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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 - MASH
這是以死亡為代價，該結束了 | |
| 中產財經生活 ｜2022-04-13 | |
封了很多天，有點實際感受。現在疫情吃緊，還可能有城市進入封城狀態，這些想法，對其他城市也適用，甚至更重要。因為每個城市第一波總是最混亂與絕望的。早點想明白，早做準備才能避免悲劇屢屢發生。
一、停止急診要求核酸報告
急診前先核酸，其荒謬讓人驚異！這裏的邏輯非常簡單，
現在上海沒有一例因為新冠死亡，但因為急診要求核酸報告耽誤，已經死亡多人了。之前城市也有類似事件。
在封控之下，能夠出小區的，大多數已經是十萬火急，既然已經是搶救了，既然已經是麵對失去生命的危險了，那還有必要先做核酸嗎？
是怕感染醫生？
醫生本就是做了防護的。難道醫生給病人問診一下，護士給病人輸個液，比在方艙呆在一群陽性感染者中間更危險嗎？
更何況，艾滋病毒攜帶者、乙肝病人、結核病人，難道醫生就拒絕搶救嗎？急診醫生給病人緊急止血，也不要求先出艾滋病毒報告啊?
更何況，奧密克戎感染後的風險非常小。
是怕病人之間相互感染？
在特殊時期，病人以及家屬一定會願意達成以下共識：“我進急診，我不核酸，我接受其他病人也不做核酸，我自己承擔感染新冠的風險”。病人肯定都會同意，因為減少手續時間等於活下來，而感染奧密克戎後麵臨的風險很小。
可見，急診要核酸檢測報告，造成的損失遠大於風險。在邏輯上，沒有任何道理。事實上，已經造成諸多悲劇，不停止，未來還會再現。
即便要檢，也應用能立即出結果的抗原代替，即便假陰性高，風險也可接受。
即便不能所有急診都免核酸，也可設立免核酸報告的急診點，醫生做好防護，患者責任自負。
二、排查邊緣居民
這裏的邊緣人，指在居委會管理邊緣的居民。老人、精神病患者、獨居未成年人。並不是所有人都在小區居住，也並不是所有人有呼救能力。
以上海為例，上海是中國最早邁入老齡化社會的城市之一，上海60歲及以上老年口約為581.5萬人，占總人口的35.2%，獨居老年人數達到了31.74萬，孤老人數為2.49萬人，他們是本輪疫情中最脆弱的人群。
不能清零勝利之後，才發現慘狀。
三、超大型社區進行分割、分區管理
一個5棟樓，400家的小區，顯然會比250棟樓，3000家的小區容易解封。但是，3000家的小區中，有1家陽性，就不能解封。這既不必要的增加了居民的封控時間，又增加了居民感染的風險，還增加了居委會、誌願者的勞動量。
如果小區有多個門，比如三個門，可以用鐵絲網、鐵板，臨時分為三區，先解封2000家出來，就能極大的減小居委會、社區誌願者的勞動量，減少居民交叉感染的風險。
北京天通苑號稱亞洲最大社區
四、伴隨逐步解封，騰出更多人手，實行更多品種、更人性化的物資供給
城市抗疫需要很多物品。居民需要消毒，酒精、紫外線燈、臭氧消毒器、防護服等等，都需要通過電商進入被封控城市。
何為基本生活所需？現代生活很複雜。人要堅持足不出戶，並不是隻有食物就夠了。
月拋的眼鏡、呼吸機的過濾膜、淨水器的濾芯、腸瘺的糞袋、臥床老人的褥瘡墊、血糖試紙、屏幕摔了要換，這都是現代生活必需。甚至鍵盤、顯示器壞掉了，買不到新的，都會毀掉一個人的生計。
水果算不算生活必須？似乎不算，但監獄也會供應水果。當然，如果長期封禁的小區，能分時段放風一下，就更好。
隨著初期混亂逐漸平息，供應體係有能力滿足一個稍微有尊嚴，提高人們耐受度的物資供應。
物資消毒問題，可以在社區找一間屋子封閉起來，加濕空氣，用臭氧消毒1-2小時，臭氧分子無孔不入，對表麵消毒，效果很好。0.05ppm和0.1ppm的低濃度臭氧，就能滅活新冠病毒。臭氧無汙染，自然分解為氧氣。臭氧對物品有氧化作用，需要注意，一般水果、瓶罐、外包裝，表麵被氧化也不要緊。具體技術細節，可以網上查詢。
醫用臭氧消毒。實際所需機器沒有那麽大，比打印機更小
或許有人會說，需要這麽多，都是矯情，武漢封了76天，沒人要求這些。但是，武漢病人很多在ICU，身上密布管子，人們害怕。而如今，上海陽人，在方艙跳舞、刷手機、打羽毛球、吵架、搶救醫生。
當然，這會增加自願者的工作量，所以，第五點......
