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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 - MASH
李楊導演：“現在網上有許多人在轉發電影《盲山》，這部電影是我全資投拍的。按道理我是應該打擊盜版收取版權費的。但是為了解放中國被拐賣的婦女，打擊買賣婦女的罪惡，我不收了。歡迎大家轉發，觀看！”
時隔8年《盲山》再次被網友提起
問：7月28日，一篇名為《最美鄉村教師候選郜豔敏：被拐女成為山村女教師》的報道被網友翻出引起巨大爭議。同時在微博微信上大家提到更多的則是2007年公映的《盲山》，它曾入圍第60屆戛納電影節。講述一個女大學生被拐賣至山區，全村都是幫凶，她逃脫無數次均無果。多年後終於設法傳出消息，父親和警察來救被阻，女主為救父親砍死“丈夫”。作為《盲山》的導演，您在微博對此還專門進行了回應。
李楊：以前我就看過這個最美鄉村教師的報道。7月29日，微博上也確實有網友@我。我還發了一條微博回應。已經八年了，還有這麽多人記的這部電影，我真的非常感動。《盲山》是我自己掏錢拍的。當時沒想別的，就想給國人留下一點真實的影像。喚起人們對現實和對自己行為模式的思考。雖然沒有掙到什麽錢，但我仍然覺得做對了，值了。
受害人變加害人的真實案例促成拍《盲山》的決定
問：您當時為什麽要拍《盲山》這部電影？
李楊：最早拍《盲井》的時候我就想要做《盲山》。1999年吧，我剛從德國回國，找題材的時候看過一篇報道，印象蠻深的。一個被拐賣的婦女因為被別人侮辱，最後加害別人，當時還被判了死刑。現在看的話，她的罪其實也不用判死刑，因為她沒殺人，她隻是把兄嫂家的孩子毀容了。
我覺得一個人從被害人最後變成加害人，這是很不可思議的。當然後來我在寫劇本的時候，自己的方向也變了一些，要不要一定要寫成被害人變成殺害人，按現在的審查製度恐怕也通過不了。一個善良的人最後變成一個作惡的、犯罪的人。但是誰把她變成這樣的？這裏麵有什麽問題？包括我們的體製、我們的政府、當地農民的傷害等等這些。
受害者本來應該被同情，結果不但不被同情，還一直在加害。
問：如果拍電影的話，隻有一個案例肯定不夠，那您還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李楊：我跑到四川做了大量調查，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因為從搜到的報道中知道四川被拐賣的婦女比較多，而且當地有朋友可以幫我多了解一些被拐婦女的案件。我調查了各種各樣的案件，把這些細節拚湊在一個故事裏，增加故事的真實性。
調查對象主要是公安、被拐的人和人販子，被拐的人又涉及到拐她的家庭。當地有一個打拐英雄對我幫助很大，他在電影裏也出演了最後營救女主角白雪梅的一個警察。他在現實生活中是個協警，解救了一些被拐婦女。他的一手資料幫我聯係了幾十個受害人。他不是演員，但讓他出演，一是向他致敬，二是希望打拐英雄在這個影片中留下形象。
現實中被拐婦女和郜豔敏一樣都選擇了認命
問：被拐女郜豔敏被評為最美鄉村女教師後，近期麵對媒體采訪時曾說，現在在這個家庭裏有孩子，公婆對我也還好，所以不希望大家再打擾她的生活。您所調查的被拐婦女中，有和她一樣心態的嗎？
李楊：當然有。《盲山》的結局分為兩個版本，國內版中最後有一個被拐來的女人都上了警察的車準備回自己家，但她又下車了，說舍不得孩子，舍不得拐她的家。實際上這和現實中被拐婦女一樣，很多女人後來就認命了，她們開始都反抗，後來有了孩子後，不能說習慣成自然，但認命的多，當人變成奴隸時首先考慮的就是生存。還有一種人是不認命，一直不停的反抗想辦法逃跑的人。
