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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三分之一軍費為華僑捐助

華僑的捐助在穩定戰時中國金融方麵起了巨大作用。何應欽在國民參政會上報告說，1939年全年戰費，共開國幣18億元，而華僑義捐可當三分之一。到1940年上半年，華僑捐助總數已達8億元至10億元。　　
僑胞發動賑款，捐贈方式豐富多采，有私人自由捐款、團體捐款、常月固定捐款、各種義賣活動以及公債等。南洋華僑籌款會曾製定各種籌捐賑款辦法細則，其中列出捐款方式有特別捐、常月捐、貨物助賑捐、紀念日勸捐、賣花賣物捐、遊藝演戲球賽捐、舟車小販之助賑捐，迎神拜香演戲捐等。概括地講，捐輸可分三種，即特別捐、月捐和義賣運動。　
特別捐，多半是僑胞中最有錢的人參加，一次特別捐，最多可出到幾十萬元之巨。常月捐是一種長期固定的捐敖，籌賑總會根據各地區人數和經濟狀況確定月捐數目，新加坡召集南洋僑領開會時，認定新加坡常月捐國幣40萬元，馬來西亞認定月捐國幣130餘萬元，東爪哇泗水月認定國幣15萬元，蘇門答臘月認國幣6萬元，緬甸月認國幣30萬元，越南的常月捐國幣將及20萬元等等。各地區動員各機關社團工廠商店職員，依據自己的經濟狀況，捐出自己薪金之一部，一些地方的救亡團體還派員調查各華人商店薪水之多寡，來確定月捐數量的標準。從最大的實業家、銀行家，直到工人小販都參加到這一行列中來。曆史記錄下了他們的業績。
“在南洋，誰沒有繳納籌賑會的月捐，誰的襟前就沒有月捐牌，各報就會把他的大名登載出來。無論是勞動階級、薪水階級，按人息繳5%以上的月捐。從抗戰開始至今（1941年4月），沒有間斷。陳嘉庚先生全部精神花在籌賑工作上，最近且賣掉了僅有的餅幹廠來償清他老人家每月認繳的600元的月捐，各州府、各山巴，為了負責籌賑會的工作而賣掉樹膠園，賣掉汽車，甚至於傾家蕩產的動人事跡，在南洋看得很平常了。”
在菲律賓，最先是由華僑援助抗敵委員會領導著各種救亡工作，“菲島僑胞對祖國經濟之援助，盡過最大的力量，他們的捐款是長期性質的，各機關社團學校工廠商店的職員，他們都樂意拿出20%的薪金貢獻國家。雖然近年由於生活程度高漲，減為10%，但整個捐款之數量隻有增無減，因為募款方法雖沒有限製，但並不是沒有組織。例如一般資本家的捐款，較過去就又增加了一倍。”
緬甸華僑每月自動認定月捐及特別捐。　
暹羅華僑好多商店都有組織的按月抽薪水5%。
香港最初沒有賑籌會組織，月捐起步較晚。1938年底，每月月捐總計2萬餘元。
美國華僑從抗戰第二年起，製定出嚴密的長期捐輸辦法，即每人每月限購公債5元，折合當時法幣70元。
月捐帶有強製性，因為這是衡量一個人愛國不愛國的具體標尺，所以比較容易實行。這隻是籌款的一種方法。
捐款聲勢最大、也頗有成效的辦法是義賣、賣花、舉行遊藝會等。
義賣是1939年4、5月間由香港傳到新加坡的。僑胞們都以插花為榮，一朵朵小小的花載滿著僑胞對祖國的心意。義賣花受到無比歡迎。好多商店門前插著以幾十元、幾百元買來的一朵花。每個花籃起碼叻幣5元，多則50、60至500元。女工、女理發師、妓女、女傭組織了賣花隊，每逢節日便到街上去勸買，有錢的人都熱心捐助。所賣的錢全部交給祖國。
