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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 - MASH
階級分析方法仍是認識曆史、把握曆史的科學方法
在人類思想史上，任何一種真正的思想體係，總離不開獨具特色的學術話語和方法論支撐。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宏偉的理論大廈中，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具有支撐意義的根本觀點和根本方法，是體現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本質、性質和特色的重要內容。列寧指出：“必須牢牢把握住社會劃分為階級的事實，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把它作為基本的指導線索，並用這個觀點去分析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問題。”他甚至強調：“階級關係——這是一種根本的和主要的東西，沒有它，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從思想史上看，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為人們正確認識曆史、把握曆史提供了科學指南；從實踐層麵看，它為世界範圍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階級分析方法在中國革命實踐中也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成為中國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新中國和社會主義根本製度的銳利武器。但在一定曆史時期，僵化、教條式的理解和運用階級分析方法，也曾給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以及學術研究留下了深刻的曆史教訓。當前，深化史學理論研究，建構具有鮮明特色的新時代中國史學，需要深入理解階級分析方法的豐富內涵和曆史意義，在史學研究中科學合理地加以運用，讓這一重要研究方法煥發出新的時代價值。
一，中國學界看待和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的幾個階段
“偉大的思想也有自己的《fate》［‘命運’］。”馬克思這一論斷同樣適用於階級分析方法。通觀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的學術史，中國學界對階級分析方法的看待和運用，走過了一段複雜而曲折的發展過程，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一是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到新中國成立，階級分析方法成為重要的革命理論指南和學術研究範式。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分析方法也隨之傳入中國。這一方法以其鮮明的階級性和理論上的徹底性，逐漸成為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嚴酷而緊張的革命鬥爭實踐中，分析革命問題、製定鬥爭策略的重要工具。李大釗在《階級競爭與互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中介紹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他指出，馬克思的“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將馬克思主義關於過去、現在、將來的三大理論“從根本上聯絡起來”。1921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從理論的高度簡潔明了地概括了世界範圍內解決社會問題的五種方法：一是倡導社會改良、主張階級協調的所謂“社會政策”；二是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反對無產階級舉行暴力革命和施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走議會製民主道路；三是“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四是“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主張當時的中國首要問題是興辦教育和發展實業；五是無政府主義。在這些方法中，毛澤東明確指出：“社會政策，是補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黃愛、龐人銓等人於1920年11月21日在長沙成立湖南勞工會，初創時受到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思想影響。毛澤東在1921年11月21日，即湖南勞工會成立一周年時提出了改組建議，明確講道：“勞動組合的目的，不僅在團結勞動者以罷工的手段取得優益的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尤在養成階級的自覺，以全階級的大同團結，謀全階級的根本利益。”他強調：“這是宗旨所在。”可以說，在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毛澤東是最為堅定主張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的。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一名篇中，毛澤東直截了當地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正是依據階級分析方法，中國共產黨人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動力、依托、對象、任務、途徑等一係列問題，走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道路，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在這一過程中，階級分析方法也成為以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呂振羽、侯外廬“馬列五老”和李達、艾思奇等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重要研究範式，推出了一大批為學科發展奠基立論的經典篇章。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自序中就強調，是書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為“向導”，性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則運用階級分析方法，深刻地敘述了殘暴的封建統治如何壓迫農民階級以及後者如何被迫起來反抗壓迫的曆史過程，肯定了農民起義的偉大曆史作用。
二是20世紀50—70年代，存在簡單化、教條式地理解和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的現象，而隨著現實形勢的發展，這一研究方法逐漸轉變為政治和意識形態工具。
