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檔
MISH - MASH
周群 口述 陳秉安 整理
◇ 我的父母弟妹
我叫周群，今年７９歲。祖父是道縣興橋人，是普通農民，有十幾畝田，省吃儉用送 我父親上學。父親周謨，抗日時期報名參加國民黨青年軍，上前線抗日。抗戰勝利後，在 南京國民政府交通憲兵科當科長。
我１９３６年出生在江蘇鎮江。１９４９年，我已經１３歲，這時，到處傳說解放軍 要打過江來了，遠方“隆隆”的炮聲都聽得見了。有一天，父親突然神色慌張地從南京趕 了回來，對我和母親說：“共產黨的軍隊要渡江了，政府亂作一團，我們得趕快跑。”母 親說：“往哪兒跑啊？”父親說：“還能去哪裏呢？去台灣的船票就是１０根金條也換不 上一張。隻有回老家道縣。”這樣，我們一家輾轉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道縣，在縣城 租了一間小房住下。
解放軍過了長江後，戰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聽說湖南省省長程潛和平起義了，接 著，湘南行署主任歐冠也準備和平起義。他與父親在南京有一麵之交，為了拉更多的“和 平力量”，把我父親也叫去了零陵“共商”。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５日，歐冠通電起義，這 樣，我的父親便作為“起義人員”，受到禮遇。１１月１５日，解放軍進入道縣縣城，父 親還搖著彩旗歡迎解放軍入城，道縣人民政府舉行“共商道縣和平建設”會議，把我父親 請去參加。
誰知事情說變就變。有一天，父親接到縣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訓。我們都很緊 張，他都起義啦，怎麽還要找他呢？不久父親就從衡山來信，說每個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都 要坦白交代自己對共產黨做過的錯事。他在信中說：“我要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時代的步 伐。”
１９５２年５月２日，我正在道縣的省立七師讀書，早上學校突然通知，全體學生去 參加全縣的“宣判大會”。猛然，我看見父親被五花大綁跪在台上。不久就聽見審判員宣 判了他和另外５個人死刑！
父親被押著從台上推下來，台下的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樣，分開兩道，高喊口號：“鎮 壓反革命！”父親的眼光還在人群中掃著：顯然，他是在找親人。可是我讓人群隔得那麽 遠，可憐的父親怎能看見我呢？不久，就聽見遠遠傳來的槍聲。
父親死了之後，母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４個弟妹，加我５張口吃飯，怎麽養活？ 父親是被槍斃的，按公安條例，母親和我們姐弟都成了“殺關管親屬”，親戚都怕惹禍上 身，看見我們都繞著道走。晚上，弟妹們睡了，我看到母親站在窗前發愣，窗下就是瀟水 河，我真害怕她輕生。母親滿臉淚水，搖頭說：“我不會的，我一看到床上躺著的你們， 就不會死了，沒有我，你們怎麽活？”不久，又傳來消息，說我上中學的大弟弟周元正搞 “反革命組織”被抓了。弟弟與同班“出身不好”的子弟成立了一個籃球隊，他們常用紙 條通知在哪裏練球，在哪裏比賽，而且總是用文言文，他們穿的背心上印有一個藍色的隊 徽。就說那是國民黨黨徽，他們串聯紙條上寫的是“暗語”。大弟弟周元正就這樣被無辜 判了２０年刑，一直到７０年代才出來。一個十幾歲的翩翩少年被改造成了唯唯諾諾，見 誰都害怕的小老頭。
◇ 第一次婚姻
這時我中師畢業，總算能掙錢，幫助母親減輕一點負擔了。我找到縣教育科，請求安 排工作。那時候農村缺教師，教育科開恩，答應安排。但是要求我去最艱苦的洪塘營。那 是離縣城幾十公裏的瑤族山區，學校幾乎與世隔絕。讓一個１７歲的女孩子進到深山教書 ，同發配邊疆差不多。我能有什麽選擇呢？我這樣的人，能給一份工作就算是不錯了。
在偏僻的瑤山中，我碰上了第一個丈夫蔣漢鎮。他高大、英俊，很有文體才華。在道 縣一中，打球、演戲都很出名，我在舞台見過他，很有好感。蔣漢鎮出身地主家庭。父親 是在淮海戰死的。本來，他已被選拔到部隊文工團了，因為家庭問題被打下來，也分配到 偏僻的瑤山中教書。
