越來越有力；人民群眾特別是工人農民要求擺脫弱勢群體地位的願望空前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和在資改派把“不問姓社姓資”叫做第二次思想解放、把“不問姓公姓私”叫做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基礎上提出“三不足”，無疑在客觀上起著鼓勵右派在解放思想時不要怕被人罵為丟祖宗、不要怕撥亂反正的強大聲勢、不要怕人民群眾普遍反對的作用。
他對於當前這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多次強調“信心比貨幣和黃金更重要”。我們知道，這種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規律決定的，就是說，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如信心之類為轉移的。馬克思主義曆來認為，對這種危機，應揭露它的實質和危害，以保護人民利益，推進社會主義事業。他卻不但以“相救如左右手”的姿態去挽救美帝國主義，而且用大樹信心來鼓勁。這樣，便使“隻有救美國才能救中國”、“隻有美國才能救中國”的聲浪大增。
資本主義思想得到更大解放，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就會大滑坡。《色·戒》這種宣傳賣國主義的影片受到主流媒體的熱捧，就說明殖民文化、漢奸文化占據了什麽地位。在實事求是時時講的氛圍中竟會產生嚴重的“誠信危機”，立黨為公時時講的共產黨中竟會發生相當多的買官賣官現象，人性大愛時時講的社會中竟會充斥毒奶、毒酒、毒大米，就說明思想道德的滑坡有多麽嚴重。
第二，致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產生更大影響。
在公有製經濟逐步喪失主體地位的情況下，XXX策劃和主持製定的“非公36條”，大大推進了產權私有化。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指出：“根據有關資料測算（國家統計局未提供全麵數字），2006年我國公有製經濟與私有製經濟的比重，在實收資本(二、三產業)中，是48%比52%；在從業人員（二、三產業）中，是32%比68%；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是37%比63%”(毛澤東旗幟網，2009年7月3日)。這導致國有企業在改製過程中“有數以十萬億元計的國有資產流失”(毛繼東，主人公論壇網2008年4月8日)。就是說，全國每個老百姓一萬元左右的血汗錢，流進了極少數人的腰包。同時，使“三農”問題積重難返。由於絕大多數農民30年來一直處於生產規模極小而且效益很低的單幹狀態；不少基層黨組織渙散、癱瘓；市場競爭使農業處於最不利的地位；國家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導致問題越積越多。就拿和城市的貧富差距來說，便由1978年的2.7倍擴大到2003年的7.4倍。這樣，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便降到了建國以來的最低點。他們由原來的“老大、老二”，變為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說，包括下崗工人在內，他們現在處於“十個階層”的第八、九、十位。更不用說成千萬的人淪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東莞買賣”，在山西等地成為窯奴等。
他說：“經濟適用房，大多數是麵向中產階級的。”(2007年11月19日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舉行的工商界人士晚歺會上的講話，新華社報道)大家知道，盡管有些人把中等收入者也算作中產階級，但大多數人的共識是，它的主體是不同於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中間層次的資產階級。據有關專家統計，拿2005年私營企業主群體同1956年我國進行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前的私營企業主群體相比，私營企業主人數為當時16萬人的26.8倍，雇工人數為當時250萬的18.8倍，資本額按可比價格計算為當時24億元的639倍。因此，新資產階級的存在，不僅是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共識，而且是連極右派也承認的事實。如“主流經濟學家”茅於軾說；“改革後的三十年，中國已經有了幾千萬個有錢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稱為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人民日報社《強國論壇》，2006年12月6日)問題在於，他明明知道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改革便走上了邪路，卻硬要堅持這種所謂的改革。
製定並參與推行蘇聯休克療法的美國“教授”薩克斯對我國的改革路徑早就明確地說過：“轉軌的核心是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經濟轉軌（即價格自由化與私有化）隻是轉軌的一部分。”（薩克斯、胡永泰、楊小凱，《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2004年2月9日）XXX也說：“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堅持以人為本，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在公正的條件下促進人的全麵發展；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讓國家政通人和、興旺發達；就是維護人的尊嚴和自由，讓每個人的智慧和力量得以迸發，成功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演講)把改革開放的實質歸結為實現“民主”、“自由”這些西方的“普世價值”，無疑也會導致“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使中國變成西方囯家的附庸。
這樣，自然會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產生更大影響。
第三，致使庸俗發展觀造成更大危害。
XXX在前麵提到的2007年2月27日的文章中說：“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我們將不斷加深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聯係他的其他言論便可以看出，這實質上是認為什麽是社會主義，過去說不清，現在說不清，將來也難說清。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都歸大道理管著。服從和服務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個中心，就是大道理。”這實質上是說，馬克思主義者曆來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即社會主義革命有理，這個大道理是不對的；社會主義要服從經濟建設。生產方式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生產力有個歸誰所有的問題；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發展中國等等，都表明社會主義是綱，包括文化工作、經濟工作在內的具體工作是目。大講社會主義服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因此應當“不問姓社姓資”，就會導致用以經濟建設為綱取代以社會主義為綱。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劃線”，實質上是主張在國內熄滅我們的階級鬥爭，在國際上放棄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這必然會助長階級投降主義和民族投降主義。
