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縱觀中國曆史的政治文化，最重要的一點是“治人”。章太炎說“儒者之道，除修己治人，別無他法”。道家著名的“虛其心，實其腹”講的是“聖人之治”。除此之外，治國凡不是落在治人上，如法家，墨家，最後就沒有能夠在中國政治文化中占主導地位。
和以法治國相比，從理論上講，治人更是落在了跟本上。比如，如果一個人心甘情願做某事，和被強迫做某事相比，是不是更有效？所以無論中外，曆史上統治者都在愚民或洗腦上下苦功，並且在大部分時候頗有成效。
一個現成的例子是近代中國。在中國積弱一個世紀之後，毛澤東如果不是在這方麵取得了成功，把幾萬萬中國人的腦子洗成一個人，共產黨在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所向披靡，並且和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比武功而不落下風，基本上是不可想象的。
對於治理一個規模較大的國家，“治人”的想法在古代是自然而且可能是必須的。人類曆史上的民主思想來源於希臘城邦的政治文化，而從沒有在任何一個大規模的國家裏發芽，原因或許就在此。舉個簡單的例子，兩個人之間講民主要相對容易一點，但是要在同堂四代近百口人中間講民主，那應該是很困難的。王蒙《堅硬的稀粥》裏就有涉及這方麵的幽默。
但是“治人”有一個很關鍵的弱點，那就是風險太大。幾億人勁往一處使，如果使在正確的方向上，其功效是很顯著的。但是如果使在錯誤的方向上，其危害也是相當巨大。比如新中國建立以後，初期幾個五年計劃都很成功，經濟發展也很迅速，但是同樣，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也是相當巨大的。
任何一種政治製度，究其根源，如果排除運氣，那基本上是選擇的結果，民主政體是如此，專製政體也是如此。
一個合理的命題是，在幾十個臭皮匠比不上一個諸葛亮的時候，還是讓諸葛亮來統治比較好，但是如果臭皮匠們和諸葛亮相比不相上下，那麽民主就成了必須。
所以從專製，到精英治國，到民主，應該是人類曆史政治體製演變的合理路徑。
我們要反對兩種極端。一種是不以曆史的眼光看問題，一說起民主專製就往老祖宗身上扔垃圾，動輒罵孔子老子，動輒鼓吹中國文化如何落後。另外一種是不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死抱著傳統文化不放並且不思改進，比如一些新儒家學者，一看到西方有什麽先進的思想，第一反應是“我們也有”，然後宣稱足球發明於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就是民主思想，等等。
（二）
當統治者作為一個階層逐漸從大眾階層分離，並有了其自身利益的時候，“治人”的政治思想必然導致愚民或洗腦子。統治者永遠不會想到去“教育”民眾，他們永遠隻會禁錮思想，壓製自由新思維。如果沒有自然界的挑戰，沒有外來文化強力衝擊和外來文明的強力競爭，這種現狀不會自動改變。
而對於大眾來說，對現狀的認同至少有兩個方麵的原因。第一是因為惰性。活的好好的，為什麽要改呢？即使活的不夠好, 能忍則忍，不能忍了就來個天翻地覆，把利益重新分派，然後把原來那一套再搬來。第二是沒有改變的新方向。如果我們不知道有民主這種政體，改革基本上也就是在“治人”上麵打轉轉。所謂的 “與時俱進”，有時候“時”也是停滯不前的。所以曆朝曆代政策更新不少，但是思想上沒有大的進步。而西方文藝複興有古希臘的人文政治做參考。
這是中國鴉片戰爭以前的曆史寫照。
十九世紀前後，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衝擊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強大。在這種衝擊下，無論統治者還是普通百姓都有了改革的欲望。但是兩者的目的是有區別，而且是有衝突的。前者是為了維持其統治及其利益，後者是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這體現在思維的開放程度上。前者的底線是君主立憲，後者要共和。最終後者戰勝了前者。
這段時間中國政治思想的解放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緊迫，救亡的緊迫，所謂病急亂投醫，對西方的政治（以及文化）思想沒有總體的把握和研究。所以共和以後，無論袁世凱複辟，還是蔣介石軍閥統治，共和思想基本上在較低層次漫步,這裏甚至包括孫中山本人。
比較一下，春秋戰國曆時數百年，百家爭鳴得很充分，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又在其後一百多年，所以選擇上也很充分。
共產主義雖然從西方來，但是和中國傳統文化裏的“世界大同”，“均貧富”有共鳴，不然不能解釋眾多文化精英也參與其中。但是同樣由於時間緊迫，沒有辦法和中國傳統文化有更深的比較，去偽存真，批判揚棄，匆匆忙忙就“廢黜百家，獨尊馬列”。此後幾十年裏沒有思想的解放。（如前所說，在一定情況下，要把幾億人的思想擰成一種思想，沒有爭鳴可能是必須的。）
韓戰越戰以後，國內局勢稍穩，毛澤東好心好意要解放思想，居高臨下地發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看所放所鳴出乎自己的意料，惱羞成怒之下改為“引蛇出動”，把一件好事徹底辦成壞事。後來又試圖繞開思想解放，試驗直接推翻“治人”，導致大鳴大放大民主，最後連自己都收不了手。