義賣內容廣泛，各行各業都卷進這一浪潮。報販義賣、油條店義賣、專供苦力吃食的小販攤義賣、音樂會義賣、籃排球賽義賣、書法義賣、孫中山畫像及抗戰將領像義賣、旅行船票義賣等等。《申報》有一篇特約通訊，對馬來西亞的獻金運動有一段目擊的現實的描寫：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是在抗戰期中每個中華兒女應負的職責。而馬來西亞的僑胞更切實地負起這種使命。除購1500萬元公債（照財政部分配原額，馬來西亞為1000萬元，結果超出500萬元）和每月捐約有200多萬元以外，還有繼續不斷的特別捐獻一日薪，小販、咖啡店、炒賣店、酒館一日所賣全數報效籌賑。至於學生是推動著一日一元運動捐。在新加坡的大世界遊藝場，每逢星期六、星期日兩晚更舉行義賣賑濟難童。還有快樂世界和新世界遊藝場，每兩月必報效三天，將所收入的錢，盡獻給祖國。每次成績約有10萬元、5萬元不等（國幣）。遇到節日或紀念日，街頭巷尾，都貼滿了警惕標語、漫畫、宣言，雄壯的歌聲到處飄揚，動人的話劇在山巴（農村）、在馬路旁演著。一隊隊的青年學生、工人，拿著一朵朵的血花、救國花、國恥花，向行人、商店、工廠、住戶義賣，每一次奔走的隊伍，約八、九百隊，每隊約有10人或8人不等。他們在強烈的陽光下，努力的活躍著花的世界，布滿了全市，每次的成績總在國幣30至50 萬元左右。
這一通訊，充分反映了馬來西亞華僑深厚的救國情感。其救亡運動在陳嘉庚、侯西反等人的推動下，始終驚人的活躍，一切活動都被納入援助祖國的計劃中，窮苦的講報人將他們講報所得之錢捐獻出來，每年九皇爺廟的香火餘款，也全數交給籌賑會。更值得讚揚的是，兒童將舊曆新年大人給的紅包，都捐助出來。
隻要是為了祖國，任何活動都會獲得成功。武漢合唱團在陳嘉庚的幫助下，在馬來西亞等地演出60餘次，獲得10萬元。金山、王瑩所率領的新中央劇團為擴大海外抗戰宣傳，協助僑胞救國工作，特出國長征，曾在香港及越南兩地舉行多次大規模籌款義演，宣揚抗戰戲劇，救濟祖國難民，成績卓著。1940 年6月來馬，南僑籌賑總會與之合作，主持一切義演事宜。曆經柔佛、馬六甲、森美蘭、雪蘭峨各區大小20餘地，為期6個月，義演27次，大小80餘場，籌得賑款達叻幣700餘萬元。
華僑極為喜愛名畫，著名國畫大師徐悲鴻1938年底接受印度詩聖泰戈爾邀請，到印度國際大學講學，曾在新加坡等地舉行畫展，將其全部收入 50多萬元，如數捐助難民，華僑大受感動，更加踴躍捐輸。曆次畫展均極成功：1939年3月在新加坡的畫展收入13700叻幣，合國幣12萬餘元； 1941年2月在吉隆坡的畫展，收入17800叻幣，合國幣15萬餘元；1941年3月在怡保城舉行畫展，收入叻幣一萬元，合國幣8萬元；1941年4月在檳榔嶼舉行畫展，收入12000叻幣，合國幣10萬餘元。他的畫展收入創中國個人畫展收入之空前記錄。這固然因為他的藝術造詣超群，為各界人士所景仰，也由於僑胞熱心救國，踴躍捐助。至於徐的私人旅費、生活費，乃至諸畫之裱工等，皆由他自己籌捐。
義賣運動由香港傳到菲律賓馬尼拉，由馬尼拉立即擴大到菲律賓各省縣。理發一次千元，常常一頓幾角錢的飯，可賣到5元到10元，一包花生米可賣到20、30元，一個麵包20元，一碗炒麵50元，華僑店員救亡協會所主持的牛奶義賣。在短短的四天售得國幣1萬餘元。國防劇社為慰勞前方抗戰將士義演國防名劇《鳳凰城》，有三天之內動員全社社員售券得菲幣1500元，義賣在人們心目中成為神聖的事業，以此成績驚人。據統計，菲島華僑每人捐助祖國的戰費平均超出100元國幣。
