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3日,中共終於下決心要對新冠肺炎采取行動,武漢封城。當時病毒在武漢的傳播已經完全失控,在中國其他地區也都開始了社區傳播。僅僅二個半月後,4月8日,14億人口的中國就完全控製住了病毒,連武漢都開始解封。
美國責備中國在1月23日之前隱瞞病毒真相,導致西方錯失良機,這是有道理的。但1月23日武漢封城了,美國縂不會還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吧?從1月23日至今(5月12日)已經過去了三個半月,人口三億多的美國死亡人數已經超過八萬人,而最反共的海外媒體對中國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數的估計也不過是八萬多人。而且美國的感染、死亡人數仍然在快速飆升,待到病毒在美國的控製達到中國4月8日的程度,美國的死亡人數可能會達到三十萬,全國人口人均死亡率會是中國的幾十倍。
這個對比太鮮明、太極端了,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以否認,中國在這場抗疫戰爭中的效率讓美國望塵莫及。更準確地說,美國落後得如此之遠,以至於中國在前麵飛跑時揚起的灰塵美國都看不見。
這個結果讓中國很多老百姓忘了中共從去年11月到今年1月之間封鎖消息,導致疫情在中國和世界上廣爲傳播,讓世界陷入百年未有的大蕭條的責任,也加入了小粉紅的行列,認爲集專製製度就是比民主製度好。
在本文中,我首先會解釋美國落後的原因,然後我會告訴你,疫情的結局將會十倍放大美國對中國的總體優勢,這場新冷戰將以中國一敗塗地告終,中國輸得會比鴉片戰爭還要慘。
中國人要明白美國在抗疫中如此落後中國的根本原因,先要弄懂中國人和西方人對“政府”這個概念的完全相反的態度。
中國人不懂得個體和人民的價值和地位。在他們眼裏,老百姓是無足輕重、愚蠢無知的一盤散沙,皇上和政府才有明辯是非、高瞻遠矚的能力。老百姓要依靠政府的英明領導和保護才能安居樂業。在中國人看來,先有天,才有地,政府是天,草民是地,先有政府,才有草民。政府頤指氣使、飛揚跋扈是天經地義的事,隻要政府不把自己往死裡整,隻要自己削尖了腦袋採取各種曲折迂迴的辦法還能過活,中國人就覺得政府還不錯,就感謝政府的不殺之恩。而如果政府居然為自己幹了些好事,那中國人就要磕頭流血,感激涕零了。
而在西方人看來,人民決定自己的命運和歷史的走向,人民才是左右歷史的英雄豪傑,是國家和社會的唯一主體。人民不需要任何主子來替自己做主,來告訴自己該幹什麽。
老百姓自己當家作主在具體執行上有一個很不方便的地方。美國每天都有很多的重大決定要做,如果每件事都要由三億多美國人投票表決,那美國人每天從早到晚別説種莊稼開機器,就連睡覺的功夫都沒了。
於是民主國家就把全國劃分成一塊一塊的地方,叫“選區”,每個選區的老百姓推舉一個自己信任的代表,讓這個代表去和其他選區推舉出來的代表一塊,終日忙於投票表決,而老百姓自己就可以整天忙自己的事情,開機器種莊稼各司其職。這些代表最先在英國出現的時候,他們去辯論的那個地方就叫下院(House of Commons,直譯為“平民院”)。
這樣的一個代表,因爲是全區幾萬人推舉出來的,承載著幾萬人的信任,他的權力和獲得的尊重就比這個區裏一個普通老百姓要高。你要是酒後打了代表一拳,和打了一個普通老百姓相比,你肯定要受到大得多的懲罰。但這個代表的地位和他所代表的整體選區相比就不值一提了,因爲他是這個選區的老百姓挑選出來為自己服務的僕人。老百姓對他不滿了,下次選舉時他就會失業。如果老百姓強烈不滿,反對黨隨時可以發起不信任投票,分分鐘可以叫他滾蛋。
這個代表的地位,實際上和中國以前大戶人家的管家非常相似。管家是奴才,不是主人,他永遠不會有繼承權,永遠靠主人給他的薪水爲生,主人隨時可以叫他滾蛋。但他的地位又不是隨便一個奴才,不是一個姨太太都可以把他吆來喝去的。相反,所有人對他都得有一份尊敬,都要聼他的,因爲每天的日常事務都由他來拍板決定,要是大爺、二爺、三爺、四爺和他們的姨太太們和孩子們都不買他的帳,這家肯定要亂套。所以,管家有這個特權,不是因爲他是這家的主人,而是因爲這家的主人們不願意每天為鷄毛蒜皮的事去跑斷腿,就把這些日常事務委托給他。