這是兩種人，但是誰應該是感動中國的呢？郜豔敏就像那個電影中最後留下的女人一樣，所謂的犧牲自己。實際上郜豔敏也要生活，就算她說現在的生活不好，那麽國家對這種犯罪行為會有什麽處置呢？沒有懲罰的措施。
所以我覺得她對媒體說現在過得還好，本身也是一個悲哀。因為可能她已經麻木了，可能她也覺得沒有什麽，其實最重要的是她首先需要活下去。多說兩句，如果郜豔敏以德報怨的行為就感動中國了，那麽她對犯罪、對邪惡的隱忍應該是感動中國的理由嗎？她被強暴了還不去捍衛自己的人格和尊嚴，放棄了這個權利，這樣就會感動中國嗎？
馬丁路德可以感動世界，美國那個黑人婆婆明明知道黑人不能上白人坐的專車，是會坐牢的。她仍然上了白人的車，她用自己的行動改變了美國歧視黑人的相關法律。這個是感動的事件。如果感動中國的是用郜豔敏這樣的辦法，那不是變相的鼓勵嗎？變相的鼓勵那些受迫害的人她們放棄自己的權利，如果說一個人放棄了自己，放棄了自己的人格和尊嚴就可以感動中國的話，那中國將會是一個什麽樣的國家。
問：您理解她們的這種認命嗎？
李楊：基於中國的文化，我完全理解這種認命。她們對生命、對人權的認識以及周圍的環境，決定了她們的認命，雖然她們是受害人，但所有人都在加害於她。她們有她們的無奈。
每個村都有黨員，都有黨支部，都有村幹部、婦女主任，他們為什麽不管被拐賣的婦女呢？我覺得拐賣婦女這個題材不僅僅是拐賣，它反映的是所有人是共犯的一個問題，包括電影裏白雪梅逃離村子進城後，人們對她的冷漠。我寫的故事不僅僅是拐賣，而是說拐賣之後怎麽辦。回到郜豔敏這件事上，她選擇留下我能理解，但我不讚同。
被拐女成鄉村女教師就該去抓拐賣她的人和告買她的“家人”
問：那麽您覺得郜豔敏應該怎麽辦？
李楊：我覺得當然要去告。不能因為對方是自己所謂的“丈夫或者公婆”，就應該允許他們犯罪，允許這些人對被拐婦女身體、生命和人格的加害。
法製社會是什麽？法製精神不能跟道德、跟人情劃等號。公安部打拐辦主任不是說一定要查辦郜豔敏這個事嗎？現在的結果是怎麽樣的？我覺得，公安應該繼續追捕拐賣她的罪犯。檢察院應該提起公訴。她的“丈夫”包括她“丈夫”的家庭已經構成犯罪，犯的是拐賣婦女罪、強奸罪、非法拘禁就是綁架罪。她的“公公婆婆”也是共犯。
如果這個罪不去審判，而是以道德的角度來說我們辦不下去，說她沒告，民不舉官不究。這不是說被拐婦女告不告的問題。如果不去追究，那麽這就是變相的鼓勵拐賣現象的存在。因為犯罪沒有成本。這有一個資本核算的問題，如果是相親結婚，要有很多聘禮等花銷。可拐賣一個婦女，花兩三萬就能買一個人傳宗接代，而且不會被懲罰，又有全村人的包容和縱容。那麽為什麽要花十幾萬的彩禮？我當時看了這個報道後，覺得很可笑。人的自由不僅是肉體，關鍵是精神上的自由。
女主定為大學生 隻因受過教育的人有反抗精神
問：通過您在四川的調查，還有我們日常看到的報道，在現實生活中，被拐賣的大多是農村女孩，大學生並不占多數。但在《盲山》中，女主角卻是一個大學生。您的用意何在？
李楊：因為大學生受過教育，會有不斷反抗的精神，她要的是人格的自由，這個比什麽都重要。這也是她不斷逃跑的動力。
現實中很多女人被打幾次就從了，反正已經強奸了，反正處女膜也破了，反正也是懷孕了，反正生孩子了，那就“湊合”過日子吧。還有不少家庭把拐來的女人當作生育機器，女人如果自己也把自己當生育機器，當然也沒人去管了。中國幾千年文化中沒有法律概念，一旦談法就把親情搬出來，這跟親情有什麽關係？親娘老子犯法也應該要定罪判刑，那是兩回事。
《盲山》說的不僅是三觀的問題，而是對生命對人格尊重的問題。社會是由一個個的個體的人組成，很多事情不能方方麵麵永遠說是政府有問題，政府是誰組成的？政府做這些事情是誰允許這麽做的？政府的不作為又是誰允許這樣不作為的？
《盲山》大部分演員是當地村民 他們覺得買賣女人很正常
