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夢熊，香港企業家，前全國政協委員。這一篇長文，雖然沒點名，但幾乎是指著習近平的鼻子，把派係反腐敗，三年大清零等各種政策一一罵過。
時間:2023-08-21 07:45
內容來源:聯合早報 版閱讀：新聞歸類:
觀點評論 當前中國經濟麵臨私企倒閉潮、外企撤離潮、投資大幅萎縮潮、出入口下降潮、消費嚴重不足潮、債務連環爆煲潮、員工大規模失業潮、政府財稅失血潮……投資、出口、消費三大經濟引擎全部動力不足乃至死火。中國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7月份經濟數據，不是疲弱下挫就是遠遜預期，明顯呈現通縮特征。第二季度外資投資額隻有區區49億美元，同比下跌87%！中國恒大、碧桂園兩大房地產巨頭“債可敵國”，象征整個行業崩潰累及相連產業陷入危機……以致美國總統拜登驚呼，中國經濟下滑對世界猶如“定時炸彈”。
中國坊間流傳段子：“經濟新三大引擎是國家統計局、中宣部、新華社”“挽救經濟的工具箱裏隻剩喇叭（意即‘靠吹’）”。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路高歌猛進，為何數年之間風雲突變，急劇下滑？一句話：問題在經濟，根子在政治。
中國是當今世上經濟被政治捆綁得最厲害的國家，沒有之一！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1978年5月，胡耀邦推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解放運動，大力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大批老幹部；為所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摘帽，恢複公民權；在這基礎上，1978年底，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推動下，大陸政府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中止“階級鬥爭為綱”，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期。這之後，農村改革，廢除人民公社製，包產到戶；開放沿海城市；允許私營企業進入市場，大量吸收勞動力；到海外招商引資，港澳台、美歐日企業不僅帶進資金、先進科學技術、成套設備，而且引進市場經濟、法治、知識產權、現代企業管理製度等觀念；隨著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更加搭上經濟全球化快車，在國際分工中成為世界工廠，積累了世界最豐厚的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美友好是經濟發展重要動力
必須指出，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努力達成如下黨內共識：中國要實現現代化，一定要搞改革開放；而開放和引進的主要對象是美國。因此，改善和發展對美關係，是改革開放的內在要求，也是冷戰格局下確保國家安全的根本要求。事實上，從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貿易待遇到支持中國加入WTO，對中國開放市場，大量進口中國商品；美國企業大規模投資中國；向中國輸出尖端科技；每年為中國培養大量留學人材，中美友好互利共贏，亦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重要動力之一。
改革開放頭30多年是穩步上升軌，近年來卻陷入螺旋式下降軌，透過現象看本質，令經濟逆轉最根本原因在政治。
第一，中國經濟上升期主因是大陸政府政治上中止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因而解放了生產力。近年經濟惡化，主因是政治上強化意識形態，堅持“馬克思是對的”、消滅私有製，強調鬥爭哲學，濫用國家安全、反間諜概念，對投資者和專業人士造成動輒誤觸法網的心理威脅，導致外商和遊客對中國裹足不前。
尤其在層出不窮的各領域反腐敗過程中，拒絕推行政治體製改革，反而套用政治運動形式，到頭來治標不治本，腐敗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更有甚者，視司法獨立為所謂錯誤思潮予以批判，根本不能培育出以法治為基石的自由市場經濟，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第二，經濟上升期是在認識上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麵的決定性作用，在政策上鼓勵私營企業發展，保護“傻子瓜子”年廣久一類民營企業家的合法權益和人身安全。
但近年經濟滑坡重要原因之一是“國進民退”的惡果：在認知上片麵強調“黨領導一切”，與大陸政府十三大報告“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改革方向背道而馳，在私企、外企設立黨委、黨支部，令國務院頒布的《公司法》《物權法》規定的企業自主權形同虛設，私企因此擔心隨時會發生“第二次公私合營”。此外，在輿論上“消滅私有製”“私營經濟退場論”“私企職工共管共享論”此起彼伏，令投資者人心惶惶。
在政策上，地方政府視私企為韭菜，由“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發展到“亂立案、亂抓人、亂沒收”，將對私企的罰款沒收作為政府創收手段之一。河北省著名農民企業家孫大午被羅織罪名入獄，大午集團巨額資產被賤價拍走，巧取豪奪令人心寒！所謂“行業整頓”充滿隨意性，一紙公文消滅一個行業，毀掉一批上市公司並非神話，而是現實！
勒令移民公司交出移民檔案
種種不公正待遇令私營企業家發出“利用我們是你們（大陸政府）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你們（大陸政府）崇高的理想”的哀鳴，投資信心盡失，因而“潤（RUN）”意頓生。
如今，官方又透過打擊移民公司，勒令交出移民檔案企圖刹止“潤潮”。中國私人企業和國際外資企業都是私有製的產物，目睹私企悲慘遭遇，外企自然兔死狐悲，心有餘悸，感覺中國投資環境充滿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從而避之則吉。私企、外企兩大經濟主力軍信心大失，中國經濟豈能不走下坡？
第三，經濟上升期重要原因，是大陸政府在思想上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提倡“實事求是，解放思想”，令整個社會形成允許獨立思考、敢於探索，有利於激發原創動力的良好氛圍，故此人才輩出，萬眾創業，明星企業大量湧現，促進生產力發展。但近年經濟倒退的重要背景之一，正是有人違反大陸政府中央第二份曆史決議關於“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規定，鼓吹“忠誠不絕對，絕對不忠誠”，宣揚“定於一尊，一錘定音”，把個人崇拜推向新的高峰。