民主國家的政府就是這個管家的地位。
民主國家對代表沒有任何在學歷、知識、層次上的要求,老百姓推舉出來的代表可能是一個農夫、工人或屠夫。一群農夫、工人、屠夫、鞋匠聚到一起決定國家的前途命運,總是讓人有些不放心,擔心他們一時激動可能做出什麽不明智的決定,比如向另一個國家宣戰,或是通過一個過於激進的、不成熟的改革政策。於是,在下院之上,另外有貴族們組成的“上院”(House of Lords,直譯是“貴族院”),作爲對下院的補充 。上院不允許提出動議,因爲他們的不代表老百姓,如果允許他們提出政策方針,那麼這些政策方針多半隻會代表皇權貴族的利益。這是民主的英國對貴族特權的限製。隻有下院的代表們代表老百姓,所以隻有下院能提出政策方針,但下院通過的政策方針還不能成爲法律,還要由上院批準。貴族們不需整天為柴米油鹽奔忙,他們所受到的教育就好得多,懂歷史,他們的七姑八大姨遍佈世界其他國家的貴族階層,他們的視野、見解要廣得多。下院的激進、不成熟的政策方針到了他們這裏,就可以提出修改、補充甚至否決。
自1649年代表平民利益的克倫威爾擊敗貴族勢力並處決國王查爾斯之後,三百多年以來,英國的下院、上院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和理,雙方都有發表意見和施加影響的能力,但誰都無法完全無視另一方的訴求而強推或強攔,雙方總是在互相牽製中互相合作,不斷尋找最能符合大多數老百姓利益的common ground(共同利益點),再沒有出現過任何一方隻顧自己小團體利益,或被小團體把持,和另一方勢成水火的情況。
美國的參衆兩院和英國的上下院功能相似。
在美國建國時,以漢密爾頓、傑弗遜、富蘭克林、麥迪遜等人為代表的國父們(founding fathers) 研究了從古希臘、古羅馬開始的民主和專製體製,得出了二點結論:
第一,每一個個人的擁有財產、追究幸福、免於迫害的權利是在任何時間、地點都有效的壓倒一切的權力。在一個群體社會裏,不同的個人對自己這個權力的追求要由法律來協調。這就是美國立國的兩個基石:人權與法治。國父們堅信,國家和民族的長治久安、繁榮富足都建立在這二個基石之上。
第二,政府是一個不得不有的東西,是對美國人民的長治久安、繁榮富足最大的威脅,因爲手握權力的人總想保有和擴大自己的權力,如果他們得逞,政府的權力就會越來越大,老百姓的權利就會受到侵蝕,美國就會像古羅馬一樣,從共和製演變為專製。而古今中外沒有一個專製國家能夠長治久安。
所以,如果你要用一句話來概況這些美國的國父們當年絞盡腦汁創立的美國憲法和民主製度,那就是“防政府如防盜賊”。
美國建國17年後,國父們又通過了憲法第二修正案,保證民間擁有槍支的權力。這是國父們給美國民主修建的的最後一道防綫:儅國父們在憲法、法律、體製裏麵建立起來的所有的預防機製都失效了,美國政府真的演變成了一個欺壓百姓的強權,老百姓擁有足夠的槍支,還可以武裝推翻它。今天,在美國偏遠的崇山峻嶺,有很多民兵組織長期進行軍事訓練,他們的目標不是保家衛國,而是時刻準備著作為這最後一道防綫而去與政府戰鬥。幾年前,曾經有個農場主受到政府刁難,在自己網站上宣佈要拿起武器,立即有一千多民衆趕來支援,其中有上百全副武裝的民兵,準備武裝搶回農場主被捕的兒子和被沒收的牲畜。這在全世界任何民主國家都是出動軍隊強行鎮壓的結果,但在美國,市政府就乖乖撤回特警,釋放農場主的兒子,歸還牲畜。原因就是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了他們這道最後防綫的權力。
美國的“三權分立”的體製的唯一目的就是監督政府。這三權是立法權(國會)、司法權和行政權(政府)。