洪塘營小學老師不多，有些在當地有家。一到放學後，學校裏就剩下了我們兩個。在 與世隔絕的大山中，“同是天涯淪落人”，有一種特別的親近感，我們很快就戀愛了。
我對談戀愛有種隱隱的負罪感，父親才死，弟妹又小，我怎麽能貪圖享樂呢？蔣漢鎮 就開導我，人總不能一輩子生活在陰影裏，應該抬起頭來生活。我們都年輕，黨指引的未 來是光明的。１９５９年，我與蔣漢鎮結婚。１９６０年，生下了第一個孩子。當時流行 小說《林海雪原》，我們便給第一個男孩取名林海。１９６２年，又生下了一個女孩，叫 雪原。１９６４年，生下第三個孩子，是男孩，取名林鬆。為什麽取名林鬆？我知道蘇聯 莫斯科大學的門前，有兩排高大挺拔的雪鬆。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去一次共產主義 的故鄉，如果我去不了，願我的兒子能去莫斯科上大學！
那一段時間，家庭生活和睦、幸福。社會上的政治鬥爭還沒搞到我們年輕的一代人身 上來。我和漢鎮還經常在學區大會上講公開課，每年都被評為“優秀人民教師”，發一支 鋼筆、領一張獎狀什麽的，心裏很滿足，對黨對毛主席很熱愛。１９６５年全國搞“四清 ”，情況就變了。
本來，我們以為解放的時候都不到１８歲，不是地主分子，即使父輩有問題，也不是 我們的罪，沒想到運動會搞我們。１９６５年下半年，洪塘營學區１００多名教師被召到 區裏集中學習文件，搞“自我革命”，就是向黨交心。每個人回顧檢查自己，把“辜負了 黨”的事情說出來，“與昨天一刀兩斷”。為了讓教師們大膽交代問題，黨支部書記宣布 ：“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後來才知道，這些都是騙我們的。
那時漢鎮在學校管了一點夥食賬，除了交代自己對學生不夠耐心外，還把賬本交給領 導，交代了“私自炒菜用油”的問題。我則把讀師範時的一本日記本交給了領導。沒想到 ，交心的第三天，學區的牆上就貼滿了大字報：“地主分子蔣漢鎮還在吸血”，“奇文共 欣賞：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周群反動日記摘抄”。很快，全學區掀起了一場批判我們夫妻 的風暴。漢鎮記的“油鹽柴米”賬，被說成是“變天賬”，我用鉛筆抄寫毛主席語錄，被 說成“對偉大領袖不恭”。我日記本上抄的名詩、名句，被說成要搞“資產階級複辟”， “盼望帝修反回來”。我們兩口子被押到台上，向毛主席“低頭認罪”，一遍又一遍地交 代“反動思想”。在我倆被清退出學校時，我曾問蔣漢鎮：“我們這些人不合適，清退便 算了。幹嗎還要開那麽多會，批判、鬥爭、汙辱我們呢？”漢鎮一句話讓我茅塞頓開：“ 光把我們清退怎麽夠呢？要批判我們，教育其他人啊！”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我們兩口子被學區清退回蔣漢鎮的老家，瑤山深處一個偏僻的小 村莊——小路窩村。我還記得那是個淒冷的早晨，蔣漢鎮挑著一擔行李，我一手挽著裝雜 物的籃子，一手牽著雪原。林海背著林鬆，當我們一家人走出校門時，沒有一個人來送。
回到老家，蔣漢鎮家原來的房子已經倒塌了，我們借別人的一間房子住。那房子是堆 稻草的，從瓦縫裏都能看見光，一下雨，到處都漏。我們就拿稻草把房頂漏的地方堵了， 把稻草雜物清理了一番，勉強住了下來。村裏增加了人口，就少分口糧，當然不歡迎我們 ，時時要看人的臉色。好在按規定，還能吃一年的國家糧，發了一點安家費。所以一開始 生活還過得下去。
轉眼到了１９６７年“雙搶”大忙季節。我們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之中。為了表 現好，讓妻子兒女少受歧視，細皮嫩肉的漢鎮打著赤膊，在火熱的日頭下踩打穀機。我也 挽起褲子，下田學割禾；３個孩子，５歲的雪原，到田裏拾穀穗；７歲的林海看了隊裏的 幾頭牛，再牽上小弟弟林鬆。我們就像牛，低著頭，俯首貼耳，聽憑改造。漢鎮總是安慰 我：“我們是運動中出來的，照共產黨的政策，運動結束後，就會糾偏，那時，我們就能 回去了。”
可是我們沒等到這一天。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來了，我們非但沒能回去，一 家５口，隻留下我一個！