隨著“三大改造”完成和社會主義根本製度的確立，黨和國家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和“文革”等問題，都與人們對階級問題和階級分析方法的錯誤理解有關。“由於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認識問題當作政治問題，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關於“文革”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則是：“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積累下來的成功的階級鬥爭經驗，使人們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新矛盾時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看作階級鬥爭，把隻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仍然看作社會的主要矛盾，並運用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方法來解決。”在這種現實形勢的強烈影響下，階級分析方法脫離了其自身的科學性和學理性，脫離了學術研究的正常範疇。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隨著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鬥爭’，黨的政策重新發生‘左’的逆轉，史學領域強調‘階級分析’的風氣日盛，‘曆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的論爭成為這一時期史學界探討的主題”，再加上政治領域的深刻影響，一些人“將‘革命’等同於‘階級鬥爭’，又將階級分析方法‘唯一化’，使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陷入僵化困頓”。
三是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存在著回避、遠離甚至排斥階級分析方法的現象，較少有研究提及或運用這一理論方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衝破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果斷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路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拉開了改革開放曆史新時期的帷幕。這一時期，各個學科都不同程度地引入大量西方學術成果，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概念、範式、話語較深地浸染到當代中國學界的研究中。尤其是蘇東劇變之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期，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社會主義“失敗論”、共產主義“渺茫論”、“曆史終結論”等謬說，占據一定的市場。這樣，一方麵出於對政治記憶和意識形態的回避，另一方麵由於西方學術理論尤其是披著學術外衣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去階級分析方法成為研究者有意無意的選擇。例如，在社會學研究中，“從馬克思傳統的階級分析轉向韋伯傳統的階層分析，特別是轉向以布勞—鄧肯模型為基礎的地位獲得研究，最終，階層分析全麵取代了階級分析，成為中國社會學關於不平等研究的主導範式。”在曆史學研究中，由於後現代主義等多種思潮的複雜影響，曆史學的宏大敘事遭到解構，反本質、反規律、“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等傾向流行一時，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幾乎被束之高閣，少人問津。
四是近十多年來，在包括社會學、經濟學、曆史學、考古學等多個學科的研究中，出現了重回階級分析方法、運用階級分析方法透析理論和現實問題的趨勢。
這一方麵是由於世界範圍內社會曆史現實的倒逼，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近年來新冠疫情的多重影響使得資本主義製度的發展呈現頹勢，同時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再無產階級化”等現象，這些都使得人們有必要重新審視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的時代價值。另一方麵，則是由於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內蘊的科學性所致，在資本邏輯和剝削機製仍然發揮掌控作用的現時代，階級分析方法對社會現實巨大的穿透力、解釋力和徹底性是其他學派的思想、觀點所無可比擬的。可以說，階級分析方法的重新出場，有其內在的曆史必然性。日本知名馬克思主義學者渡邊雅男就曾批評過，日本學術界存在著在對馬克思階級理論的整體框架和內容都不清楚的情況下，就進行各種恣意的解釋，“隻憑自己隨意的印象，對（馬克思的階級論）思想的誤解、批判、曲解、想象都大筆一揮地肆意獨行”。他深刻指出，“馬克思的階級概念作為社會科學方法的概念，以蘊含豐富的內容而值得誇讚，缺少了這種認識，今後馬克思主義學問的發展就會出現危機。”回觀中國學界，在社會學領域，“中國社會學界開始反思中國階層研究的缺陷和不足，重新發出了回到馬克思、回歸階級分析的呼籲”，要求“把階級分析帶回勞工研究的中心”。在經濟學領域，有學者提出經濟理論研究同樣需要階級分析方法，否則對國際社會階級狀況、中國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等一係列問題就很難作出合理的解釋。在考古學領域，有學者提出，考古學作為重要的人文社會科學，當然應該采用階級分析方法，它可以促進文明起源的研究、深化對不同曆史時期階級問題的分析、全麵認識曆史上國家與階級的複雜關係、幫助人們樹立全麵而健康的審美觀和價值觀。在曆史學研究中，同樣需要重新重視理論、超越碎片化傾向，立足於新的時代方位審視和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以深化對重大曆史和理論問題的思考。對於學界重回階級分析方法的趨勢和動向，我們要從學理層麵予以冷靜而深入的分析，不能簡單地予以否定，同時要結合新時代的形勢和要求，在準確理解階級分析方法科學內涵的基礎上加以承繼、運用和發展。
二、階級分析方法對深化史學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宋儒朱熹曾雲，“事必有法，然後可成。”作為一種重要的史學分析方法和科學工具，階級分析方法無可替代。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是人類思想史上的壯麗日出，其對於史學研究的意義集中體現為，隨著唯物史觀的創立，“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的避難所即曆史觀中被驅逐出去了，一種唯物主義的曆史觀被提出來了，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這樣一條道路已經找到了。”階級分析方法是唯物史觀的重要內容和研究方法，迄至當今時代，仍然是人們認識曆史、把握曆史的科學方法。階級分析方法當然不是史學研究的唯一方法，也不是隨處可用、隨手套用的丹方妙藥，但它作為一種突出強調從社會曆史的深層和宏觀結構出發來解釋曆史的科學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廓清在曆史發展的本質、規律、動力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上的迷思。離開了階級分析方法，我們就隻能漂浮於曆史的表層而無法進抵曆史的深層和本質。