議會的轉職是立法,政府的職責是去忠心耿耿地執行議會所立的法律和製度,如果議會對政府執行立法的效率不滿,他們就可以彈劾政府。但政府對於什麽人當選為議員進入國會是沒有任何話語權的,試圖幹涉選舉結果在美、英、法、德等優秀民主國家裏麵是天字一號的大逆不道。
所以議會和代表們的地位是完全淩駕與政府之上的。
國會立法了,政府去執行,遇到違反這些法律的人,政府隻能指控此人違法,但這指控並不能説明此人有罪。政府隻能將對此人的指控呈交給司法係統的法庭,隻有法庭才能最終得出有罪還是無罪的結論。政府對司法係統也沒有任何幹涉的權力,對審判結果必須接受。所以司法係統也是淩駕在政府之上的。
於是,在民主體製下,位置最高、權力最大的是人民,下麵是議會,再下麵是司法係統,最下麵才是政府。因爲政府手裏控製著警察和軍隊,是最容易滋生強權的地方,於是民主國家就在它上麵壓了立法、司法兩座大山。
但這還不夠。爲了防止司法係統和政府沆瀣一氣同流合汙,演變成欺壓百姓的專政機器,民主體製又對司法係統施加了額外的兩道限製。第一,律師這個行業完全不受司法、政府的管轄,任何受到指控的人都有權由律師來爲他辯護。不斷在法庭上擊敗政府的指控的律師,不但不會像在中國被投入監獄,反而受到推崇尊敬,成爲法官任命的熱門人選。第二,在法庭上聽取政府的指控和律師的辯護,並最終做出有罪還是無罪的判定的人,不是法官,而是是在老百姓裏麵隨機抽選的平民裁判即陪審團。
比如前麵説到的農場主受到市政府刁難,眾民兵拿起武器的事件。如果市政府當時沒有服軟,雙方火並,特警隊肯定全軍覆沒。假設現在市政府以謀殺罪控告開槍的民兵,而法官也被市政府收買了,一門心思要判民兵有罪。他們能得逞嗎?不可能。全美的輿論都會關注這件事,全美頂尖的律師行會爭先恐後免費為這些自由鬥士辯護。大律師會根據憲法第二修正案在法庭上為民兵們做出精彩的、感人的辯護,而陪審團都是老百姓裏麵隨機挑出來的,他們肯定會向著自己人呀,否則下回政府就可能來強拆他們的房子。所以即使這些民兵在衝突中反應有些過激,隻要不太過分,陪審團多半會宣判他們無罪。
正是因爲這個體製,美國的政府和警察才不會出現係統性的欺壓百姓的行爲,因爲事情鬧大了,他們肯定吃虧。
隨機挑選的來做陪審團的平民可能是農夫或鞋匠,他們的法律知識和心智比法學院畢業、當過幾十年優秀律師的法官根本就是天上地下,他們做出誤判的可能性比法官大得多,很有可能讓無辜的人入獄甚至被處決,或者放走有罪的人,從而導致更多的無辜受害。所以這個體製背後的動機是:寧肯犧牲無辜,也不給政府做大的機會。
2015年12月2日,一對來自巴基斯坦的夫婦出於支持恐怖主義的動機,在加利福尼亞槍殺了14個無辜人,傷22人。此後美國的立法者試圖收緊槍支銷售的背景調查,阻止售槍給有恐怖主義嫌疑的人。國會經過激烈辯論,最後通過的法律成了這個:隻有儅警方能夠證明某人有恐怖主義嫌疑,而且正在實施恐怖行動的過程中,才能拒絕售槍給他。換句話説,即便你在聯邦調查局的恐怖嫌疑名單上,隻要他們無法證明你此時此刻來買槍就是要實施恐怖襲擊,你還可以買到槍!
我聽了這個新聞,本能地想:“這些美國立法者徹底瘋了!根部不顧人民的生命安全!” 但馬上我就明白了美國立法者的苦衷。他們擔心的是,如果沒有“必須是正在實施恐怖行動的過程中”這項限製,那麽一旦政府做大成爲強權,他們就可以把所有反抗他們的人打上“有恐怖嫌疑”的標簽,結果所有打算持槍反抗暴政的老百姓都無法獲得槍支,憲法第二修正案就形同虛設了。立法者們知道,在將來的實際執行過程中,很可能會有真正的恐怖分子去買槍,警方明知他有很大可能要去大開殺戒,但苦於沒有確鑿證據證明他買槍的目的就是要實施恐怖襲擊,無法阻止他,從而最終導致許多無辜的美國人喪生。同樣,我們在新聞、電影裏麵常常看到,美國有些殺人如麻的黑幫,誰都知道這些殺戮絕大多數都是黑幫老大的授意,但因爲沒有確鑿證據,這些老大們在一次次起訴中被宣佈無罪釋放,結果是更多的美國人被殺或染上毒癮。
所有,在上麵兩個場合,美國立法者們的首要準則還是這一條:寧肯犧牲無辜,也不給政府做大的機會。