五、給自願者、居委會、物業工作人員發錢
居委會、誌願者、物業為居民做了大量工作，他們是高尚的。其中，物業不屬於政府機構，從法律而言，相當於是被征用。
不能讓他們白白流汗，天氣漸熱，越發辛苦，即便他們不為了錢，這也是他們應得的。就像有人到你家來做客，不是為了那一杯茶，但這杯茶不應該少，還應該是杯好茶、貴茶。
人性有善惡，話分兩支說。
未必所有人都高尚。一個工作，沒有錢的時候，就有其他隱形的報酬。
對高尚者，報酬是自我實現、道德感。但道德感會厭倦，甚至在遇到矛盾時，遇到居民質疑時，會變為一種居高臨下的委屈、悲憤感，這就會激化矛盾。
對不那麽高尚者，權力感是一種隱形的報酬，而權力對象是居民，這就會激化矛盾。現在，網上有太多的視頻都證明了這一點，無需多言。
這兩種隱形報酬，都應該用錢替代。錢發下去，為了獲得隱形報酬的人，就會被新加入的人擠出，矛盾激化就會變得更少。
最後，講個故事：
一位醫生和朋友去野外，朋友心髒驟停，醫生常規心肺複蘇無效後，在沒有消毒設備的情況下，直接用鋒利的小刀切開了胸膛，直接用手按摩心髒，幾分鍾後，心跳恢複了。隨後，救援來了，病人被運走了。
直接按摩心髒的案例挺多，但沒有消毒，事後有人質疑：這麽做不怕引發嚴重的感染嗎？
那位醫生微笑著說：是的，可能會導致嚴重感染。
但是，
隻有生命才會感染！
以死亡為代價的急診前核酸檢測，應該結束了！
上海疫情次生災害，名人精英也難逃 | |
| 橫河 ｜2022-04-13 | |
名人們在封城中
上海是奧密克戎變種流行以後被封城的第一個超級大城市，不算部分地區的局部封城，從3月27日開始的鴛鴦火鍋封城到今天已經半個月了。
上海亂象，有曆次封城的表現，更有其獨特的現象，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出事的名人及其家人多。
太平洋證券前總裁助理韋桂國是自己腦溢血求救無門死在家中。之前他在微博說，“我讚成堅持動態清零的策略，帶灣灣回家時，全民戰爭動員也不過如此，漂亮國想想隻能瞪眼目送。到那時看，現在的困難和成本是最低的。”
於是他自己就成了最低成本的一部分。自己折騰成這樣，還想著統一台灣。統一了，你韋桂國的下場就是榜樣。
郎鹹平的母親則是因為等了4小時核酸結果沒有出來，延誤了治療而去世的。為什麽這些名人都有支持中共抗疫政策的曆史？1）民眾容易關注，因為強烈的對照，自己成為自己支持政策的犧牲品；2）隻有支持中共政策才能成為名人；3）名人需要在各種中共新政策上表態，盡管自己多半不是這些領域的專家。
問題在於，當他們為這個封城的政策歡呼的時候，有沒有看過一些相關的報道，比較一下各種抗疫的模式，分析一下利弊，然後再說話呢？
為什麽上海名人出事的多？當然一方麵是上海和北京類似，各個專業領域全國性的頂尖人物多。上次說了，京派和海派，在各領域都有表現的；封的是上海，關注的人多；也說明這次封城波及麵很廣，受影響的不僅是普通人，也包括精英階層，這些名人雖然有名，但畢竟還不是特權階層，需要找人找關係打點的，遇到此類緊急情況是來不及的。可想而知普通民眾就更困難了。
次生災害的典型表現
另一個廣傳的故事是一個叫六六的作家兼編劇，我有點孤陋寡聞，這次之前從未聽說過。她母親從不出門，卻被檢測陽性，由於多次被威脅送方艙醫院而心髒病發作。不過最後還是得到治療後好轉。
查了一下才知道，武漢封城期間她和方方是處於兩極的，方方日記反映底層痛苦，她是拍攝正能量宣傳中共抗疫成果的。她母親怎麽會陽性的？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這種病毒不需要密接就能傳染，另一種就是做核酸檢測時被傳染的。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動態清零的全員核酸檢測，她可能就不會有事。這就是政策性次生災害的一種，由抗疫措施引發的疫情傳播。這還是檢測人員上門做的核酸，如果是人山人海擠著更容易傳播。
郎鹹平母親的情況是另一類型的次生災害。她需要治療的隻是腎髒有點衰竭，平時打一針就好的。這並非重症晚期無法搶救，可以說完全是嚴格的規定造成的。因為入院必須有核酸檢測陰性，而核酸檢測結果需要24小時。
