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檔
MISH - MASH
中國間諜想要通用電氣的秘密，但美國卻得到了國安的秘密
逮捕一名精疲力竭的國安情報人員暴露了中共工業間諜機器紀實
2014 年 1 月，接近退休年齡的美國航空工程師 Arthur Gau 意外收到一封來自久違的中國熟人的郵件。 許多年前，Gau從他在鳳凰城的家跑到中國旅行了一趟，在中國最負盛名的研究機構之一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學（NUAA）發表講座。 那時，給Gau的邀請函來自南航直升機設計實驗室的一位負責人。 現在，南航又聯係上了Gau，但是這個聯係他的人卻是另一個人，並在大學裏有一個模糊的行政身份。 那個男人自稱是小雜【讀zha, 不是za, OP注】，是當年Gau來華講座是為他報銷機票的人。 2003 年，Gau帶著他的母親去中國訪問時，小雜安排並付錢讓他們乘坐長江遊船，搶在在三峽大壩水庫建成淹沒之前，看看長江中遊震撼的河岸山川。
然而，當小雜向Gau提供了現金以換取他的雇主也是工業和國防巨頭霍尼韋爾國際公司關於特定航空項目的信息時，這種曖昧關係以尷尬的方式結束了。Gau無視了這一請求，小雜的邀請也停止了。
現在，11年後，小雜再次聯係上了Gau。 兩人開始通信。 2016 年初，有著在航空電子領域外也有著廣泛業餘愛好的Gau對小雜說他計劃去中國拜訪一些音樂劇界的朋友。 那年春天，小雜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機場接Gau。在一起接機的是一位渴望見到Gau的小雜的同事。
徐延軍身材高挑，五尺十寸，頭發剪得很短，戴著眼鏡，看著性格直率。 三人共進晚餐，並在高飛回美國前一天由見了一麵。 在 Gau 的酒店房間裏吃糕點時，他們討論了台灣政治——Gau 在那裏長大——以及工程師在霍尼韋爾不斷變化的職責。 深夜，徐遞給高 3000 美元現金。 Gau後來作證說他試圖歸還，但徐堅持。 “然後，你知道，來來回回，但我最終還是接受了。” 第二年，Gau回到中國又做了一次講座——這次是在酒店房間裏給包括徐在內的幾位工程師和官員進行私人演講。 在準備過程中，Gau 通過電子郵件發送了包含技術信息的 PowerPoint 幻燈片，包括霍尼韋爾製造的飛機輔助動力裝置（APU）的算法和其他敏感設計數據。 “因為拿了錢，我覺得有義務，”他後來告訴法官。
徐又付給他 6,200 美元，徐的兩個同事陪同來訪的美國華裔工程師進行了為期兩天的西湖觀光之旅，該湖以風景如畫的花園、島嶼和寺廟而聞名。 2018 年秋天，當Gau正計劃下一次訪華時，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出現在他位於亞利桑那州的家中執行搜查令。 “不會有另一次旅行了，” 特工說，“徐已經不在南京了。他甚至不在中國。他在俄亥俄州的一所縣監獄等待審判。”
中國的工業間諜活動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 2018 年 11 月，時任特朗普政府總檢察長的傑夫塞申斯宣布了一項名為“中國倡議”的計劃，旨在打擊來自中國政府主導的知識產權盜竊的“蓄意、係統和有計劃的威脅”。然而，該計劃最終主要針對的是學者——不是因為竊取機密，而是因為沒有報告與中國研究機構的關係。在某些情況下，即使是這些指控也被證明是毫無根據的。 2 月，由於對種族定性和科學合作定罪的擔憂，拜登政府關閉了“中國倡議”，盡管它發誓要繼續追究涉及該國的案件。【它指代拜登政府，不是拜登的“他”，OP注】
盡管如此，中國情報部門的職權範圍毫無疑問涵蓋了工業機密以及軍事和政府機密，國安的領導層也非常重視這一責任。縱觀曆史，崛起的經濟強國一直這樣做：在 18 世紀後期，新獨立的美國為紡織工人提供賞金，讓他們從大不列顛棉紡廠走私織機設計。這些工廠的建造部分符合曾經從意大利絲綢廠竊取的規格。反過來，如果沒有幾個世紀前從中國冒出來的蠶卵，這個行業就不會存在。