１９６７年８月，道縣農村刮起一股殺人風。我們附近的蚣壩河裏丟滿了屍首，河水 一片血紅。田埂上，路邊上，到處可以看到屍體。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已經是半夜了 ，我和３個孩子被叫起來，押到隊裏的禾場上去。蔣漢鎮已先被捆綁在那裏了。禾場上火 把通明，幾十個民兵拿著馬刀、鳥銃，押著村裏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牽著我 的褲腳，林海背著林鬆。林鬆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這樣高一腳，低一腳 地被押到一個天坑（溶洞）邊。這時，治保主任唐興浩跳到了石頭上喊話：“現在，我代 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們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著一張紙，讀名字。叫 一個，民兵就從人群中拖一個人出來。揮起一刀，朝腦殼砍去。或者拿鐵棍朝腦袋打一棍 子，隻聽慘叫一聲，血就噴出來了，再一腳，踹到天坑裏麵去。
蔣漢鎮被第三個點名，頭上被打了一棍，丟下洞去。我是第八個！可憐我那３個孩子 ，撕肝裂肺地叫“媽媽”，我哄他們：“乖，你們別動，媽媽過一會兒就回來。”我那時 還心存一絲幻想，想著他們殺大人，孩子是來陪看的，不會殺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 什麽都配合他們。
我走到天坑邊，隻覺得腦後一陣冷風，一根硬硬的東西打在我的頭頂上，沒有痛，一 陣天旋地轉，就什麽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來以後，有人告訴我，打我的東西是開山打炮眼用的鋼釺。
後來聽人說，我被丟進去之後，他們又來抓我的３個孩子，可憐３個無辜的孩子，嚇 得像被追的小雞，滿坪跑。孩子當然跑不過大人，３個孩子都被丟進了天坑。這真是個“ 吃人”的天坑啊，光這次就扔下了２５個人！
老天有眼，一開始，我們全家５人丟下去後，都沒死，在黑洞洞的天坑裏又相見了。 我碰碰旁邊，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屍體。奇怪啊，平時，我晚上聽見貓頭鷹叫都怕， 這時候，同冷冰冰的屍體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幾天中，沒有吃的，尤其是沒有水喝，漢鎮先昏迷過去了，我們就這樣一步步等待著 死亡來臨。
不知道過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現了。第一個是林鬆，他拚命叫著：“媽媽，我 要喝水，我要喝水！”沒有水，就用小拳頭打我，抓我的頭發。我對他說：“睡吧，孩子 ，睡著了就好了。”
這時候，漢鎮突然站起來，口裏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經瘋了。他 在屍體上走來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撲通”倒下，再沒有聲音了。
林鬆也不動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經沒有了氣，奇怪，我竟然啥悲傷都沒有。也許 是我覺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這時，我聽見林海在嘟噥：“媽媽，我為什麽還不死啊，我想早點死。”我的五髒六 腑都碎了！可憐的孩子，才７歲啊！又過了一會，他也真的就再沒聲音了。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裏四處亂摸，摸到一個小水氹，就用嘴含著 水去喂她。誰知她喝了水，頭一歪，倒在她爸爸身邊，也沒氣了。
我知道，馬上要輪到我了。我很平靜，我把丈夫、兩個兒子和女兒都拉過來，４個親 人並排躺下，靜靜地等死，等待黃泉路上，我們一家人同行。沒想到，頭頂的洞口有人叫 我的名字！原來，４７軍下來製止殺人了，我被人從天坑中救了上去！
救上我後，他們問，周老師，你去哪裏？一句話讓我眼淚嘩嘩地流。丈夫死了，３個 孩子死了，家沒了。我孤孤單單一個人，能去哪裏啊？
◇ 第二次婚姻
想來想去，想起蚣壩墟上，有我的一個伯母，我歎了一口氣，隻能去投奔她了。沒想 到，在伯母家裏，開始了我的第二次婚姻：與大隊支書李自貴建立家庭。
