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老蕭雜說 於
西安封城14天以來,我未著一字。
武漢封城期間,我寫了十幾篇文字。自然有湖北是老家,關注得多一些的緣故。
而西安之於我,在全國省會城市中,去得最多,朋友也最多。
未提筆寫點什麽,不代表對西安疫情持漠然態度。七八個朋友被困家中或羈旅古都,我忍不住一一詢問是否安好,有無吃的,有沒有被“挖蘿卜”轉至城外。
封城之下,西安被媒體披露的所有故事,樁樁件件,我都了然於胸。每一件事,都值得寫入文字,感歎評說幾句。
一字未寫的原因,是發生在西安的這些事,武漢封城期間都上演過,有的簡直像一個模板印出來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有甚好說的呢?
與魯X所說的“耳不忍聞”,“還有什麽話可說呢”,事情雖然不是一個事情,卻是同一種感受和心境。
有過武漢封城、通化封城、石家莊封城、揚州封城、瑞麗封城,殷鑒不遠,西安就從沒真上過心、抄過一次作業、有過一點預案?
即便冒被刪文封號的風險,也忍不住要說:以我對這個城市乃至這個省份某些官員顢頇、虛浮和慫賴程度的一貫了解,西安今天遭遇的一切,早已埋下伏筆、有了定數。
重申一遍,就是如此。秦嶺別墅事件以後,那個地方的諸多官員,沒見丁點的長進。
此番它們演繹的各種生硬、驕橫、冷漠、折騰、混亂,真苦了長安城裏1200萬蒼生黎民,也苦了那些疲於為他人奔命的抗疫人員。
如果沒有賈平凹發聲,西安封城的事,我是打算繼續沉默的。人微言輕,說了也白說,弄不好還可能被它們扣上一頂蹭熱點、賺流量的帽子。
我所耿耿於懷的是,空前大疫之下,文人雲集的西安,可以沒有一個寫日J的作家,所有作家也可以一言不發,但不要說些類似小學三年級作文水準的話。
無從肯定,賈主席是在怎樣的情境下,說了這番可概括為“感動”的話。西安正舉全市之力“清零”,似乎還無暇統一動員各界名人站出來發聲,為抗疫鼓勁加油。
大概率的,這番感言屬於他的“自選動作”。
文學“陝軍”,曾令人刮目相看。彼時的陝西作家,是因親身經曆和感受了國家及個人命運的多舛與變化,體驗了平民所遭受的生存苦難,才創作出反思民族曆史文化、感懷愛家戀土的黃土地人生死悲歡的文學作品。
不回避苦難,甚或與苦難相伴,以此換來平民意識、平民生活體驗和悲憫情懷,這是陝西文學的不幸,這又是陝西作家的幸事,算是上帝給予他們的創作恩賜。
正是這種直麵苦難的審美意識,鑄就了陝西作家的悲憫情懷,促使他們表達對社會弱勢群體和卑微人群寄予的格外關注與深切同情,張揚被社會淡漠的良心、良知和人文關懷,從而形成獨具陝西作家特色的文學苦質精神———直麵苦難,承載苦難,超越苦難。
抗疫中的任何一次封城,都近乎悲壯。此番西安抗疫,不論省市層麵還是市民層麵,都是不惜代價的。作為與西安相隔千裏的人都不乏某些基於人性的悲憫之情,身居西安的賈主席,當然也可以感動的。
而此次西安封城中的生命之重、人間悲歡,怎一個“感動”了得。
相對於人生苦難,拯救遠比頌揚重要,批判更比謳歌實在。寫平民、寫苦難、寫悲劇,這是文學的功能所在。
賈平凹是陝西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文學苦質精神在他身上的烙印比較明顯。但凡他尊重現實、尊重生活、心懷悲憫,文字便充溢著靈氣,《古堡》《浮躁》《美穴地》等作品莫不如此。
而《廢都》之後,他雖顯高產卻因缺少必要的生活體驗,使得《白夜》《土門》《高老莊》《懷念狼》《病相報告》等後續作品呈現東進西尋、捉摸不定之態。
現今陝西文學因創作實績衰淡,曾經的輝煌不複存在,“陝軍東征”隻在大學課堂上被人提及了。