上海現在的檢測能力是每天4百萬管，做完全市2,500萬人口需要6天，絕大多數人是拿不出24小時內的核酸檢驗結果的。也就是說，大多數上海市民是無法看急診的。
誰應該對這些人的死亡負責任？醫院嗎？醫院有兩條互為矛盾的規定，沒有核酸陰性結果不接收，不能拒絕病人。官方的說法自己就矛盾，鄔驚雷表示，醫療機構急診等部門，要進一步科學精準做好疫情防控，最大限度減少對民眾正常就醫的影響，要求采取科學、規範、合理的防控措施，不能因疫情處置，對醫療機構一關了之、一封了之、一停了之。
官方說話滴水不漏，怎麽解釋都有理，問題是無法執行的，就像郎鹹平的母親，醫院是收還是不收，不收的結果就是現在這樣，但如果收了，以後發現是陽性，收的人是要被追責的，誰敢承擔這個責任？
別的國家不清楚，美國之所以沒有發生這樣嚴重的人道災難，很大程度上是各州有自己的權力，可以抵製一刀切的政策，還有相對獨立的司法可以部分阻斷不合理行政令的實施。
而中國所有的人道災難，都源於無限的權力，在上海或其它城市封城問題上，就是清零政策，這是個剛性的政策，全國一刀切，沒有彈性，上海原本想搞點大前提下的小彈性政策，這下被否了，看上去還有點變本加厲。所以說，清零政策才是罪魁禍首。隻要繼續清零政策，人道災難就不可避免。
人道災難的另一個表現就是斷糧斷菜。這裏也有一個名人的故事。複旦的沈逸教授，他發了個帖，有“是的，我快斷糧了”的文字，但那是轉的別人的文章，有人為他解釋，說他並沒有說自己挨餓。
我看了一下，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首先，確實是有人斷糧，當然現在這早已不是新聞，斷糧的人很多。上次節目有一位普陀區的觀眾朋友留言，很長，說了上海的一些情況，謝謝提供的消息和關注（不過很快那個留言就不見了）。
我也有很多同學還在上海。而沈逸沒有斷糧並非供應充足，而是因為“太座操持有方，準備充足”。從個人家庭來說，這是幸運，但作為一個城市，完全靠個人運氣或準備，這是城市管理的失敗。而且能準備充足正好是不聽政府宣傳的結果。
這兩天還有一條消息，上海冰櫃銷量翻倍，據中國數字時代報道，4月12日，央視短評中，主持人呼籲民眾勿“搶購囤貨”，因為“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物資的豐富程度、物流的發達程度、資源調配的高效程度、全球供應的順暢程度足以讓我們有牢固信心”，最後還奉勸道：“不要去做那種事後自己都覺得可笑的事情”。
現在上海人可能最慶幸的可能就是那些有意無意屯了貨的人了。央視這段話，沒有一句是對的，因為一封城，物質再豐富、物流再發達，都在瞬間停擺了。到不了民眾家裏有什麽用？
看到兩個故事，一個是某人去年看到城管在趕一位賣粉條的大叔，看不下去，買了十斤，以為是幫了人，結果封城後才發現，是人家幫了他，這是好心好報的故事。還有個故事，說她父母在上海妹妹家曬了很多蘿卜乾和肉幹，妹妹想扔了，父母已回老家，說不要扔，給他們寄去，結果還沒寄，上海封城了。
現代人誰能想到國際大都市上海會出現三年大饑荒的情境呢？物質豐富卻鬧饑荒，這倒是和大躍進一樣，都是人禍。
說到人禍，這次很多人談到現在上海是文革重現。我把上海封城及其動態清零政策看作中共建政後的又一次政治運動，上海是開始。上海開埠以來，從未經曆過這種規模的封城和糧荒，日本占領期間沒有，中共建政占領上海也沒有發生，大饑荒年代上海都沒有發生，文革中也沒有。
這次運動，我們可以看到多次政治運動的影子：大饑荒、文革，上山下鄉、一胎化。其中最值得說的是大饑荒。1958年風調雨順，糧食產量達到新高，結果來了個大躍進人民公社，農民都大煉鋼鐵去了，不種地了，虛報產量使征收糧食過度，食堂大鍋飯浪費了不少，這才造成大饑荒，所以大饑荒不是在58年而是59年開始的。
而這次上海饑荒也並非糧食蔬菜不足，而是人為封城打斷了城市供應鏈的所有環節。另一個可以類比的現象就是民眾畫地為牢無法求助。大饑荒的年代，對沒有經曆過的人來說，最不能理解的就是那麽多人為什麽等著餓死也不逃荒也不反抗。
社會的原子化是重要因素，土改消滅了農村精英，摧毀了農村自組織係統，大饑荒一來，連組織反抗的人都沒有，（當然不是沒有，但很少）民兵持槍村頭守著，誰都出不去，而且中共統治全國一盤棋，逃到哪裏都是中共，而且大饑荒是全國性的，中國幾千年來所有的自然災害甚至包括戰爭，都還是局部性的，總有地方好一些，但中共政策造成的大饑荒是全國性的，別人也沒有餘糧。
