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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領袖 甲申再祭 （劉亞洲）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寫於1944年，是為了紀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勝利三百周年而寫。這篇文章先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後在延安和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毛澤東在六屆七中全會總結黨的曆史經驗時再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麽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麽缺點錯誤，希望隨時示知。毛澤東與郭沫若的這次筆談，在中共黨史上被稱為“甲申對”。
劉亞洲的《甲申再祭》寫於2004年9月。】
文中幾個觀點值得細思。比如“一億人的腦袋圍著一個人的腦袋轉，就是最大的不穩定。”“在一個國家，某種思想一旦成為‘惟一’，而且‘法定’，這個民族就休想再有什麽想象力和靈性了。”“（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貌似經濟的停滯，其實正是長期的思想控製造成了經濟的停滯。”本文由大明王朝滅亡說起，抽絲剝繭，詩意，雄渾而又充滿理性與激情。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農曆甲申年，中國天地大變。一個舊王朝死了。一個新王朝剛從母胎裏生出來也死了。一個更新的王朝躍上了曆史舞台。這個王朝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他們自己。我們今天的一切都與這個王朝有關。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寫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時已是革命勝利的前夜，這篇文章對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東相當看重這篇文章，把它奉為黨內整風文件。今天讀《祭》文，有褒亦有損。褒，它促使我黨吸取了李自成失敗的教訓；損，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屍，宣揚的還是封建之魂。文筆順，動機也純，唯立意矮了三寸。我們當然不能苛求前人，連毛澤東也不能免俗呢。毛澤東從西柏坡進北京的時候，一隻腳踏進吉普車，興衝衝地對周恩來說：我們今天是進京趕考啊。我們決不做李自成。他說：“還有殿試呐!”毛澤東雖然是開玩笑，可還是反映了他心靈深處的暗影。我們共產黨人不能做李自成？僅僅不做李自成就行嗎？我們不僅不能做李自成，我們誰都不能做，隻能做自己。共產黨是人類之旗，在漫長的封建長河裏根本沒有參照物。事實上，我們當然沒有做李自成，但我們的脈管裏有李自成的血，“趕考”能打滿分？進城後，運動蜂起，爭鬥慘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專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陸沉”。這種情況直到鄧小平時代才結束。
甲申年對中國人有特殊的含義。重溫甲申，心中猶有萬馬奔騰。克羅齊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我想說：一切當代史都很難跳出曆史（一切當代史都會對應曆史）。為了明天而逼近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領袖
甲申年的曆史告訴我們，中國的曆史就是領袖的曆史。也就是說，純粹是英雄的曆史。當我們說人民創造曆史的時候，其實是說人民的代表——英雄——創造曆史。在西方，在英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前，其曆史也一樣是領袖的曆史，但自那以後就漸漸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國沒有宗教。中國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堅挺。一個人的曆史就是全部曆史。全部曆史就是一個人的曆史。我們民族總是格外需要領袖。
1644年，中國有四個皇帝：順治(其實是多爾袞)、崇禎、李自成、張獻忠。哪一個是合格的領袖？曆史這個女人隻對合格的領袖敞開懷抱。不合格者是為優勝者掃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發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場曆史的交媾的話，那麽不妨可以這樣比喻：崇禎把房間打掃幹淨，李自成把床鋪好，張獻忠替人家寬衣解帶，最後多爾袞興衝衝地雲雨巫山。
崇禎皇帝顯然是一個非常不合格的統治者。明朝是中國曆史上最壞的一個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統中有著最無恥的基因。崇禎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國之君。”他怎麽不是？他紮紮實實是亡國之君。明朝亡在他手裏是曆史的必然。亡得應該，亡得毫無懸念。古來亡國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禎皇帝是以毀滅人才亡者。通覽晚明史，我隻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崇禎皇帝仿佛與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們置於死地而後快。