陝西文學已然落伍,很大程度上與陝西作家無視生活苦難,從生活體驗中挖掘和升華審美思想源流不夠有關。
單從社會身份、職務層次方麵說,賈平凹是陝西文學界執牛耳者。大疫之下,高揚文學的苦質精神和救世理想,提升陝西文學的審美品格和社會價值,進而走向審美的澄明之境,這才是賈主席首先應秉持的姿態。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抗疫乃至其他任何災難,全西安人都可沉浸於感動,唯獨賈平凹應予克製。
感動得多了,賈平凹就不再是成色十足的賈作家,而成地地道道的賈主席了。
對於可以隨口而出的感動,保持適度的克製,包括賈平凹在內的靠文字吃飯的人,不論有名或無名,身上便會少去很多的油膩味兒。
陝西西安疫情嚴重,2021年12月23日零時起「封城」。(視頻截圖)
來自微信公眾號「默存格物」的大陸知名媒體人江雪的文章《長安十日——我的封城十日誌》記錄了一些封城細節和感受。在嚴厲控製言論的牆內,作者隻是用平和的文字表述,但仍然難掩內心憤怒的呐喊。
我的封城十日誌
小區裡的大喇叭又響了起來,一遍遍重複著,喊人們下樓做核酸。隊排了很長。測核酸的女生,每做完一個,都使勁地用消毒水拍打著自己的塑料手套。我聞著那冰涼的氣味,想像著她的手已凍成青紫。
這是2021年12月31日。舊年的最後一個黃昏,暮色即將降臨。從陽台上看出去,大街上空寂無人。這城市不再有車水馬龍的傍晚,死一般的寂靜讓人感到荒謬而又有一絲恐懼。
1. 封城當日
12月22日下午,西安封城令宣布當天,我悶著頭在南郊的家裡編稿子,隱約感覺到疫情變得嚴重。家門口的一些餐館幾天前就被貼了封條,門口的便利店前一天已不再接快遞,生活開始不方便。3點多,朋友隨喜微信留言,說還是去買些菜吧,儲備一些食物,馬上超市都要關門了。我相信她,她是資深的公益人,有多次遠程救災的經驗。於是立馬出門。
到超市就發現情形不對。雖然當天的新聞發布會還沒召開,傍晚的大搶購還沒開始,但人們的購物車都塞得滿滿當當。我決定多買一些,共享單車是馱不回去了,最後還是用車載了回去。
果然5點多的新聞發布會上,下了「封城令」,雖然政府說「物資供應充分」,但人們已開始搶購。我因已買好東西,心裡比較篤定。忙完了,出去轉轉。路上看到,高新區的沙井村村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整個村子外麵,沿路邊有兩三百米,都已被綠色的板子隔了起來。
從天橋走到路對麵想看看詳情,這才發現,有一家正在營業的商店,也被隔在了擋板裡邊,暫時還燈火通明。我站在天橋的台階上,和老闆打招呼。他告訴我,下午緊急封村,商店過一會兒就得關門了。
村口聚集了上百人,人們都戴了口罩,摩肩接踵,沒有其它防護。路邊,有一輛警車,閃著燈,車上沒人。
一個年輕女人,買了一堆東西,塑料袋胡亂放在地上,正蹲著給家人打視頻。一個中年男子,靠著自行車,發愁地看著人群。他告訴我,早上他出去幹活時還好好的,晚上8點下班回來,就發現村子封了,進不去了。他告訴我,一個月的房租是500元。
我知道那種房子。20年前剛畢業,我就住城中村,大約十多平米,沒有衛生間,在樓道裡做飯,採光不好,黑咕隆咚的。
兩位清潔工,手裡拎著塑料袋,大約也是買了點生活用品,站在人群裡,黃色的保潔服很顯眼。問他們,說是下午4、5點出去幹活的時候,還能出來,晚上幹完活回來,就進不去了。
很多年前我做過保潔員的報導,知道他們租房,隻能在城中村,因為他們有推車、掃把等工具,就算租得起樓房,也沒法住。當年報社附近的黃雁村,就是保潔員們的一個聚集地。後來那裡整體拆遷,蓋起了樓,他們也就失去了一個落腳的地方。
我陪他們站在路邊,感受著他們的無奈。年齡大的一位很膽小,生怕說錯了什麽。年輕的那位,卻始終笑著,對我不時點著頭。口罩後是黝黑的麵龐,我能感受到他笑容的溫暖。