上海這次也是，民間互助組織是沒有的，網上有人說有程序員編了求救和互助的應用程序，但很快就被封了。如果允許民間有組織的自助互助，上海的情況會好很多。
《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上海奧密克戎疫情讓習近平陷入兩難”，文章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習近平在向政治局常委發表的未公開講話中明確表示，中國不能放棄嚴格的動態清零政策，即使這意味著經濟增長放緩。
因為奧密克戎的特點，重症本來就不多，可能很快達成群體免疫，峰值過去後也會自動下降，封不封城都一樣，也就是說，疫情本身的傷害，一是不見得那麽嚴重，二是自己會過去，但抗疫政策造成的傷害，一是比病毒嚴重得多，比如上海據說這次病毒隻死了一個，但次生災害死亡人數，光從這幾個名人看，估計成千上萬是不會低估的；二是次生災害在這一波疫情過去以後還會繼續危害。
即使上海渡過難關，動態清零政策還會繼續危害其它省市。
怎麽辦，先說說直接受害者，這次的教訓能不能使一部分人清醒？總是有的，而且不會少。但名人不好說。有些名人並非不知道，隻是由於各種利益而做出的選擇。希望像郎鹹平和六六這樣的人，以後不要再盲目地吹捧中共的政策，不能批評至少可以保持沉默，如果六六能通過自己父母的遭遇重新審視一下武漢封城自己的表現，對方方有所理解，那也不是壞事。
對於普通民眾，我覺得最關鍵的就是不要相信中共說的任何話，一個字都不能信。我相信這次上海的非人道的各種措施，當然有很多是強製的，但我也相信有一部分是民眾配合的。就像那個男子和疾控中心女領導對話中說的，其實方艙醫院是可以不去的。方艙醫院裏揮舞五星血旗唱紅歌，完全可以不唱。
做什麽都是有後果的，這就是因果關係。今天講的名人支持的政策傷害到自己和家人，和好心得好報，正好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他國，而是自己愚昧 | |
| 洞譽 ｜2022-04-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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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前的1930年，有一個著名的學案，叫梁胡之爭。爭論的倆人是兩位著名學者梁漱溟和胡適，爭論的主題是中國最大的敵人是誰？
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適，質問胡適：“大家公認中國的第一大仇敵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其次是國內封建軍閥。您卻認為不是，而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汙、擾亂，這有什麽道理。”可見九十年前的中國，包括學界都公認中國最大的敵人是列強，但胡適卻認為不是。
胡適沉痛地回答梁漱溟說：“什麽都歸結於帝國主義，張獻忠洪秀全又歸咎於誰？鴉片固由外國引進，為何世界上長進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滿天滿地的罌粟，難道都是帝國主義強迫我們種的？帝國主義扣關門，為何日本借此一躍而起，成為世界強國？”胡適越過有形之敵，看到的是無形之敵，可謂透過現實看到本質。周作人曾驚歎說：日本摹仿中國文化，卻能唐朝不取太監、宋朝不取纏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鴉片。
俗話說，能夠打敗你的永遠是自己。一個國家也是這樣，最大的敵人不是他國，而是自身的問題。胡適第一次跳出現象看到了本質，揭示了國家最大的敵人是貧窮、愚昧、貪汙，阻礙中國強大的從來不是別人，而自己。貧窮阻止多數人接受良好的教育，無法使人口優勢轉化為優質人力資源。