後鄧小平時代形成的集體領導格局無疾而終，幹部隊伍中吹牛拍馬之輩當紅得道，彈冠相慶。相反，正直敢言能幹之士遭逆向淘汰；加上亂劃敏感詞匯，亂訂封號標準的言論、網絡監控，導致社會上萬馬齊喑，糾錯機製缺位，以致違反經濟規律、違反科學規律、違反自然規律乃至違反地緣政治規律的充滿隨意性拍板暢通無阻，給經濟運行帶來巨大衝擊和慘重損失。
泛政治化環境窒礙經濟發展
例如冠病疫情三年，泛政治化成風，將明明是科學問題的公共衛生政策探討，無限上綱為製度之爭，提出不切實際的“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口號，任意封城封路封關，停工停業停產，企業的生產、流通、營運慘遭腰斬，居民的人權、人身自由、人格尊嚴乃至居住權、財產權被恣意踐踏，造成次生災害遠大於病毒本身，令世界工廠的產業鏈、供應鏈受到重創，是中國繼大躍進、文革浩劫之後的第三次大折騰，經濟損失慘重、公民權利受到破壞、政府公信力跌落且後患無窮！
又如最近的河北省水災，違反“水往低處流”自然法則，讓海拔較高的涿州為“保護”海拔較低的雄安新區，無端成了泄洪區。涿州市民被拍腦袋工程禍害，人命財產損失慘重，是典型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如此投資環境，令人不寒而栗，自然窒礙了經濟發展。
第四，經濟上升期重要動力之一，是中國在外交上將中美友好關係放到重中之重地位。正是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中國第一時間表態支持美國反恐，美國遂投桃報李支持中國加入WTO，讓中國獲得最大紅利。但近年中國經濟下挫，卻與戰狼外交有直接關連：君不見前幾年國內一片“厲害了，我的國”自嗨，狂言“中國已在經濟上、科技上、綜合國力上全麵超越美國”；揚言“雙贏就是中國贏兩次”；明明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卻動輒宣稱中國在某某領域“為人類指明方向”雲雲。
國際交往欠缺風度，將毛澤東、周恩來的“外交無小事”“有理、有利、有節”遺訓拋到九宵雲外，撒野成慣性，四麵樹敵。尤其是去年2月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來，一不定性俄方行徑為侵略，二對俄侵略罪行堅持不作譴責，三依然宣稱“中俄友好無上限，合作無禁區”“會在各方麵予以策應”；中國輿論場叫囂“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是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的正義鬥爭”……並且在大多數國家對俄侵烏的譴責聲中，堅持與俄羅斯頻繁進行海陸空聯合軍演，以致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表白“俄中不僅僅是盟友關係”。
連年推行戰狼外交的結果，令中美關係跌到1972年尼克遜總統訪華以來最低點，中歐、中英、中日、中韓、中澳、中加等關係全部跌至幾十年來穀底。一帶一路、大撒幣的結果，隻是糟蹋了中國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並沒有換來真正盟友。
在大陸政府強調“馬克思主義行”根本價值觀、與俄羅斯抱團取暖、單方麵宣布“中英聯合聲明過時失效”、部署武統台灣等一係列事態演變麵前，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盟友卻意識到，基於國家安全和對以規則為基礎國際秩序的維護，有必要“去風險化”，減少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依賴，並在高科技領域的對華投資、交易予以脫鉤，避免養虎為患，反噬自己。
古雲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外交上親俄反美的實質表現，理所當然令中國逐漸失去美國和西方的資金、技術、市場，實際上終結了改革開放，重回閉關鎖國，其必然趨勢則是中國經濟大幅萎縮、失業壓力山大、廣大民眾重新返貧。
常言道：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又曰“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在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繁榮、衰退、複蘇、繁榮周而複始，有其周期性和相應的經濟對策。但中國是政治掛帥，政治淩駕經濟，而且習慣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當前中國經濟盛極而衰，正是由於大陸政府隻搞局部經濟體製改革，遲遲不啟動政治體製改革帶來的惡果！
不受製衡絕對權力才是最大腐敗
企圖回歸改革開放前那套原教旨社會主義，甚至回到階級鬥爭為綱、個人崇拜盛行的毛澤東文革時代，以此求得保住共產黨的政權安全，隻會讓僵化的斯大林政治體製下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越積越多，越激越大。由此令私企痛感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令外商驚悟危邦不入，則中國整個產業鏈、供應鏈、資金鏈將“火燒連營七百裏”，這是目前中國經濟結構性大坍方，反令共產黨政權安全地動山搖的原因。
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在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曾語重心長地警告：“如果不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複失，類似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曆史悲劇，也有可能重演！”須知不受監督、製約、製衡的絕對權力，才是最大的絕對的腐敗，且是各領域包括官場、軍隊、司法、外援撒幣、醫療藥業、教育、工程等等腐敗的總根子！
藥方並不難開：政治體製改革，包括實行憲政民主、普選製、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司法獨立、保障言論新聞自由進行輿論監督……是保障經濟高速優質發展必由之路。
越南推行革新開放，政治上從黨內民主擴展到社會民主，帶動經濟健康蓬勃發展，對外關係包括對美俄西方及亞細安友好融洽。樣板就在眼前。政治造成的經濟逆境，必須在政治上對症下藥。問題是，從井崗山到延安到西柏坡到登上天安門城樓“一路風塵一路歌”的農民起義軍領袖第二代，在“打江山，坐江山”的曆史慣性思維下，有通過政治體製改革，實現經濟市場化、社會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曆史使命感和遠見魄力嗎？
作者是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曾任中國全國政協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