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人才群體現象

近代湖南人才群體現象

　　多少年來，湖湘文化受外界關注和評論並引以為豪的是它所特有的人才現象。但這種現象是到了近代才開始出現的。近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見史傳。一部《中國曆代名人辭典》收錄鴉片戰爭以前的曆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的僅23人，占同期全國名人總數的0.77%。（林增平：《近代湖湖文化初探》，《曆史研究》1988年第4期。）而近代以來，情況就大不同了。據統計，從1840年到1919年，活躍在中國曆史舞台的各類知名人物1238人中，湖南籍的就有116人，占總數的9.4%，而在著名的761位曆史名人中，湖南籍的竟有83人，占總數的10.9%。另據《中共黨史人物簡介》列舉的515位黨史人物中，湖南籍的有89人，占總數的17.3%；其中黨的傑出領導人和創建時期的主要領導人有13人，占總數的48%；在1955年授勳的中國人民解放軍245位中將以上的將帥中，湖南籍的有73人，占總數的28.7%。（郭輝東：《湖湘文化與湖南人才對近現代中國的影響》，見本書。）這種現象常令世人驚歎不已。一篇刊登在紐約《北美日報》上的"社論"這樣稱道："湘籍曆史名人、學者、政治家人數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轉引自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近代湖南人才輩出的具體表現，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體上先後經曆了五個時期，產生了五個人才群體。?
　　第一個人才群體出現在鴉片戰爭前後的清朝嘉慶、道光年間。這是以陶澍、賀長齡、魏源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經世派人才群體。陶澍係安化人，曆任安徽、江蘇巡撫，官至兩江總督，在任內對吏治、鹽政、漕運、河工等厲行改革，成效卓著。賀長齡係長沙人，在江蘇布政使任上輔佐陶澍推行改革，主持編訂《皇朝經世文編》，後任雲貴總督，所到之處，刻書興學，潔己愛民。其弟賀熙齡曾提督湖北學政，晚年任長沙城南書院山長，倡立湘水校經堂。魏源係邵陽人，曾被陶澍、賀長齡延聘為幕僚，代賀輯《皇朝經世文編》，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與政治家，龔自珍稱他"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綜一代典，成一家言"，堪稱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鴉片戰爭後，他主張學習西方，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是近代中國最先開眼看世界的一人。除以上幾位代表人物外，該時期的人才群體中尚有曆任國子監祭酒、山東學政、左都禦史、工部尚書，為官勤奮廉明，尤愛惜人才與振興地方學務的道州人何淩漢；曆任國史館協修、提調、四川學政，晚年主講長沙城南書院和嶽麓書院的淩漢之子何紹基；曾署廣西巡撫、繼任廣東巡撫兼署兩廣總督，後授雲貴總督的長沙人、賀長齡之婿勞崇光；曆任府、道、臬、藩，署兩江總督，著《國朝學案小識》的著名理學家唐鑒；為官剛直不阿，在監察禦史任內一月三上奏章、彈劾不避權貴、聲震朝野的益陽人湯鵬；以詩文名噪一時，輯《沅湘耆舊集》、訪求與校勘王夫之遺書的新化人鄧顯鶴；官至雲貴總督、兩江總督兼河道總督，在任內整飭河江、清理鹽務、並上疏籌建外海水師的湘陰人李星沅；曾任國子監學官、廣西學政、後辭官主講嶽麓書院二十餘年、有著名弟子數十百人的清泉(今衡南)人丁善慶；曾任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浙東、湖北巡撫的衡陽人常大淳，等等。但是，上述這些人才，雖然都是湖南籍人，但他們當時從事的活動，基本上都不在湖南省內而在湖南省外；其思想和主張，也基本上沒有對當時的湖南產生作用和影響。嚴格地說，作為一個人才群體，它還不像後來的湘軍集團那樣，既有群體的意識，又有群體的行動。?