一忽兒,隔離板介麵的地方,人群一陣騷動,似乎開了一條縫。聽人們說,現在村裡的領導正開會,還在等說法。兩名保潔員也趕緊湊了過去,一會兒又失望地散開。看看手機,已將近晚上10點。人們聚在這裡,在寒風裡至少已等了兩個小時。
幾天後,看到網上說,住在城中村的一個年輕男人因封城吃不上飯,餓得大哭。我就想起這個封城夜。不知道這個男人是否也住在有幾萬人的沙井村,也曾在那一晚被堵在村外、一臉茫然。
又去了幾個地方,然後回家,此時大街上已空蕩蕩。吉祥路上,俗豔的紅燈籠掛滿了路邊的梧桐樹。有人站在路邊,拎著大包小包。高新路上,騎摩托的外賣小哥小吳正趕著送零點前最後的餐。他說,雖然封了城,人總要吃飯,商場裡的一些餐館應該會開門,會有單子跑。說話時他還笑嘻嘻的。
那時候,我們還沒想到,這場「封城」,會如此倉促不堪,朝著人們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這個夜晚,那些被堵在家門口的人、超市裡搶購的人,孕婦、病人、考研學生、建築工人、城市流浪漢、路過西安的旅遊者……可能都低估了這場「封城」將為他們帶來的災難。
而那些為這座城市按下「暫停鍵」的人、那些手握權力的人,他們又可曾想到,他們將怎樣影響居住在這城市的1300萬人的命運?如果這不是比天還大的事情,那還有什麽是呢?
2. 殘存的市場
至少在封城之初,一切似乎還說得過去。很多社區門口的超市、蔬果店,遮遮掩掩都還在經營。雖然人們的流動已停止,但基本的生活供應還在運轉,不過慢了許多。
我所在的小區,院子裡每兩天做一次核酸。大門雖不能自由進出,但物業開個「出門證」,也就是一張小紙條,就能出門。據說隔離政策是「每一戶兩天可以有一人出去買菜」。
我並不需要外出去買菜。一來還有儲備,二來小區旁的便利店還開著,勤快的老闆娘隔著柵欄記下大家的需要,不管是蔬菜米麵油,還是生活用品,配好貨,再遞進來。12月25日,下雪了,有蔬菜車停在了小區門外,菜很新鮮,還有鮮肉,鄰居們自覺地排隊去買。一位女士在人們羨慕的目光中,抱走了自己訂的一大束鮮花。
沒有人能預料到,僅僅過了兩天,全西安人都開始在網上找菜,全民買菜難。在這樣一個物質過剩、人人都要減肥的年代,吃飯會突然成為一件難事。
12月26日,封城後第四天。在網上看到消息,說大家最近都在關注的湘西田田老師回家了。為田田老師高興的同時,我想起了一位年輕的律師朋友,他的妻子,此時也在網上呼喊,盼著丈夫能回家。但她的聲音實在是太微弱了。
心頭憋悶。我決定以買菜之名出去轉轉。
拿「路條」出了門,在積雪未融的街道上掃了輛共享單車,享受這難得的自由。大馬路上,公交車還在跑,但並沒有人坐。某個站台的躺椅上,躺著一位流浪者。大街上,不時掠過外賣小哥、快遞員的身影。
路上警車不少。出來10分鍾,大約看到四五輛警車。
平日經常去買菜的甘家寨村口,用擋板遮住了。板上貼了好幾張紙,歪歪扭扭寫著「調料」、「辣椒」、「榆林豆腐」、「土豬肉」字樣,都留了電話。有兩個男子,就隔著擋板,一手交貨,一手掃碼付帳。
這是一個龐大的城中村安置區,也是周遭一個著名的集市。每到傍晚,村裡燈火通明,紅塵萬丈。好幾個快遞公司的服務站都設在這裡。和周邊社區相比,這裡衣食住行,自成一統。雖然封城,但村裡的好多小餐館還開著。此時,社區的圍牆外站著一溜兒外賣員。不一會兒,就有餐館的小老闆匆匆跑過來,隔著柵欄把待送的餐遞給他們。
一位外賣小哥正坐在摩托車上玩手機。我和他聊了一會兒。
小哥姓劉,今年29歲。老家在寶雞。他說,22號那天聽到要封城,想趕緊回老家,結果一問,回老家就要集中隔離,隔離費還得自己掏,一天得210元。太貴了,他決定還是留下來。但他租住在沙井村,村子已封了,他也回不去。