日本是全世界人均自然資源最少的國家之一，但通過對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的大投入，成為全世界人力資源最充沛的大國，成為亞洲最大的諾貝爾獎大戶，自己也站在世界科技產業之顛。
是愚昧讓人喪失邏輯思考能力，不能正確的看待世界，從而人雲亦雲形成錯誤的共識，不經思考造成集體盲動，越是關鍵時刻越不能做出正確抉擇，一步步推動國家誤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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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最大的敵人是愚昧。正因為愚昧，認為國家最大的敵人是他國。於是常常看到，個別人一講到這個國家，打！講那個國家，也是打！在這個別人眼裏，仿佛不是朋友遍天下，而是仇敵遍地球。仿佛讓所有人恨，才是成功。2012年9月15日，熱血愛國青年蔡洋盜取路邊摩托車U型鎖，打砸日係車輛，猛擊車主李建利頭部，擊穿頭骨致其重傷，落下終生重度殘疾。
蔡洋沒有接受高等教育，也許情有可原。但當一位自詡愛國的大學教授趙盛燁，建議在四川盆地和喜馬拉雅山打一個深洞，放入千枚核彈，引爆地球，讓人類和地球都走向毀滅時，這種反人類的瘋狂讓人膽顫心驚，後背發涼。這些人動輒毀天滅地，讓人類走向毀滅，視同胞的生命如草芥，多大的愚昧讓他無比自信到明明自己已經在反人類，卻認為自己熱愛國家。
最近越南發展迅猛，有一種輿論是，小心越南成為未來的心頭大患。一百多年前，日本明治維新之後，中國的有識之士都在擔憂，日本會不會成為中國的心頭大患。但如果想一想，隻要自己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堅持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國家自然就會越來越強大，又何來擔心這個是心頭大患，那個是心頭大患呢？
二戰結束以後，美國本可以讓敵國德國和日本持續衰落貧窮，但它反其道而行之，絲毫不擔心當年的敵國德國和日本的崛起，也不擔心原來的日不落帝國英國的國力恢複。美國推出馬歇爾計劃，花巨資幫助歐洲經濟複興，在亞洲也是幫助日本重建經濟。日本本是二戰的失敗國，但鬼使神差成為二戰後的贏家，經濟高速發展，國民生活迅速改善，甚至在很多領域超過美國。
就像一個人一樣，最大的敵人是自己，能夠打垮你的永遠是自己。一個國家何嚐不是如此？如果近現代中國沒有晚清統治者爭權奪利，沒有軍閥混戰挾洋自重，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國哪裏又有讓日本侵華的機會？一個國家隻要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不讓既得利益集團阻礙國家的發展和進步，又何懼他國崛起？崛起的他國為什麽一定是敵人而不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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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曆程，透過曆史和現實，確實會遭到他國的阻撓。特別是新興大國，受到的牽製更大。曾經古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提出過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
德國兩次挑戰英國，不惜發動兩次世界大戰，都以戰敗告終。蘇聯曾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但最終折戟沉沙。隻要頭腦清醒，有著基本的邏輯常識，就會知道，即使強敵環伺，每一個失敗國家最大的敵人從來不是他國。如果強敵環伺就是國家失敗的理由，當代以色列早就從地圖上被阿拉伯世界抹去。
