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點評王兆山的幸福詩
——正是王兆山之類阻礙著中國文學的進步與社會進步
(原題:《詞二首》,作者:王兆山,日期:6月6日,版麵:齊魯晚報A26版“青未了”副刊)
《江城子 廢墟下的自述》
一位廢墟中的地震遇難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後地麵上發生的一切,遂發出如是感慨——
天災難避死何訴,
主席喚,總理呼,
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
十三億人共一哭,
縱做鬼,也幸福。
銀鷹戰車救雛犢,
左軍叔,右警姑,
民族大愛,親曆死也足。
隻盼墳前有屏幕,
看奧運,同歡呼。
《釵頭鳳川之吟》
山青秀,水碧透,
峰塌須臾河毀驟。
城飛歌,鄉飄樂,
樓崩靈折,村消屯破。
禍。禍。禍。
國殤憂,八方吼,
令發京城動九州。
紅旗爍,軍歌越,
救川舉國,不棄一個。
魄!魄!魄!
這是讓王兆山戴上幸福詩人桂冠的兩首詞。更準確地說,王兆山不應該叫做幸福詩人,而應該叫做幸福詞人。但鑒於大家都這麽叫,故筆者入鄉隨俗,姑望存之。
今天要做的,就是品評一下幸福詩人王兆山的這兩首詞。
筆者要評,一定要從專業的角度。不管文章寫了多長,請大家耐心一點。讀完了,自然就清楚了。
一、用中國古詩詞的基本功來衡量王兆山的詞
中國古詩詞,講究平仄,押韻。這是詩詞的一個基本功。但它不是中國古詩詞的精華。
1.幸福詩人的詞,不合平仄。
《江城子》的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
△ △ △ △
仄仄,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 △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
△ △
隻套幸福詩人《江城子》前兩句的平仄,大家看看:
平平平仄仄平仄,仄平仄,仄仄平。
用這個一套,就發現幸福詩人所寫的詞,平仄有問題。套多點,問題更多。
《釵頭鳳》的平仄。
平平仄(韻),平平仄(韻),仄平平仄平平仄(韻)。
平平仄(韻),平平仄(韻),中平平仄,仄平平仄(韻)。
仄(韻),〖仄(韻)〗,〖仄(韻)〗。
平平仄(韻),平平仄(韻),仄平平仄平平仄(韻)。
平平仄(韻),平平仄(韻),中平平仄,仄平平仄(韻)。
仄(韻),〖仄(韻)〗,〖仄(韻)〗。
用這個一套,發現幸福詩人的第二首詞,也不合平仄。
2.幸福詩人的詞,押韻有問題。
古代用韻,早期有《切韻》,是隋代人陸法言編的,對唐人有影響。但該書已經失傳。唐代人作詩主要用《唐韻》,由唐人孫愐著,時間約在唐玄宗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之後,是《切韻》的一個增修本,但原書已佚失。據清代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所錄唐元和年間《唐韻》寫本的序文和各卷韻數的記載,全書5卷,共195韻,與稍早的王仁昫的《刊謬補缺切韻》同,其上、去二聲都比陸法言《切韻》多一韻。北宋時有《廣韻》,全稱《大宋重修廣韻》,五卷,是我國北宋時代官修的一部韻書,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由陳彭年、丘雍等奉旨在前代韻書的基礎上編修而成,是我國曆史上完整保存至今並廣為流傳的最重要的一部韻書,是我國宋以前的韻的集大成者。
廣韻全書206韻,比較麻煩。金朝王文鬱編的韻書叫做《平水韻》,歸為106韻,比較簡潔,流傳較廣。元人周德清編了《中原音韻》。他把當時曲子裏常用作韻腳的5866個字按照當時使用的官話語音(他稱為“中原之音”)分成19個韻部,1627個小韻,不用反切注音。
用平水韻來套,幸福詩人的《江城子》用韻如下:
訴(去聲,七遇)。呼(上平,七虞)。墟(上平,六魚)。哭(入聲,一屋)。福(入聲,一屋)。犢(入聲,一屋)。姑(上平,七虞)。足(上平,二沃)。幕(入聲,十藥)。呼(上平,七虞)。
在這首詞裏,大家看看,他用了多少個韻。
《釵頭鳳》用韻情況如下:
秀(去聲,二十六宥)。透(去聲,二十六宥)。驟(去聲,二十六宥)。歌(下平,五歌),允許換韻。樂(入聲,三覺)。折(入聲,九屑)。破(去聲,二十一個)。禍(上聲,二十哿)。憂(查不出韻),此外允許換韻。吼(上聲,二十五有)。州(下平,十一尤)。爍(入聲,十藥),此外允許換韻。越(入聲,六月)。個(去聲,二十一個)。魄(入聲,十藥)。
兩首詞表明,幸福詞人用韻太濫。
不過,我們可以不用古人的韻來要求幸福詩人,但總要符合現代漢語的音韻吧。用現代漢語音韻要求幸福詩人,很不幸福的是,他的用韻也不規範。比如廢墟的墟,就與其他的平同韻。下一首中的越字等等,用韻就不統一。即使放寬了,也有問題。