沒辦法,他就住酒店,因為這樣可以自由進出,還能繼續跑單。而大街上的酒店,最便宜的是每天150元,他和人分擔。這些天,開門的餐館少了,單子少了,但外賣員也少了,所以他每天還能跑三四百元,甚至超過了他此前的日平均收入。
幾天後,看到新聞,老家在鹹陽淳化縣的一個男人,封城後,為了從西安回家,蹬了一輛共享單車,在零下6、7度的關中原野,從晚上8點騎到早上6點,將近90公裏,在接近老家時被防疫人員「抓住」了,罰款200元。還有一個年輕小夥,為了回家,從鹹陽機場走到秦嶺,又在山裡走了八天八夜,一直到了分水嶺附近的廣貨街,被人發現。
我又想起了小劉。不知道後來「管控升級」,他還能出來嗎?即使能出來,又有單可跑嗎?一天150元的住宿費,他又怎麽承受?後悔那天沒有留下他的電話。
3. 管控升級
12月27日,突然聽說全西安「管控升級」了。小區保安說,原本執行的「兩天出門買一次菜」,已經作廢。從今天開始,任何人都不能進出小區。
28日,全網都在呼籲「買菜難」。我所在小區門口,大門緊鎖,物業的人不再讓大家在門口停留,在柵欄內登記買東西。我掃碼加了門口便利店的群,這才發現,這可能是我接下來唯一可依靠的生活補給渠道。
後來想想,道理其實很簡單,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能出門,那外麵物資再豐富、宣傳再好,其實也和普通人沒了關係。
便利店的群裡一片混亂,已有四百多個人。人們都在找吃的、搶吃的。老闆娘規定,每天「接龍」隻能限於早上一個小時,但每個剛進來的人,都要先搶接龍一番,自然被老闆娘一頓訓斥。
翻了翻群裡信息,看到小區裡有年輕人在求助:「誰能賣給我一副碗筷?到處都買不到。」我留了話,讓他10分鍾後在樓下取,然後給他收拾了碗、碟、筷子等一套餐具,送了下去。
隔著綠化帶,問了一下小夥子的情況。小夥說,家在附近,公司在這邊,封了後回不去,但辦公室從沒有開過火,所以啥都沒有。他好不容易弄到了一個燉鍋,但又沒有餐具,也沒地方買……作為感謝,他帶給我一點零食,包括一袋雞肉腸、一小包士力架,還有一盒特侖蘇奶。
第二天,情形更糟糕。看到群裡有兩個年輕人說,已經吃了一週泡麵,嘴都爛了。一個說,她現在所有的庫存,隻有兩包方便麵。另一個說,自己已「彈盡糧絕」。
我留言給兩位年輕人,說第二天中午,我給他們送一頓盒飯。一位謝絕了,另一位答應了。臨睡前,我取出了冰箱裡的一塊牛肉,想著第二天給這位姑娘做西紅柿燉牛腩。沒想到,第二天她留言,說自己有吃的了,不用給她做了。再三邀請,她還是說算了。猜測她是因為自尊,或者還有一絲戒備,就沒有再強求,隻告訴她,有事可以和我聯繫。
我也開始數著自己的庫存過日子。看到鄰居說天天做油潑麵,為了省菜。就送去了四朵香菇、兩個西紅柿、一個西葫蘆。再加上一桶我封城前買的啤酒,掛在她家門口。她挺開心,回贈我幾個甜脆的蘋果,我求之不得。
此時,看到網上說很多小區,鄰居之間開始「以物易物」,拿方便麵換香菸、大蒜換土豆等,啞然失笑,但我相信,這當然是真的。
突然進入了物質匱乏的狀態,人也開始對食物計較。我老想去廚房看看,清點一下冰箱裡的存貨。封城已近一週,提前採購的食物,也少了一大半。想著再補給一些,但在便利店的群裡,根本接不上龍,很多人說自己已在餓肚子,等吃的,央求店家能早點配貨。我決定不去湊熱鬧,另謀生路。
4. 人們的自救
從12月28日到12月31日,至少這四天,關於怎麽買到菜以及生活必需品,也就是如何能吃到飯,大部分西安人隻能依靠自救。