“正是這種多樣文化的並存、交匯和融合，促進了人類的進步。”這實質上是使馬克思主義以人民利益為根本目的、根本動力、根本標準即真正以民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融合”進西方囯家以錢為綱、以資為本的庸俗發展觀裏去。
正是在這種庸俗發展觀的影響下,出現了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所指出的“帶血的GDP”和許多人所說的“浪費型GDP”的問題，使經濟建設受到嚴重破壞。這表現在各個方麵，其中包括：
(一)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僅以豆腐渣工程為例，湖南鳳凰山大橋等多處在建工程的垮塌；網上所講中國建築的平均壽命“50年罕見，30年普遍”，不及囯際規定的60％，就很能說明問題。
(二)經濟無政府主義泛濫，使重複建設大量發生。這自然會使生產能力大量過剩，促使發生產品過剩的經濟危機。
(三)造成經濟同時過熱過冷的二元現象。地方政府在以GDP為綱的理念之下，投資建設的有關行業如鋼鐵、水泥、房地產是過熱的，而製造業則是過冷的。這必然造成宏觀調控進一步失效，使整個經濟結構失衡並助長通貨膨脹。
(四)體製、機製的弊端形成障礙。例如，1978年居民消費率為48.8％，到2007年下降為35.4％。(參見《中國統計摘要-2008》第35頁)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的“灰色收入”達4.8萬億元，這大多是通過行賄受賄等途徑獲得的。但由於對這類體製、機製改革很少，所以對經濟發展的阻礙相當大。
(五)黑市經濟非常猖獗。比如中國的銀行把原始股賤賣給外國資本家，使他們短期內獲取5－10倍的暴利，而老百姓根本買不到。在國企改製、招商引資、醫療教育改革、股票證券、公路收費、公共資源開發（房地產、礦產）等等之中，也大量充斥著暗箱操作的權錢交易。
(六)中國已成為汙染最嚴重的國家。網上說因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占GDP的7％以上，如果扣除這些，國內生產總值實際上是非常低的。
(七)對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巨大挫傷。大批工人的雇傭化、貧困化；約5000多萬職工下崗失業；廣大農民工超時勞動、工傷增多、礦難頻發、常常被拖欠工資，怎麽能不影響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八)自主創新能力被大大削弱。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比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高10倍左右。中國科技實力世界排名已從上世紀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這使我們在產業鏈的競爭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這種產業鏈，包括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加工製造、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末端零售。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分工把裏麵最差的加工製造放在中國，結果造成了我們越製造受剝削越重，而美國卻越占便宜的局麵。
(九)經濟主權受到嚴重侵害。戰略產業發展的主導權是國家經濟主權。“現在中國29個行業中，外商企業在23個行業中占優勢地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孫學文，《烏有之鄉》2008年3月28日)
(十)利用外資逐漸演變成被外資利用。“外商拿出30％的資本，擁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潤。”(《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7月19日)“海外熱錢大肆投機房地產，嚴重透支了老百姓的購買力和土地資源。”(《理論動態》2008年4月30日)“從合資到控股，百噸世界級金礦(貴州爛泥溝金礦)遭外資低價圈占，僅國家的稅費這一塊就損失12個億。”(《報刊文摘》2008年5月12日)由於“我們社會中所有公司和個人的財富都集中到銀行，這些財富最終代表多少價值以及這些財富流向哪裏，完全由銀行決定，這就是現代金融業的特點。實際經濟中的經濟形式虛擬化了，財富流動不再和實物相聯係，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虛擬經濟形式，會將一個國家的財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覺，從而使金融戰取代現代傳統戰爭，成為國家之間掠奪財富的主要手段。”(張宏良，《瞭望》2008年4月號)可見，銀行被外商控製，將給我國的經濟安全帶來極大危險。
(十一)民族企業受到很大擠壓和歧視。為國家提供了最多就業機會的民族企業由於生存艱難、利潤微薄而無法提升勞動者的工資，從而使他們陷入貧困陷阱。這是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須擴大外需，而這就要和其他窮國競爭，導致不斷壓低工資，但這反過來會使內需進一步萎縮。對外資給予稅收超國民待遇，目前外資企業所得稅率不到15%，而中資企業為33% ，也使民族企業長期處於極不利的競爭位置。
隨著當前這場和庸俗發展觀影響的擴大有直接關係的經濟危機不斷加重，惡性通貨膨脹也會在今年年底或明年發生，會使我們的囯民經濟受到更大損害，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當然是一件壞事。但是，正如長征途中的湘江戰役使8萬紅軍損失5萬是件壞事，但它使相當部分人警醒過來，下決心改變了錯誤領導，又是一件大好事一樣，30年來終於比較全麵、徹底地打破了他們編造的“補課(搞一段資本主義)式改革有利於經濟發展”、“西方國家那種民主、自由、人權才能遏製腐敗、強國富民”兩大神話，使相當多的同誌警醒過來，下決心撥亂反正，則是天大的好事。
第四，致使賣國求榮的犯罪行為更嚴重地發生。