現代中國工業間諜機構在組織、範圍和野心上都遠遠超過了那些前輩。 “我們一直認為，對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構成最大長期威脅的是中國政府，”聯邦調查局局長克裏斯托弗·雷 (Christopher Wray) 在 7 月的一次演講中說。自 1990 年代以來，檢察官已指控近 700 人犯有間諜罪、盜竊知識產權、非法出口軍事技術和其他與中國有關的罪行。根據美國國防部前官員、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 Nick Eftimiades 保存的數據庫，三分之二的案件已被定罪。其餘大部分未決或涉及逃犯。所有這些都是情報收集機構的一部分，該機構不僅依賴訓練有素的間諜和中國國家安全部官員，還依賴普通工程師和科學家。這種機製在很大程度上對外人來說是不透明的。美國當局僅限於追蹤向中國情報人員提供信息的線人，就像緝毒調查員追查低級別的街頭買賣一樣，對中共更大的犯罪基礎設施卻毫發無損。
至少在去年秋天對許延軍的審判之前是這樣的。他的被捕標誌著第一次有一名國家安全廳的情報員被引誘出中國並被引渡到美國。這不僅僅是一個象征性的勝利，也產生了非凡的數字通信、中國官方情報文件，甚至是個人日記。許被捕時，他隨身攜帶一部 iPhone並且內容已被忠實地備份到了雲端，這一失誤讓 FBI 調查人員得以恢複蘋果公司的所有數據。當被問及此案時，中國外交部回應說， “美方的指責完全是捏造的。我們要求美方公平處理此案，保障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
從去年 10 月下旬到 11 月的兩個半星期內，辛辛那提法庭的聯邦檢察官利用 41 歲的徐儲存的大量數字材料來全景式地展示了他的人生——他的訓練、方法和野心，他的惡習以及私人的疑慮和不滿。這是對中國經濟間諜機器如何運作以及它的齒輪生活是什麽樣子的前所未有的細致地描繪。
在徐的審判中出示的證據之一是一份 2015 年 10 月的四頁文件，其枯燥的標題是“幹部批準/免職任命申請表”。 第一頁的右上角，是一張穿著人民警察製服的年輕的徐的照片。在照片中，徐嘴巴緊閉，眼中卻帶著一絲笑意。 下麵，在一個標有“現職”的方框中，寫著“江蘇省國家安全廳六局副處長”。
該文件在某些方麵類似於美國政府的標準表格 86，這是美國情報人員必須填寫的問卷。【標準表格 86 (SF 86) 是一份美國政府調查問卷，個人填寫該問卷是為了讓政府收集信息以“對考慮或保留國家安全職位的人員進行背景調查、再調查和持續評估”。OP注。】但是，專製一黨製國家的文書工作更加豐富，不僅可以作為專業和個人傳記，還可以作為政治傳記。 領頭對徐進行偵查的聯邦調查局特工布拉德利·赫爾（Bradley Hull）曾在他的證詞中被問到他是否見曾見過這樣的表格。 “不，”他回答。 “沒人見過。”
1980年，徐出生在上海以北的黃海之濱的江蘇省的一個小鎮。其父親是一家農業公司的經理，母親在縣財政局工作。在共產黨統治之前，江蘇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一個富裕的貿易中心。其首都南京曾為多個朝代擔任皇位。徐出生時恰逢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使該省再次成為通往更廣闊世界的門戶。日立、飛利浦和三星等跨國科技公司在那裏建立了製造設施，帶來了工作、金錢和知識產權信息。 江蘇省國家安全廳也自然而然地對工商業做“重點關注”。
徐遠離家鄉去讀大學，在南京學習電氣工程。他加入了共產黨，並於 2002 年 2 月被任命為家鄉附近的鹽城村的團委書記。這是他在中共管理國家的龐大官僚機構中邁出的第一步。不過，國家安全廳承諾給徐提供一種不一樣的權力。次年，他被錄用，調回到南京，並找了一位叫雜榮的導師——也就是小雜。這兩名國家安全幹警專攻於飛機技術工作。徐與另一名黨員結婚，育有一子。
到 2013 年底，徐升為科長，他的“幹部批準/免職任命申請表”開始填滿其他信息，其中一些是從他的手機和雲備份中提取的，還有一些是在美國和美國的的盟友在其他反間諜調查中收集的。當時，徐的目標是法國賽峰飛機發動機公司的項目經理 Frederic Hascoet。賽峰集團與 通用電氣航空係統部（GE Aviation ）合作，為空客 A320、波音 737 和中國商飛 C919 等窄體客機開發了一種名為 LEAP 的發動機。該發動機的低壓渦輪機是在江蘇蘇州工業園區的一家工廠用鋼段組裝而成的，其中 150 多家財富 500 強企業在該工業園區開展業務。 Hascoet 定期前往那裏監督這一過程，並與當地賽峰集團的製造工程師 田喜（音譯）密切合作。