有外地的朋友好奇,問快遞能送到嗎。事實上,在12月21日左右,西安的快遞已停,人們無法從外地網上購物。封城後,微信群裡流傳著一些網購平台,稱疫情期間可以送菜。但我下單才發現,隻要住在西安,就無法配送。平時常用的「盒馬」,永遠是「快遞小哥已約滿」。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人人樂到家」,下單買了些菜,但付帳後兩天,還沒有動靜,也就退了。
12月29日政府新聞發布會的直播,評論區被「買菜難」攻陷,結果乾脆關閉了評論。
我和幾位朋友在一個誌願群裡討論。他們都參與過各種救災,經驗豐富,都不約而同地說,這次在西安,要做點事,實在太難了。封城之初,他們就組織了線上線下幾千名誌願者,但卻沒法發揮作用。政府「一刀切」關閉了所有小區,通行證又非常難辦,誌願者根本沒法離開居住地到一線服務。這也是他們多年來都沒有遇到的情況。
其實很容易想到,我們這些小區居民還是幸運的,家裡一般都會有點餘糧,不至於馬上挨餓。最悲慘的是老舊小區、城中村、建築工地等一些「三不管」地帶的人。難以想像的是,那些平日在公司上班的年輕人,封城後也成為吃飯最難的人群之一。他們平時不做飯,沒炊具,有的就住辦公室。此時外麵餐館關門,外賣停止,連大門都出不去,方便麵都成了稀罕物。
12月30日晚,氣溫零下。在一個小群裡,朋友留言,剛在街上給流浪者送完餐回來。這位朋友熱心慈善公益,與人合作,十多年如一日,堅持為西安街頭流浪的赤貧者提供食物。這幾天,他在南郊的工廠為流浪者準備食物,然後送去城裡,一晚上送了185份熱飯菜。他因有通行證,倒沒有什麽阻礙。
封城前,我曾參加朋友的活動,給流浪者們送過一次棉衣。知道他們平時主要在市區的銀行、ATM機下等地方避寒過夜。如今封城,他們一方麵被驅趕,另外,因為街道上沒人,不管乞討還是拾破爛,都沒了條件。對他們來說,這注定是一個極為艱難的冬天。
元旦這天,我和好不容易有點空閑的張姐聊了會兒天。她做公益機構已十多年,原來為殘障者服務,近三四年投入社區工作。這次疫情,她一直在和社區合作,鏈接資源,參與了很多救助活動。
張姐告訴我,遇到封城這種極端情況,社區鄰裏自救非常重要,類似獨居老人、孩子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沒吃沒喝等,一些燃眉之急,鄰裏互助完全可解決。包括在一些重大危機發生的時候,社區內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情況是,社區不做這些事,人和人相處如在孤島。在這塊兒,原本公益機構可以做很多事,在社區耕耘建設。但這一點,往往又被政府忌諱。
說到目前到處吃菜難的狀況,她比喻,類似於把大家全圈起來,再由政府工作人員去「投喂」,試想在上千萬的城市,怎麽可能實現?一個社區有兩萬人左右,基層工作人員一般不超過十個,光各種行政指令都忙不完。她感歎說,認識到的社區工作者,以年輕女性為多,很多也都是母親。這些天她們根本回不了家,都是超負荷運轉,很多人就打地鋪睡在辦公室,讓她都覺得「心疼」。
「政府還是沒有認識到,行政力量不能解決所有的事情。就像這次防疫,基層工作人員這樣沒日沒夜地辛苦,效果又如何呢。」我們聊著,不知不覺過去了一個小時。
5. 我們的建議
12月31日上午,我終於買到了疫情以來的第一箱菜。說起來還是通過鄰裏互助。我在小區微信群裡看到賣家的海報,發現價位比較合適,108元一箱,一箱20斤。趕緊下單,第二天就送到了,還挺新鮮。
此前,網上已曝出不少新聞,政府的免費菜發到了一些小區,但網友追查,一些自稱保障豐足的小區都和政府有關。與此同時,住在曲江的朋友開始收到「愛心菜」,不少人開始發「正能量」。但我的判斷,即使政府送溫暖,一時半會也到不了我們手裡。道理很簡單,市場停擺,全市日常的物流配送都停著,1300萬人的大城市,靠基層工作人員、誌願者短期內送菜上門,可能嗎?