階級分析方法可以幫助人們科學地揭示曆史的本質和規律。一般而言，人們將曆史當作過往之事的總集，指對人類社會過去的事件和行動係統的記錄、詮釋和研究。曆史學作為一門學科出現，是近代以來的事情，在此之前則更多地屬於“曆史編纂”的範疇。亞裏士多德在《詩學》中曾比較曆史和詩，指出：“曆史學家和詩人的區別不在於是否用格律文寫作，而在於前者記述已經發生的事，後者描述可能發生的事。所以，詩是一種比曆史更富哲學性、更嚴肅的藝術，因為詩傾向於表現普遍性的事，而曆史卻傾向於記載具體事件。”作為過往事件總集的曆史，可謂包羅萬象，紛紜複雜。那麽，其間的本質是什麽，有無規律可循？曆史究竟是曆史人物和事件漫無目的、一團亂麻式的匯編，還是神秘的自在之物在人間的自我展現？如果像蘭克史學那樣隻強調“如實直書”，那隻不過是對曆史的本質和規律尚未進行理論上的抽象概括之前的經驗主義和直覺主義的做法，不啻是黑格爾所謂的“原始的曆史”。如果像黑格爾那樣，認為曆史的本質是“理念”在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環節上的展開，那麽所謂曆史規律隻能是理念外化和運行的規律，但這種規律不過是思維強加給客觀曆史的頭足倒置的想象而已。如果像後現代主義史學那樣，認為曆史隻是語言建構的產物，那麽就無所謂曆史的本質和規律可言。
應該說，隻有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方法科學解答了這一問題。他們指出，曆史是人的活動，首先是生產活動，“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因此“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在生產中形成各種各樣的關係，依據是否占有生產資料，便可以將人們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恩格斯在1888年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第一章標題“資產者和無產者”加的注釋中，明確規定了何為資產階級、何為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是指占有社會生產資料並使用雇傭勞動的現代資本家階級。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傭工人階級。”列寧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首次明確界定了階級概念的含義：“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社會集團，這些集團在曆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係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不同的階級具有不同的地位和生活條件，因而具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他們之間的競爭、博弈、鬥爭就構成了原始社會以來的全部人類曆史。
各階級之間的鬥爭形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隱蔽的；可以在直接的政治領域展開，也可以在其他領域通過曲折的形式反映出來，但本質上都是各階級為了實現自身的經濟利益而進行的。與西方自由主義等思想譜係習慣將曆史主體理解為單子化的個人不同，唯物史觀秉持的是將社會劃分為不同階級的整體主義分析方法。正由於此，列寧強調，“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鬥爭的理論。”也就是說，一旦離開了階級鬥爭的理論和方法，人們所看到的仍然是呈現為一團混亂的曆史，唯有從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入手，才可以從根本上、從社會曆史的深層把握住曆史的本質和規律。
階級分析方法可以引導人們更好把握曆史發展的動力。根據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構成一切曆史發展的根本動力。“一切重要曆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這種矛盾運動在階級社會中突出表現為階級鬥爭。不同階級之間形式多樣的博弈、較量、鬥爭，為社會曆史的發展開辟了道路。“至今的全部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在全部紛繁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問題的中心僅僅是社會階級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即舊的階級要保持統治，新興的階級要爭得統治。”在曆史動力問題上，恩格斯還提出了著名的曆史合力說。他指出，“無論曆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曆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曆史。”也就是說，以往的曆史研究者最多考察了曆史活動主體的動機，但止步於此，沒有更深一層地去探究在主體動機背後隱藏著的動力。舊唯物主義者由此就將行動的動機作為評判曆史的標準，而像黑格爾那樣的唯心主義者則是從世界之外、從哲學的意識形態給曆史輸入動力，因此，前者對曆史的理解是膚淺的，後者對曆史的理解是神秘的。這些理解都是不符合曆史實際的。
恩格斯指出，我們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曆史人物背後並且構成曆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要去研究“使廣大民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隻有這樣，才能真正把握曆史的動力和曆史的發展脈絡。立足於階級分析方法可以看到，正如恩格斯所言，自從采用大工業以來，在英國是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爭奪統治的要求，成為英國全部政治鬥爭的中心；在法國階級鬥爭是理解中世紀以來法國曆史的鑰匙；而隨著無產階級登上曆史舞台，“這三大階級的鬥爭和它們的利益衝突是現代曆史的動力，至少是這兩個最先進國家的現代曆史的動力”。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也驗證了這一洞見。正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嫻熟地掌握和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分清革命的同誌、朋友和敵人，依托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展開毫不妥協的鬥爭，才戰勝了自近代以來中國麵臨的極其強大的敵人，完成了國家獨立、人民解放的曆史任務，也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展開奠定了曆史基礎。