然而，田也在與徐和國安廳合作。那年 11 月，田和徐就入侵 Hascoet 的計算機進行了深入討論。 11 月 19 日，徐發短信詢問“法國人”什麽時候到。然後，在 11 月 27 日：“今晚我會把馬帶給你。你今晚能帶法國人出去吃飯嗎？我會假裝在餐廳碰到你打招呼。” “馬”是被稱為特洛伊木馬的惡意軟件，它允許黑客秘密地遠程訪問計算機。餐廳的交接似乎並沒有發生，但徐最終還是為田弄到了一個帶有木馬的 U 盤。 2014 年 1 月 25 日，在徐的一連串越來越不耐煩的信息之後，田回了一條短信，“今天早上種馬了。”徐確認他的惡意軟件已經避開了賽峰集團的防火牆，並正與與國安廳控製的服務器通信，將操作交給同事，然後出去度假了。
對西方情報機構來說，這可能是徐的“手藝”最早期的證據之一。當 Hascoet 於 2 月返回法國時，他的電腦無法連接到賽峰集團的網站，IT 部門發現了該惡意軟件。與此同時，美國官員警告他們的法國同行，他們已經獲取了惡意軟件發送給遠程操作員的數字信標。法國對內安全總局開始調查。賽峰集團也是如此。協助進行公司調查的一名員工是賽峰集團蘇州辦事處的高級 IT 基礎設施經理和信息安全官顧根（音譯）。【法國對內安全總局，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sécurité intérieure, DGSI，是法國安全機構。 它負責反間諜、反恐、打擊網絡犯罪和監視潛在威脅團體、組織和社會現象。OP注】
不幸的是，顧根是國家安全廳徐科長的另一個線人【中共管線人叫特情，OP注】。不過，徐並不是從顧根那裏得知他的惡意軟件已被發現。 2 月 25 日，在 Hascoet 的計算機停止向中國發送信號一周半後，美國網絡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Holdings Inc. 發布了一篇博客文章，揭露了這次黑客攻擊。
徐對行動失敗的沮喪很快被他對上級反應的憤怒所掩蓋。他的領導處長憤怒地打電話給徐，並命令他讓他在賽峰的兩個線人相互聯係，以了解公司所知道的情況。徐嚇尿了：這樣做會引起懷疑。 “這不是給自己的脖子套上絞索嗎？”他寫給一位同事。 “有這樣的領導，非常令人失望。”讓徐感到欣慰的是，顧根在幾周後報告說公司的調查毫無進展。然而，被領導背叛的感覺在徐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與此同時，徐和小雜繼續合作。 2014 年 4 月，一位了解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F-35 和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 E-2 兩架美國軍用飛機信息的工程師從英國訪問了南京。徐冒充一個聽起來很鎮靜的非營利組織的官員，邀請該工程師參加學術交流。當晚，小雜在酒店宴會廳為來訪者設宴款待，徐則在樓上闖入來訪者的房間。該行動是在國安廳網絡專家的幫助下進行的，目的是將筆記本電腦和便攜式硬盤的內容複製到那裏。花費的時間比預計的要長。
“複製整個東西需要三個小時，”徐在房間裏發短信。
“太慢了，” 小雜在晚宴上回答。 “加快速度。”
一個半小時後，徐已經複製了他們需要的東西。 “恢複現場和文件大約需要 20 分鍾。” 最後：“恢複了，我們已經離開了現場。” 宴會終於可以結束了。
然而，扮演007的機會似乎很少，尤其是與科長更平凡的職責相比。徐最耗時的任務之一是協助當地的國安廳進行招聘工作，給大學領導發送電子郵件，這些領導幫助他將國安廳的招聘信息偽裝成來自當地的一個企業。其中，徐概述了申請要求：“25歲以下，黨員，男性”，具有一流大學學曆。簡曆將被發送到電子郵件地址 jastxyj@gmail.com。 （JAST是江蘇省科協，徐的皮包組織之一，XYJ是他的羅馬字母首字母。）他還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和其他國有航天公司的專家和管理人員進行了廣泛的通信，討論究竟盜取哪些信息對他們有幫助。晚上，徐會參加充斥著酒精的工作晚餐、紙牌遊戲和深夜與同事一起去按摩院。
2014 年底，徐在 MSS 的前途一片光明。盡管發生了賽峰事件，但他的幹部審批表顯示，他的年度考核從“勝任”提升到“優秀”。 2015 年春天，他的處長告訴他，他正在候選新的副處長職位，5 月 22 日，徐的 iCalendar 記錄顯示，黨委批準了他擔任該職位。小雜也升職了，仍然是徐的上司。
