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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評論:問題在經濟 根子在政治

(2023-08-22 15:23:58) 下一個

作者劉夢熊,香港企業家,前全國政協委員。這一篇長文,雖然沒點名,但幾乎是指著習近平的鼻子,把派係反腐敗,三年大清零等各種政策一一罵過。

時間:2023-08-21 07:45內容來源:聯合早報 版閱讀:新聞歸類:觀點評論
 

當前中國經濟麵臨私企倒閉潮、外企撤離潮、投資大幅萎縮潮、出入口下降潮、消費嚴重不足潮、債務連環爆煲潮、員工大規模失業潮、政府財稅失血潮……投資、出口、消費三大經濟引擎全部動力不足乃至死火。中國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7月份經濟數據,不是疲弱下挫就是遠遜預期,明顯呈現通縮特征。第二季度外資投資額隻有區區49億美元,同比下跌87%!中國恒大、碧桂園兩大房地產巨頭“債可敵國”,象征整個行業崩潰累及相連產業陷入危機……以致美國總統拜登驚呼,中國經濟下滑對世界猶如“定時炸彈”。

中國坊間流傳段子:“經濟新三大引擎是國家統計局、中宣部、新華社”“挽救經濟的工具箱裏隻剩喇叭(意即‘靠吹’)”。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路高歌猛進,為何數年之間風雲突變,急劇下滑?一句話:問題在經濟,根子在政治。

中國是當今世上經濟被政治捆綁得最厲害的國家,沒有之一!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1978年5月,胡耀邦推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解放運動,大力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大批老幹部;為所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摘帽,恢複公民權;在這基礎上,1978年底,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推動下,大陸政府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中止“階級鬥爭為綱”,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期。這之後,農村改革,廢除人民公社製,包產到戶;開放沿海城市;允許私營企業進入市場,大量吸收勞動力;到海外招商引資,港澳台、美歐日企業不僅帶進資金、先進科學技術、成套設備,而且引進市場經濟、法治、知識產權、現代企業管理製度等觀念;隨著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更加搭上經濟全球化快車,在國際分工中成為世界工廠,積累了世界最豐厚的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美友好是經濟發展重要動力

必須指出,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努力達成如下黨內共識:中國要實現現代化,一定要搞改革開放;而開放和引進的主要對象是美國。因此,改善和發展對美關係,是改革開放的內在要求,也是冷戰格局下確保國家安全的根本要求。事實上,從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貿易待遇到支持中國加入WTO,對中國開放市場,大量進口中國商品;美國企業大規模投資中國;向中國輸出尖端科技;每年為中國培養大量留學人材,中美友好互利共贏,亦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重要動力之一。

改革開放頭30多年是穩步上升軌,近年來卻陷入螺旋式下降軌,透過現象看本質,令經濟逆轉最根本原因在政治。

第一,中國經濟上升期主因是大陸政府政治上中止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因而解放了生產力。近年經濟惡化,主因是政治上強化意識形態,堅持“馬克思是對的”、消滅私有製,強調鬥爭哲學,濫用國家安全、反間諜概念,對投資者和專業人士造成動輒誤觸法網的心理威脅,導致外商和遊客對中國裹足不前。

尤其在層出不窮的各領域反腐敗過程中,拒絕推行政治體製改革,反而套用政治運動形式,到頭來治標不治本,腐敗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更有甚者,視司法獨立為所謂錯誤思潮予以批判,根本不能培育出以法治為基石的自由市場經濟,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第二,經濟上升期是在認識上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麵的決定性作用,在政策上鼓勵私營企業發展,保護“傻子瓜子”年廣久一類民營企業家的合法權益和人身安全。

但近年經濟滑坡重要原因之一是“國進民退”的惡果:在認知上片麵強調“黨領導一切”,與大陸政府十三大報告“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改革方向背道而馳,在私企、外企設立黨委、黨支部,令國務院頒布的《公司法》《物權法》規定的企業自主權形同虛設,私企因此擔心隨時會發生“第二次公私合營”。此外,在輿論上“消滅私有製”“私營經濟退場論”“私企職工共管共享論”此起彼伏,令投資者人心惶惶。

在政策上,地方政府視私企為韭菜,由“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發展到“亂立案、亂抓人、亂沒收”,將對私企的罰款沒收作為政府創收手段之一。河北省著名農民企業家孫大午被羅織罪名入獄,大午集團巨額資產被賤價拍走,巧取豪奪令人心寒!所謂“行業整頓”充滿隨意性,一紙公文消滅一個行業,毀掉一批上市公司並非神話,而是現實!

勒令移民公司交出移民檔案

種種不公正待遇令私營企業家發出“利用我們是你們(大陸政府)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你們(大陸政府)崇高的理想”的哀鳴,投資信心盡失,因而“潤(RUN)”意頓生。

如今,官方又透過打擊移民公司,勒令交出移民檔案企圖刹止“潤潮”。中國私人企業和國際外資企業都是私有製的產物,目睹私企悲慘遭遇,外企自然兔死狐悲,心有餘悸,感覺中國投資環境充滿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從而避之則吉。私企、外企兩大經濟主力軍信心大失,中國經濟豈能不走下坡?