階級分析方法還可以幫助人們判明曆史發展的趨勢和走向。曆史的長河蜿蜒曲折，但它有沒有一個基本走向？不同學派的史學家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極不相同的。依據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方法，這一問題有明確答案，這就是超越資本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私有製，實現共產主義和人的自由全麵發展。這一結論不是主觀設定和善良意誌的產物，而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所客觀決定的曆史規律。階級是一個曆史範疇，它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伴隨著原始公有製的解體、分工和私有製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梯葉裏、基佐、米涅、梯也爾等資產階級曆史學家描述過階級鬥爭的曆史發展，斯密、李嘉圖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各個階級進行過經濟層麵上的分析。在1852年3月5日致約瑟夫·魏德邁的信中，馬克思就談到過這一點，並明確指出，“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曆史階段相聯係；（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由此可見，經過階級社會中必不可免的階級鬥爭以及必然由此導致的無產階級專政，人類曆史終將駛入一切階級和私有製消亡的無階級社會。
這是曆史發展的大趨勢，也是其根本走向，其間可能有各種支流、分流甚至逆流，但這一趨勢和走向是可以通過科學研究而揭示出來的。馬克思曾在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讚揚毛勒的書是“非常有意義的”，在毛勒研究德國馬爾克製度史、鄉村製度史、城市製度史的一係列著作中，“不僅是原始時代，就是後來的帝國直轄市、享有豁免權的地主、公共權力以及自由民和農奴之間的鬥爭的全部發展，都獲得了嶄新的說明”。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在人類曆史上存在著和古生物學中一樣的情形。由於某種判斷的盲目性，甚至最傑出的人物也會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後來，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們就驚奇地發現，從前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跡。對法國革命以及與之相聯係的啟蒙運動的第一個反應，自然是用中世紀的、浪漫主義的眼光來看待一切……第二個反應是越過中世紀去看每個民族的原始時代，而這種反應是和社會主義趨向相適應的，雖然那些學者並沒有想到他們和這種趨向有什麽聯係。於是他們在最舊的東西中驚奇地發現了最新的東西，甚至發現了連蒲魯東看到都會害怕的平等派。”這裏，最舊的東西指的是原始公有製，最新的東西指的是無產階級消滅階級、消滅私有製的共產主義訴求，人類社會曆史經過長時期的螺旋上升式發展，將在一個更高的層麵上“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如莫迪凱·羅什瓦爾德所言，“馬克思的哲學作為對過去的研究而超越曆史，也作為關於未來的知識而展示曆史……所以，馬克思主義不隻是一種曆史理論，而且在曆史的塑形中起有一種作用。”馬克思主義史學不僅能“通古今之變”，而且能判明曆史的未來走向，推動和引領曆史的創造。其所以如此，就在於對階級分析方法和唯物史觀的堅持與運用。
三、立足新時代更好地堅持、豐富、發展階級分析方法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背離階級觀點、放棄階級分析方法，就稱不上是馬克思主義，也稱不上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當前，深化史學理論研究，建構具有鮮明特色的新時代中國史學，是時代的需要，也是曆史研究本身的需要。這就要求我們在深刻理解階級分析方法豐富內涵的基礎上，在史學研究中科學運用這一研究方法，並根據新時代的社會曆史實踐不斷加以豐富、發展，使其煥發出新的時代價值。
一是深入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精確掌握階級範疇的科學內涵。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指出，階級並不神秘，它既不是從來就有的，更不會永世長存，它隻不過是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曆史階段相聯係的一種曆史的、暫時的現象。從實質和根本意義上來講，階級是一個經濟範疇，劃分不同社會中不同階級的標準不能是政治、意識形態等其他標準，而隻能是經濟標準。恩格斯指出，“在每個曆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麽、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這些相互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經濟關係的產物。”列寧也在這一意義上強調，“區別各階級的基本標誌，就是它們在社會生產中所處的地位，也就是它們對生產資料的關係。”在當代中國，我們在階級問題上要始終堅持黨中央作出的科學判斷。
關於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的階級狀況，我們黨早已作出了明確的論斷。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深刻指出，“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後，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鬥爭已經熄滅的觀點……必須正確認識中國社會內部大量存在的不屬於階級鬥爭範圍的各種社會矛盾，采取不同於階級鬥爭的方法來正確地加以解決，否則也會危害社會的安定團結。”這就明確要求，在階級尤其是階級鬥爭問題上，必須既要反對“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觀點，也要反對“階級鬥爭熄滅論”的觀點，一方麵要同否定黨的領導、攻擊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製度、敵視和破壞社會主義的思想行為作鬥爭；另一方麵要正確認識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把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敵我矛盾來對待。2017年新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同樣指出：“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當前，在涉及階級問題的討論中，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我們黨作出的這些正確論斷。