征戰天下的戰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戰略。明雖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國雖飽經了磨難，仍人才濟濟。關鍵是怎麽發現和使用他們。同樣是一批人，在崇禎皇帝手裏是亡國之臣；在李自成手裏是阿諛奉承之臣；在多爾袞手裏卻成了開國之臣。這個事實，三百年以降，仍極具警醒力。
數千年來，中國的社會形態不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穩。崇禎為什麽不學劉邦、李世民，管他視人才為奴才也好，或視奴才為人才也好，總是源源不斷地開發，使江山長治？這便是崇禎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決定他的命運。他的命運決定民族的命運。他把自己當天才，把臣屬當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個庸才。二流的領導不敢用一流的部屬。崇禎充其量是個三流貨色，敢用誰？人才不用，國家必亡。
崇禎為什麽不能用人才？史載：“帝刻忌。”何謂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擁有世界最大的帝國，心卻比針尖還小。有兩點可以說明：一、他不敢負責。李自成兵臨城下，有人建議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援京師。此舉意味著放棄遼東。崇禎皇帝明明想這麽做，而自己偏不說，要讓臣屬們說。臣子們早看透了這一點，偏不說。最富於戲劇性的一幕是，崇禎召一個大學士商議此事，大順軍的炮聲已在西直門外隆隆響起。崇禎說：“今事已急，此議如何，你說一句話就可以定奪啦!”那個大學士跪在地上，不發一言。崇禎追問再三，大學士始終像個啞巴。崇禎皇帝一跺腳，回後宮去了。須臾，城破。二，崇禎具有深刻的農民性格。這一點無疑是朱元璋血脈。“東事”和“剿匪”都需要錢，前方再三告急，崇禎甚至打算借民間一年的房租，結果全國怨聲鼎沸，罵崇禎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沒有錢嗎？李自成破紫禁城，打開皇宮藏錢的地方，不禁驚呆了。庫中“有鎮庫銀，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皆五百兩為一錠。”有許多金銀都發黴了。如此巨大的積蓄，何愁發不出軍餉？李自成吃了個飽。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禎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煥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麽慘烈。史載，袁崇煥對崇禎皇帝說：“予我錢糧兵馬，我一人足以守遼。”多豪邁!崇禎無語。他為什麽無語？他陰暗的心裏那一刻飄過什麽呢？我覺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絲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禎後來能被皇太極那麽拙劣的反間計瞞過，磔袁督師於市。根據崇禎的性格，我敢說他可能什麽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國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說嫉妒是“凶眼”。崇禎皇帝就擁有這樣一雙凶眼。弗洛伊德講，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製這個東西。《聖經》中明確把嫉妒列為七宗罪之一。中國文化則放大了這個東西。西方文化是製造天才的文化，中國文化是扼殺天才的文化。中國兩千多年的曆史本質上就是一部扼殺天才的曆史。思想壓抑、嫉妒殺人。每個人都是嫉妒者，每個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國，思想或行為出眾者，要麽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麽你得具備權勢背景。中國文化告訴我們，離天才一定要遠，因為天才是要傷人的。天才總是得不到同時代人的原諒。人們從不讚美活著的天才，而隻讚美死了的天才。離統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張獻忠的嫉妒心也很強，包括嫉妒知識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點比崇禎皇帝強：招數使在明處，不像崇禎那樣偷偷摸摸的。張獻忠在四川稱王後，開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狀元。其人才華橫溢，張獻忠整天讓他不離左右，時刻垂詢，可沒多久卻又殺了此人。有人問其故，張獻忠捋著大胡子說：“我太愛這小子了!”嫉妒在中國人身上，決不止於心理的衝動，而是經常表現為嫉妒的行為，表現為實際地迫害他人，乃至殺害他人。
