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工人集中起來，一邊隔離，一邊生產，一定能贏”，簡稱“集中贏”——這主意真妙啊。
——題記
各位好，看我昨天一文的朋友知道，我這兩天頭疼的厲害。
說起來，《三國演義》裏的曹操好像也經常犯這個病。
有一次，正好要打官渡之戰了，曹操這病又犯了，這時，他看到一篇雄文，是對手袁紹那邊的謀士陳琳寫的《為袁紹檄豫州》。文中陳琳祖安老哥附體，把曹操連著他祖宗十八代罵了個遍，曹操看了氣的大叫一聲從床上跌下，突然頭風就好了。又能生龍活虎的跟他發小袁本初聯機對線去了。
我原先覺得，這個故事肯定是鬼扯——頭疼本來多半就是氣的，再氣一下，怎麽可能“負負得正”呢？又不是搞小學生算數。
但今兒早上，我看了國內知名經濟學家李稻葵先生的一段發言後，我突然信了。羅貫中老師誠不欺我啊。
2022年5月14日，2022年第三屆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拉開帷幕。該論壇由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主辦、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CIFER)承辦，本屆論壇主題為“動蕩中的2022——全球與中國經濟及政策展望”。清華大學弗裏曼經濟學講席教授李稻葵在論壇發言中表示，麵對當下複雜的國際形勢和嚴峻挑戰，中國最重要的是好好地控製疫情。嚴格抗疫實際上是兩個“戰場”，一是為了控製疫情不擴散，減少生命的損失；二是為了保經濟。
這兩個觀點，當然都是很正確的，但怎麽論證這倆觀點？別開生麵的就來了，李老師提了兩個相當生猛的說法。
第一，對“減少生命損失”的事兒，李老師說疫情爆發這兩年中，中國人民的平均壽命非但沒有減少，反而“為每一個百姓的平均壽命延長了十天，平均每年5天。”所以李老師得證說，我們的抗疫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第二，對於下一步怎麽保經濟，李老師覺得，要想繼續長期保住未來人民的健康、生命，產業鏈一定要保住。所以他建議不要讓一線工人居家隔離，就在工廠旁邊建個板房集中居住，“一邊隔離，一邊生產”。
……
對於李老師的第一個見解吧……我倒沒有什麽多的可說的，畢竟我必須讚同他的結論——我們的抗疫確實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但我對李老師說老百姓平均壽命延長十天就算我們贏這個論證方式有點意見。僅延長了十天壽命就說是“勝利”這個論證太粗糙了。我害怕有不懷好意的抬杠者，揪著他這個論證質問李老師——“就算我的壽命延長了十天吧，這十天夠不夠我們排隊做核酸、集中被隔離消耗掉的時間呢？”
這麽一問，李老師可能就沒轍了，他沒轍倒是不要緊，顯得我們勝利的結論跟著一起動搖，那大大的不好了。
所以我建議李老師搞一點補充研究，海外不是盛傳得了新冠有丁丁縮短、大腦萎縮等後遺症麽？建議李老師和他的團隊再接再厲、收集相關，再統計出鬧疫情這兩年，國外男性們平均丁丁縮短了多少。
彼之所短，我之長也。壽命延長再加上丁丁延長，我們贏了兩次，雙贏了屬於是。豈不是更能顯出我們勝利的輝煌？
而更讓我開眼界的，是李老師的第二個見解：李老師建議把一線工人“集中起來建板房，在工廠旁邊隔離，一邊隔離一邊生產。”——這個方案真妙啊！把工人集中起來，一邊隔離，一邊生產，既抓了防疫，又促了生產，我們一定能贏，李老師，這個方案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集中贏”吧，您看怎樣？
隻是一說“集中贏”，我就產生了兩個不當聯想。
第一是清末那會兒鬧太平天國，起義領袖洪秀全先生為了帶領大家實現“地上天國”，搞了個製度叫“男有男行，女有女行”，意思就是凡是參加太平軍的人，甭管多大歲數，男的必須和男的住一塊，女的必須跟女的住一塊。以便專心白天打仗、晚上受教育。聽上去跟李老師這個“集中贏”挺像的。但真正執行起來有幾個問題：這麽一弄，太平軍普通戰士的正常生理需求就沒法解決了，夫妻見不到麵，小夥子大姑娘結不了婚，軍營裏不得不通過“搞小弟”等行為來發泄。
而洪老先生雖然想了這麽個主意，他自己卻要搞特殊化，非但不“男有男行，女有女行”，反而納了N多“天王娘”，並執行編號化管理，今天從13號睡到38號，明天從250睡到404。還為此專門打了一張橫寬都好幾丈的雕花大床，玩的那叫一個不亦樂乎……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主意甭管說的有多天花爛墜，哪怕像洪天王那樣把上帝他老人家都拉出來背書，如果主意的設計者自己不打算身體力行，那這主意就有變餿的風險。
所以我鄭重建議李稻葵老師在“一線工人”裏推廣他的“集中贏”想法前，現在自己身上搞一下個體實驗——請李老師自己搬到個鄰近工廠的簡易棚裏照此住一段時間。每天一睜眼洗臉刷牙量體溫測核酸，然後上工幹十幾個小時，晚上回來吃完飯、看看新聞聯播、補補正能量，倒頭就睡，明天起來再這麽一套。天天抓防疫、促生產，看看李老師自己能撐多久，不喊婷婷。