可見用古典詩詞的平仄和押韻兩個基本的要求來看幸福詩人的詞,很不幸福的是,做得極差。可以說是在糟蹋古典詩詞這種文學形式。
二、用中國古典詩詞的標準來衡量幸福詩人的詞
1.用意象的標準考察,幸福詩人的詞中沒有意象。
中國古典詩詞,區別於其他語言詩詞最明顯的地方,就是意象的運用。古典詩詞為了意象的連貫運用,甚至不惜可以不顧忌語法。如馬致遠:“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前麵三句是沒有一個動詞的,不合語法,但在古典詩詞中,這首元曲卻成了經典。其經典之處,在於意象的鋪陳。
唐詩中,這樣的例子也有。如杜甫《旅夜書懷》“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前四句都是意象的鋪陳。再如王維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鬆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魚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中間四句,基本上都是意象的鋪陳。
在古典詩詞中,講究用意象營造美麗或感人的畫麵。可在幸福詩人的兩首詞中,大家看到了什麽意象?有美嗎?沒有。有感人的意象嗎?也沒有。
前一首詩隻有兩個還可以叫做意象的東西,“銀鷹”、“戰車”。銀鷹有,指直升飛機。那麽戰車呢?汽車?有。裝甲車?沒有。它們用在這裏,更準確地說叫做詞,不叫意象。
後一首詞中,山,水,峰,河,城,鄉,樓,村,京城,九州,紅旗爍,軍歌越。這是與意象有關的東西,更準確地說是詞語,而不是意象。
在古典詩詞中,凡是意象,必定是與美有關的。意象是由詞而來,但不是所有的詞都叫做意象。美國的詞語,可以令人想起美麗畫麵的詞語,才可能構成意象。
2.用意境的標準考察,幸福詩人的詞中沒有意境。
所謂意境,就是詩人能夠意象的營造,形成畫麵,而畫麵背後又頗含深意,令人回味無窮。即通過連續的意象造成一種氛圍,一種境界,呈現出情景交融、虛實相生、活躍著生命律動的韻味無窮的詩意空間。所謂言已盡而意無窮正是。意境是由一連串形象構成的形象體係,是以整體出現的文學形象的高級形態。由如在眼前的實境和見於言外的虛境構成。虛境是實境的升華,處於意境結構中的靈魂、統帥地位。虛境以實境為載體,落實到實境的具體描繪上。意境的本質特征是生命律動,展示的是生命本身的美。
用意境的標準來考察,幸福詩人的詞中,我沒有讀到一點可稱為意境的東西。
古典詩詞中,較為典型的意境如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讀完了,你還要想,還要細細回味,總覺得不夠。
幸福詩人的詞中,有這個麽?沒有。
三、用古典詩詞中寫實的標準衡量,幸福詩人的詞是不合格的。
古典詩詞中,有寫實的。如《詩經》中很多都是,《碩鼠》,《氓》,《伐檀》等等,多的是。唐詩中也有,《賣炭翁》,“三吏”,“三別”等等。中國也不缺敘事傳統。
這兩首詩用敘事的標準來衡量,也是問題一大堆。從寫實的角度,你看他寫了什麽實?
黨疼國愛。縱做鬼,也幸福。親曆死也足。隻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
紅旗爍,軍歌越。
這是個什麽寫實?
先說黨疼國愛。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黨,政府是什麽?是人民的公仆。既然如此,何來黨疼國愛?父母對於子女的愛才可以這麽說。黨是人民的黨,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因此鄧小平才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的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而不是中國人民是我的兒子,不是這個觀點,不是這個關係。這要搞清楚。不能搞倒了。
但幸福詩人卻把這個關係搞顛倒了。
鄧小平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的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因為他清楚這個關係。在人民和他自己麵前,人民為大,為尊。也正因為如此,鄧小平成為一代偉人,全國人民也都深愛著他,緬懷著他。而在幸福詩人的詞中我們看到什麽?是黨和政府與人民關係的顛倒。
縱做鬼,也幸福。親曆死也足。
數萬人都死了,死了也幸福,死了也滿足。這是個什麽邏輯?這能夠向那些成千上萬失去家庭失去親人的人交待嗎?他們聽了是什麽感受?