二是堅持正確的政治立場，運用階級分析方法更好地為人民做學問。20世紀中期，西方史學中曾出現關注“下層曆史”或草根社會史的重要取向，倡導“發現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則始終堅持人民史觀，強調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曆史是人民群眾的事業。早在20世紀20年代，李大釗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一文中就強調，要“趕快聯合起來，應我們生活上的需要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曆史”。提升新時代的史學研究，必須高度自覺地堅守人民立場，矢誌不渝地為人民做學問。這也是堅持階級分析方法的題中應有之義和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鬥目標，把14億多中國人民凝聚成推動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實現社會曆史進步的磅礴偉力。史學研究應自覺地投身這一時代洪流，為人民述史、為人民立傳，對中國的曆史、世界的曆史，對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全麵而深入的分析探討。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國際背景、國內環境、人民需求、曆史任務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中治西亂”“東升西降”成為不可逆轉的曆史大趨勢，但同時也要看到，隻要階級還沒有徹底退出曆史舞台，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挑釁、分裂乃至侵略等圖謀還存在，階級分析方法就不能棄之不用。尤其要看到，現時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國際資本壟斷集團以各種方式剝削全世界工人和勞動人民的本質並未發生根本性變化，資本家與工人及廣大民眾的階級關係和階級矛盾也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要深刻說明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剝削本質和運作機理，衝破其所型塑的剝削和壓迫機製，解決世界範圍內的“再無產階級化”問題，尤需借助階級分析方法、旗幟鮮明的人民立場和直抵本質的思想鋒芒。這一點恰如渡邊雅男所言，“身處新自由主義掌握霸權的現代社會，在直視差別和不平等蔓延的現實，並且從中需要直麵個人的無力與絕望時，用具有深層意義的‘階級’來思考這些問題是理所當然的。”
三是發揚科學的探索精神，將階級分析方法與其他研究方法更好地協調起來。故步自封、排斥異己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馬克思主義始終強調要以博大的胸襟接受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階級分析方法所強調的，是從曆史發展的本質和根本層麵、從社會形態發展和變遷的角度對曆史進行分析，它並不排斥其他的史學研究方法。例如階層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使用過階層概念，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講到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各個曆史時代時，明確指出：“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仆、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他們在這裏明確認為，在一個階級的內部還包含著不同的階層。隻不過，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當世界曆史進入資本主義時代，資本邏輯和商品交換體係席卷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它消滅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出身、身份、地位、宗教等因素導致的地位劃分，結果隻能是以是否占有生產資料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因此，資產階級時代“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毛澤東同樣使用“階層”概念來探討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問題。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將當時中國的社會力量具體分為以下幾種：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以及遊民無產者。其中，小資產階級包括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即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毛澤東明確指出，“這個小資產階級內的各階層雖然同處在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但有三個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餘錢剩米的，即用其體力或腦力勞動所得，除自給外，每年有餘盛”，第二部分是“在經濟上大體上可以自給的”，第三部分則是“生活下降的”。對“半無產階級”，他進一步進行了細致劃分。“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雖同屬半無產階級，但其經濟狀況仍有上、中、下三個細別。”對其中的“貧農”，根據其受地主的剝削程度，“其經濟地位又分兩部分”。可見，毛澤東在對當時中國社會各階級進行分析時，在總體上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的同時，又進行了更加細致的階層劃分。
階級分析和階層分析二者不僅不相矛盾，反而相得益彰，更精細地反映了那一時代中國的現實狀況，並且更加準確地揭示了不同社會階層的政治態度和對革命的接受程度。範文瀾在20世紀50年代修訂《中國通史簡編》時也曾明確說：“階級鬥爭的情景即是那樣複雜，要了解它，不僅要分析各個階級相互間的關係，同時還得分析各個階級內部各種集團或階層所處的地位，然後綜觀他們在每一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和變化。如果隻是記住了階級鬥爭而沒有具體分析，那就會把最生動的事實變成死板的公式。”這同樣表明，要對階級內部進行具體分析，就需要綜合運用階層分析等多種研究方法，否則就不是彰顯而是損害了階級分析方法的科學性。總體講來，階級分析依據的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情況，這是最根本的判斷標準，因而是一種宏觀、概括、一元的分析；而階層分析可以依據職業分工、薪資水平、教育背景、家庭負擔、閑暇時間等多個標準進行分類，因而是一種更具體、細致、多元的分析。對這些不同研究方法，我們應當在唯物史觀的整體視野內予以補充、協調、統合和發展，更好地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時代中國史學理論體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