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檔
MISH - MASH
－－作者：徐景賢
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亂的時候認識的，具體日子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開始接觸王洪文，感覺到他是一個複員軍人的形象，他喜歡穿軍裝，那時是冬天，棉的綠軍裝已經洗得發白了，戴了一頂翻上去的海虎絨帽子，前麵佩一個毛澤東像章，他一口東北普通話，上海話說起來不靈光，偶而能說出一兩句，但一般都說東北普通話，還帶有很重的鼻音。
無限風光時期的王洪文
他說他是吉林省長春市郊區的人，他比我小兩歲，童年比較苦，家裏又種地，又放豬，東北的豬要放養的，要人趕，還要放馬。他小學沒念完，文化不是很高。
小時候在吉林到處流浪，他說解放前有段時間在東北看到“老毛子”到一個餃子攤上買餃子，沒東西盛，就把帽子拿下來，叫人家把餃子往帽子裏裝。解放以後，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歲的王洪文在東北參軍，他老是說，我跟你們，特別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說：“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豬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識分子。”他是酒後吐真言，因為他心裏老是感到與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參軍後在浙江湖州二十七軍軍部裏當通訊員，所以他當時跟原二十七軍軍長，內蒙軍區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見他就喊“小王，小王“。後來，隨二十七軍到朝鮮去抗美援朝，先當警衛員，後來又當通訊員。
這個人膽子很大，他說他當通訊員的時候，到前錢去送信，炮火運天，跑得累了，就拉兩個死人墊在屁股下麵坐著，休息一會兒，然後再往前趕路。
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是有點兒資格的，但在部隊裏得不到提拔，回國後，部隊成立軍樂隊，他要求去，被批淮了。我問他做什麽？他說吹黑管。我現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傳記，都沒有這方麵的記載。我說你吹黑管，怎麽吹的？因為覺得他對音樂沒麽什麽特殊愛好，他說我也不懂什麽樂譜，反正在裏麵瞎吹吹。那時解放軍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兒郎當地把帽子扔來扔去。
在軍樂隊裏，他得到一個副排級的待遇，後來就從軍樂隊吹黑管的位置上複員。他在部隊裏入黨，由於沒有什麽大的培養前途，所以複員到國棉十七廠當了保全工，他告訴我，當時人家都叫他們“小加油”，因為要在各個紡車上加油。
王洪文那時住在廠裏的集體宿舍裏，我問他禮拜天是怎麽過的?他說：“啊喲，無聊，過禮拜天，我經常到市裏來玩。”當時住在楊樹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裏”的。“回廠的時候買六瓶啤酒，左麵胳肢窩夾兩瓶，右麵胳肢窩夾兩瓶、手裏再拿兩瓶，拿好六瓶啤酒後，從外灘搭六路有軌電車，一麵乘車，―麵喝啤酒，電車‘框當’、‘框當’開到楊樹浦，六瓶啤酒統統喝光。”他後來的酗酒與這種習慣有關係。
王洪文在廠裏的工資一直比較低，後來調到保衛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塊錢，他用錢很厲害，沒積蓄也沒有房子，要找對象很困難。
五十年代末期，王洪文認識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廠托兒所的保育員，是臨時工，但她的家庭條件比王洪文好，她從小被一對老工人夫婦領養，養父養母在定海路橋有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覺得崔根娣條件不錯，追求了她以後就結婚了。婚後有一個女兒，兩個兒子。
文革開始後，王洪文在廠裏貼了四張[工作隊和黨委的大字報，成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與他的接觸過程中，感到他一方麵批判別人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等級觀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這些東西。剛開始穿舊棉軍裝，後來一奪權，就開始排場起來，一身一身地換新軍裝，都是向部隊裏去要來的，他還向部隊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蓋的代表幹部身份的長大衣，頂在肩膀上麵。