然而，隨著徐的責任越來越大，他對工作的不滿也越來越多。他在自己的日記中抱怨說，在他正式晉升之前，他在試用期內感到疲倦。 2016 年 2 月，他短信給在另一家國安局工作的朋友，感歎多年前他“愚蠢”的決定，即辭去鄉鎮政府的工作。 “我真的被騙了。”他寫道，他的上級專橫且苛刻，而且對開支預算很吝嗇。第二天，他給一位投資公司的熟人發了信息，徐曾在該公司推薦了一位同事工作。 “我沒有他那麽有能力，”他寫道，“否則我早就離開了。”
徐的野心正在變得更加憤世嫉俗。大約在這個時候，作為富有競爭性的國安廳職業發展計劃的一部分，他參加了航空工程的研究生學習。該項目是在南航進行的，國安廳的官員在那裏自由運作——該大學是國防七子之一，國防七子之一是為人民解放軍開發先進軍事技術的公立大學精英團體。
徐似乎把他的研究生課程當作一種學術間諜操作。在他於 2016 年 12 月錄製的一段錄音中，他和一位航天工程學院的教授在一家餐廳，分享蒜泥白肉和紅燒魚。 （徐，惦記著費用，建議他們不要點太多。） 與徐的判斷相反，教授同意分享即將舉行的考試的答案。徐向他保證，沒有人會知道他們的“輔導”課程。 “對於像我這樣的工作，我們有很多朋友冒著生命危險為我們工作，”他誇口道。不過，教授問，即使有幫助，徐如何才能掌握流體力學等複雜學科？ “啊，流體力學，那會更容易及格，”徐回答道。 “那層樓的每個人我都認識！”
話題逐漸轉向國安的工作，這似乎引起了他的晚餐同伴的興趣。 “我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徐在餐廳廚房的嘈雜聲和筷子的哢噠聲中說道。 “領導要求我拿到美國F-22戰機的材料。 你不能坐在家裏得到它。”
教授說，所以你還必須“派遣”某人“到[中國]以外的地方去冒險”。
“沒錯，”徐確認道。
徐在南航的合作者之一是陳峰，他是一位有著獨特大背頭的副院長，負責管理該大學的國際合作與交流處。陳的職責包括向著名的外國技術人員發出演講邀請，這些技術人員通常但並不總是有華裔血統。 2017 年 3 月，他向辛辛那提郊外 GE 航空綜合研究院的一位名叫 David Zheng 的工程師發送了一封郵件。 “我從你的在線簡曆中了解到，你在通用航空等知名公司積累了豐富的工程經驗，”它寫道。這封電子郵件是一封套用信函——唯一的個性化信息是鄭的雇主的名字，這是陳在 LinkedIn 上發現的。不過，對於能夠第一次進行海外講座的邀請，Zheng還是很受寵若驚的。在收到邀請之前，他已經計劃了一次中國之行，參加他的大學同學聚會和在他的家鄉安徽省舉行的家庭婚禮，就在江蘇旁邊。
Zheng是一位複合材料專家，曾在 GE Aviation 從事噴氣發動機工作。通用電氣公司的工業集團曾經生產從烤麵包機到電視節目的所有產品，但是現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家風扇和渦輪機公司，而且非常擅長製造它們。有些設計用於收集風能，而另一些則設計為機車大小的燃氣機。還有一些人吸入並壓縮空氣，當注入燃料並點燃時，推動飛機前進。
在GE Aviation 最先進的發動機（例如為最新一代波音 777 提供動力的價值 4500 萬美元的 GE9X）中，風扇葉片和外殼由複合材料製成：硬化、樹脂注入的碳纖維具有非凡的輕盈和強度。 （與賽峰集團合作開發的 LEAP 發動機也是類似的製造方式。）更輕的發動機意味著飛機可以運載更多的乘客或更多的貨物，並以更少的燃料飛得更遠。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複合材料葉片比鈦葉片更不可能因每分鍾數千轉的旋轉扭矩而減弱 - 並且不太可能像彈丸一樣斷裂和飛散。
即使在 GE Aviation 內部，大多數員工也無法獲得有關這些發動機的設計和材料的詳細信息。公司開發的建模和測試方法的各個方麵也是如此。聯邦航空管理局（FAA）批準所需的某些高風險安全測試會破壞整個發動機。其他人則需要更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犧牲：為了證明該組合可以在鳥擊中幸存下來，需要將規定尺寸的鳥屍體放入其旋轉的嘴中。幾十年來，勞斯萊斯公司（RR）和普惠公司（P-H）等競爭對手一直在努力將帶有複合材料風扇葉片和外殼的發動機推向市場。較新的中國製造商也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