我覺得這個實驗數據將很有價值、很有必要，因為像李老師這樣渾身正能量的經濟學家，一定能測出人在這種生活下的耐受上限。
第二個聯想，其實說不上聯想啦，我隻是想到了一本書，叫《苦難的時代：美國奴隸製經濟學》。
顧名思義，這本書是從經濟學角度解析美帝奴隸製的。
對美帝的奴隸製，當代曆史學者一般都會說一些什麽曆史規律決定了它必然滅亡啊之類的便宜話。但作者羅伯特·福格爾跟李老師一樣是個經濟學者，經濟學者屈尊來砸曆史學家的場子，有些話說的就比較驚世駭俗。福格爾利用紮實的經濟學論證，在書中提了這麽幾個事實：
第一，傳統曆史學者認為奴隸製是一種經濟上低效的組織，但這其實是不對的。奴隸製並非是一個由那些對經濟利益漠不關心或者無法關心的種植園主所維持的非理性製度。相反，對奴隸的購買是一種具有很強盈利能力的投資，其回報率甚至不亞於美國當代製造業裏最具盈利能力的投資機會。奴隸製農業相比於自由農業並非毫無效率。規模經濟、有效的管理以及對勞動與資本的密集使用，使南方奴隸製農業比北方家庭農場的生產效率高35%。
第二，即便到了南北戰爭前夕，從經濟上看奴隸製也並非是行將就木的。
“我們沒有證據能證明，如果沒有戰爭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幹預，奴隸製會由於單純的經濟因素而消亡。”事實正好相反，當南北戰爭到來之際，奴隸製作為一種經濟製度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大，並表現出持續鞏固的趨勢。
第三，奴隸們在南方種植園裏的生活，也未必像同期北方報紙宣傳的那般辛苦而不幸，相反，他們可能覺得自己非常幸福，對奴隸的剝削率比我們通常認為的要低得多。對於一個典型的美國南方農業奴隸來說，終其一生，他能獲得其產生的總收入的90%。而他們的收入總量其實也不低，1840～1860年，南方的人均收入增長比聯邦其他地區更為迅速。到1860年，按當時的標準，南方已經成為全球高收入地區。
像意大利這樣的“發達國家”，其“自由”的底層老百姓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才在墨索裏尼老師的幫助下達到美國南方奴隸們類似的收入水平的。
第四，也是讀來讓人感覺最可怕的，福格爾認為，沒有證據表明，美國南方的奴隸製不可以被套用在工業化大生產當中。
事實上，就在南北戰爭前，美國南方一些州的工廠裏已經出現了仿照種植園生產模式的“工業奴隸”。
這些黑人工業奴隸，他們生活在工廠主為他們修建的統一住房當中，過居住地與工作地兩點一線的生活（除了不測核酸，並且能和妻子兒女生活在一起，聽上去跟李老師那個主意倒挺像），而這些奴隸無論是在勤奮程度還是工作效率，均不遜色於北方自由工人。事實上，南方這些工業企業與北方同行相比，其發展速度更快而不是更慢。南北戰爭如果晚個一二十年再開打，還真說不準誰輸誰贏……
聽上去，福格爾要是再這麽論證下去，幾乎就要得出“奴隸製度就是好”，“為了更高效的發展經濟，讓我們回到奴隸製”這樣的結論了。
萬幸，他沒有。就像書名《苦難的時代》所揭示的。福格爾說，盡管奴隸製有這諸般“好處”，但它依然是“苦難的時代”，因為人是萬物的尺度，人自由、平等、有尊嚴的活在這個世界上，是我們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而不是為了達成經濟發展所使用的手段。
是的，人類曆史上，之所以不斷產生那些人奴役人、人拘束人的鬼點子、並且付諸實踐，恰恰是因為這樣做貌似是更符合高效經濟發展需求的誘惑。
而一個正經經濟學家，或者說，一個正常、理性、良善的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要抵製住這種誘惑，在承認這種誘惑很“高效”的同時，提醒大眾這是不人性的、是不道德的。並且，最好，指出一條與之相抗衡的、符合人性的發展之路。
而這個準則，福格爾做到了，而李稻葵老師，我覺得他經常忘。他的很多主張總讓我看過之後覺得奴隸製好像也不錯，並進而想起這本書和福格爾提示人們警醒的那種“苦難的年代”。
所以我建議他好好讀讀該書，如果可以，給個地址，我就送他一本也行。
行吧，這篇文章也不知能不能存得住，對李老師的吐槽，我就說這麽多算了。
文尾我又想起陳琳和曹操那個段子：說，官渡之戰打完以後，曹操還真把陳琳抓住了：說你小子罵我也就算了，你罵我祖宗十八代是幾個意思？
陳琳怎麽回答的呢？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麽！我幹的就是這個活兒，我能怎麽辦呢？我也很無奈啊！
曹操聽了覺得很有道理，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麽，要的恰飯麽，就把他放了。
但我倒覺得，曹操這個地方，可能是頭風還沒好，其實沒把道理想清楚——就算是命題作文，你也可以“槍口抬高一厘米”啊，也可以不把話說的那麽狠，那麽毒麽！
哦，袁本初定個方向，讓你寫，你就什麽喪良心話都往外噴，逮住個蛤蟆恨不得攥出屎來。你圖個啥啊？
還不是圖個借機上位，揚名立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