很多人問我，得救後為什麽要嫁大隊支書？是不是讓貧下中農來保我的命？我說，又 是，又不是。
李自貴是蚣壩公社衝子口村人，解放前，他家很窮。母親在病中瞎了眼睛，怕拖累兒 子，上吊死了。李自貴１０歲就帶著兩個弟弟討飯。共產黨來了，他家才翻了身，分了地 主的田，又分了房子。朝鮮戰爭爆發，李自貴參加了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朝鮮戰場上，他 殺敵立功，多次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從朝鮮回國後，先到零陵的一個礦山工作。但他當 慣了農民，向領導打報告，要求回鄉務農。１９６２年，李自貴回到了老家蚣壩公社衝子 口村，不久被選為大隊黨支部書記。
文化大革命中道縣到處殺人。上麵指示說蚣壩大隊要殺多少“地富反壞”。李自貴是 個非常忠誠的共產黨員，在部隊才認識幾個字。黨的路線出了什麽錯，他是不會去想的， 隻知道要聽黨的話。我後來聽他說，接到殺人的指示，他也很矛盾，一直不忍下手。但是 上麵的命令一個接一個壓下來，要是不殺人，你就是站在“地富反壞”一邊，自己都有危 險。後來，他也參加了殺人。我在道縣處遺小組的材料中看到了這樣的記錄：“１９６７ 年８月２５日，蚣壩大隊支書李自貴、大隊長周時、貧協主席蔣紹黃、治保主任朱賢儒、 民兵營長蔣學金、大隊＇紅聯＇頭頭蔣啟念等人，以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名 義召開宣判大會，當即宣布了塗宏光等２２人的死刑，並立即拖到圩場邊上的兩口廢紅薯 窖邊執行。”
但是，天有不測風雲，就在蚣壩刮殺人風的時候，李自貴家中突然出事，他的老婆上 吊了！原因是他老婆的父親在國民黨部隊中當過兵。她在與鄰居吵架時，人家罵她父親是 “國民黨兵痞”，說她老公李自貴不配當大隊支書。這在當時是個很大的罪名了，他的老 婆一氣之下，上吊自殺了。留下了一個兩歲的男孩叫李玉新。誰的“階級”就那麽純潔？ 這件事對李自貴教育很大。
當時李自貴無法帶孩子，就把孩子放在蚣壩墟上交給我伯母帶。也是這個原因，我到 伯母家裏不久，就認識了李自貴。李自貴看到我抱著他的孩子，心有愧疚。他想同我結婚 ，請我的伯母做媒。一聽伯母這樣說，我堅決不同意。我原來的丈夫、孩子的屍骨都還在 溶洞裏呢，我怎能嫁給他？伯母說，外麵還在殺人，嫁個貧下中農，你的成分就改了，有 他保護，你死活可以留下條性命。我的弟弟也這樣勸我。
最後讓我下決心跟了李自貴的原因是他的孩子：兩歲的玉新。當時我剛失去了３個心 頭肉，就像一頭失了崽的母狼，差不多快瘋了，玉新就是我的精神寄托。抱著玉新就像抱 著我的林鬆，沒有玉新我隻有死。所以當他們說，如果我不同意就要抱走玉新時，我心軟 了。
這樣，我同意跟李自貴去了衝子口村。從此，我由一個教師，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 農婦。每天，我上山放牛，用一塊藍布把玉新捆在背上。有一次，我經過小學校，聽見一 位女老師講課，說蘇聯有３個革命導師：列寧、斯大林、阿爾巴尼亞。我在窗外幹著急， 但是看看自己這個樣子，一個衣衫襤褸的放牛農婦，想想自己的身份，哪有我說話的餘地 ？
有兩件農活我最難忘，一件是挑牛欄糞，赤腳站到又臭又潮濕的牛糞尿裏。有時，還 要用手去捧牛糞。一開始我怎麽也做不下，我一輩子都愛幹淨，腳一踩到軟軟潮潮的牛糞 上就惡心。但是，有什麽辦法呢，時間長了，就如同踩在潮濕的棉絮上一樣。
還有一件難事是砍柴。大煉鋼鐵，把山上的柴都砍光了，我要跑到很遠的山上去砍柴 。我帶著孩子，怎麽辦呢？我就在地上攤開一塊藍布，把玉新放在藍布裏坐著。有一次， 柴擔到半路，“噗——”藤繩斷了，柴散了一地。這時天又黑了，肚子又空了，力氣也沒 了，我哭，孩子也哭。遠遠地聽到“周群，周群”的喊聲，原來是李自貴來接我們母子了 ，那是多麽難忘的回憶啊！相依為命的生活，慢慢化解了我們之間的冤結。勞動中，困苦 中，相互照應，我們有了更多的共同點。
這時，外麵有了風言風語，說：“衝子口村出奇事了，共產黨員討了個地主婆。”“ 大隊支書中了美人計了！”有一次支部會議批評他“階級立場出了問題”。為了我，他受 了處分。他沒有怨我，依然愛我。這一點使我很感動。我決心好好撐起這個窮苦的家！