在最初的接洽之後的幾周裏，Zheng (GE工程師)和陳（有著獨特大背頭的南航副院長）用中文交換了關於時間和物流的電子郵件。然後，在 5 月初，副院長的信息變得更加技術化。 “你的工作主要是在吊艙和發動機罩的設計上，還是在葉片領域？”他在 5 月 9 日問到。他轉述說，南航的同事為Zheng的演講建議了一個標題：“複合材料在飛機發動機中的應用、設計和製造技術”。幾天後，Zheng從辛辛那提回複說這些建議很好。 “但是，我必須與我在這裏工作的公司簽署技術協議，”他寫道。 “因此，我在公司所做的很多工作都無法分享。”
事後看來，鄭接下來收到的電子郵件中有危險信號。這不是來自陳的大學電子郵件地址，而是來自 jastxyj@gmail.com——徐經常邀請國安廳求職者提交簡曆的同一地址。而且雖然是陳的簽名，但似乎是一個沒有讀過之前所有信件的人寫的。
徐確實寫了這封電子郵件。從在 LinkedIn 上找到Zheng的大學官員已經將這名通用電氣航空工程師線人移交給現在將處理他的國安官員。在交接過程中，這很笨拙：徐寫信要求鄭回複一封電子郵件，Zheng實際上隻是回複了。但Zheng隻是假設陳副院長很忙，或者可能不擅長查看他的電子郵件。Zheng在 6 月 1 日抵達南京時，已經得到保證，他的談話不會涉及任何敏感話題。
旅途很順利。鄭到達後的第二天早上，陳和徐和Zheng一起在南航校區酒店大堂喝茶，然後帶他去吃午飯。徐自稱是“曲輝”，並出示了一張名片，上麵寫著他是江蘇省國際科技發展協會副秘書長。下午，這組人回到校園，Zheng向30幾個他認為是學生和教師的人做了報告。當問題轉向特定的技術領域時， Zheng拒絕回答。後來，在晚餐時，徐送給Zheng兩盒茶，外加3500美元的演講費和旅費報銷。一個多星期後，徐以化名通過微信給Zheng致謝。Zheng回答說，他很樂意回來進行另一次交流，“隻要不涉及公司的任何非公開信息。”
對徐來說，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開始，尤其是考慮到其他事情對他來說似乎不太順利。他在整個 2017 年春季和夏季的 iCalendar 日記條目都充滿了不滿。 3 月 27 日，在小雜拒絕了一張餐單並責備了他們的一位同事後，他非常生氣。 “像他這樣的人忘恩負義是無恥的，”徐寫道。 “會報仇的。”一個月後，徐形容他與小雜的關係已經降到了“冰點”。他認為，小雜是在積極地捅他的刀子。 5 月 4 日，徐陶醉於小雜與另一位上級之間的“大戰”。 “看節目！”他寫到。到 6 月 12 日，他決定隻有進一步的國安辦公室內部功能失調才能挽救他的職業生涯。 “部門內部越混亂和無序，”他寫道，“就越好。”
辦公室外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 4月初，就在他開始在GE航空培養鄭的時候，徐也在微信上發了一個似乎和他有染的女人。發生了爭吵，徐寫道，他想聽到她的聲音，親自見到她。 “我們似乎又回到了我們第一次熱情地墜入愛河的時候，”他說。但他又怕她斷了聯係。
“你不是在國家工作嗎？”她回答。 “找我不容易嗎？”
“那我們為什麽不能有正常的關係呢？”他懇求道。 “我必須使用特殊的方法嗎？”
5 月 19 日，鬱悶的徐對自己進行了盤點。 “心情很焦躁，”他開始寫一天的日記。 “這兩天心情很煩躁。感覺自己被全世界拋棄了。工作、人際關係和金錢都沒有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就小雜而言，“我們將互相利用，達到自己的目的。我不會再幫助他了。現在隨便了。”婚外情一塌糊塗：“她連我的短信都不回。分手是真的。”他在股票市場上虧了錢。 “我讓自己陷入了這個財務困境。是我自己作的。咳咳，這些就不說了。感覺太糟糕了。什麽時候結束？？”
那年夏天和秋天帶來了新的侮辱。在 7 月的一次晚宴上，小雜“發瘋了，說我管理不善”。一位新女性進入了圖片，結果可想而知：“無情”，一個日記的標題是。 “昨天早上在雨中看到我，沒有停下來，她拿著傘走了。”她的微信敷衍了事。 “今天早上吃早餐時，她沒有再坐在我旁邊。”