扼殺人才，扼殺天才，必然鼓勵狗才。天才孤傲地守著自己的信念，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地獄。袁崇煥被淩遲時，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個幹淨。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天才者的地獄。狗才歡快地守著主子，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個突出特點：一、向上爬。“哪裏有向上爬的動機，哪裏就有吹捧。”(斯坦格爾語)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遠是雪亮的。三、造謠中傷。被造謠者隻有掌握了權力，造謠者才會把嫉妒變為恐懼，把仇恨變成崇拜。中國人自古以來隻崇拜權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個合格的領袖嗎？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劇不在於他輸了，而在於他差一點贏了。他當然是英雄。人們成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為曆史的誤會，有人是因為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為英雄是因為曆史的無情――先對他有情，繼而對他無情，因此他特別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犧牲三百年後他的遭遇還那麽強烈地撞擊著一個曠代偉人的心。李自成的銅像今天就寂寞地聳立在北京城北邊，那是他進京的方向。他已經被人們寫濫了。但人們尚未發現的是，他輸在同他的對手崇禎皇帝一樣的弱點上：農民性格兼小家子氣。曆史再無情，也是由他本人書寫的。在中國，農民性格毀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包括毀掉了發誓不做李自成的人。農民問題是我們今天依然要麵對的問題。中國自古奉行小自耕農本位，大地主很少，因為中國反對土地兼並有兩千年曆史，地主不能成為決定因素。小自耕農以家庭生產為主，沒有剩餘資本，縱有剩餘勞力，也無法輸出，這就是中國沒有工業的主因。窮人喜歡罵富人；富人又喜歡罵更富的人。農民就在這種低層次上可勁兒地徘徊。李自成進北京後，完全是一副莊稼漢作派。國家已是他的了，可他還要斂財。一如崇禎，國家已不是他的了，還要斂財。李自成全盤接收了崇禎的國庫不算，天天還要對達官貴戚們嚴刑考掠，搜刮金銀。大順軍從進京到離京，一共四十二天時間，幾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銀運往西安。吳三桂起兵後，李自成親征山海。大順軍精銳悉出。可這些遠征軍戰士居然帶著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來的珍寶。還帶著女人。闖王進京的目的就是為了撈一把呀。他根本無意在北京建都。他說：“陝，吾之故鄉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隻比項羽前進了十公裏。
李自成一生都在戰場上馳騁，可是他最大的對手卻是他自己。他沒有改變自己，因此他也無法改變世界。他的戰場是如此遼闊，他的胸襟卻如此狹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禎皇帝一樣，也是一個妒才嫉能的人。他殺李岩，與崇禎殺袁崇煥異曲同工。宋獻策送給他的圖讖“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注: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後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鎮壓黃巢有功，被唐王朝賜姓李。後唐建立前，李存勖著人編寫了擁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圖讖。]炮製的東西，卻像夢魘一樣死死地纏繞著他的心。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舉起了屠刀。李岩不過是常對他提點不同意見，便不能容。在中國，每一個想要提不同意見和敢於提不同意見的人，最後都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見，是在舉國皆奴中成為自由人的最起碼的先決條件。提不同意見，就是對狗才宣戰，但往往失敗。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麵目包起來。“古今中外，隻有中國的臉譜多，令外國人歎為觀止。”殺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這應了魯迅的一句話：暴君統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殘暴。幸虧李自成失敗了。如不失敗，大順王朝不會比大明王朝好到哪裏去。總得有人失敗，否則，在專製道路上會人滿為患。
農民的革命性甚不堅決。李自成也不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逼反吳三桂後，李自成決意親征。宋獻策和李岩都勸他不可貿然出征，說：“皇上去於皇上不利，三桂來於三桂不利。”他執意要去。但他嘴上說打仗，心裏還抱有幻想。首鼠兩端。既不堅定，又有欲望。離開北京時他帶了兩個人，一個是吳三桂的父親，一個是原山海關監軍，吳三桂的朋友。此舉說明，他還想招安吳三桂。李自成優柔，吳三桂果斷，多爾袞更果斷。碰撞的結果自然可知了。打則打，和則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過高的欲望必須克製。短期內巨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樣的欲望。從這個意義上講，短期內的成功也許不是成功。