在幸福詩人的心目中,人性的光輝上哪兒去了?還有人性嗎?
隻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
幸福詩人是否想說,死了的人也被黨疼國愛感動,他們特別愛國,也要看奧運轉播?這不是寫實,這是誇張。但是這種誇張,離寫實也太遠,也太離譜了吧。牛胯裏扯到馬胯裏去了。
軍歌越。
軍隊還唱著歌到災區去救災?幸福詩人聽到了?我們沒有聽到。那人民群眾不把他們趕走了才怪呢。幸福詩人這麽寫,怎麽對得起廣大的子弟兵?這讓我想起去年見到的一件實事,有家人死了,叫了個樂隊來奏樂,結果樂隊奏的是“今天是個好日子”,結果主人就和樂隊吵起來了。幸福詩人這麽寫,同這有什麽差別?
這次地震救災,人民群眾都承認中國在進步。這是寫實。但是,作為文學作品,寫實不是幸福詩人這種寫法。
四、用情感標準衡量,幸福詩人的詞是劣等品
寫實的詩,要求寫出詩人本身的真情實感,寫出詩人本身的人性的光輝。寫到位了,就能夠打動人。但是,在這兩首詞中,大家能夠讀到他什麽真情實感?有痛苦嗎?沒有。有悲傷嗎?沒有。有到災區去慰問、去做點實事的真情實感嗎?沒有。甚至有一點難受嗎?沒有。全都沒有。有的是什麽,感情的空洞,情感的蒼白。
成千上萬的人都死了,幸福詩人填了兩首詞,卻沒有一點感情色彩。全國人民的眼淚都流成了河,幸福詩人的詞中見不到感情。不僅如此,還死亦足,做鬼也幸福。這如何對得起成千上萬個家庭的悲傷?如何對得起死者?
感情的低劣,決定這樣的詞,一定是劣等品。
五、用思想的標準判斷,幸福詩人的詞是劣等品。
這兩首詞,用思想的標準判斷,問題出在兩個地方。
第一,用古代的民本思想來看,這兩首詞是與民本思想背道而馳的。用胡溫新政的人本、親民思想來看,這兩首詞也是與人本、親民思想背道而馳的。
第二,兩首詞中,充斥了肉麻。而肉麻的根源,在於不把人當人看。這是中國封建時代最為腐朽的思想之一。現在還在幸福詩人的身上流淌著。
因此,用思想的標準看,幸福詩人的詞是劣等品。
我曾經寫過,很多所謂的作家是行屍走肉。這正是一個代表性的例子。
六、用古典詩詞最低的語言標準看,幸福詩人的詞亦是劣等品。
幸福詩人的詞,用前麵的那麽些標準評價,都是劣等品。那麽隻要語言上稍有長處,也還可一讀。古人對詩詞的語言,對遣詞造句是很講究的。典型的如賈島之僧敲月下門的“推敲”。一首詩,一首詞,它的語言一定要有亮點。好的現代詩也是如此。但是,從這兩首詞中,你能夠看到什麽精練、凝練的句子嗎?哪怕一句半句也成。但是,我看不到一句,甚至半句。
一首一般的詩詞,有哪怕一句兩句好的,就可以使整首詩生動。如朱元璋:“雞叫一聲撅一撅,雞叫兩聲撅兩撅。雞叫三聲四聲響,東方喚出扶桑日。”這最後一句,使整首詩開始有了一種非同一般的境界。因此古人才有詩眼一說。幸福詩人的兩首詞中,我們看不到一句半句好的語言。
如果說看到了什麽。我們可以看到文革的影子。那種假豪情,假情感。什麽紅旗爍,軍歌越。 什麽十三億人共一哭,縱做鬼,也幸福。什麽銀鷹戰車救雛犢,什麽民族大愛,親曆死也足。什麽隻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脫離實際的做作,虛偽和惡心。
看看作者的簡曆,就知道他這麽寫,是有曆史背景的。
七、為什麽幸福詩人的兩首詞,引起了這麽廣泛的關注?它有什麽代表性?
幸福詩人的兩首詞,引起社會如此廣泛的關注,在於四點:
第一,它對生命的漠視,它的冷漠,和作者脫離實際的做作,虛偽和惡心,以及它同作者身份所形成的巨大的反差。
第二,這麽差的詩,能夠順利在《齊魯晚報》上發表,這是媒體的恥辱。之所以能夠發表,能夠在救災晚會上被朗誦,還受到掌聲的歡呼,在於作者的特殊身份,是山東省作協副主席。
山東省作協副主席寫作水平如此之差,思想如此之低下,格調如此之不高,做人如此之差勁,對生命和人性如此之冷漠,不得不讓廣大讀者有理由懷疑建國後的作家隊伍,到底是一群什麽樣的人,文學到底墮落到了什麽程度?中國文學的希望到底在哪裏?