各地區的捐獻形式都有自己的特色。據新華日報1938年12月2日一則消息說，美國僑胞捐款救國從購公債及匯回救濟、購機、購藥等款，已達美金500萬元，約合國幣1500萬元，平均每一僑胞約捐國幣250元。加拿大僑胞約捐300餘萬元，古巴、墨西哥、中南美洲等地僑胞，約捐100萬元，共合國幣1200萬元。總計全美洲僑胞賑款捐款，已達國幣2700萬元。
中美洲華僑人數較少，惟捐獻並不落後，秘魯籌款的辦法，以演戲為大宗，每月舉行兩三次，並由各熱心僑胞捐贈物品，售券開彩。此外還舉行月捐、展覽捐款。墨京僑胞有力捐款者僅500餘人，華僑抗日救國後援會1938年成立以來的16個月，舉行義捐一次、勸募公債7次、籌款救濟傷兵難民5次，並為廣東籌款購機、勸募“七七”節食費。舉行黃災一日捐，還舉行救災獎券等，平均每月籌款一次，總計籌得墨幣18萬餘元，平均每人約捐170元之巨。　
各地華僑在征募寒衣、醫藥、車輛、飛機等方麵也不遺餘力。巴達維亞中華總商會主席丘元榮，平日熱愛救國工作，自抗戰軍興後，主持籌捐事宜，兼任該埠籌賑會主席，出錢出力。他自己已捐數10萬元，1940年又發動印尼華僑捐獻金雞納霜丸，獲得595萬粒，計裝119箱，寄香港中國紅十字會轉交祖國。舊金山華僑捐助醫藥助華會美金12.5萬元，辦理賑濟事宜。美國、加拿大、古巴及南洋各地僑胞在捐助寒衣及車輛方麵，都很突出，如1939年10月加拿大安大略省華僑捐軍毯萬條，1940年緬甸華僑捐獻汽車百輛等。
全世界華僑都在熱烈地表現自己的愛國情懷，這是華僑曆史上最偉大的一次運動。當時國民黨中央社有一評述：“各地捐款最多者為馬來半島，人數少而捐款多者為英國、菲律賓及南非三地僑胞。個人捐款最多者為胡文虎，最熱心者為仰光僑胞葉秋蓮女士。該女士盡將所有首飾財產變賣，以捐助政府，而自己則入寺為尼。團體最熱心者為僑美致公會。該會曾以會所6處拍賣，得價全數捐政府。此外，爪哇萬隆埠僑胞40人，合購債券6.8萬元；加屬之占尾、利市兩地僑胞，每人平均捐650元。美國匪匿埠平均每人捐500元。香港僑胞捐款情形，尤為熱烈。該地之捐款，初起係由苦力及小買賣發動，以後漸次推行於各大商店。現在各大小商店一致盡力捐款。各商店之捐款方法，尤為別開生麵，將每日之捐款，懸諸店門前，以昭眾信。此種海外僑胞熱烈捐款情形，殊值國內之注意。”
曆史留下這些可靠的捐獻數字，使我們可以洞觀當時華僑節衣縮食所作出的貢獻。國民政府海外事務委員會講，自1937年7月至1939年2 月，海外華僑至少已捐款1億元，充實中國軍費，由委員會經手者，占此數中之6850萬元。海峽殖民地與荷屬東印度兩地華僑較多，所捐之數，占數亦最巨。總數之中計海峽殖民地華僑捐2600萬元，爪哇100萬元，菲律賓450萬元，蘇門答臘350萬元，緬甸250萬元，英國25萬元，美國278.7萬元，加拿大123.8萬元，夏威夷40萬元，澳州35.7萬元，新西蘭53.4萬元。
陳嘉庚根據1939和到1941年南洋各屬華僑逐月捐輸，得出的平均數是：“菲律賓每月平均國幣70萬元，每人平均5元；馬來西亞每月平均國幣420萬元，每人平均l.75元；緬甸每月平均國幣54萬元，每人平均1.2元；荷印每月平均160萬元，每人1元；安南每月平均國幣20餘萬元，每人0.5元；英婆羅洲及暹屬小埠，每月平均10餘萬元。以上各地華僑500餘萬人，每月平均捐輸國幣734萬元。
華僑捐輸總趨勢是逐年增加的。以南洋來說，1938年匯水定新加坡幣30元合國幣100元，全南洋月捐國幣400餘萬元。1939年各屬所匯為7300餘萬元，1940年匯水大降，全年各屬匯出7300餘萬元。馬來西亞中國銀行存坡幣300餘萬元，值國幣3000萬元，因為當局規定每月隻準匯出賑濟坡幣50萬元。從1938年10月至1940年12月止，各屬匯出的捐款共14445.6萬元。這裏不包括購藥、救鄉巨款和捐購卡車等項。