問：這部電影除了根據真實案例改編，還有一個特點是除了女主角扮演者是職業演員外，大部分演員都是當地群眾出演。《盲山》中采用了大部分當地村民作為演員，您是怎麽說服他們配合的呢？
李楊：他們村裏就有被拐來的婦女，大家都見過，沒覺得這是配合表演，也不認為這是什麽醜事。電影裏陪著白雪梅聊天的婦女中，現實中就是被拐來的，還抱著自己的孩子出演，她的婆婆也是群眾演員，當然我知道婆婆是看著她，怕外人給她洗腦。
我拍完以後遇到一個官員，他說我們家旁邊鄰居也是這樣，她在那兒過的還挺好，還說他同學是從農村考出來的，就買了一個媳婦兒，看著過的還挺好，你應該拍他們的幸福生活。這個官員還勸我改結局，改成大團圓的結局，王子和公主從此幸福的生活下去。我說這個不僅僅是指責這個官員，而是在說我們中國人沒有法製觀念。
絕大部分中國人的法製觀念是什麽？自己遇到事兒的時候就開始講法了，不出事永遠不會去捍衛法律的尊嚴。
問：您選的外景拍攝地在陝西？而您自己本人就是西安人，選擇家鄉拍戲，不怕老鄉們說你揭醜嗎？
李楊：我覺得語言溝通比較方便。他們覺得買女人是很正常的事情。群眾演員基本當地為主。我這樣做當然是為了更好的表達電影的主題，演員哪能演出農民的那個氣質呢。男主角本身就是一個農村出來的裝修工人。我需要的就是這種真實的東西，不是說演員圍個頭巾就變成農民了。
問：您覺得這部電影是對現實的還原還是放大？
李楊：縮小了。比這個慘烈的故事多得多。有的被拐賣的婦女常年不給衣服穿，鎖在一個窯洞裏，就當一個性欲機器。有的激烈的反抗，買家又把她再次賣給別人。因為降不住，幾次被轉賣，還有的一家幾個兄弟共用一個女人的。
為積累素材接觸數十個被拐婦女 拍完後仍連續做惡夢
問：從您調查到拍攝接觸了多少個被拐賣婦女？麵對她們以及她們的經曆，您內心是種什麽感受？
李楊：大概接觸了二三十個吧。我特別糾結，尤其采訪她們時我很糾結。
我覺得自己內心比較強大，但後來也做了很長時間的心理治療，因為每次我都要不斷地說服她們，誘發她們，重新讓她們回憶，把傷口撕開，不僅僅是讓她們講事情，還要講細節，因為我不了解細節就不知道怎麽寫這個故事。每次采訪完一個，我都有很深的負罪感。她們痛哭流涕、痛不欲生，講出來後，我還要安撫，疏導。她們 有時藏得太深也想抒發出來。
我其實就像一個戰地記者，拿著攝像機、照相機，看著敵人把這個人打殘，打得渾身是血，但作為我的職業我不能去救他，我要去拍。我放下機器時可能他已經死了。要知道這是兩難的事情。我知道做這個事情非常殘忍，但隻有這樣做，我才能把這個故事講真實了。
問：您接觸到的人販子怎麽看待他所做的惡行？
李楊：他們說也是為了生存，也會內疚。他甚至會說他強奸過被拐賣的婦女，還覺得玩了女人又賺了錢。我采訪之前答應過他，就是他所有說的事情放到我這兒，不會再說下去。所以我也陷入一個二律背反的困境，要麽違背自己的諾言去告發，要麽容忍他的罪行繼續隱瞞下去。後來我為此事也谘詢過警察，警察說如果人販子說自己是吹牛，沒有任何的證據，也抓不了他，而且他可以說自己是在編故事。
拍完《盲井》之後好幾個月我都做惡夢，老是夢到井下塌方。拍完《盲山》，我也老是做惡夢，總夢見白雪梅逃不掉，被抓住。很長時間揮之不去。
內心越分裂越無力 就越想拍成電影讓大家看到
問：會不會感到很分裂？
李楊：是，是很分裂。所以我覺得做完那些采訪後，突然覺得不管受多大的委屈，也有義務把這些內容告訴人們。社會在發展，這些故事可能慢慢消失，後代並不知道中國過去發生過什麽樣的事情，80後、90後以為他們生出來就是現在這樣子，都是這麽幸福。
問：對於這些內容隻能拍成電影，您有沒有無力感？
李楊：我不是上帝，我就是一個普通人，在我有限的條件和能力下，能做多少做多少。我是有無力感，其實每個人救不救人在這個社會上都會有無力感。時隔八年，這個電影又被大家重新在這種意義上去挖掘，我覺得我沒白做。
多數被拐婦女都是被強暴 刑法應該加大對買方懲罰力度