張獻忠似乎不值得多說了。他不是人，近禽獸。他已然變態了。他的變態因絕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夥伴李自成推翻。清軍又席卷中原。天下無論如何是論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棄。張獻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歲月也衝刷不去。2002年我到成都任職，成都附近某縣基建，挖掘出近萬具白骨，據考證也是張獻忠所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軍驅趕人們到成都東門外九眼橋屠殺。當劊子手將要舉刀時，迅雷炸響三聲，張獻忠怒斥蒼天：“你放我到人間來殺人，今天為什麽用雷來嚇我？”命令士兵駕起大炮，對天空連放三炮。這一天，被殺者無算，屍首塞滿了河道，九眼橋也因此而折斷。張獻忠軍每屠殺一個地方，都詳細記錄所殺人數，其中記有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朵幾大堆。說明他變態最好的例證是這麽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婦女的小腳砍下來堆成山，帶著他最心愛的一個小妾去參觀。小妾笑著說：“好看好看，隻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雙秀美的小腳放在頂端，就再好也不過了。”張獻忠笑咪咪地說：“你的腳就最秀美。”於是把小妾的腳剁下來放到“山尖”上。張獻忠說:“不亦快哉!”
甲申年明清鼎革戰爭中，中國唯一合格的領導者是多爾袞。有一句耳熟能詳的口號叫“振興中華”，多爾袞就是振興中華的功臣。多爾袞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雖然他不是漢族人的驕傲。滿清入主中原，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拯救了中華民族，不過不能說它拯救了中華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複存在。埃及人和希臘人都不是過去曾經創造了文明的那個原住族。為什麽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恰恰是少數民族一次一次給漢族輸入新鮮血液。少數民族主要來自北方。中國的威脅始終在北方。中國的希望也始終在北方。我做過一個統計，中國古代的皇帝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當皇帝的籍貫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隴海鐵路沿線，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左近。河南是漢族的發祥地，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可現在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全國人民揶揄河南人民。河南人民怎麽了？沒有河南能有中國嗎？
在朱元璋家族手裏，漢民族已經爛透了。明朝哪裏出現過什麽“資本主義萌芽”？封建之樹常青。中國已成死水。死水隻有一個發展方向，就是變臭，變爛。一切都逼近絕境。就在這個關頭，英姿勃勃的多爾袞登場了。滿族人具有極大的進取心。他們在關外的日子過得挺滋潤：沃野千裏，牛羊成群，政治清明，軍隊剽悍。但他們沒有滿足於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後，他們的步伐仍沒有停下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注視著遠方。和成吉思汗一樣，八旗鐵騎幾乎把冷兵器時代的征伐演繹到了完美的極致。多爾袞及其後代對中國曆史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國家的完全統一。直到今天，我們還享受著睿親王留給我們的這一筆豐厚的遺產。清朝接手明朝時，明朝隻剩下三百五十五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如果沒有多爾袞，今天我們出山海關就出國了。出嘉裕關也一樣。中國領土在滿清人手裏翻了三倍還多。清朝留給民國的領土是一千一百萬平方公裏。
明朝是個大國，但漢民族是個弱勢民族。清國是個小國，但滿族是個強勢民族。強勢民族最醒目的標誌是，它的心胸非常開闊，什麽好的東西都可以接受。因為開闊而虛心，又因為虛心而開闊。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漢文化。梁思成先生當年曾陪同一位蘇聯建築家參觀故宮。麵對金碧輝煌、氣勢磅礴的皇家建築群，那位建築家說：“我禁不住要跪下來了!”想必多爾袞在踏進紫禁城的那一瞬間，也會生出同樣的感覺吧，否則你就無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孫為什麽那樣如饑似渴地學習漢文化。滿清開國，麵臨的問題是漢化。滿清亡國，麵臨的問題是西化。開國的攝政王漢化成功了，實則是失敗了。亡國的攝政王西化失敗了，實則還是失敗了。[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兩位攝政王，第一個是攝政王多爾袞，第二個是攝政王載灃，末代皇帝溥儀之父。故有諺曰：“成也攝政王，敗也攝政王。”]
滿清從不拒絕在他們看來是優秀的東西，這正是他們強盛的原因。在所有的優秀東西中，他們最不拒絕的是人才。這有點像今天那個最強大的、稱霸全球的國家。