通過實行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義，以及消極腐敗、分配不公、治安惡化、國資流失、三農問題等等，引發人民群眾的不滿，然後把這種不滿轉嫁到真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身上，從而製造內亂、分裂，以實現殖民地化，是趙ZY集團搞垮黨和國家的慣用手法。多年來，這個集團在出賣祖國和人民利益方麵犯下了大量罪行。對此，甄衛國在《09建言》中列舉了十五條。一是把大量的國有資產賤賣給外商，“僅十多家銀行由此造成的損失便達17000多億元”(張宏良，《烏有之鄉》2007年6月5日)。二是今年2月27日美國財政部披露，到2008年6月底，中國所持有的美國“垃圾股票”、“垃圾債券”達到12050億美元。加上美元貶值等等，致使“全國每人被剝奪一萬多元血汗錢”(仲大軍，《毛澤東旗幟網》2008年11月)。三是將600噸黃金存放在美國，置國家戰略儲備於危險境地。四是通過協助外商搞商業賄賂，壟斷市場、壟斷技術、並購中國品牌、限製國產設備，嚴重阻礙了我國的自主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五是類似於商務部郭京毅那樣的“法規賣國”行為。六是使跨國糧商利用其壟斷地位壓價收購，導致我國大豆種植麵積大幅下降，榨油企業大量虧損之類。七是極力將中國變成主要依賴美國市場的廉價商品供應國，導致資源和財富大量流向西方。八是在海外投資造成非正常巨虧，例如中國平安保險投資富通銀行的虧損就達228億元，等等。九是一些人包括監管部門的部分負責人，為外資公司圈錢計劃搖旗呐喊，使四千多萬股民成為名副其實的另類災民，成萬億的資本瞬間化為烏有。十是民運組織的開支2009年將達1.8億美元，這些經費主要來自美國的民主基金會等機構的捐款等等。十一是他們大量散布賣國主義謬論，如趙ZY說：“從國際範圍來看，美國才是‘三個代表’。……這樣，有人一定會說我是賣國主義，但這卻是客觀的現實”〈《軟禁中的談話》笫323頁〉，等等。十二是醜化和否定我們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千方百計給漢奸賣國賊包括汪精衛翻案，等等。十三是茅於軾、曹思遠等幾乎所有西化派文人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拿洋大人錢之類。十四是以老子官僚、兒子“買辦”、孫子海外的形式存在的隱性官僚買辦，等等。網上不少文章說一位國務院高官的兒子溫雲鬆(化名鄭建源)是平安保險的靠山，有資產700多億，是真是假，應向人民講清。十五是近幾年許多大中城市外國（主要是美國）人辦的各類“培訓班”有數千家，對我百萬青少年毒化洗腦，等等。(主人公論壇網，2009年6月)
每個稍有愛國之心的炎黃子孫，更不用說黨員、幹部，都有義務站出來揭批他們的這些賣國罪行，使之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多數人口誅筆伐之日，就是西化派垮台之時。
第五，致使趙ZY集團的氣焰更加囂張。
XXX的一些話，和趙ZY的言論相當接近。例如，《趙ZY軟禁中的談話》一書(香港開放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透露，趙ZY通過對看望他的親信發表談話並傳播出去的方式，繼續發號施令時說過：“土地永佃製、承包製，九百九十九年都不要變”(第369頁)。2005年在兩會期間會見記者時XXX說的是：“家庭聯產承包製，30年不變，50年不變，永遠不變。”
對“八九風波”，XXX往往歸結為民主問題。2008年XXX在美國接受了美國CNN主持人“你認為二十五年之後，中國會不會舉辦全國性的選舉，其中或許有兩個政黨出來角逐你現在的位置”的提問時答道：“二十五年後的事情我很難預料。但是我相信中國的民主將不斷發展。”這等於說，他並不清楚25年之後中國還是不是由共產黨領導，四項基本原則也不一定能再堅持25年。主持人出示了一張當時XXX在天安門廣場隨同趙ZY看望示威者的照片，詢問他從那次經曆中得到了什麽教訓。溫答：“我相信我們在推進經濟改革的同時，也要同時推進政治改革。因為發展是全麵的，所以改革也應該是全麵的。我想你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有關中國的民主發展問題。”這也是說，中國從那場風波中得到的教訓，其核心不是防止“顏色革命”、和平演變，而是民主問題。
趙ZY的一些親信舊部，和XXX的關係也相當密切。如大罵共產黨非法的“新西山會議”策劃者高尚全等人便是這樣。
XXX配合過趙ZY集團的戰略部署。在趙ZY講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無疑總會轉向社會民主黨的方向(指像歐洲社會民主黨那樣搞民主社會主義)”(《趙ZY軟禁中的談話》第384頁)之後，其喉舌《炎黃春秋》在2007年2月初便宣揚“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公開打出了民主社會主義即在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指導下稍有改良的資本主義旗幟。而XXX便在這個月的27日，發表了前麵提到的那篇宣揚“普世價值”的著名長文。
XXX受到趙ZY集團重要成員們的極力舉薦。2007年9月，《亞洲周刊》等不少香港報刊報道：“今年9月7、8日，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前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作為特邀嘉賓，隨同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著名理論家謝韜前來香港演講關於民主社會主義問題”。“杜導正在多個場合都會朗讀XXX‘民主、法製、自由、人權、平等、博愛，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等多條語錄。他們還說“體察民情是溫總理執政的工作作風”，突出點出了誰執政的問題。這難免被人看成是希望XXX成為我們黨的最高領導人。
不少人認為XXX被極右派當作他們的“大領導”。例如，對於中國著名時評網站凱迪網開設的屠殺左派討論專欄所說的“作為對大領導的建議，我覺得這是化解經濟危機，解決我國目前內部矛盾的唯一轉折機會。先狙殺毛左，後走上正路，這是對人民負責！棋局無解，唯有奇峰突兀”。他們覺得這裏所說的“大領導”，指的就是XXX。
這些，便致使趙ZY集團更加瘋狂。最近李銳、胡績偉等12個趙ZY的老部下和親信在香港聯名出書，呼籲“為趙ZY平反，以後逐漸平反「六四」”(《》2009年4月10日)。還有的公開叫嚷：“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裁的、專製的黨，不應該反對嗎？”(中央黨校教授杜光，《杜光文存》第11頁)“以公有製、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旗幟的科學社會主義必須顛覆。”(囯防大學研究員辛子陵，《炎黃春秋》2008年第3期)要“以暴力克服暴力”；“軍隊裏麵也有明白人，如他們認為不能通過民主的方法求得社會的進步實現，就可能發生軍事政變。”(謝韜，《在成都座談會上的講話》，《烏有之鄉》2007年4月2日)。魏巍同誌指出：“我們應分清誰是我們最凶惡的敵人。修正主義集團與極右派的主要區別是，他還帶著共產黨的帽子，穿著共產黨的外衣，有時還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麵文章。而極右派如果上台，那就會撕去一切偽裝，對共產黨就會是血腥凶殘地鎮壓，現在的西山會議派和大資本家汪兆鈞之流就是代表，他們對共產黨是發自骨子裏的仇恨，是徹底的反共派。”(烏有之鄉網，2008年8月30 日)顯然，他認為趙ZY集團這些極右派是當前最凶惡的敵人。
第六，致使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受到更大損害。
不少人都知道，網上盛傳XXX的夫人是大珠寶商，兒子是平安保險的後台，有資產700多億元，而英國匯豐銀行又是他的大後台。真相如何，應向全國人民講清。如果此事屬實，再加上前麵所說的他致使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思想得到更大解放、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產生更大影響、庸俗發展觀造成更大危害、賣國求榮的犯罪行為更嚴重地發生，自然會使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問題成為“老大難”，從而損害人民利益。