幾年後，我們添了一個男孩一個女孩。男孩取名玉東，女孩取名來媛。窮屋裏一下有 了３個孩子，那是３張嗷嗷待哺的口啊，我們家更窮了，但窮人卻有窮人的快樂。孩子雖 並非我一人所生，但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女兒來媛要出嫁了，沒有錢做嫁妝，怎麽辦？以 前李自貴還可以到瑤山去砍竹子，賣幾個做衣服的錢。但那時正批“資本主義尾巴”，誰 都不敢搞副業。嫁女的錢從哪裏來呢？是我結紮了自己，拿回了２０塊錢，把女兒嫁出去 的。那時，計劃生育結紮男人補助１０元。結紮女方能補到２０元。我就代替李自貴結紮 了自己。來媛出嫁離門的時候，緊緊地抱著我不肯走，哭成了個淚人兒。
１９８０年，道縣大屠殺事件平反，一些殺人的凶手受到了法律的懲辦，李自貴也不 當大隊支書了。我又回到了蚣壩的教師隊伍。縣裏群眾還強烈要求，讓我這個九死一生的 人當政協委員。我同李自貴的位置，正好倒了過來。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教育局要把我調到縣裏去。臨走時，我發現自貴很不安，他 有顧慮，怕我一去不回。那段時間，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嫁人的都離婚了。我們蚣壩一個 從廣西來的女醫生，平反後，拋棄了老公孩子，又回了桂林。我對自貴說：“你放心，我 們是從那個苦難的歲月中走過來的。你對我好，我記得的。不管我以後做什麽，都不會拋 棄你。”
不久，我們把家搬到了道縣縣城，我教書，自貴在家做點家務。這時，玉新已經成家 ，玉東學了機電，來媛進了紡織廠，不久又添了孫子和外孫女，一家人的生活和睦、幸福 。２０００年以後，我發現，老頭子的身體慢慢不行了。他老是咳嗽，痰中帶著血絲，有 時咳得整夜都不能入睡。２００８年冬天，他病倒了。我還記得，那是一個雪天的黃昏， 屋裏生著火，他可能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向我招手，又用手敲敲床，讓我坐下。我說：“ 你要說什麽，我都清楚，不說了，不說了。”他眼裏都快流淚了，斷斷續續地說：“我這 輩子，對不起很多人，也對不起你！”李自貴一生很堅強，從不流淚，這回，他流淚了， 淚水分成兩道，順著他的麵頰往下流。我也忍不住，抱著他哭。他在床上又躺了３天，無 聲地走了。我和兒女把他葬在家鄉衝子口背後的山上。伏在墳上，我哭了一場。
２０１１年，我在記者的陪同下，再次來到了楓木山，找到了我第一個丈夫和３個孩 子死去的天坑。洞口已被人用大石塊蓋上，旁邊建了一座“楓木山小學”。
４４年了，這裏灌木叢生，難以辨認。但４４年前，一家人“陰間相會”的情景猶在 眼前。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聲：“小妹子、林鬆，媽媽來看你們了！”
後來，我在天坑口上為他們立了一塊碑，碑上寫著“蔣漢鎮老大人及子女林海、林鬆 、雪原之墓”。落款是“賢妻、慈母周群立”。
□ 原載《炎黃春秋》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拓展閱讀：《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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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真相
被遺忘的數千冤魂——記１９６８年湖南邵陽縣大屠殺
·何清漣·
“文革”給中國人帶來的痛苦，如果不是親身經曆，僅僅是從文字描述中去感受，無論怎樣，都會顯得膚淺、輕飄。
１９６８年道縣傳來殺人消息
我生長於革命之鄉——湖南省，自幼一直接受“紅色”教育，耳濡目染的一切，使我對“革命”充滿了崇拜與憧憬，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到來，也以一個孩子的純潔熱情歡迎。
這種熱情一直持續到１９６８年。那一年湖南省的道縣、邵陽縣相繼發生了兩次大屠殺，從此以後，我對“文革”的本質有了自己的認識。
１９６８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我當時年僅１２歲。“停課鬧革命”使孩子們無書可讀，我隻能每天上街去讀大字報和傳單，努力用自己稚嫩的心靈去理解那個動蕩不安的世界。