這個概念中國人很難理解,但你想想,如果美國政府有“我知道你有罪,所以沒證據我也可以把你抓起來槍斃”的權利,那麽被抓起來甚至被槍斃的就不僅僅是真正的黑幫老大了,還會包括成千上萬的像維吾爾人、法輪功學員、維權律師和陳秋實這樣僅僅是説了真話的好人,那時死掉的無辜就不是幾個而是幾千幾萬了,對不對?不論你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權力的誘惑就像《指環王》裏麵的魔戒,任何人都無法抵禦。美國自建國至今民主製度的純潔度一直不變,不是因爲美國官員們的素質比中共的官員高 —— 因爲是民選的原因他們的素質確實比中共官員高,但這不是主因 —— 主因就是美國人民時時刻刻不放鬆的“防政府如防盜賊”的警惕。
最近十幾年來美國絕密情報機構多次發生雇員將大量絕密公開的事件,比如軍情分析員曼寧將國安局的高科技監聽手段全部公開,給美國的反恐情報工作造成巨大損失,因此被判終身監禁。曼尼此舉不爲私利,而是看到政府的監控手段如此先進,擔心會被用來監視老百姓,助長政府做大。正是因爲他的動機和國父們的動機一致,他才會在僅僅四年牢獄之後就被奧巴馬總統赦免。
可笑的是,中國的製度正好和民主製度互爲顛倒:地位最高的是政府,政府下麵是橡皮圖章的立法機構和唯唯諾諾的司法係統,而最底層的、最沒有權力的、最任人宰割的是韭菜人民。
正是因爲美國的人民、歷史、體製裏麵根深蒂固的“防政府如防盜賊”的理念,美國政府的內政部門自建國以來一直是一個弱勢、精簡的機構,對國內進行強力管控的權力遠遠小於中共政府。
這一點是中國人(包括移民美國的中國人)很難理解的。在中國人看來,美國在全球到處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在越南、朝鮮、伊拉克、敘利亞打仗,到處幹涉別國內政,搞顛覆政變,完全是一副霸權主義的形象,似乎和“弱勢政府”這個詞完全相反。
這是因爲美國的政策在對內、對外上涇渭分明。美國對別的國家尤其是敵對囯可以相當強勢,但對本國人民則小心翼翼,束手束腳。
比如,美國中情局對其他國家的公民,甚至友邦的元首如德國總理默克爾,都可以隨意監聽,但如果要監聽一個美國人,則必須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此人已經或正在進行犯罪活動,並將證據提交法官。中國的法官是中共政權的一部分,對中共言聽計從,而美國因爲三權分立的原因,法官所屬的司法係統與政府根本不是一個係統。對一個美國法官來説,自己對包括總統在內的美國政府沒有任何歸屬感,就好像特斯拉的員工對福特公司沒有任何歸屬感一樣。而且,自己在就任法官時就宣誓要捍衛美國的民主和人權,而對美國民主和人權威脅最大就是濫用權力的美國政府。所以美國法官不僅對政府沒有任何歸屬感,反而有戒心,他們的職責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監督政府不能濫用職權。所以如果警方無法提供足夠的證據,法官是不會批準對公民的監聽的。現在有很多美國人在中情局的恐怖分子嫌疑名單上,但因爲沒有確鑿證據,中情局無法獲準監聽這些人。其他的民主國家也麵臨相似的問題。於是這些國家的情報機構就互相幫助,我去監聽有你國國籍的恐怖嫌疑,你來監控有我國國際的嫌疑,然後咱們互換情報。由此可見美國政府在對國內問題上的束手束腳。
這和中共對外弱勢(比如1991年中共在與俄國簽訂的《中蘇國界東段協定》中放棄一百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比如滿世界幾千億地大撒幣,比如外國人進清華不需要考試,還每年給八萬助學金)、對內強勢的做法正好相反。習皇帝一句話全國就封了,十四億老百姓沒有批條不得出門,自己一家人關起門來打麻將都有人衝進來,掀翻你的桌子,把你拉出街上,當著街坊和家人的麵連扇你耳光。這樣的權力,川普就是注射一管海洛因,然後再喝下一整瓶人頭馬,然後再去做夢,他都不敢夢見。你想想,如果美國政府有把全國老百姓鎖在家裏,不讓你出門你就不能出門的權力,那憲法第二修正案豈不就成了一張廢紙?老百姓愛囤多少槍都沒關係,政府一句話,你全都窩家裏,還得靠政府給你供糧供水供電。那你還不是得完完全全聽政府的?