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納全球人才，特別是中國的人才。現在，一流的人才在國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機關，搞腐敗。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國籍。目前在許多西方強國都可以組成北大、清華的尖子班。中國缺乏人才嗎？否。中國缺乏容納人才成長的土壤。明朝也一樣。崇禎自毀長城。清朝皇帝像重視生命一樣重視人才，包括重視敵人陣營中的人才。錦州總兵祖大壽曾殺死無數清兵，投降後又逃跑，十年後再降，皇太極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難怪無數人才死心塌地為之賣命。此種寬容大量，不要說朱明王朝差遠了，就是李世民也要自歎弗如呢。多爾袞又在皇太極之上。吳三桂來降，多爾袞立即給了他與自己平等的待遇----封王。
今天讀史至此，我輩仍覺慚愧。我曾去過滿清的發祥地赫圖阿拉城（在遼寧省新賓縣），城廓狹小。可此地怎麽能養育出心比天高的愛新覺羅們呢？入關前，他們活得再有滋味，也不過是解決了溫飽。史載，山海關大戰前，清軍駐歡喜嶺，戰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將投入一場決定民族和國家命運的大決戰，當是飽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當，卻不過是菜肉包子，可見平時他們吃些什麽。但就是這些視菜肉包子為佳肴的人，竟有氣吞宇宙的氣概。
趙無眠認為滿清是中國曆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說雖有爭議，但不爭的是，清朝十三個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與明朝十三帝比。愛新覺羅氏品種優良。朱氏殘次。愛新覺羅氏中佼佼者首推多爾袞。努爾哈赤有軍事天賦，皇太極有政治天賦，多爾袞兼而有之。今天回顧甲申年曆史，我們清晰地看到，在多爾袞身邊簇擁著一個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們講的精英群。剛才我提到的那個當今世界強國的政府也有這樣一個精英群。它是靠製度確保精英登上政權的寶塔尖的，多爾袞則是靠感覺把精英們攏到寶塔尖的。兩個相隔數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特點：①有一條連續、完整、清晰的戰略思路。漢朝對匈奴的勝利固然有劉徹的決心，霍去病的豪情，張騫的頑強，李廣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卻是戰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續性。戰略的較量有點像武林中高手過招，在凝神運氣之際勝負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9·11”事件之後，那個國家迅速抓住這一契機，一舉突入中亞，控製了彼得大帝做夢都想染指的地方，這絕不是臨時即興發揮，而是有著非常長期的戰略研究和準備。②不犯錯誤，少犯錯誤，犯了錯誤能及時改正錯誤。而缺乏精英群的國家則很容易犯錯誤，常犯錯誤，犯了錯誤還不知道改正錯誤。兩個精英群的不同在於他們的結局：那個國家的人才始終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國曆代統治者包括多爾袞在內，對待人才的態度就像對待廁所一樣，需要的時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國的廁所都很髒。
多爾袞的聰明使他擁有了巨大的人才庫，而人才庫又使他變得更聰明。多爾袞的每一個舉動都閃爍著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親王”，當之無愧。甲申年，這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簽收的是怎樣一個巨大的攤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從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僅用人一項，就不知超出崇禎千萬倍。吃掉中國後，他腳下不僅匍匐著漢人，還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對藏族人，用宗教。你不是信佛嗎？我在承德給你建廟，全部仿造拉薩的氣象，請喇嘛來當大爺。對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份嗎？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給蒙古的王子，她們生的兒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長大了，會造舅舅的反？