五月的一天，我又象往常一樣在街上看大字報。一張傳單赫然入目，標題是《請中央軍委趕快製止湖南道縣的大屠殺》。傳單的作者列舉了１９６８年４至５月發生在湖南省道縣的一連串集體屠殺事件。傳單的作者陳述說，１９６８年，道縣的一些革命組織與貧下中農為了防止階級敵人趁機作亂，將所謂的“二十一種人”及其家屬定名為“黑殺隊”（意指他們想屠殺工人、貧下中農），一律殺無赦。由於道縣革命群眾組織將屠殺“黑殺隊”視為“革命表現”，而“二十一種人”及其家屬又為數不少，自然是誅不勝誅。其結果就是傳單上所寫的：道縣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屍體，堆在城牆邊沒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都已經腐爛發臭，成堆的蒼蠅在屍體上飛來飛去，一些屍體已經長滿了蛆蟲……”，作者說，他本人是一個原籍道縣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幹部，回鄉後看到如此慘狀，經過私下調查，了解到這些被冠以“黑殺隊員”名義的人，幾乎都是無辜者。因此作者冒著生命危險，印製了這些傳單，籲請中央軍委趕快出麵製止這種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傳單上的消息並非傳言。一天晚上，我父親一位朋友悄悄來我家，將我們這些孩子屏退後，告訴我父親他在道縣出差時的所見所聞，並且預言“這股風說不定什麽時候要刮到邵陽這邊來，如果有可靠的親戚在外地，將孩子們送出去躲一躲，過了風頭再回來，免得斬草除根。”我躲在窗外聽壁腳，卻不敢問父親。那位朋友走了後，當天晚上父親一整晚沒合眼，看著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聲不吭。
邵陽縣貧下中農效法道縣屠殺
道縣屠殺的血腥味很快在湖南省上空彌漫，邵陽市管下的邵陽縣很快效法道縣，有組織、有計劃地屠戳“二十一種人”及其家屬。為了斬草除根，還要將這些人家中在外工作的子弟抓回一並屠殺。邵陽市與邵陽縣城相隔隻百餘裏地，不少人就來自於邵陽縣的“二十一種人”家庭。邵陽市因此也陷入恐怖之中。半夜三更，大街小巷經常傳來砰啪砰啪的打門聲，女人孩子的哭喊聲與抓人者的喝罵聲。所謂“二十一種人”的家庭惶然不可終日，唯恐這種不測落到自己頭上。白天，人們三三兩兩聚在一起，交流各種信息：某人家裏又被邵陽縣來的農民抄了一次，但人因不在家沒被抓走；某人已經被老家來的農民抓回去；某人已經被抓走好多天，家屬交了贖金，單位也派人去領人，卻沒見到人的蹤影，不知是死是活……，如此等等，盡是一些讓人揪心的消息。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二十歲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產隊的農民抓走，路上試圖逃跑，結果被幾位農民用鋤頭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屍幾天後無人收屍，還是幾位街坊幫助收的屍，沒有錢買棺木，拿床舊棉被卷裹入土。他的母親那天是外出做工，僥幸躲過，但後來思兒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也變得瘋瘋傻傻，半年不到就死了。但也有一些人比較幸運：與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幹部，被他老家的農民從家裏五花大綁地抓走，其妻姚某聞訊從其上班的商店趕回，騎單車尾隨其後，因農民也不認識她，故此沒提防。到了南門口，農民們將覃捆在路邊的電線杆上，自己進店裏吃麵。姚某趁機從一家肉鋪裏拿了一把屠刀，將繩子割斷，讓丈夫騎上單車逃走，而姚則被農民們抓住將腿生生打斷，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聞訊後派人將其抬送醫院；還有市運輸局一位劉司機，住在運輸局家屬院裏，當他老家幾十位農民來他家抓人時，劉妻見勢不對，立刻跑到鄰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而劉司機的大徒弟正好是運輸局工人造反派頭頭，馬上帶上幾個工人拿上棍棒先上劉家阻攔，另派人召集大隊人馬增援，結果一場惡戰，邵陽縣老家來的農民“強龍不敵地頭蛇”，被打得狼狽逃竄，四十歲剛出頭的劉司機也得以保住一條命。