例如，腐敗現象相當嚴重。《檢察風雲》2006年第19期報道，目前，幹部公費出國消耗財政費用3000億元，2004年公車財政支出4085億元，公款吃喝3000億至3500億元，占財政支出的1/3以上。1978至2003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增長87倍，占總支出的比重由4.1％上升至19.03％。“中國每年由於賭博而流到境外的賭資達6000多億元”(《北京晚報》2008年6月9日)。中國人民大學的調查報告說：“約60％以上的中國人相信暴發戶的財富是通過非法手段攫取的。”
兩極分化不斷加劇。《中國信息報》報道，2004年中國的基尼係數為0.47，超過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 0.04%的人口掌握了70%社會財富，相當多的平民百姓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養不起老。連美國《紐約時報》都說：“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狀況，已接近1949年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水平。”廣大農民工的工資20多年來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是下降的，至少是沒長多少。“中國擁有100萬美元可支配資產的富豪多達41.5萬人。中國的百萬富豪人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7月8日）群眾對生活水平的感受並沒有如同GDP那樣上升，相反，普遍感到生活艱難。由於富者的子女與窮人的子女不一樣，可以受到好的教育、就業不成問題等等，父輩的貧富差別與社會地位會傳遞給後代，出現代際轉移。這必然造成富者愈來愈富，窮者愈來愈窮。貧富懸殊使部分群眾心理失衡，有一種強烈的被剝奪感。
社會治安不斷惡化。“1979到2003年，每萬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國的危機》第5頁）。群體事件前些年也增至一年8萬左右。
物價繼續大幅上漲。國家發改委研究員劉日新指出；“2006年物價指數持續上升1.5％時，對現金、存款、購買力都打了個折扣，平均每人損失300元。現在又在大幅上漲，每人該損失多少元？叫他們怎麽生活啊！”(《從數字看改革開放後30年》第3頁)
對這些問題，趙ZY集團往往以曆朝曆代都有來辯護，但他們無法正確回答30年來從總體上說腐敗現象為什麽會越來越多，兩極分化為什麽比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還嚴重，治安惡化和私有製經濟、分配不公等等是什麽關係，物價失控和市場經濟的弊端有沒有聯係等問題。
這裏所引用的資料因無法一一核實，難免會有錯誤，但基本事實肯定是駁不倒的。隻要基本事實站得住腳，我黨我軍我國人民在對這類問題應當怎麽看、怎麽辦上，就終歸會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抉擇。
綜上所述，可見當前我國正麵臨發生內亂、分裂、殖民地化的嚴重危險。“幾乎中國所有的國內或國外政策都深受美國影響，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慮美國的反應，這是我國決策的一條隱形線索。”(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喬良，烏有之鄉網2009年7月18日)。這充分揭示了美國人所稱呼的“中美國”的實質。因此，我們一方麵必須切實解決黨群關係上存在的極其嚴重的問題，為此進行更堅決、更有力、更有效的鬥爭；另一方麵也應當防止趙ZY集團利用這些矛盾製造事端，引發內亂分裂，亂中奪權。“聯合左派，推翻政府”；“在21世紀永久性地解決中國問題”，就是國內外階級敵人極其險惡的戰略圖謀，我們必須時刻萬分警惕。為了防止發生比蘇聯黨垮台、國解體慘重百倍的民族大災難，我們隻有把反對內亂、分裂、殖民地化作為當前最緊要的一項任務；隻有注意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麵性，盡力爭取更多有愛國心的民族企業家加入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愛國統一戰線；隻有揭露西化派假共產黨的真麵目，防止人們把對假共產黨的不滿發泄到真共產黨身上：隻有把打垮趙ZY集團作為突破口，進而戰勝包括西化派和補課派在內的整個資改派，才符合毛主席的策略思想，才比較容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我們務必要緊緊抓住當前這個30年來最有利的時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打垮資改派、實現大轉折”的偉大勝利！
2009.10.3
作者：張勤德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局長 ）
根據憲法關於公民“對於任何囯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的規定，現對XXX六個方麵的錯誤提出批評意見。
第一，致使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思想得到更大解放。
2009年2月2日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演講中，XXX說：“如今的中國，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閉落後的舊中國，也不是30年前貧窮僵化的中國”。2008年9月27日在天津舉行的第二屆夏季達沃斯年會上，他還說30年前的中國“處於封閉的落後狀況”。並且一再強調那時“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
全黨全國一直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作為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斷代性標誌事件，作為中國現代曆史的重大分期點。他卻說30年前的中國和60年前的舊中國、100多年前的滿清王朝一樣“封閉落後”，這實質上是否定新中國成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標誌社會製度根本轉變的劃時代意義，否定前30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曆史，否定黨和毛主席領導人民艱苦創業的偉大成就。
“從1949年到1976年，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持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是世界公認的奇跡。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2%。這個發展速度，在世界上居於前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孫，《求是》2009年8月16日)現在年均9％以上的GDP，是把外國在中國辦的企業的產值計算在內的，它約占25％左右。由於前30年帝國主義搞封鎖沒有洋人在中國辦企業，因此按可比性較強的工農業總產值來比，前30年的8.2％就會高於後30年的不到8％。這樣，怎麽能說前30年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可見，他采取的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礎和本質，背棄實亊求是就會走上邪路。