問：《盲山》中有個情節是白雪梅被“丈夫”以及他的父母按住，然後被強暴。這種情況在現實中也存在嗎？
李楊：我采訪的所有被拐賣的婦女開始都是反抗，一個女孩子，不管是不是農村的，上沒上過學，被強暴都是奇恥大辱。而且對方還是一個不認識的甚至年紀大很多的十分醜陋的男人。這完全是暴力。父母按著女孩兒一塊辦事兒，對於他們來說也是正常的。
這些家庭對被拐賣的婦女看管上的放鬆，基本上都是在她懷孕後。如果生個女孩還要管著，如果生了男孩，基本上管的就鬆了。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但我覺得中國的刑法應該修改。買人的一方應該判重罪。
問：您覺得在什麽地方應該改？
李楊：我不是說像韓國的《熔爐法》一樣也出個《盲山法》。中國法律對買方基本不判刑或者判刑很輕的話，這就使買方市場很大，就會有犯罪集團鋌而走險。
如果沒有買方，或者對買方犯罪的懲罰尺度更大的話，就可能沒有買賣人口的市場了。買的人不僅僅犯了買賣人口罪，還有強奸罪，非法拘禁綁架罪，綁架得到的贖金就是這個女人，讓她去生孩子。這些造成了很多性格不那麽剛烈的女人一生的痛，而且這個痛會傳遞下來，因為她生下的孩子依然在這個村裏抬不起頭，大家永遠會指指戳戳。這個傷害不僅僅是一代，會是兩代。
犯罪成本低就會鼓勵犯罪 隻要有人肯思考就是改變
問：那您認為為什麽會有拐賣婦女現象的存在？
李楊：這是國家法律製度的問題。如果一個犯罪不但沒有成本，而且還受到了變相鼓勵的話，那麽每個人都可能去犯罪，這個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問題，這個是人的問題，全世界的人都一樣。
關於《盲山》，我想可能大家沒往那個方麵思索，我講的不僅僅是表麵的問題，其實往深裏思索以後，大家會問為什麽會出現這些現象的問題？電影不會給一個答案，但是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十年、八年後大家還會不會關注這個問題。
問：您一直希望這個電影能改變什麽？
李楊：講真話，說真實的故事，講真實的感受的電影，是會被人們記住的，那些歌功頌德的虛假的東西不會留下來。
現在的改變已經看出來了，不是說我們的改變是一個結果，而是看過《盲山》的人已經去思考了，這就是覺醒。其實人的思維，知識以及一些意識是需要啟蒙的，這就是改變。之前很多人都不覺得中國有我這樣的導演，覺得隻有韓國才有。其實中國還有不少有良知的導演。
我用自己賺的錢，大概400多萬，拍了這樣一部電影，還是希望能做一點事情，把這樣的現象留一些影像資料。我們解決不了的問題，可以留給後人，但實際上這個電影所起到的作用已經在發酵。
這就是為什麽我明明知道網上的《盲井》、《盲山》都是盜版，害的我損失好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但是我沒有去告去追究的原因。但反過來講，如果我隻顧我的錢，我可能是掙著錢，但我拍的電影就不會有這麽多人看到。
我覺得那些錢對我來說沒有意義。人一輩子活的要有意義，要對社會有意義。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的電影，當然我更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花錢去看我的電影。這樣我就可以堅持下去了。
問：您拍的《盲井》至今也沒能在國內公映，雖然在國外拿了30多個大獎。而且為此還被有關部門處罰禁拍三年。這對您來說應該是不小的打擊，即便這樣，為什麽還要自掏腰包拍《盲山》呢？