德國最大的敵人不是他國，而是納粹、希特勒。蘇聯最大的敵人不是資本主義帝國，而是他們的愚昧和僵化。美國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表麵的強大是它的經濟總量和軍事實力，而它真正的強大，是自由和創新，不斷引發新的技術革新和產業革命，從計算機到互聯網，每一次都引領人類走進新領域。
國家最大的敵人是國內阻礙國家發展和進步的力量。愚昧者總將自己的失敗歸因別人，於是用你死我活的對抗思維看待問題，用敵對破壞的招術對待他國，結果導致國家間信任缺失，朋友越來越少、敵人越來越多，被排斥於主流世界之外，嚴重時還會遭到群毆。
西漢賈誼在《過秦論》中寫道：“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複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兩千年前的沉痛感悟，穿透厚厚的曆史帷幕，依然閃爍著智慧和真理的光芒，照見曆史照進現實。
中國問題的核心在於製度 | |
| 王丹 ｜ 自由亞洲電台 ｜2022-04-13 | |
上海疫情爆發之後，全麵封城到現在已經接近兩周了，不僅疫情並沒有被控製住，簡單粗暴的防疫措施本身也已經到了荒唐、荒謬和荒誕的地步。最近，上海衛視想舉辦抗疫晚會，結果被網民罵到偃旗息鼓，已經足以說明民怨沸騰的程度。
一場防疫，口頭上說是為了人民健康，但中共當局的實際做法，帶給中國和上海人民的卻是各種次生危機。舉例而言，現在許多省市為防堵疫情而封閉境內的高速公路，導致全國沿海省份大片地區的物流陷入癱瘓，上千萬名駕駛司機受困，影響中國逾3/4的貨運量。封城防疫最需要的就是物資的大量供應，而封閉高速公路的做法完全與抗疫的本意背道而馳，顯示出當局麵對疫情，在應對上豪無章法。再例如，中共一再說當前的這種強行封城的做法和“動態清零”的政策，是為了保護老人。但事實正好相反，現在上海處境最慘的就是老人。據網民披露，一位70歲的老人郭紅旗，本身患有肺氣腫、高血壓等基礎病，因為家裏已經沒藥，4月8日撥打110、120、12345都沒有回應，打疾控電話也沒有人接，被逼無奈之下隻好從二樓跳下去尋求援助。上海老齡化很嚴重，80歲以上的老人接近百萬，大量的獨居老人要怎樣度過難關不堪設想，這才是最大的人道危機。當局怎麽還好意思說，現在的防疫措施是為了“保護老人”呢？
另外，據廣東省衛健委4月9日通報，全省新增本土新冠確診病例5例、本土無症狀感染者5例。其中， 2例確診及1例無症狀感染者在廣州。盡管疫情不嚴重， 但廣州仍宣布，9日全市11個區全員進行核酸檢測。目前，廣州市白雲區、天河區、越秀區已封控部分區域，廣州機場高速公路也有部分路口封閉。由此可見，中國政府麵對這一波疫情所采取的措施，用“簡單粗暴”四個字就可以概括。
而之所以可以如此簡單粗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可以以國家機器為後盾，以國家暴力壓製任何可能的民情反彈。在有恃無恐的情況下，當局可以根本不必考慮民怨，也不必為人民付出的代價承擔責任。說到底，造成如此混亂局麵，導致長春、上海等地人民遭受如此苦難的根源，還是中國的製度問題。同樣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在任何民主製度的國家。
建立在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基礎上的中國的政治製度，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已經形成了製度慣性。這不僅使得享有權力的人久而久之對行使不受監督的權力上癮，而且會產生除了獨裁者自然死亡之外，找不到糾正機製的嚴重問題。以這次上海的情況為例就可以看出，原本上海市政府曾經打算根據疫情的發展靈活調整防疫措施，不再堅持根本不可能的“清零“政策；但”清零“政策作為習近平自我標榜的政績之一，不容挑戰和質疑，否則就會被認為威脅到領袖的權威和政權的穩定。因此，上海市政府隻能在這個2500萬人的大城市，用最笨和最蠻橫的辦法壓製疫情。這一切，都是為了所謂的全黨統一。