正是在這一切中，Zheng從辛辛那提伸出援手，提議第二次訪問。這一次，徐作為“曲科長”自願為GE航空工程師的行程安排後勤工作。很快，Zheng和許就通過微信聯係上了，曲的賬號圖標是一隻胖乎乎的藍色卡通兔子。Zheng現在似乎不那麽警惕了。 2018 年 1 月 11 日，他發微信給徐某，詢問在下一次演講前是否有什麽特別的研究，“盡量滿足交流的需要”。
然而，兩周後，Zheng發出了令人擔憂的消息。通用電氣最近宣布了一項重大重組，並且有傳言稱包括通用電氣航空在內的子公司將裁員。Zheng擔心失去工作。要是那樣的話，他最起碼想趁著還能幫到曲科長，做一個有價值的。 “這就是為什麽我盡我所能收集盡可能多的信息，” Zheng解釋說。徐鼓勵他的新線人專注於係統規範和設計過程數據。
Zheng在 2 月 3 日發來的文件明確表示，他已經理解了這一要求。標題是“GE9X 風扇遏製案例設計共識審查”，並標有“機密”。看來，Zheng可以接觸到有關他雇主的招牌產品的高級機密。 （GE9X 將在明年獲得世界上最強大的商用噴氣發動機的稱號。）兩天後，徐發回了了一組技術問題——“3D 編織結構材料的允許值和設計允許值是如何獲得的?相關標準是什麽？”這是Zheng在農曆新年前後第二次訪問南京時與南京專家討論的起點，因為他計劃在農曆新年前後進行。徐還發送了關於Zheng如何在他的通用航空計算機上創建和複製所有文件的目錄的說明。一個多星期後，情人節那天，Zheng把結果發回了。
兩人至少每隔幾天就有一次交流，Zheng的熱心讓他成為了一個潛在的金礦。尤其令人沮喪的是，Zheng宣布他畢竟不能來中國，而且不會很快。據他報道，他的老板在 3 月份派他去法國工作。 “由於需要幹的工作很多，我的美國老板認為現在放兩個星期的假期是不合適的，” Zheng寫道。 “我對此感到非常抱歉！”徐，一個深諳專橫老板的人，表示理解。但也許，他建議，他們可以在其他地方見麵？遺憾的是，他不能來美國，但如果Zheng有時間去法國旅行，徐也許可以在那裏見到他。
2 月 28 日，他們通過電話討論了可能性。在法國，Zheng周末有空，他一直想去比利時、荷蘭和德國。徐問Zheng是否會隨身攜帶他的工作筆記本電腦。Zheng確認他會，他可以輕鬆導出任何感興趣的文件。 “你們還有其他可能感興趣的信息嗎？”他問。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環顧四周，做好準備。”徐說沒必要。 “我們真的不需要一次性完成所有事情，”他解釋說，“因為，如果我們要一起做生意，這不會是最後一次，對吧？”
徐錯的。 鄭在通電話時，正坐在聯邦調查局特工布拉德利·赫爾車裏的。 赫爾正在聽和記錄談話，並編寫了鄭的一半對回複。
去年夏天，也就是Zheng在 2017 年 6 月訪問南京後不到一個月，聯邦調查局特工赫爾聯係了通用電氣一個特殊的“內部威脅”團隊的成員，告知他們聯邦調查局正在調查一名可能竊取機密的員工。那個員工就是Zheng。目前尚不清楚聯邦調查局是如何得知他的，但他的旅行或與徐的通信似乎已經引發了警報。 GE 同意合作，公司和聯邦調查局開始了數月的秘密合作。 10 月 25 日，赫爾和一個由特工和檢察官組成的小團隊來到 GE 航空公司的總部，就此案舉行了為期三天的會議。
11 月 1 日下午，Zheng被叫到通用電氣航空校區的一個大禮堂。在那裏，他看到了公司安全部門的兩名男子。他們與他交談了 10 到 15 分鍾，然後赫爾和另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走進來。特工拿走了Zheng的電話。當他要求給他的妻子打電話時，他們遞給他一個他們的，並要求他用揚聲器和她說話，用英語。搜查令同時在Zheng家執行，特工從Zheng手中拿走了電子設備和曲輝的名片。在通用電氣的會議室裏，赫爾和他的同事審訊了Zheng 7 個小時，中途停下來吃披薩。當Zheng去洗手間時，其中一名特工也去了。他們告訴Zheng，他可以隨時離開。他們沒有提到Zheng的車已從停車場移走進行搜查。
會後，Zheng某聘請了一名律師，並根據與美國司法部簽訂的不起訴協議同意配合調查。在準備他的南航演示文稿時，Zheng已將五個受出口管製保護的通用航空培訓文件轉移到他的筆記本電腦上。他沒有與中國的任何人分享這些文件，但在隨身攜帶這些文件的過程中，他觸犯了法律。他還違反了公司政策，沒有將談話通知通用航空。為此，他將失去工作和 130,000 美元的薪水，但暫時他被安排無薪休假。他的同事們沒有被告知發生了什麽事，以防其中一個也是內部威脅。為了支付賬單，Zheng開始為 Uber Eats 開車。