　　第二個人才群體出現在太平天國時期的清朝鹹豐、同治年間。這是以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為代表的湘軍人才群體。這個人才群體可以說是湘軍統帥曾國藩的"傑作"。曾當太平天國興起之時，以在籍侍郎身份奉命督辦團練。他效法明代戚繼光的做法，組建團練武裝--湘軍與太平天國相抗。湘軍的最大特色是文人治軍，其高級將領中十之七八都是書生。據羅爾綱的《湘軍新誌》統計，湘軍將領凡182人，書生104人，占57.7%。曾國藩知人善任，重視人才，凡立有軍功者，均向朝廷舉薦。故十餘年間，湘軍將領中升至總督者有湘陰人左宗棠，湘鄉人曾國荃、楊昌浚、劉嶽昭，衡陽人彭玉麟，長沙人楊嶽斌，新寧人劉長佑、劉坤一，瀏陽人李興銑，邵陽人魏光燾，包括曾國藩本人在內一共11人；升至巡撫者有益陽人胡林翼，湘陰人郭嵩燾，新寧人江忠源、江忠義，湘鄉人劉蓉、劉錦棠、蔣益澧、李續賓，寧鄉人劉典，鳳凰人田興恕，桂陽人陳士林共13人，升至提督、總兵、布政使、按察使的多達143人。蔡冠洛的《清代七百名人傳》一書開列鹹豐、同治、光緒3朝的名人共142人，其中湘籍的40人，占28.2%。又蕭一山的《清代通史》開列中興人物121人，其中湖南籍的87人，占59.6%。如上所證"中興將相，什九湖湘"，確非虛言。（馮桂芬：《校廬抗議》，參見郭漢民：《近代湖南名人專題研究叢書序言》，《湖湘文化論集》上冊，湖南師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頁。）需要指出的是，湘軍這個人才群體是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基礎上興起的。對於封建時代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為維護王朝的統治而與造反者敵對並行之以鎮壓，誠不可為之曲護。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湘軍集團在鎮壓農民起義的同時，以曾國藩為首的他們中間的不少人，卻又是資本主義的洋務運動的倡導者與實踐者。洋務派興辦近代企業、翻譯西書、創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建立近代的海軍與國防等，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做出了貢獻，無疑應當肯定。並且湘軍集團中還有像左宗棠與郭嵩燾這樣的人，前者堪稱收複新疆的民族英雄；後者則為中國首任駐英、法公使，不僅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且最早認識到要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是繼魏源之後的又一位思想先進的超前者。
　　湘軍集團的崛起改變了湖南在過去的那種"未嚐一為輕重於大局"的狀況，辛亥誌士楊毓麟說："鹹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無所輕重於天下，亦幾不知有所謂對於天下之責任。知有所謂對於天下之責任者，當自洪楊之難始"。（楊毓麟：《新湖南》，《湖南曆史資料》1959年第3期。）楊氏所說的"知有所謂對於天下之責任"，實際上就是一種覺醒了的群體意識及行動。因此，湘軍集團應是真正意義上的近代人才群體。近代湖南人才之盛以及對於湖南和對於全國的大作用與大影響，是從湘軍的崛起才真正開始的。梁啟超稱道："湘軍之聲譽，東至東海，南逾嶺南，西辟回部，西南震苗疆，至今尚炙手可熱，三湘民族之大有影響於全國"。（梁啟超：《中國地理大勢論》，《梁任公文選》卷11。）湘軍使得湖湘弟子滿天下，同時也表明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
　　第三個人才群體出現在維新變法時期的清朝光緒年間。這是以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人才群體。這個人才群體是在甲午戰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背景下產生的。其時湖南巡撫陳寶箴銳行新政，署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徐仁鑄等讚助變法，湘中誌士如瀏陽人譚嗣同、唐才常、歐陽中鵠和鳳凰人熊希齡等乘時而起，與湘鄉人蔣德鈞、張通典，長沙人皮錫瑞、黃膺、楊毓麟、畢永年、沈藎，新化人鄒代鈞，邵陽人樊錐，湘潭人易鼐，臨湘人吳獬，武陵(今常德)人戴展誠、戴德誠、蔡鍾?等相互結納聯絡，在一幫康門弟子如梁啟超、韓文舉、葉覺邁等人的幫助下，以救亡圖存、革新清朝的政治與發展資本主義為目標，開學會、立學校、辦報社、整頓通省書院、開辦各地團練與製訂保衛局章程，並興辦近代鐵路、航運和其他各類新式工礦企業，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湖南維新運動，把一個在甲午戰前守舊落後的湖南，變成了當時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與前麵兩個人才群體相比較，該時期的人才群體係由一批極為年輕的知識分子所構成。他們多為熱血青年，沒有什麽顯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名望，都是為了救亡才走上曆史舞台的。梁啟超評述道："湖南向以守舊聞天下，自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既開後，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各縣州府私立學校紛紛並起，小學會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聲名未顯著者，而其數不可算計。