事實很清楚，不結束極權製度，中國人還會麵對更多的人禍、官禍。不要說什麽大國崛起，人民是否還能正常生活，未來都是大問題，這才是這次上海封城，最值得國人內心思考的問題。
政治一旦離開人道，社會悲劇就要重演 | |
| 馮驥才 ｜ 一百個人的十年 ｜2022-04-13 | |
這些向我訴說文革經曆者，都與我素不相識。他們聽說我要為他們記載文革經曆，急渴渴設法找到我。這急迫感不斷給我以猛烈的撞擊。我記載的要求隻有一條，是肯於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實現這想法並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經驗，每人心中都有一塊天地絕對屬於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隻能埋藏得更深。可是當這些人淌著淚水向我吐露壓在心底的隱私時，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還是人的心。但他們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圍欄，他們無法永遠沉默，也不會永遠沉默。這是為了尋求一種擺脫，一種慰藉，一種發泄，一種報複，更是尋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場人間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後，我為得到這樣無戒備無保留的信賴而深感欣慰。
為了保護這些人的隱私，也為了使他們不再為可能的麻煩所糾纏，本書不得不隱去一切有關的地名和人名。但對他們的口述照實記錄，不做任何渲染和虛構。我隻想使讀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經這樣或那樣度過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後人知道，地球上曾經有一些人這樣難以置信地活過。他們不是小說家創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創造的一個個活生生真實的人。
我時時想過，那場災難過後，曾經作惡的人躲到哪裏去了？在法西斯禍亂中的不少作惡者，德國人或日本人，事過之後，由於抵抗不住發自心底的內疚去尋短見。難道文革中的作惡者卻能活得若無其事，沒有複蘇的良知折磨他們？我們民族的神經竟然這樣強硬，以致使我感到陣陣冰冷。但這一次，我有幸聽到一些良心的不安，聽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懺悔。這是惡的堅冰化為善的春水流潺的清音。我從中獲知，推動文革悲劇的，不僅是遙遠的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會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點，妒嫉、怯弱、自私、虛榮，乃至人性的優點，勇敢、忠實、虔誠，全部被調動出來，成為可怕的動力。它使我更加確認，政治一旦離開人道精神，社會悲劇的重演則不可避免。
文革是我們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總爆發，要理清它絕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時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結束而割斷，昨天與今天是非利害的經緯橫豎糾纏，究明這一切依然需要勇氣，更需要時間，也許隻有後人才能完成。因此本書不奢望給讀者任何聰明的結論，隻想讓這些實實在在的事實說話，在重新回顧文革經曆者心靈的畫麵時，引起更深的思索。沒有一層深於一層的不淺嚐輒止的思索，就無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沒有答案的曆史是永無平靜的。