取到菜,問了老闆兩句。老闆說菜是從寧夏調來的,調了5000件。因為前些天辦不下通行證,沒法送。隻要小區的需求在5件以上,他們都願意配送。「市場永遠比政府聰明」,這是句老話了,此時此地,我才能感同身受。
事實已經很明顯,持續多天的「賣菜難」,本質還是人為災難。在西安,並不存在物資匱乏,隻是物資難以送到最需要它們的人手裡。看到很多自媒體文章,有一篇,作者叫獸爺,一語中的:「我們有天貓、京東等那麽強大的物流係統,政府為什麽不用?非要自認為聰明地自己去送菜上門?」
天天看著朋友圈、微信群,內心被各種信息轟炸。隨著管控升級,每天都有壞消息傳來:高危孕婦無法去醫院備產,腎移植後急需用藥的病人無處買藥,農民工在關門的建築工地上無法吃飯,考研學生滯留街頭挨餓……因防疫管控而引發的各種次生災害頻頻發生,再下去,並非沒有爆發人道主義災難的可能。
12月31日,一早和朋友們聊,討論該怎麽辦,和隨喜等朋友形成了一些建議。我決定,以市民個人的身分,先把這些建議發出去。這份「西安一位市民關於解決吃菜難問題的緊急建議」中提到:必須逐步恢複市場秩序。首先恢複末端物流係統,讓菜販、果蔬店、超市等能進入小區供應,包括讓各種救命藥品進入居民手中等。並且鼓勵社會力量進入救助係統,鼓勵民間自救等……
最後,還是決定不署名,為的是不被貼上「標籤」,隻讓市民的心聲能表達出來。但天知道,我心裡是沒有恐懼嗎?朋友敏濤前兩天寫了幾篇日誌,就是呼籲解決「賣菜難」的,文章發出兩天,就找不到了。我熟悉的一家平台,已開始刪掉西安疫情的所有「負麵」……
6. 「西安隻能勝利」
2022年的第一天到來了,一大早,拉開窗簾,晨光熹微,街道依然沉寂如荒原。
我拿起手機,本來是想寫一點新年的心情,隨手點開一個視頻,卻看到在距離我不遠的南窯頭社區,一個外出買饅頭回來的小夥子,在社區門口被防疫人員圍著毆打。
畫麵上,白花花的饅頭灑了一地,我彷彿聽到自己心碎的聲音。打人的人,麵對自己的同類——這寒風裡買回一點食物的人,怎麽能下得去手?是哪怕最微小的權力,也會讓人變異嗎?是在有權者眼裡,暴力才是成本最小的解決方式嗎?我默默關掉了手機,此時此刻,我隻希望自己閉目塞聽,能平靜地度過這新年一天。
這城市表麵的寂靜掩蓋不住它的兵荒馬亂。從個體角度來看,從12月27日以來,幾乎每一天,都有災難發生著。最初是各種吃不到飯,後來更多的是關於治病就醫的呼救。我過去待過的報社,成立了一個「記者幫」的欄目,希望「幫一個算一個」,記者去幫市民買藥送藥,解決一些實在過不了的關口。每一天,收到的求助信息有上千條。
新年到了,我所在的小區內,家家戶戶門上都貼了封條。因為另外一棟樓上有兩例確診病例的人,聽說按照最新的社會麵「清零」政策,如果再有病例,我們小區的住戶,就要全體被拉走集中隔離。
在小區單元群裡,我簡直能感受到大家都在瑟瑟發抖。12月31日半夜,被全體拉走集中隔離的糜家橋小區,就在我家附近。而明德門8英裏小區被拉到灞橋公租房集中隔離的人,已在求助。我們至少還是在自己溫暖的家裡啊。此時,不再需要物業提醒,單元群裡,大家都在加油鼓勁:先停止一切購物、下樓,一定確保安全,否則,全小區的人都要被拉走集中隔離啊。一位鄰居最擔心的是家裡養的五隻貓,其中三隻,都是一線防疫人員寄養的啊……有朋友提醒我,還是簡單準備一下,以免真的被突然拉去集中隔離。
1月3日,又一天過去了,群裡有人說:「終於又保住了一天」。我們就這樣活在「盛世」。