所以,美國都死了八萬多人了,可是美國政府還是沒有下令像武漢那樣封城。原因很簡單:它沒有這個權力。
我不是說美國不論死多少人,都永遠無法像武漢那樣封城。就是比武漢封城更苛嚴的舉措,如果有必要,美國都可能作出,但”有必要”這個判斷隻能由代表人民的議會作出,隻能是先有全民共識,然後由代表人民的國會授權,最後由政府來具體執行。
而現在,美國老百姓並不覺得有像武漢那樣封城的必要。在這一點上你不能不佩服美國人的生猛。屍體都多得沒處放了,可就連現在這種柔性封城,美國還有很多老百姓抗議呢。而認爲封鎖程度不夠的抗議活動我還沒聽説。
所以,像武漢封城這種老百姓什麽都不知道,忽然間就喪失了行動自由的情況,在美國永永遠遠不會發生。
不要說死了八萬,就是死了八十萬、八百萬,美國人民也不會賦予政府這種沒有人民授權就限製人民自由的權力。
這是美國無法有效阻斷病毒傳播的原因之一。
我是生活在澳洲的第一代移民。疫情爆發之後,我們華人早就知道這個病毒的傳染性了,也知道世衛組織基本上就是一個中共下屬的組織,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澳洲政府仍然在說:“根據世衛組織的指示,學校可以正常上課。” 華人普遍感到政府的反應非常愚蠢遲鈍,明明學校裏有很多剛剛從中國探親回來的人,明明病毒在中國傳播的態勢比世衛組織所說的嚴重得多,但政府卻選擇充耳不聞。
這裏就再次暴露出了中國人眼裏的政府職能和西方政府的巨大區別。
在中國,政府是主子,他們不對任何人負責。所以如果領導覺得應該做一件事,他就馬上可以拍板,他不關心老百姓怎麽想,也不需要有足夠的數據。比如三峽大壩和高鐵,專家的意見和數據是反對的,但領導決定,它們就上馬了。
假設我是澳洲總理,我1月23日就下令學校聽課,封關封城(這些措施澳洲政府最後都采取了,但晚了許多),其他的議員們就會來質問我:
“你憑什麽下令封関封城?你知道這對老百姓的民生有多麽大的影響嗎?”
我說:“病毒都已經在中國瘋傳了,武漢的醫院都癱瘓了,患者排隊十多個小時都看不上病,很多人排著排著就倒下死了。澳洲當然應該儘早采取有力措施,防止這種失控爆發在澳洲發生。”
有道理對吧?
議員們就問:“你說的這所有可怕的情況,你有事實依據嗎?”
我說,“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你看…” 我就把手機上看到的那些視頻、照片給他們看。
他們問:”你怎麽知道那些視頻和照片是真的?”
我無言。
“就算它們是真的,你怎麽知道那不是幾個月或幾年前拍攝的?”
我無言。
”你一共隻看到五個不同的視頻,你怎麽知道武漢所有上百家醫院都是這種情況?”
我無言。
“你說世衛組織受中國控製,你的證據是什麽?”
我無言。
你明白了嗎?
所以,即使澳洲總理莫裏森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所有視頻和照片,並且和我一樣相信它們是真的,相信世衛組織受到中共控製,就算澳洲所有議員都相信,他們也不會根據這些無法證實的道聽途説采取措施,因爲民選政府的官員們不是主人,而是僕人,他們自己心裏堅信什麽在很多情況下不重要。
這就好像那個大戶人家要舉行一個盛大的宴會,客人到齊以後,這家主人環顧四周,然後問管家:“馬三爺怎麽沒來?”
管家說,“我討厭他,所以沒請他”。
你覺得主人會怎麽説?
“你是個奴才,你不喜歡馬三爺関我屁事!我和他是至交,你竟敢私自做主,你真是反了!去拿了你的鋪蓋卷滾出去!”
所以,就算是美國和澳洲政府官員們都堅信我所堅信的,這也隻能是他們私心裏的念頭,就好像那個管家不喜歡馬三爺的私念,對他們做出的決定沒有多少影響。
他們做像武漢封城這樣重大的決定,隻能是因爲如下二個原因之一:
第一,全國老百姓都想這麽做 —— 議會就會授權政府這樣做;
第二,他們手頭有可以證實的、足夠量的、有足夠代表性的數據。
這兩條中的任何一條,當初澳洲和美國政府都沒有。我前麵已經説過,生猛的美國人民到現在都不想像武漢那樣封城,我和很多澳洲的白人交換過意見,他們也都不把這病毒當回事,到今天絕大多數澳洲白人還都不戴口罩。所以第一條不存在。
而第二條呢?1月23日中國果斷封城是中國抗疫成功的關鍵。中國能夠做出這個判斷的原因之一就是習近平手裏有大量準確的第一手疫情數據。但中國不僅自己沒有對外界提供這些數據,而且還指示世衛組織壓低疫情嚴重程度,誤導世界。所以美國和澳洲政府手裏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沒有做出如此巨大決定所需要的數據。
所以,總結美國抗疫嚴重落後於中國的原因:
第一,美國政府相比中國政府太弱勢,它沒有當機立斷限製美國人自由的權力;
第二,美國政府當時沒有做這個決定所需要的數據;
第三,美國人民自己也不想像武漢那樣封城。
前麵説的美國抗疫嚴重不力的三條原因裏麵,頭兩條都是民主體製所施加的限製。這些限製導致美國無法像中國那樣迅速控製疫情然後復產復工,因此造成的人均生命、財產損失是中國的幾十倍。那麽是不是可以說,防疫這個問題證明了民主製度不如專製體製?