Zheng剩下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特工赫爾身上。特工赫爾是一位非典型的特工，俄亥俄州人，擁有牛津大學穩定同位素地球化學的考古學博士學位。他於 2008 年加入聯邦調查局，擔任聯邦調查局匡蒂科實驗室部門的研究員，在那裏他研究如何使用牙齒中的同位素來識別屍體的來源。然而，幾年後，他感到無聊。 “我意識到我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挖溝人，”當在徐的審判中被問及這件事時，特工赫爾說。他申請成為一名特工並開始從事反間諜工作，首先在波士頓，然後回到了俄亥俄州外勤辦公室。
特工赫爾仍然有實驗室科學家的耐心。當他的調查轉向Zheng在中國的對話者時，既費力卻又不緊不慢。從 11 月 21 日微信與南航陳鋒副院長重新建立聯係開始，每條發出的消息都是赫爾在與聯邦調查局分析師和語言學家協商後編寫的。 FBI 團隊還受益於 GE 不同尋常的合作程度。公司通常會試圖讓內部威脅盡快消失，即使這意味著放棄真正的調查。相比之下，通用電氣熱衷於提供幫助。Zheng寄給徐的文件——這些文件給中國國內的專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是真正的通用電氣航空技術文件，經過精心挑選和編輯，具有高度暗示性，但沒有實際秘密。
到 2018 年 3 月上旬，徐和Zheng來到了兩個潛在的會麵地點：巴黎郊外的楓丹白露鎮和阿姆斯特丹。 “我們31號阿姆斯特丹見，”徐微發了一條微信。他甚至選擇了一個場地：Lasergamen Amsterdam，一個位於市中心以西的激光標簽設施。Zheng和特工赫爾發回了一張阿姆斯特丹酒店預訂的截圖和一張從巴黎出發的火車票。 3 月 21 日，他們發送了另一份誘人的文件，標題為“GE 遏製分析技術深入研究”。同一天，聯邦調查局對徐提起了密封的刑事訴訟。它將他與不止一個化名聯係起來，大量引用了他的電子郵件和短信，並提到了讓鄭確認許的身份的照片。在審判中未討論的強烈暗示是，此時調查人員已經獲得了徐的 iCloud 帳戶的訪問權限。一個合乎邏輯的途徑是他多年來用來招募國安求職者和消息來源的 Gmail 地址，結果證明是在蘋果公司注冊。
然後，在預定會議的前兩天，Zheng微信發了最後一個變化：他說，他的老板那個周末派他去比利時，為那裏的賽峰分公司提供一些技術支持。這意味著阿姆斯特丹出局了。但許可以在 4 月 1 日複活節星期天在布魯塞爾見麵嗎？徐沒有選擇，隻能加入。
盡管如此，他知道自己在遠離中國邊境安全的地方並按照其他人的條件安排消息來源會議是在冒險。 3 月 30 日，為準備出行，他與一個很可能屬於他妻子的用戶名交換了微信。在一次平凡的交流之後——不，她沒有看到他特別的旅行枕頭——他寫道：“我在書櫃中間的眼鏡盒裏放了一個 U 盤，裏麵有一些加密文件。如果發生什麽事，會有人來找你，告訴你密碼。”不到一分鍾就得到了回應：“不要這樣嚇我。”第二天，也就是 3 月 31 日，徐和同事徐恒（音譯）飛到阿姆斯特丹，穿過低窪的沿海平原，乘火車前往布魯塞爾，向南行駛兩小時。
那天晚上，Zheng發消息說他剛到布魯塞爾。他報告說，在他的酒店附近有一家 Le Pain Quotidien，那將是完美的選擇，位於聖休伯特皇家畫廊，這是市中心莊嚴的 19 世紀購物商場的集合。樓上的咖啡廳很安靜。 “好。”許應道。 “等我到了，我會通知你的。”
Zheng在布魯塞爾，這是真的，但他不是剛到。他發微信的酒店房間是赫爾團隊的運營基地。聯邦調查局不久前就已經在這座城市安頓下來了。比利時與美國的引渡條約是與每個歐盟國家達成的一係列總體協議的一部分，其中一些條例是世界上同類國家中最強大、最全麵的協議。對不同歐洲城市的曠日持久的討論是一個詭計，讓徐離自己的舒適區越來越遠。
次日，4月1日，許與同事提前兩個多小時到達Le Pain Quotidien；他給Zheng發短信說他們在下午 12 點 43 分到了。半小時後，Zheng假裝剛和老板和團隊一起吃完複活節午餐。然後在下午 3 點 12 分他錯誤地寫道，他已經到了咖啡館：“我現在在這裏，你在嗎？”