第三,因為幸福詩人的作派,思想,做法,絕不止是一個人。它浮出了水麵,還有更多的人,在水下潛著。它可能是有一代人甚至幾代人做背景的,有著廣泛的市場。
第四,現在是2008年,到明年就是新文化運動90年。而正是類似於幸福詩人的這些腐朽、沒落的思想,阻礙著中華民族的進步,使時代的跨越變得舉步維艱。
附:王兆山簡曆
王兆山 山東沂南人。中共黨員。1977年畢業於山東師範大學中文係。1977年至1979在省革委出版局從事山東畫報文學編輯工作;1980年至1985年在中國作家協會山東分會任幹事、副秘書長;1985年至1989年在省文聯任報告文學月刊《當代企業家》副主編;1990年至2001年擔任山東省作家協會創聯部副主任、主任,其中1994年至1996年兼任《山東文學》雜誌社社長和主編;2002年被省委任命為省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同年,在山東作協第五次全省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為駐會副主席)。係省作協三屆、四屆、五屆全委會委員(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協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王兆山正傳
王兆山從事文學創作於1974年開始在《山東文藝》(《山東文學》曾用名)、《大眾日報》和山東人民出版社發表小說、故事、詩歌和文藝評論。其處女作《八百斤稻種》在《山東文藝》1974年4期發表後,遂被收入選集出版,又被改編成戲劇《倉門風雲》上演,同時被山東人民出版社改編成連環畫出版,均在當時產生較大影響。七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初,其詩歌創作較為活躍,先後在省內外各種報刊出版物上發表詩歌約為200首,其中在《光明日報》
1982年以後的創作以報告文學為主,至今已發表和出版長、中、短篇報告文學近200萬字。其中1983年在《山東文學》發表的中篇報告文學《一個搞科研的和一個管科研的》先後被《新華文摘》、《報告文學》雜誌、《報告文學選刊》、《作品與爭鳴》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50多家報刊及出版物轉載、選載、節選和評介,並入圍第四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評獎的“決賽”;曾被譯成多種外文收錄於數種外文期刊發行。1994年在《時代文學》發表的中篇報告文學《一篇小雜文和一個大教授的命運演繹》,先後被《新華文摘》、《報刊文摘》等十多家刊物和選本選載與評論,並被收錄於《山東新文學大係》。至今已結集出版的各種作品有:報告文學集3部:《高峰與深穀的奏鳴》、《一個搞科研的和一個管科研的》、《道德文章》。長篇報告文學2部:《陽都風流》、《人瑞—朱彥夫的故事》。長詩《海迪之歌》、詩集《高歌與低吟》。另外,還先後創作和與人合作電視劇《青山遮不住》、《腳踏紅土地》以及《蔥鄉故事》等,先後在省和中央電視台播出。
1980年以來,長期從事文學組織工作和文學編輯工作。1985年參與創辦了報告文學文學月刊《當代企業家》,積極探索報告文學反映現實生活、反映改革開放的新路子,受到廣泛關注。九十年代中期,主持《山東文學》雜誌社工作期間,時逢文學刊物深受市場經濟大潮衝擊,作為社長兼主編,緊密團結全社辦刊人員,以“出作品出人才”為己任,勇敢迎接挑戰,勵精圖治,奮力改革,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在慶祝創刊45周年大會上,受到了省委領導的表揚。主持作協創聯工作以來,在組織全省重點創作,開展各項文學活動,加強文壇學術交流,安排作家作品研討,強化聯絡服務職能,組織作家深入生活,實施文學新人培養工程,以及發展壯大會員隊伍,選拔推薦全國會員等方麵,均作出應有的貢獻。1993年,主持編纂了我省第一部《山東作家辭典》。1999年,承擔了大型文學工程《山東新文學大係》(百年大係18卷本)的實際組織工作和業務統籌,並擔任總編委成員和報告文學卷主編。2001年,按照作協規劃部署,承擔了山東優秀青年作家係列叢書《文學魯軍新銳文叢》(第一輯10卷本)的策劃、籌備與編選工作。2002年,根據組織的安排,同其他領導同誌一起,成功地組織實施了我省最高文學獎—齊魯文學獎的首屆評獎工作。是我省新時期以來資深的文學組織工作者。
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