抓的人多了，邵陽市一些大型國營單位為了保住老家在邵陽縣的本單位職工及其家屬不受殺害，騰出房子或者招待所讓這些人全家住到單位裏來。而農民們因無法進入這些單位找人，這些人才算是生命無虞。我另一位朱姓鄰居在運輸公司工作，就是在劉司機的事情發生之後，全家搬到單位裏麵避難，每晚住在辦公室裏，直到半年之後，殺人風潮完全平息後才敢回家居住。
但這種被單位保護起來的人畢竟隻是少數，大多數單位沒這種條件，隻能自已想辦法投靠與邵陽縣毫無瓜葛的朋友或者親戚家中。在這種人身安全毫無保障的恐怖狀態中，邵陽市的“二十一種人”及其家人，終日戰戰兢兢，不知自己能否活下來。
資江河上漂流的無名屍體
邵陽縣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終於讓人們看到了“成果”。由於被殺的“黑殺隊員”實在太多，掩埋屍體成了革命者一大麻煩事，靠近河流的村莊就將屍體棄置河中“水葬”。資江河流經邵陽縣與邵陽市，邵陽市地處河流下遊，於是邵陽市境內的資江河中，每天有幾十具乃至上百具屍體順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狀奇特。一時間邵陽市萬人空巷，傾城出動。資江河靠城市這邊的南岸上每天站滿了黑壓壓的人群，等著觀看從上遊陸陸續續漂下來的屍體。邵陽市當局發了惻隱之心，下令邵陽市公安局處理掩埋這些無名屍體。市公安局則招募邵陽市郊區的農民打撈，每撈得一具屍體發一床草席包裹掩埋，支付十元人民幣做為報酬——當時國營企業工人有８５％左右的人每月工資為３６元，集體企業則隻有３４元，三年學徒工期間每月工資２０元，五保戶每月生活補助僅五元，所以這十元錢在當時比較吸引人。
我記得當時正漲洪水，資江河上濁浪滔滔。一些膽大的農民就帶上工具，站在河岸打撈，而有些水性好且家裏有船的就將船駛至河心打撈。位於資江河畔的邵陽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齊出動，據說掙了好幾千元，事後各蓋了一棟瓦房。當時一千幾百元就可以蓋一棟簡陋的磚瓦房。
殘忍的殺人手段
筆者當時年僅十二歲，也曾跟著大人去看過兩次，留下的恐怖印象可謂終身難忘。那些打撈上來的屍體死狀千奇百怪，充分展現了殺人者對殺人手段的創造性。有用繩子捆綁成粽子狀的；也有捆成四足攢蹄式，再在脖子上套根繩索的；有麵部血肉模糊已經難於辨認麵目的。印象最深的是兩組連成一串的屍體，一串是用粗鐵絲從五個死者的兩耳中穿過，兩女三男，一位老年婦女，一位小孩，三個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子與一個十來歲的小男孩，估計是母子倆。兩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鐵絲穿過，連在一起，女死者渾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隻，陰戶也被用刀挖去一塊。當這兩串屍體被撈上河岸時，不少圍觀者都為之掉淚。我看了這些慘不忍睹的景像之後，一連幾天都做惡夢，吃不下飯，以後再也不敢去資江河岸觀看這類慘象。
屍體大量漂流延續了半個月左右。當時各種傳言四起，有人說自來水廠從河中抽上來的水裏有人的斷腿，嚇得邵陽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飲用自來水，我家院中的水井旁邊每天擠滿了提水的人，本來水很旺的井每天被提得見了井底，一直要到過了一晚才又蓄滿水。我們這些井的主人也得趁天未亮時趕緊提水，否則提水的人一多就用不上水。一直到了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屍體日見稀少，自來水廠又在廠門口貼出公告，說水質已經恢複衛生標準，前來提水的人才隨之減少。
而到了這時，邵陽縣大屠殺的傳聞才漸漸具體起來。我曾聽一位親眼看過大屠殺的中年男子敘述這次大屠殺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具體過程。這位男子是個公社幹部，據他說，屠殺所謂“黑殺隊員”是接到上麵命令的，但是現在已經不準任何人向外提起這點。具體的殺人行動則由生產大隊黨支書和民兵營長牽頭，出身於貧下中農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參加。殺人的方式五花八門，有用鋤頭、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悶死的，還有活埋的。