自此以往，雖守舊者日事遏抑，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湖南之士之誌不可奪矣。"（梁啟超：《戊戌政變論》，《戊戌變法》第1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303-304頁。）有人認為：如果說變法維新以康有為"公車上書"發其端，那麽真正賦予它以實踐的，則是湖南的新政。康有為說："中國變法，自行省之湖南起"；梁啟超亦雲："新舊之哄，起於湘而波動於京師"。（參見楊金鑫：《湖南曆史上人材群體初探》，《湖南師大學報》1989年第4期。）然而，真正令全國人們刮目相待、心悅誠服的還是該時期湖南人的那種為追求真理目標而無私無畏、鍥而不舍的獻身精神。如譚嗣同為了變法而"我自橫刀向天笑"，血染北京菜市口；唐才常為"勤王"組織自立軍於漢口，計劃發難於長江流域，因事泄湘中誌士被捕殺者20餘人，其中死事最烈者，便有湖南時務學堂培養出來的少年英才湘陰人林圭，慈利人李炳寰、田邦璿，武陵(今常德)人蔡鍾浩等4人。故國人群視湖南人"盡擲頭顱不足痛"，將保國救亡的希望都寄托在湖南人身上。梁啟超說："可以強天下而保中國者，莫湘人若也"。（梁啟超：《戊戌變法·湖南廣東情形》，轉引自楊金鑫：《湖南曆史上人材群體初探》，《湖南師大學報》1989年第4期。）楊度則稱"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楊度：《湖南少年歌》，《楊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頁。）?
　　第四個人才群體出現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清朝光緒末年到民國初年。這是以黃興、宋教仁、蔡鍔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人才群體。這個人才群體與前一個人才群體有著必然的聯係。這不僅因為這個人才群體中的有的成員原本就是上個人才群體中的成員，而且還因為這個人才群體中的絕大部分成員都是受上個人才群體中的成員的影響而成長起來的。與前一個人才群體略有不同的是，該人才群體中的大部分成員都是留學海外的青年學子。這些留學生身居異國，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感受民族危難的刺激，認識到義和團運動後清王朝已經成了洋人的朝廷，於是站到了清朝的對立麵，以推倒這個王朝作為奮鬥目標。這個人才群體中湧現出了一大批激進的、叱吒風雲的的革命誌士。如長沙人黃興、楊毓麟、秦力山、畢永年、章士釗、左學謙、易白沙、徐佛蘇、文經緯、彭淵恂，新化人陳天華、譚人鳳、鄒代藩、鄒永成、陳潤霖、曾傑、曾繼梧、方鼎英，桃源人宋教仁、胡瑛、覃振、吳景鴻，邵陽人蔡鍔、石陶鈞、馬鄰冀，醴陵人寧調元、楊卓霖、李發群、傅熊湘、程潛，湘鄉人禹之謨、楊王鵬、張昭漢、陳荊、陳方度，湘潭人劉揆一、劉道一、胡元?，瀏陽人焦達峰、陳作新，寧鄉人黃?、周震麟、陳家鼎，常德人劉複基、趙必振，衡山人陳範、陳擷芬、唐群英，湘陰人範源濂、陳嘉佑，澧縣人蔣翊武，安化人李燮和，芷江人張學濟，臨澧人林伯渠，益陽人姚宏業，寧遠人歐陽振聲，平江人淩盛儀，鳳凰人田應詔等等。這些人中有許多都是中國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華興會的成員，後來又都在日本東京或國內參加了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同盟會。據統計，參加同盟會籌備會議的79人中，湖南籍的占20人。1905年至1907年同盟會東京本部登記入冊的960位會員中，湖南籍的有156人。由於眾多的湘籍誌士參加了同盟會的革命陣營，因此這一時期幾乎所有重大的同盟會的活動與鬥爭，無論是組織的、宣傳的、武裝暴動的，抑或是暗殺的，都凝聚著湖南人的業績和勳勞。尤其是在同盟會領導的曆次起義中，以黃興為代表的湖南誌士，更是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孫中山稱讚黃興在欽廉起義中以兩百人抵擋清軍兩萬人，是"不可以常理論的""非常的戰鬥"，而"這樣不可以常理論的事"是"湖南人做出來的"。（孫中山：《對駐廣州湘軍的演說》，《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82頁。）
　　到了辛亥革命這一年，幾乎在全國各地到處可以看到湖南人矯健的身影。如黃興等人在廣州黃花岡起義中孤軍奮戰，血染戰衣；蔣翊武、劉複基等在武漢秘密運動，首舉義旗；武昌首義後焦達峰與陳作新等又在長沙率先發難；長沙光複後湘軍又最先援鄂。據統計，武昌起義後各省紛起獨立稱都督者凡25人，其中湖南籍的就有7人。到了袁世凱複辟帝製時，又是蔡鍔在雲南組織起護國軍，最先發動討袁。1920年，陳獨秀讚揚湖南人的精神時說："湖南人的精神是什麽?'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湖南人這種奮鬥精神，卻不是楊度說大話，確實可以拿曆史證明的。二百幾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鬥的學者!幾十年前的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紮硬寨'、'打死戰'的書生!黃克強曆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鬆坡帶著病親領子彈不足的兩千雲南兵，和十萬袁軍打死戰。他們是何等堅忍不拔的軍人!"（陳獨秀：《歡迎湖南人底精神》，《獨秀文存》卷一。）?