華僑匯款回國，多經中國交通等銀行，寄至重慶政府。中國銀行在新加坡、巴城、仰光設有分行，並在英荷暹各屬委托各匯莊信局為該行匯兌代理處，約達50餘家。少數捐款是給延安和八路軍的，如菲律賓即有“今日中國店員救國協會匯洋八千元予宋慶齡女士，指明該款係捐助新四軍，請宋女士轉交”之事。
抵製日貨
華僑不僅在捐獻方麵作出巨大貢獻，他們的抵抗日貨直接給日本以經濟打擊，震驚於世界。他們舉行的許許多多抗日示威和罷工活動，贏得了所在國人民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
世界五大洲通商口岸的華人在其港口有輪船向日本運輸戰略物資時，總是舉行罷工，阻止不道德的貿易，開展不買日貨，不替日本運鐵的活動。 1938年12月，舊金山華僑組成2000多個糾察隊，不少美國工人、教士及愛好和平的人士也參加進來，阻止該埠輪船運輸軍火赴日。這一壯舉，產生了巨大影響，“許多往日本去的輪船，經阻止後，已不能開出。全埠的航行，有停頓的趨勢。運動大有普遍於美國西部整個海岸的趨勢。隨後美洲太平洋沿岸各埠均開展了禁止運輸軍需品到日本之活動，有時是中美人民共同舉行；如匹斯利亞港“有廢鐵一批，準備運往日本，多數市民聞訊之後，即結隊舉行示威運動，阻止裝運出口，其口號為製止日本屠殺中國無辜平民”，“示威時並有多數中國婦孺參加其間”。這種舉動、這種抗議，打破了日本橫行世界搜刮戰略物資的計劃，英勇鬥爭的華僑在太平洋彼岸與祖國總是息息相通的。
華工的罷工，總是引起強烈的反響。1939年8月15日倫敦華籍船員靜坐罷工，阻止運鐵赴日，就是一例，這次罷工的見證人，《每日電訊報》訪員論述如下：“上周末，有中國的侍者及仆役數千人，在預備裝運破鐵赴日之某輪船所泊碼頭舉行靜坐罷工，聞各方表示同情者紛紛，以飲料及三明治等供給各罷工者。此項封鎖輪船之罷工，已於昨日獲得勝利，碼頭主人已允禁止裝載此次貨物”。
抵製日貨最激烈、最徹底的是商洋一帶。這一地區數十年來已成為日本重要市場。日本仰給於南洋的原料很多，在南洋各地經營著巨大的商業，開設著各種工廠，利用種種方法攫取了馬來西亞、柔佛、吉寧丹、丁加奴等地的鐵礦開采權，每年取之於此的鐵礦砂達150餘萬噸。然而那裏每一工廠的工人差不多全是閩粵兩省的華僑，大部分的零賣商也是華僑。全麵抗戰爆發，龍運礦山3000工人不再為日人生產製造殺害自己同胞的利器，舉行罷工。該礦廠不得不宣布倒閉。麻埠、巴抹巴轄、柔佛、新山等地的日人礦山，也完全陷於停頓。一所日人在亞洲僅有的鋁廠，日本資本家和軍方均視之為珍寶，全部機器也都化作灰燼。
新加坡發動的大規模抵貨運動，風聲所播，彌漫全馬。抵貨運動以商會為執行的最高機關，而以廣泛的群眾為推動力量。凡私賣日貨的商店，都要被處罰，罰金自300元至2000元不等，所有罰款，都撥充救國捐款。這一運動執行得非常嚴厲而有效。無數救亡的愛國青年，整日活躍在街頭巷尾，在山巴，在熱鬧地區講演、演劇、唱歌，壁報、漫畫貼遍了任何一個角落。在碼頭上，如發現一批日貨到了，立即調查承購的商店，先給以書麵警告，隨即到商會去告發，請執行罰款，商會即派代表去和該商號交涉，如該商號老板置之不理，那商號的招牌便馬上被群眾扯下來，塗上黑煤油，這個商店的買賣也就做不成了，無人再去買他的東西。如仍執迷不悟，便有被割去耳朵的危險。