第三,經濟上升期重要原因,是大陸政府在思想上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提倡“實事求是,解放思想”,令整個社會形成允許獨立思考、敢於探索,有利於激發原創動力的良好氛圍,故此人才輩出,萬眾創業,明星企業大量湧現,促進生產力發展。但近年經濟倒退的重要背景之一,正是有人違反大陸政府中央第二份曆史決議關於“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規定,鼓吹“忠誠不絕對,絕對不忠誠”,宣揚“定於一尊,一錘定音”,把個人崇拜推向新的高峰。

後鄧小平時代形成的集體領導格局無疾而終,幹部隊伍中吹牛拍馬之輩當紅得道,彈冠相慶。相反,正直敢言能幹之士遭逆向淘汰;加上亂劃敏感詞匯,亂訂封號標準的言論、網絡監控,導致社會上萬馬齊喑,糾錯機製缺位,以致違反經濟規律、違反科學規律、違反自然規律乃至違反地緣政治規律的充滿隨意性拍板暢通無阻,給經濟運行帶來巨大衝擊和慘重損失。

泛政治化環境窒礙經濟發展

例如冠病疫情三年,泛政治化成風,將明明是科學問題的公共衛生政策探討,無限上綱為製度之爭,提出不切實際的“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口號,任意封城封路封關,停工停業停產,企業的生產、流通、營運慘遭腰斬,居民的人權、人身自由、人格尊嚴乃至居住權、財產權被恣意踐踏,造成次生災害遠大於病毒本身,令世界工廠的產業鏈、供應鏈受到重創,是中國繼大躍進、文革浩劫之後的第三次大折騰,經濟損失慘重、公民權利受到破壞、政府公信力跌落且後患無窮!

又如最近的河北省水災,違反“水往低處流”自然法則,讓海拔較高的涿州為“保護”海拔較低的雄安新區,無端成了泄洪區。涿州市民被拍腦袋工程禍害,人命財產損失慘重,是典型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如此投資環境,令人不寒而栗,自然窒礙了經濟發展。

第四,經濟上升期重要動力之一,是中國在外交上將中美友好關係放到重中之重地位。正是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中國第一時間表態支持美國反恐,美國遂投桃報李支持中國加入WTO,讓中國獲得最大紅利。但近年中國經濟下挫,卻與戰狼外交有直接關連:君不見前幾年國內一片“厲害了,我的國”自嗨,狂言“中國已在經濟上、科技上、綜合國力上全麵超越美國”;揚言“雙贏就是中國贏兩次”;明明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卻動輒宣稱中國在某某領域“為人類指明方向”雲雲。

國際交往欠缺風度,將毛澤東、周恩來的“外交無小事”“有理、有利、有節”遺訓拋到九宵雲外,撒野成慣性,四麵樹敵。尤其是去年2月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來,一不定性俄方行徑為侵略,二對俄侵略罪行堅持不作譴責,三依然宣稱“中俄友好無上限,合作無禁區”“會在各方麵予以策應”;中國輿論場叫囂“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是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的正義鬥爭”……並且在大多數國家對俄侵烏的譴責聲中,堅持與俄羅斯頻繁進行海陸空聯合軍演,以致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表白“俄中不僅僅是盟友關係”。

連年推行戰狼外交的結果,令中美關係跌到1972年尼克遜總統訪華以來最低點,中歐、中英、中日、中韓、中澳、中加等關係全部跌至幾十年來穀底。一帶一路、大撒幣的結果,隻是糟蹋了中國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並沒有換來真正盟友。

在大陸政府強調“馬克思主義行”根本價值觀、與俄羅斯抱團取暖、單方麵宣布“中英聯合聲明過時失效”、部署武統台灣等一係列事態演變麵前,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盟友卻意識到,基於國家安全和對以規則為基礎國際秩序的維護,有必要“去風險化”,減少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依賴,並在高科技領域的對華投資、交易予以脫鉤,避免養虎為患,反噬自己。

古雲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外交上親俄反美的實質表現,理所當然令中國逐漸失去美國和西方的資金、技術、市場,實際上終結了改革開放,重回閉關鎖國,其必然趨勢則是中國經濟大幅萎縮、失業壓力山大、廣大民眾重新返貧。

常言道: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又曰“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在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繁榮、衰退、複蘇、繁榮周而複始,有其周期性和相應的經濟對策。但中國是政治掛帥,政治淩駕經濟,而且習慣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當前中國經濟盛極而衰,正是由於大陸政府隻搞局部經濟體製改革,遲遲不啟動政治體製改革帶來的惡果!

不受製衡絕對權力才是最大腐敗

企圖回歸改革開放前那套原教旨社會主義,甚至回到階級鬥爭為綱、個人崇拜盛行的毛澤東文革時代,以此求得保住共產黨的政權安全,隻會讓僵化的斯大林政治體製下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越積越多,越激越大。由此令私企痛感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令外商驚悟危邦不入,則中國整個產業鏈、供應鏈、資金鏈將“火燒連營七百裏”,這是目前中國經濟結構性大坍方,反令共產黨政權安全地動山搖的原因。

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在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曾語重心長地警告:“如果不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複失,類似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曆史悲劇,也有可能重演!”須知不受監督、製約、製衡的絕對權力,才是最大的絕對的腐敗,且是各領域包括官場、軍隊、司法、外援撒幣、醫療藥業、教育、工程等等腐敗的總根子!

藥方並不難開:政治體製改革,包括實行憲政民主、普選製、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司法獨立、保障言論新聞自由進行輿論監督……是保障經濟高速優質發展必由之路。

越南推行革新開放,政治上從黨內民主擴展到社會民主,帶動經濟健康蓬勃發展,對外關係包括對美俄西方及亞細安友好融洽。樣板就在眼前。政治造成的經濟逆境,必須在政治上對症下藥。問題是,從井崗山到延安到西柏坡到登上天安門城樓“一路風塵一路歌”的農民起義軍領袖第二代,在“打江山,坐江山”的曆史慣性思維下,有通過政治體製改革,實現經濟市場化、社會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曆史使命感和遠見魄力嗎?

作者是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曾任中國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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