他在2007年兩會期間會見中外記者時說，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3月17日，見各新聞媒體)。他還在2008年兩會上會見記者時指出：“如同真理是思想體係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囯家製度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維護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為每一個人創造全麵發展的機會。”2007年2月27日在主流媒體上他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任務和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提出由於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因而在處理囯家關係時不能“以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劃線”。聯係他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時，把社會主義中國總理的身份自貶為“學生”並向英國這個老牌帝國主義“老師”鞠躬；在美國自由女神像下把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說成“基於自由的創造”；在美國人大搞“中美國”(即把中國變成依附於美國的經濟體)的情況下，大講中美“同舟共濟”、“相救如左右手”，便不難看出這實質上是認為，人類共同價值即“普世價值”高於社會主義價值。這和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所說“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即認為全人類價值高於社會主義價值，因而應當少講甚至放棄階級鬥爭尤其是同帝國主義的鬥爭，顯然在根本上是接近的。他所說的應當實行普世價值主張的“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為每一個人創造全麵發展的機會”，說穿了就是要把給西化派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附庸資本主義即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自由，作為堅持社會主義國家製度和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
他在2008年3月兩會期間會見記者時，對當前這次思想解放提出要做到“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突出強調這三點，顯然是有針對性的。人所共知，我們黨一直強調馬克思主義老祖宗不能丟；社改派(堅持社會主義改革者)撥亂反正的鬥爭越來越有力；人民群眾特別是工人農民要求擺脫弱勢群體地位的願望空前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和在資改派把“不問姓社姓資”叫做第二次思想解放、把“不問姓公姓私”叫做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基礎上提出“三不足”，無疑在客觀上起著鼓勵右派在解放思想時不要怕被人罵為丟祖宗、不要怕撥亂反正的強大聲勢、不要怕人民群眾普遍反對的作用。
他對於當前這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多次強調“信心比貨幣和黃金更重要”。我們知道，這種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規律決定的，就是說，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如信心之類為轉移的。馬克思主義曆來認為，對這種危機，應揭露它的實質和危害，以保護人民利益，推進社會主義事業。他卻不但以“相救如左右手”的姿態去挽救美帝國主義，而且用大樹信心來鼓勁。這樣，便使“隻有救美國才能救中國”、“隻有美國才能救中國”的聲浪大增。
資本主義思想得到更大解放，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就會大滑坡。《色·戒》這種宣傳賣國主義的影片受到主流媒體的熱捧，就說明殖民文化、漢奸文化占據了什麽地位。在實事求是時時講的氛圍中竟會產生嚴重的“誠信危機”，立黨為公時時講的共產黨中竟會發生相當多的買官賣官現象，人性大愛時時講的社會中竟會充斥毒奶、毒酒、毒大米，就說明思想道德的滑坡有多麽嚴重。
第二，致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產生更大影響。
在公有製經濟逐步喪失主體地位的情況下，XXX策劃和主持製定的“非公36條”，大大推進了產權私有化。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指出：“根據有關資料測算（國家統計局未提供全麵數字），2006年我國公有製經濟與私有製經濟的比重，在實收資本(二、三產業)中，是48%比52%；在從業人員（二、三產業）中，是32%比68%；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是37%比63%”(毛澤東旗幟網，2009年7月3日)。這導致國有企業在改製過程中“有數以十萬億元計的國有資產流失”(毛繼東，主人公論壇網2008年4月8日)。就是說，全國每個老百姓一萬元左右的血汗錢，流進了極少數人的腰包。同時，使“三農”問題積重難返。由於絕大多數農民30年來一直處於生產規模極小而且效益很低的單幹狀態；不少基層黨組織渙散、癱瘓；市場競爭使農業處於最不利的地位；國家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導致問題越積越多。就拿和城市的貧富差距來說，便由1978年的2.7倍擴大到2003年的7.4倍。這樣，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便降到了建國以來的最低點。他們由原來的“老大、老二”，變為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說，包括下崗工人在內，他們現在處於“十個階層”的第八、九、十位。更不用說成千萬的人淪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東莞買賣”，在山西等地成為窯奴等。
他說：“經濟適用房，大多數是麵向中產階級的。”(2007年11月19日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舉行的工商界人士晚歺會上的講話，新華社報道)大家知道，盡管有些人把中等收入者也算作中產階級，但大多數人的共識是，它的主體是不同於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中間層次的資產階級。據有關專家統計，拿2005年私營企業主群體同1956年我國進行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前的私營企業主群體相比，私營企業主人數為當時16萬人的26.8倍，雇工人數為當時250萬的18.8倍，資本額按可比價格計算為當時24億元的639倍。因此，新資產階級的存在，不僅是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共識，而且是連極右派也承認的事實。如“主流經濟學家”茅於軾說；“改革後的三十年，中國已經有了幾千萬個有錢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稱為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人民日報社《強國論壇》，2006年12月6日)問題在於，他明明知道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改革便走上了邪路，卻硬要堅持這種所謂的改革。