　　第五個人才群體出現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是以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人才群體。這個人才群體也是受惠於前一個人才群體的激勵而成長起來的。這一時朝，湖南的熱血青年和有識之士，以先輩的行動為榜樣，繼續探索救中國與改造社會的道路。1918年4月，湘潭人毛澤東與湘鄉人蔡和森、寧鄉人何叔衡等在長沙組織了新民學會。8月，毛澤東去北京認識了李大釗，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20年，毛澤東等人又發起組織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並建立起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到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時，13名代表中有4名是湖南人，即毛澤東、何叔衡、李達(零陵人)、周佛海(沅陵人，後叛黨)。這13名代表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而這50多名黨員中，湖南籍的又占了近20名。他們是毛澤東、何叔衡、彭璜(湘鄉人)、賀民範(邵東人)、李達、李啟漢(江華人)、李中(雙峰人)、何孟雄(酃縣人)、鄧中夏(宜章人)、周佛海、陳雲培(長沙人)、繆伯英(長沙人)、羅章龍(瀏陽人，後分裂黨)。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朝，湖南是革命運動風起雲湧的省份。當時大批的青年投身革命隊伍，有的前往黃埔軍校，黃埔一期的645位學生中，湖南籍的有180多人；有的參加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屆講習所中，湖南籍的有36人；還有的參加廣州政治講習班，該講習班的416名學生中，湖南籍的有384人。（《湖南黨史大事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4、35頁。）1927年初湖南有組織的工人已達40萬人，同年7月湖南農會會員已達600萬人，占全國農會會員人數的一半。1927年秋收起義後，在建立井岡山、湘鄂西、湘鄂贛、湘贛、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據地中，湖南籍的軍事、政治人才數不勝數。抗戰爆發後，清華、北大、南開遷至嶽麓山下，合而為一，名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京津學者雲集，帶動了後來湖南一批又一批青年奔赴延安，僅1939年湖南分赴延安的就有5批多達100人。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在以湖南大學為中心開展群眾性的愛國民主運動的同時，湖南不少青年奔赴解放區，有的則配合南下大軍開展遊擊戰，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1945年在延安召開的"七大"會上，選舉了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44人中，湖南籍的就有13人，即毛澤東、劉少奇(寧鄉人)、任弼時(汨羅人)、林伯渠(臨澧人)、李富春(長沙人)、李立三(醴陵人)、羅榮桓(衡山人)、賀龍(桑植人)、蔡暢(湘鄉人)、彭德懷(湘潭人)、滕代遠(麻陽人)、徐特立(長沙人)、譚震林(攸縣人)，占總數的29.5%；候補中央委員33人中，湖南籍的有10人，即黃克誠(永興人)、王首道(瀏陽人)、譚政(湘鄉人)、劉先勝(湘潭人)、粟裕(會同人)、王震(瀏陽人)、宋任窮(瀏陽人)、張際春(宜章人)、陳賡(湘鄉人)、肖勁光(長沙人)，占總數的30.3%。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產生了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63名領導人中，湖南籍的有11人，即毛澤東、劉少奇、賀龍、李立三、林伯渠、彭德懷、羅榮桓、徐特立、蔡暢、李燭塵(永順人)、程潛(醴陵人)占總數的17.5%。