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人才輩出的原因

近代湖南為什麽能夠產生如此眾多的一批又一批傑出的人才?這一直是學術界長期來追尋探索的熱點。我認為，近代湖南人才輩出的原因，要之有如下四個方麵：
　　一是特定的地域環境，為近代湖南人才的興起創造了客觀條件。地域環境是人才成長的土壤。一定的地域環境決定了本土居民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也決定了所產生的人才的素質、性格及其人才所賴以依存的物質基礎。湖南地處內陸，三麵環山，一麵臨湖。自古以來湖南便有"四塞之國"之稱，因而民性倔強，風氣不開。然自宋元以來，經過幾次大的移民之後，到了近代，湖南人在族源、血緣方麵已經同清代以前的居民基本上沒有聯係，人口素質實現了全麵更新，帶來了移民所特有的開拓性與進取性；又因與苗、瑤、侗、土家等族聯姻，吸收了這些民族獷悍、強韌和刻苦耐勞的習性，從而在近代湖南便漸次形成了一種有別於他省的樸實勤奮、勁直勇悍、好勝尚氣、不信邪、甚至流於偏狹任性的鄉俗民氣。這種鄉俗民氣必然滲透到近代湖南人的一般社會心理意識中，衍化為一種湖南人所獨具的質樸篤實、勇於任事、銳意進取、剛勁尚氣的性格。正是這種性格，使得湖南人不甘寂寞、勇於實踐而成才。此其一。其二，湖南的農業經濟，經過這些移民數代的墾殖耕種，特別是對洞庭湖區的開發利用，自康熙以後，便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耕地麵積的擴大與糧食產量的提高，把湖南變成了全國的糧倉。所謂"湖廣熟、天下足"，真實地反映了湖南農業在國內的重要地位。農業的發展也帶動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康熙末年以來湖南境內的湘潭、嶽陽等地便已是聞名全國的商業重鎮。經濟的繁榮又會使得湖南的文教昌盛。清代以來湖南的教育一直發達。教育的發展與人才的發展是成正比的。沒有經濟的發展，教育也就成為空話。故湖南農業經濟的發展，乃是湖南人才蔚起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與保障。此其二。其三，古代湖南"四塞之國"的格局，到了交通逐漸發達的近代，隨著洞庭水係的暢通與粵漢鐵路的修築，已經打破。昔日偏遠封閉的湖南，一躍成為南來北往的走廊，這一方麵促進了地方經濟貿易的繁榮，另一方麵也使得湖南人與外界的交往日益頻繁。新的文化、思想和觀念也因此得以傳入，從而衝擊湖南古老的思想文化傳統，同時也更新湖南人的觀念，促使湖南人走出封閉，走出湖南，走上改造中國與社會的成才之路。?
　　二是湖湘文化的曆史傳承、氤氳相繼，為近代湖南人才的興起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精神養料。湖湘文化源自楚文化，曆經歲月風雨的洗禮，與時俱變，但其通經致用，經國濟世的傳統依然不變，經世致用的傳統概而言之，就是強調積極的麵世態度，樹立治國平天下的誌向，研究有關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即學以致用。經世致用的學風從宋代的湖湘學派起開始提倡。胡宏說："務聖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見，方力行以終之"。（胡宏：《知言》第1卷。）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崇尚實學，隱居40年，著書立說，博采眾家之長，將經世致用之學推向極至。但王夫之在世時其學不彰。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被塵封了將近百年，直到道光年間，始由新化學者鄧顯鶴等先後匯刻24種，共157卷，稱《船山遺書》。到太平天國時期，複經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廣泛收集，在原有基礎上擴充匯刻為62種，計298卷，仍稱《船山遺書》，從此王夫之的學說與影響方日漸擴大。嘉、道年間賀長齡、魏源編輯刊行的《皇朝經世文編》也起到了很好的啟迪士人注重經世的作用。人稱"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用世之誌。"