代替Zheng的位置是比利時聯邦警察，他們在收到信息後立即逮捕了徐。徐恒（徐延軍的國安同事）也被拘留。他帶著多個 SIM 卡讀卡器和棕色信封，裏麵裝著 7,720 歐元（7,814 美元）和 7,000 美元。因為徐恒不是逮捕令的一部分，他很快就被釋放了。這兩個人帶來了一個 1 TB 的硬盤驅動器和一些幾乎是空的存儲卡。實名出行的許延軍有護照和國民身份證，還帶著兩部手機。其中一個是華為 Mate S（密碼：xuyanjun1980），其中包含一係列有關風扇葉片的問題。第二個是 iPhone，他用它如此勤奮地記錄了他的生活。
在 2021 年 10 月 18 日在辛辛那提的波特斯圖爾特美國法院開始的審判中，徐沒有作證。他幾乎沒有說話。有一次，逮捕他的比利時警察總督察 Stijn Berrevoets 從看台上站了起來，認出了他。在另一點，Zheng也做了同樣的事情。但除此之外，現實生活中的徐坐在訴訟的邊緣，默默地聽著法庭指定的翻譯，他內心的想法被用外語朗讀出來，並在距離他家 7000 英裏的法庭上被解析。他沒有回複在獄中寄給他的英文和中文信件，要求他為這個故事接受采訪，最終通過他的律師拒絕發表評論。
在 2018 年徐被引渡到美國時開封的起訴書中，司法部指控他共謀並企圖進行經濟間諜活動和竊取商業機密。 “這起案件的證據，幾乎所有的證據，都來自他自己的話。幾乎沒有這樣的案例，”美國助理檢察官蒂莫西·曼根在對陪審團的最後辯論中說。 “你不必解決任何類型的他說，她說的爭議。這些是他自己的陳述，他的承認。” FBI 向蘋果和穀歌發出的搜查令打開了他的 iCloud 和多個 Gmail 賬戶，該局的數字取證專家挖掘了被捕時找回的手機的內容。 （然而，調查人員無法從徐恒攜帶的 iPhone 中找回任何東西。被捕後的第二天，有人遠程訪問了該設備並將其擦幹淨。）
在審判中，徐的律師並未否認他是一名情報官員。 “他是一名招聘人員，”Taft Stettinius & Hollister律師事務所的為徐進行辯護的律師 Ralph Kohnen 在自己的結案陳詞中說。 “他隸屬於國安廳，為國安廳工作。從來沒有人對此隱瞞過。”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成功地竊取了任何真正的秘密，或者他甚至試圖這樣做。辯方煞費苦心地強調徐對基本間諜活動的不熟練。 “一個超級間諜的男人，如何能以自己的真實身份旅行？” Kohnen問陪審團。徐的律師爭辯說，徐帶著他的現金信封、詳細的技術問題和惡意軟件，可能已經走到了底線，但他沒有越界。 “沒有要求提供秘密信息，” Kohnen告訴陪審團。 “那裏沒有‘問’。”當Zheng突然開始翻閱通用電氣內部文件時，徐不能告訴他什麽是好的或不好的。
“這裏發生的事情是，我的客戶徐先生成了一顆棋子，” Kohnen總結道，“美國工業試圖剝削中國和試圖與中國和睦相處的緊張局勢中的一顆棋子，對吧？”
2021 年 11 月 5 日，聯邦陪審團判定徐的所有罪名成立。在即將到來的 11 月 15 日宣判時，他將麵臨最高 50 年的監禁和 500 萬美元的罰款。他的案件還解決了幾年前由賽峰集團黑客事件引發的調查。聖地亞哥的聯邦檢察官起訴了徐的國安廳主管雜榮，以及賽峰飛機發動機蘇州公司的顧根和田曦，以及其他七名與江蘇省國安廳有關的人，他們共謀入侵了十幾家航空航天公司。毫不奇怪，賽峰集團的職員被解雇了。除非他們離開中國，否則這些被告都不太可能麵臨審判。
通用電氣和賽峰集團均與聯邦當局合作，其員工在徐的審判中作證，拒絕對此事發表評論。據稱與徐合作的南航副院長陳峰沒有回複消息，南航也沒有回複。彭博商業周刊找不到江蘇省國安廳的聯係方式。
在亞利桑那州，霍尼韋爾的 Arthur Gau 也因未經許可出口受控信息而被起訴並認罪。 2022 年 3 月 10 日，在徐的審判中作證四個月後，Gau被霍尼韋爾解雇三年後，被判處三年緩刑和 10,000 美元罰款。Gau的聯邦公設辯護人沒有回複消息，霍尼韋爾也沒有回應置評請求。 FBI 的赫爾特工在 2020 年初被提拔為監督特工（Supervisory Special Agent），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在此案中的工作。Zheng在通用航空解雇他後不久就找到了一份新工作，盡管在他的要求下，新雇主在審判時沒有被點名。Zheng對分享信息的興趣不如從前了。他通過他的律師拒絕為這個故事說話。他再也沒有回複過 LinkedIn 上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