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印記之失語

　　他就在我的麵前，我的心中有千百個的問題要問於他，卻終是選擇了沉默，隻在我們共同進入鏡頭的時候，他輕輕地拽我一下，說一聲：我們可以更親密一些，不用隔這麽遠。才讓我覺得在身體上我們近了，而在心理上我們依舊遠著。對他，我投注的是仰望的目光，因為希望著這目光能是始終向上的，為著一些精神的不再倒塌。

　　他是摩羅，他說他處於失語狀態。我自然無法和這個思想者去對比。但是，這樣的失語又豈是一個思想者才獨有的境地？作家們在這個年代的集體退席，又是誰的悲哀？也許，我還應該說，思想者的失語本身就是對社會現狀的嘲諷，一種抗爭。作家們的集體退席本身就是對這個時代最佳的創作，留白總強過留下不知所雲的塗鴉更讓人感覺暢快。

　　我不該把木子美，芙蓉姐姐放在這裏，但是卻還是忍不住拿她們來說事。木子美們芙蓉姐姐們尚且有把低俗演繹到極致的無畏，而為什麽思想者作家們卻連說出真話的勇氣都喪失了？

　　這是一個注定產生不出大師的年代嗎？我不停否定，又不停地找尋一些閃爍的微弱光輝。我曾經渴望餘傑作一個並不冷靜的批判者，可是，他從不冷靜，變成了完全的浮躁，於是當初還曾讓人欣喜萬分的光芒逐漸被他的一些相互矛盾，又相互消磨的言論漸漸地褪去。也許他還是激昂的，但是他曾經的太監中國那讓我拍案叫絕的激動卻再也找尋不到了，當他逐漸被自己閹割的時候，我也就沒有了起身站立的衝動，隻想這樣靜靜地躺著，做一個睜著眼睛睡覺的人。

　　思想家和作家相互指責的時候，其實都在忘記著自己的職責，都沒有把鏡子先在自己的身上仔細地對照。

　　餘傑最終是否能成索爾仁尼琴我不得而知，至少在現在，還有我可預見的未來，我已經沒有抱著會讀到一本中國式的《古格拉群島》的念想了。

　　思想者首先該是苦難與憂患的承擔者，他們比作家不幸，因為作家可以堂而皇之地選擇逃逸，而思想者卻不能，沒有對苦難最深刻的體驗，對社會最沉痛的思索，任何的思想都是蒼白無力的，作家可以在夢幻的世界中對現實不聞不問，可以為所欲為的放肆，可以捏造，可以杜撰，可以毫無根據的哭泣，也可以沒有理由的大笑，即便隱逸如陶淵明者，人們還可在他的桃源中陶醉於“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世外之情，尋得一份理想之外的奢想，也可以沉糜如晏幾道不聞世間事，沉醉花潮酒肆中，換一把“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的清淚。卻沒多少人會真切地去觸摸他們內心的痛和傷。可是思想者不能，他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對現實最直接的發問和回答，脫離了現實，思想不如一片麵包能解除饑餓。

　　那個喊著：“你們都在說謊，你們都在騙人”的摩羅終於失語的，我甚至沒有勇氣去發問這失語背後的問題。他神情冷峻地沉默，如若不是當我們走近時他嘴角露出的那抹微笑，我都怕這些沉俊的冷漠會讓他失去人間的熱度。於是，我也適當地保持著沉默，甚至我不想去打破這沉默，盡管，在他說失語的那刻，我有一個“為什麽”如鯁在喉，我還是沒有站起來，就如我看著餘傑在繼續的慷慨激昂，卻沒有了絲毫繼續關注的興致。

　　也許他還在思考著，隻是沒有了適當的表達方式，也許他真的覺得一個精神的鬥士遠遠沒有一個文化的創造者和傳承者更有價值，我不去細想了，因為我也是如此迷茫著，就如我很渴望去表達，卻往往鈍於筆力，在思想還是空白的時候，或許沉默也是一種姿態和方式。

　　心靈有多寬廣，自由就有多大，當失語來臨的時候，我卻不知道是否是自由的徹底喪失與精神的背叛。是否，我們終究是要做奴隸的，不在於我們的意誌是否選擇。如摩羅在《中國文人》中所說：我的靈魂早被奴隸的氣息所浸透，要完全摒棄奴性哪是一個中國人所能輕易做到的。與他現在的失語連在一起，我後脊冰涼，我們被奴役著，也在妄圖奴役著別人，我們隻是在做被更少的人奴役的努力而以。

　　思想者和作家相同之處就在於不斷地思索探求，走前人未走之路，唯一的不同是，作家可以枕著鮮花入夢，背著陽光前行，思想者卻是踩踏著荊棘到達沒有盡頭的路，趟著不知道深淺的河到達沒有停靠的岸。

　　我隻希望這失語不會太久，我隻希望在黑夜中行走，當需要一盞路燈的時候，他就在那裏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