李楊：打擊是正常的，如果在大家都在說假話的一個環境裏，你突然說真話，你不就是那個《皇帝的新裝》裏的小孩嗎？這個人肯定會受到打擊，這個寓言不僅在中國有，在全世界都有，不過有些地方已經改善。當然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也需要一種勇氣和一種智慧去講真話。
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可以受打擊，但是如果不讓我去做這樣的事情，那我拍電影有什麽意義？不拍不行，這就是我的命。電影已融到我的血液裏，我用電影的方式來表達一種對社會的看法，對人的看法，而不僅僅是針對中國人，其實是針對全世界都有的人性的問題。
《盲山》不是醜化中國 隻是說真話
問：《盲山》公映後，有網友說您把中國不好的東西拍出來，還拿到國外公映，讓更多人看到，這對中國是一種醜化，是一種抹黑。
李楊：當然不要說中國人這樣，就算放在德國，也會有人這樣說。說真話是不好聽，但是說真話永遠是對自己和社會負責。
在某些國家的社會已經變得去鼓勵說真話，打擊說假話。所以在這樣的社會的時候，大家就慢慢地不敢說假話，撒謊變成一個重罪。中國社會千百年來都是教人撒謊，父母會從小教你討好老師，討好領導，別得罪人，搞好關係。這是我們文化的問題。《盲山》中的現狀，很多人說我揭露了中國的陰暗麵，可是現實的確是這樣子。
我始終認為一個犯罪的泛濫的社會，不是因為這個民族或者這個群體的人的素質低下，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樣的，素質是一樣的。如果打擊罪犯力度大了、犯罪成本高了就沒人敢犯罪了。
我的觀點是人之初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惡。每個人心中都有惡魔，用道德是管不了的。如果鼓勵了這個惡，作惡者不會負責的話，這個惡就會泛濫。中國人的素質和外國人一樣高，要看在時沒情況下。中國人進了人民大會堂誰會隨地吐痰、隨地大小便，有嗎？法律以及執法係統沒有權威的話，就是變相的鼓勵犯罪，大家都可以犯罪。不能說這個故事發生在中國，就說我揭露中國人的陰暗麵，太可笑了。
對於說這些話的人，我就回一句話，你看和不看，陰暗麵都在那兒。
問：電影中有個輟學的小孩叫李青山，最後是他幫助白雪梅把求助信送了出去。您是想通過他表達一種希望嗎？
李楊：當然，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少年強則中國強，成年人被腐蝕了，麻木了，但我希望中國的少年能有少一點的汙染。他的行動也證明了中國是有希望的。
問：所以這個電影並不是完全的冷漠。有人看完之後覺得整部電影透著一股冷漠一股絕望和殘酷。
李楊：沒有，其實一點也不冷漠，這個電影完全是正能量，是人性的主旋律，我謳歌的是人性的善，批判了人性的惡，女主人公一次一次的逃，我謳歌的是她對自由的向往，不願屈辱的活著，這是一個人格的精神。
國外版結局更接近本意 但不妥協就會夭折
問：《盲山》的結局分為國內外兩個版本。有人說你對《盲山》的發力不如《盲井》高。
李楊：國外版的結局是白雪梅在大山裏的“丈夫”黃德貴知道白父要帶她逃跑，跟白父起了爭執，為了救父親，白雪梅拿起菜刀砍向了黃德貴，然後畫麵黑屏。這個結局更接近我的想法。
國內的結局是白雪梅留下孩子，和父親走了。也不能說不可以，但是一種無奈。實際上她的這種選擇以及車上另外一個女孩子後來為了孩子她留下來，她犧牲了自我，下車留在村裏，都是一種無奈。
《盲山》《盲井》的區別在於是否進入電影體製內。在某些時刻必須做一些妥協，否則的話就夭折了。我做《盲山》的時候就得上什麽山唱什麽歌。但我覺得《盲山》更成熟一些，好多東西需要仔細去分析。
比如說白雪梅一而再再而三的逃，是什麽支撐著她，她想要的是什麽？大家的思索不一樣。那個村子沒有高牆，不是監獄，為什麽走不了呢？