對漢人，那就不客氣嘍。漢人遠沒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運。多爾袞對漢人用了兩手，兩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漢族的儒教神聖化。多爾袞進關不久就演了一出祭孔的劇目。接著興科舉。他知道漢人有個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給你做官的希望，你就會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鎮壓：殺人，剃發，換衣冠。這又是對儒教的強奸。儒教的先師講過，頭發肢體受之父母，不可動。我偏動。滿人剃發，前額不留發，為的是在縱馬奔馳和射箭時避免散發遮住視線。而顱後一條粗大的發辮，露宿時可做枕頭。漢人剃發，則純粹是亡國，不，純粹是亡種的象征。最徹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變化對一個人的心理有著重要的影響。對一個男人來說，剃發近乎於閹割。在某種意義上遠甚於身體的死亡。多爾袞的剃發令實則是一種精神淩遲。三百六十年了，我們漢人的傷口還在滴血。在中國境內，隻有一個民族必須剃發，那就是漢族；隻有一個民族必須改換衣冠，那還是漢族。多爾袞敵視漢族人的心態與他崇拜漢文化的心態同樣強烈，卻又出色地統一在一起。今天，漢族成了全球唯一沒有民族服裝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亞太經濟組織會議上，全部領導人都按東道主的服飾穿著，被稱作“唐裝”。那是什麽“唐裝”？那分明是滿洲的馬褂嘛。旗袍和馬褂是多爾袞留下的紀念碑。
二、機會與機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從指縫中溜走的，是機遇。機遇就像個小偷，來的時候無聲無息，走的時候你卻損失慘重。一個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長，要緊處也就那麽一兩步。
我個人理解，機會和機遇聽起來相同，其實有區別。前者小，後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來把握的，後者則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曆史來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滿清王朝同時麵臨著機會和曆史機遇的挑戰。它極好地把握了前者。
誰掌握了勝利誰就掌握了曆史。誰掌握了機會誰就掌握了勝利。縱觀古今中外曆史，偉人所以稱其為偉人，就是抓住了機會。機會是一個區別英雄與狗熊的台階，上一步什麽都是，下一步什麽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輩子的苦功來走。英雄人物對機會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擊，卻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隴畝，不讀書，憑著直覺鬧革命。他對機會的把握向來問天。崇禎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與幾個窮哥們在山中飲酒。兄弟們推自成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說：“當問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與矢齊；不然，則否!”結果，漫天大雪飄然而下，雪沒過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餘年後，他進北京。在承天門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門下，他又問天。對準承天門的匾額張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穩天下。”結果不中。一頭一尾，兩次用箭，說明他的思想還停留在樸素的初級階段。
李自成占領西安後，成立了大順政權，革命形勢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經不是他的對手了，他的對手是誰呢？就是在山海關外虎視眈眈的滿洲人。隻有滿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業發生重大逆轉。一如今天，在未來的幾十年裏，世界上隻有一個國家――那個當今塊頭最大的家夥――的力量能使中國現代化進程發生重大逆轉，其他國家都辦不到。甲申年的李闖王需要什麽？時間。今天的中國需要什麽？時間。倘若李自成不要急於北上，把北京留給崇禎，其實也是把從山海關到大同、宣化一帶的長城防線留給多爾袞。尤其是山海關，從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湯。更有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實為天險。甲申年以前，清軍四次入關，都是從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邊牆進來的，飽掠之後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為山海關橫亙。沒有山海就沒有中原。李自成應當在西安把屁股坐穩。取了關中他處於多麽有利的位置嗬。劉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裏，那是古中國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陝西人，在桑梓無疑魅力無窮。經營好根據地，再爭雄。那時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彌漫著一股浮躁的空氣。輕易到來的勝利使李自成丟掉了耐心。耐心是偉大的東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種偉大的平凡。誰有耐心誰就會成功。皇太極的耐心是相當出色的。幾次入關，他的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們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牆下咽下口水。