製定並參與推行蘇聯休克療法的美國“教授”薩克斯對我國的改革路徑早就明確地說過：“轉軌的核心是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經濟轉軌（即價格自由化與私有化）隻是轉軌的一部分。”（薩克斯、胡永泰、楊小凱，《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2004年2月9日）XXX也說：“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堅持以人為本，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在公正的條件下促進人的全麵發展；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讓國家政通人和、興旺發達；就是維護人的尊嚴和自由，讓每個人的智慧和力量得以迸發，成功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演講)把改革開放的實質歸結為實現“民主”、“自由”這些西方的“普世價值”，無疑也會導致“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使中國變成西方囯家的附庸。
這樣，自然會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產生更大影響。
第三，致使庸俗發展觀造成更大危害。
XXX在前麵提到的2007年2月27日的文章中說：“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我們將不斷加深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聯係他的其他言論便可以看出，這實質上是認為什麽是社會主義，過去說不清，現在說不清，將來也難說清。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都歸大道理管著。服從和服務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個中心，就是大道理。”這實質上是說，馬克思主義者曆來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即社會主義革命有理，這個大道理是不對的；社會主義要服從經濟建設。生產方式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生產力有個歸誰所有的問題；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發展中國等等，都表明社會主義是綱，包括文化工作、經濟工作在內的具體工作是目。大講社會主義服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因此應當“不問姓社姓資”，就會導致用以經濟建設為綱取代以社會主義為綱。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劃線”，實質上是主張在國內熄滅我們的階級鬥爭，在國際上放棄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這必然會助長階級投降主義和民族投降主義。
“正是這種多樣文化的並存、交匯和融合，促進了人類的進步。”這實質上是使馬克思主義以人民利益為根本目的、根本動力、根本標準即真正以民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融合”進西方囯家以錢為綱、以資為本的庸俗發展觀裏去。
正是在這種庸俗發展觀的影響下,出現了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所指出的“帶血的GDP”和許多人所說的“浪費型GDP”的問題，使經濟建設受到嚴重破壞。這表現在各個方麵，其中包括：
(一)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僅以豆腐渣工程為例，湖南鳳凰山大橋等多處在建工程的垮塌；網上所講中國建築的平均壽命“50年罕見，30年普遍”，不及囯際規定的60％，就很能說明問題。
(二)經濟無政府主義泛濫，使重複建設大量發生。這自然會使生產能力大量過剩，促使發生產品過剩的經濟危機。
(三)造成經濟同時過熱過冷的二元現象。地方政府在以GDP為綱的理念之下，投資建設的有關行業如鋼鐵、水泥、房地產是過熱的，而製造業則是過冷的。這必然造成宏觀調控進一步失效，使整個經濟結構失衡並助長通貨膨脹。
(四)體製、機製的弊端形成障礙。例如，1978年居民消費率為48.8％，到2007年下降為35.4％。(參見《中國統計摘要-2008》第35頁)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的“灰色收入”達4.8萬億元，這大多是通過行賄受賄等途徑獲得的。但由於對這類體製、機製改革很少，所以對經濟發展的阻礙相當大。
(五)黑市經濟非常猖獗。比如中國的銀行把原始股賤賣給外國資本家，使他們短期內獲取5－10倍的暴利，而老百姓根本買不到。在國企改製、招商引資、醫療教育改革、股票證券、公路收費、公共資源開發（房地產、礦產）等等之中，也大量充斥著暗箱操作的權錢交易。
(六)中國已成為汙染最嚴重的國家。網上說因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占GDP的7％以上，如果扣除這些，國內生產總值實際上是非常低的。
(七)對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巨大挫傷。大批工人的雇傭化、貧困化；約5000多萬職工下崗失業；廣大農民工超時勞動、工傷增多、礦難頻發、常常被拖欠工資，怎麽能不影響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八)自主創新能力被大大削弱。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比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高10倍左右。中國科技實力世界排名已從上世紀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這使我們在產業鏈的競爭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這種產業鏈，包括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加工製造、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末端零售。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分工把裏麵最差的加工製造放在中國，結果造成了我們越製造受剝削越重，而美國卻越占便宜的局麵。
(九)經濟主權受到嚴重侵害。戰略產業發展的主導權是國家經濟主權。“現在中國29個行業中，外商企業在23個行業中占優勢地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孫學文，《烏有之鄉》2008年3月28日)