不是。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治製度,可以事無巨細全部完美應對,可以讓張家夫婦婚後和和美美,萬一離婚了,又彼此都對財產和子女撫養權的分配心滿意足。這樣的一個體製古今中外不曾也不會存在。
任何一個社會製度,都是各種互相衝突的利益妥協的結果。衡量任何一個體製的優劣,都要從統計學上看,從長遠效果上看。如果體製A下68%的老百姓受益,而體製B下43%的老百姓受益,那麽體製A就優於B。如果在二十年的窗口內體製B優於A,但從過去一百年和未來一百年看體製A優於B,那麽體製A就優於B。
我在《美國:中國人永遠也讀不懂》一文充分討論了民主製度對於集專製製度的巨大優勢,這裏就不再復述了。在《中美兩個民族的根本差異是什麽?》一文裏麵,我又總結了近代和現代美國和中國的經歷:
中國近代先是在鴉片戰爭中被強敵欺辱,然後內部閙天平天國、義和團,直接死了七千萬人,人口銳減二億。然後清末軍閥混戰死了幾百萬人。然後國共內戰又死了幾百萬人。好不容易內戰結束了,國家一統了,可以修養生息了吧?大躍進又死了三千萬人,文革裏整死槍斃了二千萬人(葉劍英親口說的)。好不容易政府決定不搞意識形態了,專心搞經濟民生了,江胡盛世二十年,GDP翻了十幾倍,老百姓有飯吃,有車開了,結果一個小學畢業生懷揣紅衛兵袖章和毛主席語錄又上了台,在國內大搞個人崇拜、“妄議中央”、因言獲罪,國際上找誰幹架不行,偏偏挑那個經濟實力是自己三倍(中國公佈的GDP是美國的70%,但這個數據可靠性不高)、軍事實力是自己數十倍、盟友遍佈天下、而且二十年來一直在好心好意地幫助自己富起來的美國去幹架,結果最終讓美國認識到自己的狼子野心,下決心不和自己做朋友。小學生天天高喊”小心黑天鵝、灰犀牛”,但當新冠肺炎這頭三百多米高的灰犀牛“轟隆”、“轟隆”地向自己衝過來時,他卻把提醒自己的八個人給抓起來,結果僅僅武漢一城就死了八九萬人,整個中國經濟觸礁沉沒,失業大潮席捲全國。目前民主世界正在集中精力對付中共病毒,不願意二綫作戰,所以和中國算賬的聲音還不多,一旦疫苗普及,病毒得到徹底解決,民主世界必定會和中共算總賬,到時候中共必然以閉關鎖國來應對,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會倒退到二十年前,中國會蛻變成一個大號的北韓。中國人民的苦難看不到盡頭。
而美國呢?自從內戰後現代版的美國誕生,至今160年,歷經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共、蘇聯的鐵幕鬥智鬥勇50年,國運長盛不衰。不論什麽年代,國內發生什麽千奇百怪的挑戰,一部人權憲法一藥治百病,國內從未發生任何大規模動亂。這160年裏死於內亂的美國人數(刑事犯罪的受害者自然不算),恐怕還趕不上中國隨便一個內亂裏一天內死去的中國人。
在《中國過去和未來的二十年》一文中,我討論了小粉紅最為自豪的三峽大壩和高鐵:
比如三峽水庫。現在帶來的種種惡果和危險,比如自然災害,水質嚴重下降,泥沙堆積,潰壩風險,網絡上已經有充分的討論,我這裏就不再複述了。各方得出的結論都一樣,那就是它必須盡快炸掉,等二十年後泥沙堆積太多後,想拆都拆不了了,否則堆積的40億噸泥沙會造成長江改道,淹沒下遊中國最富庶地區。感興趣的人不妨看看BBC這篇中文報道《三峽大壩 – 早拆比晚拆好,晚拆就拆不了》。早些年中共和小粉紅們最愛拿三峽大壩作為專製體製優勢的證明,因為這樣大的決定在民主國家討論一百年也不會通過;現在大家應該都明白了,三峽大壩在民主國家一百年也通不過恰恰是民主製度的優勢。
再看看高鐵。美國想建一條高鐵線路,十幾年來討論來討論去,一次次擱置。而中國說建一下子全國都普及了,看起來似乎又是一個專製體製的優勢。但現在高鐵負債達4.7萬億,達全國GDP的5%。這是一個極其可怕的數字。高鐵空載運行嚴重,運輸收入連上述負債的利息的零頭都還不上,所以這個負債注定了要越來越大。而且高鐵隻能運人不能運貨,擠占了鐵路資源,壓縮了貨運空間,對國民經濟帶來負麵影響。所以高鐵對老百姓是一個錦上添花的好事,但對國民經濟來說卻是一顆定時炸彈。美國為什麽討論來討論去一次次擱置?就是因為人家看到這些可能的後果。