（《花隨人聖庵摭憶》第200頁。轉引自陶用舒：《論湖南近代人才群產生和形成的原因，《益陽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如左宗棠自幼便胸懷大誌，自謂"身無半畝，心憂天下"。他18歲時就已將《皇朝經世文編》"丹黃殆遍"。曾國藩早年也以匡時救國為己任，將經濟、義理、考據、詞章相提並論，認為治學要四者並重。戊戌時期，譚嗣同師從篤信船山之學的歐陽中鵠，而譚在推崇王夫之方麵比其師有過之而無不及。譚不僅服膺王夫之"道隨器變"的唯物論和"天地之化日新"的發展觀，而且發揮王夫之"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一人私天下"的思想，以"衝決網羅"的氣概猛烈抨擊封建倫理綱常。辛亥時期，革命黨人也深受船山之學的影響。楊毓麟在《新湖南》中對王夫之的學術影響做了如下評論："王船山氏平生所著書，自經義史論以至稗官小說，於種族之戚，家國之痛，呻吟嗚咽，舉筆不忘，如盲者之思視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喑者之思言也，如飲食男女之欲一日不能離於其側，朝愁暮思，夢寐以之。"（楊毓麟：《新湖南》，《湖南曆史資料》1959年第3期。）章士釗在《國民日日報》上發表的《王船山史說申義》也稱："船山史學宏論精義，可以振起吾國之國魂者極多，故發願申說，以告世之不善讀船山之書、深辜船山之意者"。（轉引自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曆史研究》1988年第4期。）由上可見，湖湘文化的曆史傳承、氤氳相繼，實際上是以經世致用與船山學說作為內容。近代湖湘人才的成長崛起，似與此種精神養料的滋潤哺育不無關係。?
　　三是特殊的曆史條件與動蕩的社會局勢，為近代湖南人才的興起提供了機遇。時勢造英雄。人才的成長，需要環境，更需要機遇。近代湖南，由於特殊的曆史條件，始終是全國階級鬥爭最為激烈的省份。動蕩的社會局勢，始終聚集著世人的目光。先是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從廣西進軍湖南，使湖南成為戰場。曾國藩組織湘軍與太平軍相抗，因此受到清朝的重用，也因此為湘軍人物的崛起創造了機遇。湘軍功成，不隻是在中國增添了一大批湘籍官吏，而且也改變了湖南人的職業觀念。湖南曆來是農業大省，人們安土重遷，封閉保守，群視入伍當兵為不肖者所為。社會上流行"好鐵不打釘，好兒不當兵"的諺語。但湘軍集團的出現，特別是文人也能治軍，這就改變了昔日一些人的職業價值觀念：一部分人願意離開故土外出闖蕩，許多青年學子也樂於投筆從戎。可以說，湘軍的示範作用，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一直激勵著湖南的有誌者發奮進取。?
　　但湖南人醉心於湘軍的榮耀和影響也不過三十餘年。到了甲午戰爭爆發，遼東戰場上，昔日不可一世的湘軍，居然也不堪一擊，這就使得湖南人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部分有識之士隱約感悟到湘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為了救亡，湖南人需要重新奮起，尋求新的出路。故甲午一役成為了湖南求變的契機，也可以看作是為湖南的第二批人才的興起創造了機遇。然而第二批人才要從第一批人才所建立的舊秩序和所營造的舊氛圍中走出是比較艱難的，故甲午戰後湖南的新舊之爭最為激烈。但應當承認，經過一場轟轟烈烈的湖南新政運動，盡管這場運動最終流產了，但湖南人的思想觀念卻普遍地比過去大大前進了一步。從此以後，湖南人以追求新思想為目標，不能說不是湖南維新派的功績。?
　　20世紀初年，清廷實施新政，可以說為湖南第三批人才的興起創造了機遇。這主要是留學熱潮的出現。湖南是內陸農業大省，商業貿易比不上沿海省份。因此湖南人所看重的出路多為讀書與當兵兩途。但讀書，因為科舉已廢，通往仕途的路已被切斷；而當兵，到新式的軍隊中也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和技能。故20世紀初年湖南的青年學子多選擇了出國留學一途。據載湖南的留日學生曾經居各省之冠。正是從這批湖南的留日學生中，產生出了後來在國內推倒清朝專製、建立民主共和的一批叱吒風雲的人物。?