1939年2月26日路透社通訊說：“兩星期內，新加坡華僑四人被割耳，內有二起係同夜發生，聞華僑秘密團體決定使新加坡全體華僑一致采取強硬反日態度，采取割耳行動，以為警戒。”嚐過這種滋味的至1939年止，在馬來西亞已有二、三十人。暹羅一些有血性的青年也組織了秘密團體，監視奸商的不法行為，對情節嚴重，不聽勸告的，采取直接行動，“所以抗戰以來，奸商的耳朵被割，或麵部被砍，或甚而至於生命被結束的，已成為數見不鮮之事。”這種手段相當過火，可是為了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懲治厚顏無恥的，又似乎非如是不足以收“殺一儆百”之效。經過這樣的行動，買賣日貨者日見減少。以南洋為經濟侵略根據地的三菱洋行和三井洋行，遭受到這強烈的打擊，也先後宣布倒閉。
抵貨運動產生了巨大的效果，新加坡英國商會委員會向英國海外貿易部提出的報告，以1937和1938年作對比，講日本貿易受到重大打擊的狀況，“馬來群島華僑甚眾，曆行抵製日貨頗著成效，日貨輸入馬來群島者，其價值以新加坡貨幣計之，在1937年為40，482，000元，至1938年即已減至 12，426，000元，其中煤炭減去一半，水泥減去三分之二，石棉自1229噸減至l噸，棉紗與棉織品價值自7，406，000元減至2，787， 000元，毛織品價值自652，000減至218，000元，絲織品價值自3，492，000元減至1，021，000元，鋼鐵與鋼鐵製品價值自3， 361，000元減至305，000元。”菲律賓僑胞“對於仇貨不販不賣不運，給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就海關數字稽考，日本運菲的麵粉、魚類、棉織品大為減少，日本在菲的百貨公司因此不支倒閉。”
自抗戰開始至1939年底，兩年半來，日本對南洋群島的輸出一落千丈，日本大藏省哀歎對南洋的輸出已不及戰前三分之一。日本從馬來西亞輸入的鐵礦減少達90%以上。　
華僑的抗戰工作，所以邁著堅定的前進步伐，是因為他們堅信抗日戰爭可以摧毀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蹂躪，洗刷掉民族的恥辱，他們在海外即可揚眉吐氣。他們為掃除一切外來的阻力而奮鬥，在匯款回國、燒毀日貨、罷工、遊行的進行中，時常受到所在地當局的限製和阻攔。海峽殖民地總巡撫賴得對此供認不諱，他說：“在過去一年中，海峽殖民地之華人及在海峽殖民地出生之華人，事實上已成帝國公民，因為愛國心的驅使，常對中國表示同情與支持，常作種種示威運動及抵製日貨之運動，常與殖民地警務人員發生衝突。頗使殖民地政府陷入為難之地步。”更嚴重的是，暹羅親日排華，1938年2月曾在一夜之間大捕華僑一萬人左右，後因曼穀所有拘留所毫無容身之地，始行罷手。此一萬左右的被拘華僑，後來隻有一部分保釋，其餘一概被解出境。這種排華行徑，未能鎮壓住華僑愛國之心和愛國行動。1939年七七獻金，就有140多萬元，由華僑、廣東兩銀行代收捐款。對少數販賣日貨的華僑奸商，則課以獻金的製裁。暹羅當局對此極為惱火，搜查華人團體各會館及商會，7月27日更搜查華僑、廣東兩銀行，掠去大批賑款收據，說他們不應該收匯僑胞的獻金和捐款，日本的特務機關還開了一張華僑重要愛國分子的名單，命令暹政府逮捕，非法被捕的達3000餘人，華人報館全被封閉停辦，華人學校40餘所被查封，造成華僑社會風聲鶴唳，白色恐怖迫使華僑紛紛回國，移居雲南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