所以從長遠來看,美國的民主製度肯定是遠遠好於中國的專製製度的。
咱們再把鏡頭拉回來,聚焦美國貌似混亂不堪的防疫。
不知最近你是否聽過這樣一個預言:數月之後,新冠病毒就會奇跡般地從美國消失。聽起來是天方夜譚胡説八道,但說它的人不隻有川普,還有其他的有頭有臉的人。
今年4月23日,紐約州公佈了一項對紐約人隨機抽查抗體的測試結果,紐約實際上已經有14%的人感染。這個結果大家很可能都聽説了,但絕大多數人不知道它意味著什麽,而知道的人也不説,隻是透露出這麽一個故作神秘、躲躲閃閃的預言,因爲在一個政治正確壓倒一切的西方社會,點破了太難聽,沒人願意成爲衆矢之的。
美國4月9日時死亡人數是2萬,到5月9日就到了8萬。就是説,過去一個月美國的死亡人數是6萬,占了全部死亡人數的四分之三。
據此推理,紐約州過去一個月感染的人數應該也是全部感染人數的四分之三,對不對?
那項測試結果說,紐約州感染人數是人口的14%。14% 的四分之三是10%。就是説,過去一個月紐約州的人口有10%感染,對不對?
我們知道,對於新冠病毒,一旦群體感染率達到60%,就達到群體免疫,病毒就會自行消亡。紐約州4月23日已經有14%感染。離60%還差46%。按照每個月感染10%的速度,4月23日後4.6個月,就是9月底,紐約州就達到群體免疫了。
但因爲美國現在已經開始解封復工,病毒的傳播很可能會加快,可能在6月底或者8月底,紐約州就達到群體免疫。
紐約州的感染率是全美最高的,因爲它的人口密度和經濟活力是全美最高的。感染率緊隨紐約州之後的麻州和新洲也都是類似的情況,在幾個月之後也將陸續達到群體免疫。
其他感染率低的州在解封復工之後隻有三種可能的結果:
第一,感染速度飆升,相繼達到群體免疫;
第二,成功做到在復工的同時有效控製病毒傳播。
不論那種情況,經濟復蘇是肯定了。
與此同時,美國的全世界領先的醫療係統正在同時研製幾十種疫苗,最快的幾個月內就可以投產。那些能夠嚴格控製病毒傳播的州在幾個月之後也會以接種疫苗的方式達到群體免疫。
所以,我們可以有把握地預計,半年之後,新冠病毒在美國很已經是陳年舊事。
在病毒爆發之前,美國的經濟蒸蒸日上。一旦經濟引擎開始全速運轉,必將開始強勁的復蘇和增長。因爲美國在全球最先達到群體免疫,最先開足經濟引擎,美元又是國際通貨,美國的投資環境又好,它必定會吸引更多的全球的投資,成爲全球經濟復蘇的火車頭。二戰後全球主要經濟體都一片廢墟,隻有美國一枝獨秀,使美國成爲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現在的情況會和二戰後的情況是不是有點像?
咱們再看看中國。
澳大利亞的醫療條件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且全民免費醫療,到現在它的全部感染人數隻有六千多人,遠遠達不到澳洲醫療係統的極限,每個重症患者都得到最好的儀器設備。就這樣,新冠病毒在澳洲的死亡率還是1%。意大利的醫療係統在歐洲都算是很棒的,但因爲不堪重負的原因,它的新冠病毒的死亡率達到了14%。這裏麵有一個因素,就是有大量輕症無症者沒有得到檢測,所以它的實際死亡率會低一些,但考慮到意大利的呼吸機不夠用,醫生每天都要多次做出把有限的呼吸機給誰,讓誰去死的決定,意大利的實際死亡率應該至少2%。
中國的人均ICU床位是意大利的37%,醫療水平更低,又沒有全民免費醫療,就是有限的醫保也已經被掏空,這才出現了孫文濱殺害民航總院醫生楊文的事件。如果病毒在中國14億人裏麵像在紐約一樣流行,它造成的死亡率可能會達到5%。
14億人口 × 60% 感染 × 5%死亡率 = 四千二百萬人死去!