大家能看懂多少就看多少。我認為一個好的電影不需要去解讀的。實際上每一個鏡頭、每一個場景、每一個人物的設置都有我的用心，包括名字。除了李青山，還有白雪梅“丈夫”的表弟黃德誠，“道德”的“德”，“誠實”的“誠”。
《盲山》能給中國觀眾帶來一定的思考，或者能帶來一種比較，我就非常高興，都是對我的褒獎，比賺了多少錢都高興，當然不是我賺錢不高興。
問：《盲山》在國外公映的時候，是否有人問您，中國現在還存在這種現象嗎，是否有所改變？
李楊：當然有人問，但是2007年時拐賣婦女的情況變得少了，原因不僅僅是因為打擊力度大了，而是通信發達了，可以打手機打電話和外界聯係了。包括現在拐賣兒童，大家通過微信、微博馬上去找，加大了犯罪的難度。
隨著電視、網絡的發達，很多婦女意識的覺醒也不一樣，現在倒是拐賣兒童的多了，因為兒童 找不到自己的家庭，實際上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人大應該對刑法進行修改，現在對買賣兒童罪的買方懲處還不夠大。沒有買家就沒有賣家。應該從根源上解決這個問題。
問：這部電影未來可能重新公映嗎？
李楊：有可能吧。也許把我的新電影做完以後，看看情況再說，因為我有公映許可證。其實我覺得應該從人格覺醒的層麵去了解，為什麽這個電影全世界能看得懂，因為它是在講人性的東西，而不僅僅是在揭露醜惡。
盲三部曲的第三部關注流浪兒童 正在審查中
問：從《盲井》到《盲山》，可以說這兩個詞都是您自己發明出來的。為什麽用這個“盲”？
李楊：我其實是偶然得到這個“盲”字，偶然也是必然，因為中國關於看不見就兩個字，一個是“瞎”，按我們的理解，它是一個“目”一個“害”，“盲”是一個 “亡”，一個“目”，“亡”是“死亡”，但是我們所有跟心理有關的都是“盲”，盲點、盲區。盲點不是說那個地方不在，是你看不見或者是視而不見，所以我的 解讀是視而不見為盲，就是說你的視力死了，能看見的東西死了，你假設看不見，不就是死了嗎？而“瞎”是指一個生病的狀態。
問：您的新電影關注的是哪類群體？名字還沒定嗎？
李楊：定了，但是要去審查，現在暫時不說，賣個關子吧，反正肯定我希望跟盲有關係吧。關注的是流浪兒童、乞討兒童，也是紀實類電影。三部曲的最後一部，都是關注底層的。
底層人群的生活更接地氣
問：盲三部曲關注的都是底層人群，為什麽要關注這個群體？
李楊：可能正因為我不是底層人，底層的生活對我有特別大的吸引力，他們的生活豐富多彩，更接地氣。
我不太關注上流社會，他們太虛偽，我可能不感興趣。人到一種地步就開始裝了，我覺得底層人群的生活掙紮更能接近我們社會的麵貌。
國家應該消除貧困，消除愚昧，這是使這個國家這個社會變好的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
大家要認識到這個問題，如果早點認識可能就會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如果很早的時候《盲山》可以公映，通過宣傳大家都知道有這樣的騙子行為，大家就會警惕不再上當。就有可能保住性命。
問：盲三部曲結束後你有什麽打算？
李楊：可能會做一些商業片吧。盲三部曲都是我自己砸鍋賣鐵借錢拍的電影，完成了自己的夢想。但我也需要生存，需要再去賺錢。有了錢還能再去投一些自己感興趣的東西。
我好好拍一個三觀正一點的商業片，對中國人也有好處。
我從來不排斥商業片，因為電影本來就是商業的，它的屬性首先是文化商品，文化又賦予它要有社會意義，而不能是亂七八糟。
我一直認為我做的是主旋律電影。我相信大多數人也這麽認為，批判的是人性的惡，弘揚的是人性的善就是主旋律，包括《盲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