盡管我力圖以一百個人各不相同的經曆，盡可能反映這一曆經十年、全社會大劫難異常複雜的全貌，實際上難以如願；若要對這數億人經驗過的生活做出宏觀的概括，任何個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隻能在我所能接觸到的人中間，進行心靈體驗上所具獨特性的選擇。
至於經曆本身的獨特，無需我去尋找。在無比強大的社會破壞力麵前，各種命運的奇跡都會呈現，再大膽的想象也會相形見絀。但我不想收集各種苦難的奇觀，隻想尋求受難者心靈的真實。我有意記錄普通人的經曆，因為隻有底層小百姓的真實才是生活本質的真實。隻有愛惜每一根無名小草，每一棵碧綠的生命，才能緊緊擁抱住整個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氣質，它驚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對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憂慮，以及它對大地永無猜疑、近似於愚者的赤誠。
我相信文革的受難者們都能從本書感受到這種東西以使內心獲得寧靜；那些文革的製造者們將從中受到人類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終生的不安。我永遠感謝為這本書向我傾訴衷腸而再一次感受心靈苦痛的陌生朋友們。是他們和我一同完成這項神聖的工作：紀念過去和永示未來。
今年，我們麵對著兩個紀念日：一個是文革發端的３０周年，一個是文革崩潰的２０周年。這兩個紀念日給我們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個有如死亡，沉重、壓抑、苦澀，充滿著哀悼的氣息；後一個紀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並不輕鬆。前一個紀念日是理性的、警覺的、反省和追究的；後一個紀念日則是情感的，但這又是一種百感交集。就在這兩個紀念日之間，中國人走過一條比蜀道還要艱難百倍的心靈曆程。
在這個日子裏，我將文革受難者的心靈史----《一百個人的十年》最後的篇章完成，劃上了終結的句號。這是一束帶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經埋葬了一代人理想與幸福的文革墳墓上，並站在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語，耳朵裏卻響著我采訪過的那些人如泣如訴的述說，這聲音愈來愈響，頃刻變成那時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涼的轟鳴。
大約８年前，我說我要為普通中國人記載他們的文革經曆，直到今日，大約有４０００人通過寫信和電話方式要求我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一個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泄的快樂，卻能感受到引天下為己任的高尚與莊嚴。在寫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實至高無上的原則，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記錄文革”的使命。
無情的歲月表明，文革已是一個曆史概念。但災難性的曆史從來就有兩個含義，即死去的曆史和活著的曆史。死去的曆史徒具殘骸而不能複生，活著的曆史則遺害猶存。活著的曆史屬於現實，死去的曆史才是一種永遠的終結。但終結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卻，不是佯裝不知；而是冷靜的反省與清明的思辨。隻有在災難的句號化為一片良藥時，我們才有權利說文革已然終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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