他對於哪一級幹部可以住什麽房子，用什麽車，非常注意。開始說是因為安全問題，從定海路搬出來，換了幾個地方。但後來他就開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過三個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裏，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層樓的公寓，每一層樓有兩套住房，一套是辦公室，一套作為居住用，一套裏有兩室兩廳，過去是給市委常委住的。
王洪文住進公寓後，看見前麵有一排兩層樓的花園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獨立的院子，種著果樹，很考究。這些房子過去是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張春橋等住的，後來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裏。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麵小洋房裏去住了。
住了小洋房以後，他又不滿足，一套不夠，弄了兩套。當了中央副主席後，盡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來住，他又感到住在那裏不夠氣派，又搬到一幢獨立的三層樓洋房。那個洋房很考究，位於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從榮昌路獨立進出，二樓有秘密房間，看是一麵穿衣鏡，打開是一個暗道，從暗道走進去，裏麵有幾間秘密房間，這說明隨著地位的上升，他對物質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
一九七五年，他索性連康平路院子裏的大洋房也不願意住了，回到上海，搬進東湖路七號，即現在東湖路、淮海路口轉角的一個大院子，進麵有遊泳池、網球場。
住下後不久，他又讓市委招待處寫了一份報告，要把東湖電影院劃進去，歸他個人看電影享用。當時我感到這個要求太過分了，一麵毛主席講要限製資產階級法權，一麵他又在不斷地擴大自己的資產階級法權。我找了一個理由，對馬天水說東湖電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長的曆史，圈進去是不是妥當?因為我提了意見，這事情才擱下來了。
王洪文還很喜歡玩汽車，他在上海有六輛車，還不包括保衛他的用車;一輛是三排座的大紅旗高級小轎車，車裏有恒溫設備，駕駛座和後座之問有塊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輛是西德的奔馳，他日常用的；一輛是上海牌橋車，下基層時裝裝樣子的；一輛是伏特加，一輛是北京吉普，這兩輛車是幫他拿信件或運東西時用的，有時打獵也用北京吉普。
被告席上的王洪文
他還搞了一輛特製的防彈轎車，玻璃是幾英寸厚的防彈玻璃，車身是防爆鋼板，非常重，他們把車開到靶場，用機槍、、步槍打，用手榴彈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這輛防彈轎車鎖在車庫裏，從北京回上海後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歡喝酒。當時地方上比較嚴格，即使在賓館，喝酒也要自已掏錢的，怎麽辦呢?他經常到部隊去，專門找部隊的軍長、師長，副司令喝，今天找這個，明天找那個，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後，王洪文被任命為上海警備區政委，到杭州去處理有關案件，變得更加趾高氣揚，整天處在各種宴請的包圍之中，貪杯嗜飲，變本加厲。
一次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隻見他一天四頓酒，連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時人喝得糊裏胡塗，舌頭大大的，說話也不清楚。等他清醒的時候，就熟衷於外出打獵。
當時寫作組的王知常，作為他的隨員跟去杭州，幫他整理項目材料，跟了兩個月，眼看王洪文的這等表演，心中存氣，私底下寫了一首打油詩：
上海都督西湖遊，
下馬且飲洗塵酒。
商賓良朋歡騰座，
揮拳舞觥夜作晝。
深山獵兔驅快車，
大江射雁泛輕舟。
胡塗官司君休問，
上車莫忘雞和狗。
到北京以後，由於工資沒有增加，上海市委辦公室主任張敬標經馬天水批準，每個季度給王洪文送幾百塊錢，那時已經算很多了。
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拿了幾箱白沙酒送給他，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錢，結果他想出一個辦法，到人民大會堂去買剩下的國宴酒。
當時，國宴結束後，把瓶中剩下的幹淨的茅台酒並在一起，重新裝瓶後內部供應，一，兩塊錢一瓶，很便宜。
王洪文不止一次兩次的去買那種酒，買了許多，人家知道後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聞生對他就很有竟見：“沒門。他要到我們這裏來占什麽便宜，沒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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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的奢侈生活