也有將被害者的頭按到水缸裏活活嗆死的。這些方式都還比較文明。殺到後來，這些普通方式已經無法激起殺人者的快感，便有種種翻新的花樣：割乳房、挖舌頭、將一家人用鐵絲串起來活活丟到河裏。最殘忍的是將煮飯用的鐵鍋（湖南幾十年前用的一種煮飯鍋，上部是圓柱形，下部平底，呈圓錐狀）燒紅後罩到被害者頭上，受害者往往隻來得及發出一聲慘叫就人事不省，等鐵鍋取下時，頭皮與臉部肉已燒成半熟，嚴重者頭臉部肌肉成塊狀脫落。這種屍體曾經被撈上來過，其麵部血肉模糊，慘不忍睹，但當時邵陽市的圍觀者無人知道是這種殺人者發明出來的“鐵板燒”酷刑所致。女人們的遭遇自然更慘，不少女人死前還要受到各種淩辱。這位中年男子親眼見過一個女中學生被淩辱後處死的場麵，他說：“將那女學生抓進裏屋去的時候人還水靈靈的。兩個多小時後拖出去處死時，渾身赤裸，全身血汙，半死不活，隻剩下一口氣了。”我問這位男子為什麽不勸阻？他心有餘悸地說：“那種場合，人都象瘋了一樣，誰要勸阻，誰就被當作和地主富農一路人，不殺了才怪。我隻能做到自己不動手，有時候能夠不去就不去，哪有膽子去勸阻。”
而一些遲遲不動手殺人的生產大隊被視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門去代為殺人，報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財產，生產隊還要付出公有的糧食與豬等。到後來，“紅色恐怖”所到之處，竟有這樣的威力，一些地主富農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種淩辱與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斷。敘述者講述這些事情時心有餘悸，聽者也聞之悚然，真不敢相信人間竟有如此同類相殘之事。
一段被刻意遺忘的曆史
事隔多年之後，中國終於開始“撥亂反正”，為一些冤假錯案平反。但對１９６８年邵陽縣大屠殺以及道縣大屠殺卻始終沒有任何政府部門組織人調查平反。邵陽曾有人在市中心郵電局門前的牆上張貼過要求追查殺人罪行的大字報，但結果是這些人被當局以“書寫反動標語”罪名拘留，有的還判了兩年刑。據知情者透露，此案難查的原因一是牽涉麵太廣，參與殺人的人太多，從當時縣武裝部長到大隊書記、大隊民兵營長及民兵均涉殺人罪行，如果追查，株連太多。自古雲“法不治眾”。為了避免動亂，不宜再追查此事。二是由於被害者多是斬草除根，少數幸存者也有如驚弓之鳥，沒有人代為申訴，故此這事也不了了之。在任何官方文件中，１９６８年邵陽縣大屠殺一案均不存在。
但我一直認為，中國當局未為這被殺的數千冤魂平反，還有一個中國人無意正視的原因：從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地富反壞右本來就是政治賤民與被鎮壓的對象，他們的生命無論是在當局還是在普通人眼中，本來就有如草芥。
一個不會懺悔的民族決不會是一個有前途的民族。對“文革”這場人類曆史上罕見的自我毀滅運動，中國當局一直列為學術禁區，不允許研究，至今還隻有一些人士通過個人努力在搶救有關“文革”的曆史記憶。而已有的一些中國官方允許出版的涉及文革經曆的回憶錄，至多隻看到當時對高幹、高知及其家庭的迫害，但這些生命被剝奪的成千上萬的政治賤民，卻幾乎無人提及。
但對於我來說，那次大屠殺所彌漫出來的暴戾之氣卻一直緊緊壓迫我的靈魂。我感到自己有責任為這幾千被殘暴剝奪生命的無辜者樹立一塊文字的紀念碑，讓活著的人永遠不要忘記這恥辱的一頁：在“文革”那個瘋狂的年代裏，數千無辜者曾怎樣被荒謬殘暴地剝奪生命，而中國當局與殺人者又是怎樣缺乏檢討罪過的勇氣。
作者謹識：本稿最初以“沈默”之筆名發表於香港《當代月刊》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５日，現略作修改。
注：所謂“二十一種人”，是中國共產黨在文革中劃為管製鎮壓對象的二十一類人，筆者至今能夠記憶的隻有十類，即地、富、反、壞、右、軍、警、憲、特、匪，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軍官與士兵、警察、憲兵、特務、土匪等。還有十一種是什麽名目，筆者已經不能憑記憶寫出。
□ 寄自美國
刊登在 2006 華夏快遞 kd06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