中午,看到網上流傳著一個叫「太陽花花花」的女孩的消息:她的父親心髒病發作,費勁周折出了小區送到醫院,醫院因為她所在的小區是「中風險」,先是不接受,後來勉強留下,拖了幾小時,要做手術搶救,但終於沒有搶救過來……
我通過小紅書去找這個失去父親的女孩,我想知道,在這個寒冷的冬天,她到底遭遇了什麽。如果有機會,我想抱抱她。也想告訴她,我們遭遇的苦難,應該被記錄下來,也不應該白白承受。
我留言希望這個女孩能和我聯繫。但到傍晚時分,也沒有消息,卻發現她小紅書上第一頁關於父親去世的內容,已被刪除。好在我截了圖,那上麵顯示,有很多人已關注她。評論中看到一條,大意是:在這荒謬的城市,隻要不是死於病毒,就不算死亡。
1月3日的黃昏又降臨了。這是封城後的第十天。我沒有等來小紅書上女孩的消息,卻看到了一個曾經熟悉的朋友留言,一大段話,大抵是為「社會麵清零」叫好。末尾有一句是:「西安隻能勝利,別無選擇,沒有退路。」
我很無語。默默地把那個女孩講述自己失去父親的遭遇截圖發給他。說真的,我不想和他產生任何的辯論。
但最後,我還是忍不住發去幾段話。
「『西安隻能勝利』,這是正確的大話、套話,也是空話。與之類似的,還有『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這句話是不錯,但具體到每一個普通人,我們可能要想一想,在這裡,我們是『我們』,還是要必須被付出的『代價』?」
「事件過後,如果沒有反思,不吸取血淚教訓,忙著立功擺獎,歌功頌德,那人們的苦難隻能是白白承受。」
我不打算再見到他。但我想告訴他,這個城市,不管最終如何從宏大敘事去講述這場苦難,在今晚,我隻關心那個失去父親的女孩,關心那個流著淚去找一個陌生的防疫人員要衛生巾、一遍遍訴說的年輕母親,以及那些被羞辱、被傷害、被忽略的人們。他們原本不需要遭受這樣的痛苦。
我也想說:這世間,沒有一個人是一座孤島,每一個人的死亡就是所有人的死亡。病毒沒有在這城市帶走生命,但別的,卻真有可能。
編者後記
江雪:甘肅天水人,1996年畢業於西北政法大學。從事新聞行業20餘年,長期做調查性報導。原《華商報》深度新聞部首席記者、《華商報》評論部主任。2009年受美國國務院邀請,參加「國際訪問者計劃」。2015年,江雪脫離體製,成為獨立新聞人,多次因轉發信息,微信被封號。2020年「兩會」召開前夕,江雪疑因其所撰寫的《在國家哀悼日,我拒絕加入被安排的合唱》一文,一度被遭西安警方帶走。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因疫情封城至今已超過兩個星期。在西安居住曾任調查記者的中國獨立媒體人江雪以文字記錄封城前夕至今的見聞,並且以日記形式在網上發表,獲得廣泛轉發,被外界視為西安版“方方日記”。江雪批評當局倉促作出封城的決定,誤以為單靠行政力量就可以控製疫情,完全忽視公民社會的力量。
《我的封城十日誌》1月4日在互聯網發表,日記以2021年除夕,作者江雪居住的小區外喇叭響起,要民眾排隊做核酸檢測的場景作為開場,描述了12月22日封城令下達前的情景。正在編稿的江雪隱約感覺到事態嚴重,並聽從友人的建議,趕忙前往超市購物,不久官方果然宣布封城。
江雪在日記中寫道,當時沒想到,這場封城會“如此倉促不堪,朝著人們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