(十)利用外資逐漸演變成被外資利用。“外商拿出30％的資本，擁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潤。”(《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7月19日)“海外熱錢大肆投機房地產，嚴重透支了老百姓的購買力和土地資源。”(《理論動態》2008年4月30日)“從合資到控股，百噸世界級金礦(貴州爛泥溝金礦)遭外資低價圈占，僅國家的稅費這一塊就損失12個億。”(《報刊文摘》2008年5月12日)由於“我們社會中所有公司和個人的財富都集中到銀行，這些財富最終代表多少價值以及這些財富流向哪裏，完全由銀行決定，這就是現代金融業的特點。實際經濟中的經濟形式虛擬化了，財富流動不再和實物相聯係，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虛擬經濟形式，會將一個國家的財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覺，從而使金融戰取代現代傳統戰爭，成為國家之間掠奪財富的主要手段。”(張宏良，《瞭望》2008年4月號)可見，銀行被外商控製，將給我國的經濟安全帶來極大危險。
(十一)民族企業受到很大擠壓和歧視。為國家提供了最多就業機會的民族企業由於生存艱難、利潤微薄而無法提升勞動者的工資，從而使他們陷入貧困陷阱。這是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須擴大外需，而這就要和其他窮國競爭，導致不斷壓低工資，但這反過來會使內需進一步萎縮。對外資給予稅收超國民待遇，目前外資企業所得稅率不到15%，而中資企業為33% ，也使民族企業長期處於極不利的競爭位置。
隨著當前這場和庸俗發展觀影響的擴大有直接關係的經濟危機不斷加重，惡性通貨膨脹也會在今年年底或明年發生，會使我們的囯民經濟受到更大損害，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當然是一件壞事。但是，正如長征途中的湘江戰役使8萬紅軍損失5萬是件壞事，但它使相當部分人警醒過來，下決心改變了錯誤領導，又是一件大好事一樣，30年來終於比較全麵、徹底地打破了他們編造的“補課(搞一段資本主義)式改革有利於經濟發展”、“西方國家那種民主、自由、人權才能遏製腐敗、強國富民”兩大神話，使相當多的同誌警醒過來，下決心撥亂反正，則是天大的好事。
第四，致使賣國求榮的犯罪行為更嚴重地發生。
通過實行產權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義，以及消極腐敗、分配不公、治安惡化、國資流失、三農問題等等，引發人民群眾的不滿，然後把這種不滿轉嫁到真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身上，從而製造內亂、分裂，以實現殖民地化，是趙ZY集團搞垮黨和國家的慣用手法。多年來，這個集團在出賣祖國和人民利益方麵犯下了大量罪行。對此，甄衛國在《09建言》中列舉了十五條。一是把大量的國有資產賤賣給外商，“僅十多家銀行由此造成的損失便達17000多億元”(張宏良，《烏有之鄉》2007年6月5日)。二是今年2月27日美國財政部披露，到2008年6月底，中國所持有的美國“垃圾股票”、“垃圾債券”達到12050億美元。加上美元貶值等等，致使“全國每人被剝奪一萬多元血汗錢”(仲大軍，《毛澤東旗幟網》2008年11月)。三是將600噸黃金存放在美國，置國家戰略儲備於危險境地。四是通過協助外商搞商業賄賂，壟斷市場、壟斷技術、並購中國品牌、限製國產設備，嚴重阻礙了我國的自主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五是類似於商務部郭京毅那樣的“法規賣國”行為。六是使跨國糧商利用其壟斷地位壓價收購，導致我國大豆種植麵積大幅下降，榨油企業大量虧損之類。七是極力將中國變成主要依賴美國市場的廉價商品供應國，導致資源和財富大量流向西方。八是在海外投資造成非正常巨虧，例如中國平安保險投資富通銀行的虧損就達228億元，等等。九是一些人包括監管部門的部分負責人，為外資公司圈錢計劃搖旗呐喊，使四千多萬股民成為名副其實的另類災民，成萬億的資本瞬間化為烏有。十是民運組織的開支2009年將達1.8億美元，這些經費主要來自美國的民主基金會等機構的捐款等等。十一是他們大量散布賣國主義謬論，如趙ZY說：“從國際範圍來看，美國才是‘三個代表’。……這樣，有人一定會說我是賣國主義，但這卻是客觀的現實”〈《軟禁中的談話》笫323頁〉，等等。十二是醜化和否定我們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千方百計給漢奸賣國賊包括汪精衛翻案，等等。十三是茅於軾、曹思遠等幾乎所有西化派文人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拿洋大人錢之類。十四是以老子官僚、兒子“買辦”、孫子海外的形式存在的隱性官僚買辦，等等。網上不少文章說一位國務院高官的兒子溫雲鬆(化名鄭建源)是平安保險的靠山，有資產700多億，是真是假，應向人民講清。十五是近幾年許多大中城市外國（主要是美國）人辦的各類“培訓班”有數千家，對我百萬青少年毒化洗腦，等等。(主人公論壇網，2009年6月)
每個稍有愛國之心的炎黃子孫，更不用說黨員、幹部，都有義務站出來揭批他們的這些賣國罪行，使之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多數人口誅筆伐之日，就是西化派垮台之時。
第五，致使趙ZY集團的氣焰更加囂張。
XXX的一些話，和趙ZY的言論相當接近。例如，《趙ZY軟禁中的談話》一書(香港開放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透露，趙ZY通過對看望他的親信發表談話並傳播出去的方式，繼續發號施令時說過：“土地永佃製、承包製，九百九十九年都不要變”(第369頁)。2005年在兩會期間會見記者時XXX說的是：“家庭聯產承包製，30年不變，50年不變，永遠不變。”
對“八九風波”，XXX往往歸結為民主問題。2008年XXX在美國接受了美國CNN主持人“你認為二十五年之後，中國會不會舉辦全國性的選舉，其中或許有兩個政黨出來角逐你現在的位置”的提問時答道：“二十五年後的事情我很難預料。但是我相信中國的民主將不斷發展。”這等於說，他並不清楚25年之後中國還是不是由共產黨領導，四項基本原則也不一定能再堅持25年。主持人出示了一張當時XXX在天安門廣場隨同趙ZY看望示威者的照片，詢問他從那次經曆中得到了什麽教訓。溫答：“我相信我們在推進經濟改革的同時，也要同時推進政治改革。因為發展是全麵的，所以改革也應該是全麵的。我想你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有關中國的民主發展問題。”這也是說，中國從那場風波中得到的教訓，其核心不是防止“顏色革命”、和平演變，而是民主問題。
趙ZY的一些親信舊部，和XXX的關係也相當密切。如大罵共產黨非法的“新西山會議”策劃者高尚全等人便是這樣。
XXX配合過趙ZY集團的戰略部署。在趙ZY講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無疑總會轉向社會民主黨的方向(指像歐洲社會民主黨那樣搞民主社會主義)”(《趙ZY軟禁中的談話》第384頁)之後，其喉舌《炎黃春秋》在2007年2月初便宣揚“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公開打出了民主社會主義即在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指導下稍有改良的資本主義旗幟。而XXX便在這個月的27日，發表了前麵提到的那篇宣揚“普世價值”的著名長文。
XXX受到趙ZY集團重要成員們的極力舉薦。2007年9月，《亞洲周刊》等不少香港報刊報道：“今年9月7、8日，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前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作為特邀嘉賓，隨同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著名理論家謝韜前來香港演講關於民主社會主義問題”。“杜導正在多個場合都會朗讀XXX‘民主、法製、自由、人權、平等、博愛，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等多條語錄。他們還說“體察民情是溫總理執政的工作作風”，突出點出了誰執政的問題。這難免被人看成是希望XXX成為我們黨的最高領導人。