　　民國建立後，政局依然動蕩不安。從"二次革命"中經護國、護法、"五四"新文化運動、大革命運動，一直到新中國建立前，湖南一直是南北交鋒的戰場。連年的戰亂與兵燹，給湖南人民以難以生存的感受。然而也是這種難以生存的環境，又為湖南第四批人才的興起創造了機遇。這第四批人才中的許多英雄人物，經過了比他們的鄉先賢更加長和更加艱苦卓絕的磨礪，終於創造了比先輩們更加輝煌的業績。他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四是湘籍人才之間的相互幫帶、扶植和舉薦形成人才鏈，是造成近代湖南人才群體出現的重要手段。近代湖南人才之所以出現群體現象，即一出現就是一大批，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幫帶、扶植和舉薦的關係。人才需要發現和愛護，更需要培養、扶植和舉薦。而所有這些往往都是先從人才各自周圍和所熟悉的人中開始的。在這方麵，曾國藩最為典型。他拔舉彭玉麟、楊載福於微末之時，重用羅澤南、李續賓於軍旅之中。對於優秀人才，他會通過各種形式向朝廷舉薦。經他提拔舉薦的人才幾乎遍於海內，不可勝數。他特別重視從同鄉中選拔人才，認為"同縣之人，易於合心"。（《曾文正全集》，書劄，卷四。）故湘軍將帥多由湘鄉等縣的人為主構成。蕭一山《清代通史》統計的87名湖南中興人物中，湘鄉的有36人，占總數的41.4%。此外，他也重視聯姻和從學生、親屬中選拔人才。如曾國藩與羅澤南、郭嵩燾、李續宜、李元度都是兒女親家；羅澤南與胡林翼也是兒女親家；江忠源、彭玉麟師事曾國藩；李續賓、李續宜、曾國華、曾國荃、王鑫、蔣益澧、劉騰鴻、楊昌浚等，都是羅澤南的學生。曾國藩、曾國葆、曾國華、曾國荃、曾貞幹、曾紀澤都是一家人，係兄弟父子關係。江忠源、李續賓、劉蓉、羅澤南各自的同胞兄弟，都在湘軍中擔任要職。這種千絲萬縷的聯係，互相援引、推薦、庇護、提攜，利益攸關，結成一體，走向社會，發揮才智，形成影響全國的人才群體。（參見陶用舒：《論湖南近代人才群產生和形成的原因》，《益陽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
　　湘軍如此，湘軍以後的湖南其他每個人才群體，大抵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類似的情形。近代湖南人才成群成批地出現，且前後少有間斷，這的確是令人感到驚訝的獨特的曆史現象。然而我們倘要對湖南的各個人才群體作進一步的分析，就會發現還同樣存在著一個會讓人感到驚訝的現象，這就是：近代湖南的人才格局是以政治、軍事方麵的為主，而經濟、實業方麵的傑出人才幾乎未見。?