此後幾十年，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後，在思想開放層麵也是幾經反複，羞羞答答，邁不開步子。“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汙染”，“穩定壓倒一切”，等等，乃至去年中宣部禁章飴和的書都是明證。
結論，“治人”導致思想禁錮，要從“治人”走向“人治”（民主），首先要解放思想。
（三）
對思想的禁錮直接導致兩個後果。
首先，民眾的思想跟不上世界的發展。毛澤東的群眾運動因為隻有“民主”的形式，而沒有真正民主思想做後墊，是紅寶書下的大民主，最後成了典型的“暴民運動”（MOB）。去年在處理東北汙水問題時，一位市民對溫家寶說感謝政府關懷，而溫家寶回答說，是我們應該感謝你們的耐心（大意）。可見溫家寶的政治理念已經有了現代意識（政府是管理機構），但是民眾還沒有（官還是那個父母官）。
其次，統治者自身的理論水平因為缺乏開放的討論而僵化，麵臨新的衝擊無法應對，不是井底之蛙式的自高自大，就是自慚形穢式的信心不足。尤其是後者，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政府的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即使現在，雖然經濟在世界上已經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是在文化上還是沒有底氣。
這是很自然的。改革開放是行動在先，摸著石頭過河，思想上從沒有真正地長時間地開放（八十年代有過短暫的開放）。所以一開始應對西方對於各式各樣的職責（如人權）隻有一條“中國有中國的國情”，再往下講就沒詞了，完全是被動地解釋。現在好一點，會說“發展權優先於人權”，不管對錯，算是有個說法。但是離文化大國，想要輸出文化還遠得很。
在當今中國，思想的禁錮，說來說去還是和既得利益集團不願意讓普通大眾分享利益有關。最為突出的就是“三個代表思想”。這個思想說起來好聽得很，“代表先進生產力”什麽的，說穿了，就是把所謂的精英階層拉進來，腐蝕他們，讓他們成為利益集團的一員，徹底閹割他們的思想。蘿卜加大棒，共產黨很會幹這個事，看看章飴和《往事並不如煙》就知道了。
現在好一點，談“和諧社會”，似乎進步了點，和中國傳統文化也能掛上鉤。然而，同樣地，因為沒有解放了的思想做後盾，這個口號很容易流於虛空。比如，我們可以問如何和諧？是你吃山珍海味住洋房我吃鹹菜三代擠一間屋的和諧，還是大家都有肉吃有足的夠寬敞房子住的和諧？
結論：沒有思想的解放，就沒有立得住的思想體係。即使腰包裏有很多 錢，行動起來還是要麽暴發戶形象，要麽畏畏縮縮，恨不得跪倒在別人麵前。
（四）
曆來大國的崛起，思想先行。沒有思想的崛起，要麽時間短暫（如荷蘭西班牙），要麽像跛足鴨（如日本）。中國現在才有一點崛起的苗頭，思想上的解放，和文化上的複興是當務之急。
首先是如何應對西方文化挑戰的問題。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博愛等已經先聲奪人，搶占了話語權的製高點。但是其弱點也是很明顯的。比如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的矛盾導致的普遍的虛偽，對物質生活的享受（以消費帶動的經濟）導致的人和自然的衝突，因為信奉力量而對文化之間的交往多以衝突，而不是對話的形式出現，等等。
關鍵在於我們自身能不能提出足以與之抗衡的思想文化體係。
其次是如何對待國內各個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根據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中的理論，從長遠來看，西藏新疆問題會有可能成為大問題（不是同一種文化），而台灣問題相比反而較輕（同種文化）。在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同時，一定要充分顯示自身文化的包容性和優越性，讓他們羨慕，不強迫，但也不反對他們自願被同化。拉攏大部分人，打擊小部分激進分子，並在手段和言辭上掌握靈活性，不要發言千篇一律，口氣和態度都生硬僵化。
但是關鍵仍然在於有自己的思想體係做背景，心中有足夠的自信心。
中國政府似乎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比如現在有向傳統文化吸取營養的舉動。但是還沒看出會有什麽樂觀的結果。首先，因為前幾十年把基礎搞壞了，現在是上下求索而不得其路。像尊孔，祭黃帝等等，徒 具形式，於丹式的對論語的解釋，多往流行文化上靠，對於普及傳統文獻有重大貢獻，但是並不能對如何揚棄傳統文化有深刻的討論。其次，由於既得利益的關係和對穩定的過分看重 ，一旦涉及思想領域總是束手束腳，沒有辦法展開徹底的討論和解放。
（五）
兩點建議。
在奧運會順利結束以後，可以在思想界發起不是引蛇出洞的百家爭鳴和百家齊放。在此之前，應該淡化三個代表思想（正在做），保障精英階層的利益，但和黨的利益脫鉤。報紙的輿論控製可以適當存在，但是在書籍出版方麵（尤其是學術性的）應該大大放寬。
在民間可以開展各種有獎征文活動（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就是一篇征文）。從自上而下的試點（摸著石頭過河）變成先討論，再試點。
如此上下互動，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新思想的層出不窮是可以預見的。所謂的軟實力也會大大增強。
非如此，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