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授勳，在所授予的10位元帥中，湖南籍的有3人，即彭德懷、賀龍、羅榮桓，占總數的30%；在所授予的10位大將中，湖南籍的有6人，即許光達(長沙人)、陳賡、肖勁光、黃克誠、粟裕、譚政，占總數的60%；在所授予的55位上將中，湖南籍的有19人，即王震、鄧華、甘泗淇(寧鄉人)、朱良才(汝城人)、蘇振華(平江人)、李濤(汝城人)、李誌民(瀏陽人)、李聚奎(安化人)、楊勇(瀏陽人)、楊得誌(醴陵人)、肖克(嘉禾人)、宋任窮、宋時輪(醴陵人)、陳明仁(醴陵人)、鍾期光(平江人)、唐亮(瀏陽人)、陶峙嶽(寧鄉人)、傅秋濤(平江人)、彭紹輝(湘潭人)，占總數的34.5%；在所授予的175位中將中，湖南籍的有45人，即丁秋生(湘鄉人)、王紫峰(耒陽人)、文年生(嶽陽人)、方強(平江人)、方正平(平江人)、孔石泉(瀏陽人)、甘渭漢(平江人)、向仲華(漵浦人)、湯平(瀏陽人)、劉先勝、劉誌堅(平江人)、劉轉連(茶陵人)、劉金軒(祁陽人)、劉培善(茶陵人)、劉道生(茶陵人)、楊梅生(湘潭人)、李壽軒(邵東人)、肖新槐(宜章人)、吳信泉(平江人)、何德全(長沙人)、邱創成(平江人)、張震(平江人)、張藩(瀏陽人)、張令彬(平江人)、張經武(酃縣人)、張翼翔(瀏陽人)、陳正湘(新化人)、歐陽文(平江人)、歐陽毅(宜章人)、周仁傑(茶陵人)、周玉成(祁陽人)、鍾赤兵(平江人)、饒子健(瀏陽人)、姚?(邵陽人)、晏福生(醴陵人)、郭鵬(醴陵人)、唐天際(安仁人)、唐延傑(長沙人)、曹裏懷(資興人)、彭明治(常寧人)、賴毅(平江人)、廖漢生(桑植人)、譚希林(望城人)、譚冠三(耒陽人)、譚家述(茶陵人)，占總數的25.7%；在所授予的792名少將中，湖南籍的更達129人(名單從略)，占總數的16.2%。（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湘籍將領》，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一中全會。會上選舉了17名中央政治局委員，湖南籍的7人，即毛澤東、劉少奇、林伯渠、羅榮桓、李富春、彭德懷、賀龍，占總數的41%；選舉了97名中央委員，湖南籍的30人，即毛澤東、劉少奇、林伯渠、蔡暢、李富春、羅榮桓、徐特立、彭德懷、陳賡、黃克誠、滕代遠、肖勁光、譚政、粟裕、賀龍、王首道、宋任窮、李維漢(長沙人)、張際春、劉先勝、肖克、鄧華、譚震林、許光達、王震、胡耀邦、歐陽欽(寧鄉人)、李立三、陶鑄(祁陽人)、曾希聖(資興人)，占總數的30.9%；選舉了73名候補中央委員，湖南籍的14人，即楊得誌、謝覺哉(寧鄉人)、甘泗淇、帥孟奇(漢壽人)、楊勇、周揚(益陽人)、李誌民、蘇振華、廖漢生、章蘊(長沙人)、宋時輪、鍾期光、江華(江華人)、李昌，占總數的19.1%。?
　　總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湖南人才群體的興旺景象，超過了前此任何一個時期和任何一個群體。毛澤東青年時代曾經痛言："四千年曆史中，湖南人未嚐伸過腰，吐過氣。"（《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3頁。）應當說到了近代，特別是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湖南人的腰也伸了，氣也吐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無論如何估價湖南人的貢獻都不為高。1920年陳獨秀曾提出了要歡迎湖南人的精神，"歡迎他們的奮鬥精神，歡迎他們奮鬥造橋的精神，歡迎他們造的橋比王船山、曾國藩、羅澤南、黃克強、蔡鬆坡所造的還要雄大精美得多"。（陳獨秀：《歡迎湖南人的精神》，《獨秀文存》卷一。）應該說陳獨秀的這一預言已經成為現實。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湖南人，他們所造的橋的確要比他們的鄉先輩所造的要"雄大精美"得多。1949年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湖南的毛澤東親手締造的“橋”。1971年一位訪華的外國元首如此讚道："今天，說起中國，沒有人會不提到它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毛主席的一生經曆實際上也就是新中國的曆史。個人對一個國家的曆史有這麽深刻的影響，那是很少見的。"（韓素音：《早晨的洪流--毛澤東與中國革命》，香港南粵出版社1974年1月版，第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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