不少人認為XXX被極右派當作他們的“大領導”。例如，對於中國著名時評網站凱迪網開設的屠殺左派討論專欄所說的“作為對大領導的建議，我覺得這是化解經濟危機，解決我國目前內部矛盾的唯一轉折機會。先狙殺毛左，後走上正路，這是對人民負責！棋局無解，唯有奇峰突兀”。他們覺得這裏所說的“大領導”，指的就是XXX。
這些，便致使趙ZY集團更加瘋狂。最近李銳、胡績偉等12個趙ZY的老部下和親信在香港聯名出書，呼籲“為趙ZY平反，以後逐漸平反「六四」”(《》2009年4月10日)。還有的公開叫嚷：“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裁的、專製的黨，不應該反對嗎？”(中央黨校教授杜光，《杜光文存》第11頁)“以公有製、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旗幟的科學社會主義必須顛覆。”(囯防大學研究員辛子陵，《炎黃春秋》2008年第3期)要“以暴力克服暴力”；“軍隊裏麵也有明白人，如他們認為不能通過民主的方法求得社會的進步實現，就可能發生軍事政變。”(謝韜，《在成都座談會上的講話》，《烏有之鄉》2007年4月2日)。魏巍同誌指出：“我們應分清誰是我們最凶惡的敵人。修正主義集團與極右派的主要區別是，他還帶著共產黨的帽子，穿著共產黨的外衣，有時還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麵文章。而極右派如果上台，那就會撕去一切偽裝，對共產黨就會是血腥凶殘地鎮壓，現在的西山會議派和大資本家汪兆鈞之流就是代表，他們對共產黨是發自骨子裏的仇恨，是徹底的反共派。”(烏有之鄉網，2008年8月30 日)顯然，他認為趙ZY集團這些極右派是當前最凶惡的敵人。
第六，致使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受到更大損害。
不少人都知道，網上盛傳XXX的夫人是大珠寶商，兒子是平安保險的後台，有資產700多億元，而英國匯豐銀行又是他的大後台。真相如何，應向全國人民講清。如果此事屬實，再加上前麵所說的他致使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思想得到更大解放、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產生更大影響、庸俗發展觀造成更大危害、賣國求榮的犯罪行為更嚴重地發生，自然會使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問題成為“老大難”，從而損害人民利益。
例如，腐敗現象相當嚴重。《檢察風雲》2006年第19期報道，目前，幹部公費出國消耗財政費用3000億元，2004年公車財政支出4085億元，公款吃喝3000億至3500億元，占財政支出的1/3以上。1978至2003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增長87倍，占總支出的比重由4.1％上升至19.03％。“中國每年由於賭博而流到境外的賭資達6000多億元”(《北京晚報》2008年6月9日)。中國人民大學的調查報告說：“約60％以上的中國人相信暴發戶的財富是通過非法手段攫取的。”
兩極分化不斷加劇。《中國信息報》報道，2004年中國的基尼係數為0.47，超過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 0.04%的人口掌握了70%社會財富，相當多的平民百姓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養不起老。連美國《紐約時報》都說：“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狀況，已接近1949年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水平。”廣大農民工的工資20多年來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是下降的，至少是沒長多少。“中國擁有100萬美元可支配資產的富豪多達41.5萬人。中國的百萬富豪人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7月8日）群眾對生活水平的感受並沒有如同GDP那樣上升，相反，普遍感到生活艱難。由於富者的子女與窮人的子女不一樣，可以受到好的教育、就業不成問題等等，父輩的貧富差別與社會地位會傳遞給後代，出現代際轉移。這必然造成富者愈來愈富，窮者愈來愈窮。貧富懸殊使部分群眾心理失衡，有一種強烈的被剝奪感。
社會治安不斷惡化。“1979到2003年，每萬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國的危機》第5頁）。群體事件前些年也增至一年8萬左右。
物價繼續大幅上漲。國家發改委研究員劉日新指出；“2006年物價指數持續上升1.5％時，對現金、存款、購買力都打了個折扣，平均每人損失300元。現在又在大幅上漲，每人該損失多少元？叫他們怎麽生活啊！”(《從數字看改革開放後30年》第3頁)
對這些問題，趙ZY集團往往以曆朝曆代都有來辯護，但他們無法正確回答30年來從總體上說腐敗現象為什麽會越來越多，兩極分化為什麽比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還嚴重，治安惡化和私有製經濟、分配不公等等是什麽關係，物價失控和市場經濟的弊端有沒有聯係等問題。
這裏所引用的資料因無法一一核實，難免會有錯誤，但基本事實肯定是駁不倒的。隻要基本事實站得住腳，我黨我軍我國人民在對這類問題應當怎麽看、怎麽辦上，就終歸會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抉擇。
綜上所述，可見當前我國正麵臨發生內亂、分裂、殖民地化的嚴重危險。“幾乎中國所有的國內或國外政策都深受美國影響，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慮美國的反應，這是我國決策的一條隱形線索。”(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喬良，烏有之鄉網2009年7月18日)。這充分揭示了美國人所稱呼的“中美國”的實質。因此，我們一方麵必須切實解決黨群關係上存在的極其嚴重的問題，為此進行更堅決、更有力、更有效的鬥爭；另一方麵也應當防止趙ZY集團利用這些矛盾製造事端，引發內亂分裂，亂中奪權。“聯合左派，推翻政府”；“在21世紀永久性地解決中國問題”，就是國內外階級敵人極其險惡的戰略圖謀，我們必須時刻萬分警惕。為了防止發生比蘇聯黨垮台、國解體慘重百倍的民族大災難，我們隻有把反對內亂、分裂、殖民地化作為當前最緊要的一項任務；隻有注意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麵性，盡力爭取更多有愛國心的民族企業家加入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愛國統一戰線；隻有揭露西化派假共產黨的真麵目，防止人們把對假共產黨的不滿發泄到真共產黨身上：隻有把打垮趙ZY集團作為突破口，進而戰勝包括西化派和補課派在內的整個資改派，才符合毛主席的策略思想，才比較容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我們務必要緊緊抓住當前這個30年來最有利的時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打垮資改派、實現大轉折”的偉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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