這將是一場大屠殺,將徹底摧毀社會秩序,中國將變成世界末日僵屍電影裏麵所描寫的無政府狀態。
所以中國政府絕對不會走群體免疫這條路。如果同時又遲遲得不到疫苗,那中國就會長期處於這樣一種狀態:全國總是有十分之一的地區處於封城狀態,有十分之三的地區處於半封城的狀態,政府不得不持續在應對病毒上投入巨額的經費。
再看看中國在治療和疫苗的方麵乾了什麽。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在臨床實驗瑞德西韋。該藥雖然不能藥到病除,但確實有顯著的療效,可以縮短康復時間。那些八十多歲渾身是病的人恐怕還是難逃一死,但很多騎墻者就可能因此撿了一條命。所以美國和其他國家要麽已經批準瑞德西韋,要麽在批準的過程中。唯獨中國大力推薦中藥,不僅排斥瑞德西韋,甚至讓世衛組織登出造假的論文汙衊瑞德西韋毫無功效。中國爲什麽這樣做呢?因爲當權者通過大批給患者提供無效的中藥藥賺取天量利潤。鍾南山強力推薦、中國以國家地位向全世界推薦的中藥“蓮花清瘟”,號稱含有十三種中藥成分,最近被瑞典政府作爲假藥扣押,因爲經瑞典政府化驗,裏麵隻含有一種成分,就是用來生產清涼油的薄荷醇,對新冠病毒毫無療效。因爲鍾南山和蓮花清瘟的生產商有利益上的合作。
中國那些受命研製疫苗的企業裏麵有好幾家是當初提供假疫苗毒死很多孩子的企業。他們研製出來的疫苗你敢打嗎?現在有很多科學家都說,新冠病毒的疫苗研製非常難,很可能人類永遠也研製不出來。那些靠賣假疫苗賺錢的企業,他們會有興趣顧一大群世界頂尖的科學家嗎?有病啊?就是他們真有病,真想這麽做,你是一個世界級的病毒學家,你會願意在這個買假疫苗害死無數孩子的企業供職嗎?你有病啊?所以,如果這樣的企業能夠搞出來輝瑞公司都不一定能搞出來的疫苗,那我就去買張彩票,然後拿著它去買1000萬美元的豪宅!
這些企業最可能做的,就是秘密從國外購買一批疫苗,換了自己的容器包裝,然後用來臨床試驗,等批準量產了,就生產自己搞出來的自己也不知道有沒有用的疫苗,等一二年後最終發現疫苗無效,企業早賺了幾百億,幾個老總和後臺政府官員早就把錢無蹤跡地分光了,到時候中共爲了自己的麵子,肯定會把此事遮掩過去。
就算你是一個良心企業,真想搞出中國人能引以自豪的疫苗的,麵臨著那些投機取巧的競爭對手,你很難搞下去。那些企業很快就宣稱研製成功,開始臨床試驗了,而你投進幾個億還沒摸到竅門呢,你壓力大不大?很可能政府把資金都投到那些號稱大獲成功的企業裏麵,對你都撤資了,你還堅持嗎?爲什麽在中國搞創新這麽難?爲什麽中國搞出來的真正的創新鳳毛麟角?就是這個原因。
一個朝代到了末世就有這種獨特的現象,就是宏舟將沉,但沒有人去修船,都去鑿船上的鋼板拿去賣錢,然後在沉船時大家同歸於盡。現在那些貪官和他們在企業界的搭檔們都準備好了外國護照,沉船的時候可以跳上別的船,去瑞士雪山下的豪宅裏和家人團聚,所以他們鑿起中共這艘破船來就比歷史上那些末世的貪官汙吏更狠,所以習皇帝這艘破船會比崇禎那艘船沉得更快。
儅美國的經濟承載著全球文明世界的厚望開足馬力報復性地膨脹,拉動歐洲、日、韓、印、澳等地區的經濟快速復蘇,中共正忙於在全國撲滅此起彼伏的疫情,同時,中共麵對著全世界從中國撤資留下來的空洞洞的廠房和滿街遊蕩的失業打工仔,麵對著八十囯聯軍幾十萬億美元的索賠,麵對著私有企業逐漸退場和國有企業越來越低效虧損、國家越扶持越低效的惡性循環。
所以,二年之後,美國在這場世界現代史上民主與專製、文明與野蠻的第二場較量中(第一場是和蘇聯)將不可避免地完勝。
80國聯軍,甚至180聯軍都會向中國要求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