從掌握了上海的權力直至飛黃騰達到中央，王洪文的生活欲望也隨之膨脹起來了。王洪文生性不喜歡讀書，他爬上副主席的高位，是“文化大革命”不正常年代的產物，自然也沒有能力、也沒有心思思考治理國家的大事。這樣，王洪文的那點心思，除了爭權奪利以外，就用在追求生活上的吃喝玩樂上，尤其在他政途“失意”的時候，更是如此。
吃，是王洪文的一大嗜好。身居高位，他的權勢也滿足了他的這種嗜好。在北京，他將上海餐廳的廚師調到來，以滿足自己吃的欲望。在回到“基地”上海“調研”期間，王洪文把吃的這一嗜好發揮到了極致，“幾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經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鮮水果，時新蔬菜。什麽魚唇、鮑魚、幹貝、海參、蛤蜊、鵪鶉、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農村動員農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產隊組織人采摘，他要吃鮮荔枝、香蕉、菠蘿，由廣州用飛機帶來。兒子要吃石榴，也專人到蘇州去買。此外，到南通搞過蛤蜊，到寧波搞過青蟹，派人到處去買。”接待處為了保證王洪文提出的“古裏古怪的食品要求”，“有時要三輛采購車”來供應。在他外出“調研”到工廠，到農村，到部隊時，在事先通知的內容中，安排吃喝、準備名酒名菜是第一項內容。且每到一處大吃大喝之後，常常喝得酪酊大醉，醜態百出。
王洪文不僅自己好吃，而且也和那些他發跡時的造反派小兄弟們經常吃。在上海，他三個多月就宴請了一班小兄弟二十多次。在北京，如果有“小兄弟”到來，王洪文還是吃。
在北京四屆人大期間，為了招待上海代表團的一些親信，王洪文在釣魚台擺了兩次宴席。第一次是吃中國菜。為了準備，王下令將上海著名的“莫有財”菜館的廚師接到北京。第二次專吃法國菜。王洪文特意將錦江飯店的老師傅接到釣魚台，所用的部分原料也是專門從上海運來的。宴會的風格完全仿照國家接待西哈努克親王的規格：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樣的酒杯，每個人麵前斟滿了白蘭地、葡萄酒、茅台、香檳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那種排場，使參加這次宴會的人大開了“眼界”，成為以後炫耀的談資。
與吃相比，王洪文玩的嗜好更濃烈，花樣也更多。在上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釣魚、打鳥、下棋、玩牌、打彈子、看電影”。上海接待處的一份材料，披露了他花樣翻新、層出不窮的玩法：“他不僅白天去打獵，有時晚上也去打，專門讓人特製了聚光搜索燈。他釣魚，讓工作人員用麻油、茅台酒和麵粉作魚餌。釣不到魚，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員做兩隻木框浮在水麵，框裏放上青草，引魚上鉤。王洪文一貫作威作福，釣魚時，不僅要為他準備煙、茶、水果、桔子汁，還要工作人員把煙遞到他嘴裏，為他點煙，拾魚，裝魚餌、擦汗，扇扇子。”這些花樣玩膩了，王洪文就真刀真槍地玩。在上海，他到警備部隊去“發射火箭炮”。這種炮是在國防上沒有使用過的武器，一發炮彈造價1,000多元，王洪文越玩越上癮，竟然“一下發射了十二發”。玩完火箭炮，他又玩微型衝鋒槍。
在北京，中南海成立了王洪文取樂的好地方。僻靜的中南海，群鳥聚集，王洪文玩興大增。在毛澤東重病期間，王洪文擔負在中南海值班看護的重責，但竟然將汽步槍帶來打鳥取樂。打完鳥就遊泳，或者釣魚，一副悠閑自得的樣子，將身負的重責棄之腦後。
與吃喝玩樂相聯係的，就是攫取，揮霍。這一點上，王洪文也達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深受其害的上海市輕工業局在後來披露的材料中寫道：
他（王洪文）成為副主席後，串通上海市輕工業局的馬振龍，利用職權，以‘硬性索取’、‘授意試製’等手法，巧取豪奪了大型彩色電視機、紅旗牌高級照相機、高級汽手槍、高級手表、石英電子表、太陽能打火機、高級香煙、啤酒、糖果等大量輕工產品。就以食品一類來說，一次就拿高級雪茄煙三十五條、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醬菜罐頭二十多瓶。
熟知王洪文的徐景賢，知道王洪文在上海時“對坐什麽汽車，穿什麽料子的衣服，著什麽樣式的皮鞋是很講究的”。王洪文到北京後，上海就成為他攫取的東西的基地。在他的家裏，“有（上海）工交組送去的國產盒裝錄音機，有輕工業局馬振龍送去的手表、照相機、酒芯糖、參色膠卷等，有到上海訂做的料子服，有從上海取去的獵槍”等等，應有盡有。自然，還有上供來的鈔票。
王洪文這種追求享樂的生活，甚至連他的親信徐景賢都看不過去。在對王進行了幾次勸說無效後，徐在1975年3月10日寫信向張春橋、姚文元反映。此時，王洪文仍在飛黃騰達之時，徐景賢忍不住寫信反映，可知王洪文生活奢侈浪費的程度是驚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