　　其實，近代湖南人才格局不合理的狀況，楊度和楊昌濟二人早有論及。楊度說："湘軍以百戰之餘，遍布全國，出湖南之境而適他者，幾無一處官場、軍隊，不有湖南人之足跡。蓋至此時，湖南人亦幾於除農業之外，惟以做官與當兵二者為生活之途。為農則勞，為工商則不諳熟，而做官以剝民財，當兵以糜國餉，斯其事至易。儒以做官為出路，農以當兵為遁藪，此種風氣，深入人心，絕未見有謀於實業界立足者，且或以此為恥，而鄙夷不屑。其結果也，影響於湖南人生計至大。十餘年來，聞朝廷欲用一非湘人為兩江總督，則江南之官場與軍隊皆嘩矣。此處撤兵，被處遣勇，而湖南人之恐慌時至。遊勇歸鄉，斯會匪滋蔓，自食其力
已非所能，不盜不止也。嗚乎!此以做官與當兵為生活之結果也。……今日世界，為經濟戰爭之世界，湖南人不競爭於工商，而惟做官與當兵之競爭，必對於國外而為外人所壓，對於國內而為閩、粵、江、浙之人所壓，其以淘汰而劣敗必矣"。（《楊度集》第432頁。）楊昌濟也說："以廣東之人與湖南之人比較，廣東人則從事於海外貿易，湖南人則多從事於政治、軍事。今廣東人之海外貿易方發達，而吾湘人軍事上之勢力掃地盡矣。此亦生利與分利之辨，吾湘人所宜深長思者也。又以湖南之人較江西之人，亦得有同一之結論。人之諺曰：‘無江西人不成口岸，無湖南人不成衙門'。若以此自矜者，其實窟穴於衙門固非最上之業，且非長久之計也。"（《楊昌濟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頁。）
　　近代湖南之所以出現這種不合理的人才格局，可以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麵找原因。客觀上的原因包括兩層內容：一是地理環境的。即湖南三麵環山，一麵臨水，境內山多田少，經濟落後，沒有經濟實業發展可以憑借的舞台，因此也就難以造就經濟實業的傑出人物；二是社會經濟上的。即湖南因明清兩代外來移民的大量遷入，到了近代人口成倍增長，耕地已經不足，而湘軍功成後，將領們衣錦還鄉，將手中的錢財大量購置田產，導致土地兼並嚴重，貧富懸殊加劇了社會矛盾，造成社會長期動蕩不安，因而也就難於進行較為長期穩定的經濟建設與發展，自然也就無從產生大實業家與大商人了。主觀上的原因也有兩層：一是政治參與的激勵作用。即湘軍功成，湘軍人物因卓越的政治才幹和顯赫的軍事功績而官居要職、名利雙收，便給後世湖南人樹立了榜樣，最大限度地激發了湖南學子從軍參政的熱情，造成了一種"士乃囂然喜言兵事，家頗牧而人孫吳"的特殊社會風氣，其時曾國藩的"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左宗棠的"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書萬卷，神交古人"等一類格言，幾乎成了所有湖南士子的座右銘，使諸多優秀學人都隻求走向"內聖外王"、"濟世安民"、"兼善天下"的從政之路，而不屑於去從事那錙銖必爭的經商活動；二是思想觀念的導向作用。即湖南的先賢們都崇尚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曾國藩與左宗棠等人都提倡安貧樂道，艱苦奮鬥，勤儉廉潔，力戒奢華，並且以身作則，嚴於自守，這種思想觀念的導向性，雖然有教育人們追求道德完美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抑製了人們經商求富的積極性，它與前麵的政治激勵配合，從而更加強有力地把湖南第一流的人才一代又一代地吸引到從政之路，致使從事"實業救國"、"經商富國"、科學救國"的人才寥苦晨星。（參見彭大成：《近代湖南政治軍事人才輩出緣何未見經濟實業巨子》，見本書。）
　　近代湖南人才格局除了結構不合理，其實地域分布也不均勻。大體上說，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湖南的著名人物多出自長沙、湘鄉、湘潭、寧鄉四地。《湖南曆代人名詞典》所列的959位近代人物中，該四地共400位，占總數的41.7%。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湖南的著名人物多出自長沙、湘潭、寧鄉、平江、瀏陽、醴陵等地。（朱翔：《近現代湖南人才地理研究》，見本書。)有人提出湖南近代以來人才群落的出現，存在著明顯的"高能為核"的人才圈現象，而且又集中在長沙周圍。從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將領、譚嗣同為首的維新誌士、黃興為首的革命先驅到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等四個人才圈，以每個人才首領或領袖的籍貫湘鄉、瀏陽、長沙、湘潭等縣為圓心畫四個圈，會發現這四個圓圈相連的縣市內的名人達100多人，占同期全省曆史名人的一大半。（郭輝東：《湖南近代人才群起及其原因》，《湖南黨史月刊》1992年第4期。)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其實這也正好說明，人才的地域分布不均，恰恰是人才作為群體出現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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