許多臣屬都勸皇太極拿下北京，但皇太極諄諄開導他們：明朝是一棵大樹，根深葉茂，現在以我們滿清的力量，還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沒有用。我現在帶你們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這棵大樹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長日久，它就成了枯幹。最後輕輕一推，便轟然倒地。皇太極這一番充滿哲理的話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載入史冊。皇太極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個中國。曆史也正是按皇太極的預測亦步亦趨。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極一半耐心，大順軍就可能統一黃河和長江流域。彼時滿清若再問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對機會的把握停留在初級階段，滿清王朝對曆史機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級階段。當我用中國眼光來審視甲申年時，我為中華民族的幸運而歡呼。當我用世界眼光來審視甲申年時，我又為中華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國，克倫威爾率領著國會軍在馬斯頓草原戰役中取得決定性勝利。這次戰役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的重要標誌之一。在崇禎皇帝自縊五年後，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斷頭台。十七世紀四十年代，東西方先後有兩位大國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們的死亡卻帶來了截然不同的結果：西方資產階級以嶄新的麵貌登上世界曆史舞台。中國卻又一次以暴政取代暴政。中國的曆史，從本質上講是沒有曆史的，因為它隻不過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能從中產生，所以說它的曆史是一個平麵圓圈的循環。西方則跳出了這個圓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軌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這個軌道的標誌性年份。中國落後於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寫那篇著名的文章時，西方無論在政治文明、經濟製度和技術上，均已領先中國三百年。
我一直有個看法：鴉片戰爭發生的不是時候。馬克思說鴉片戰爭有雙重性，有消極意義也有積極意義。如此理成立，那麽鴉片戰爭錯過了兩個最好時機：一是在明朝爛透了的時候。果子爛完了，丟棄算了。那時資本主義進來，中國肯定發生滄桑巨變。第二個時期是滿清剛入主中原的時候。那時候它的體內還湧動著原始的激情和衝動，中華文化已經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現一個比中華文化更優秀的文化，它會毫不猶豫地棄劣從優。日本人的門戶也是被西方炮艦打開的，但日本以一種現實明智的態度去對待西方炮艦後麵的文明，舉國上下出現了全盤西化的熱潮。十八世紀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會比甲申年的滿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鴉片戰爭偏偏發生在滿族已經被漢文化徹底同化之後。滿族最後全盤吸取了中華文化，繼承了中華文化，但是吸收的卻是中華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結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滿清本來可以做到這一點。從他們在甲申年的表現來看，他們對曆史機遇有著多強烈的敏感嗬。山海關之戰就是明證。李自成打下北京，滿洲方麵沒有得到任何消息。當時清軍已出動，準備像以前四次那樣，從喜峰口或牆子嶺等地破長城，進京畿地區遊擊。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軍來到沈陽西南一個叫翁後的地方，突然停止前進。原來，是吳三桂派來請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時，多爾袞才知道北京陷落的準確消息。吳三桂請求多爾袞繼續按原來的路線進軍，從喜峰口、牆子嶺一帶進入長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與關寧兵一齊聚爾殲之。形勢變於呼吸間。昨天的敵人變成了朋友。更強的敵人出現了。留給多爾袞的時間隻有一日。這是這個年輕人短暫的一生中最長的一日。他果斷決定，大軍直發山海。他才不會理會吳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牆子嶺的要求呢。他知道時機天降，來不得丁點猶豫。他決心在山海關與李自成軍做正麵戰鬥。當一個國家打敗了一個強大國家，它就成了一個強大的國家。翁後決策，饒是大戰略家手筆。八旗軍如離弦之箭。清軍以每天二百裏的速度插向山海關，相當於紅軍搶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離開北京後，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關四百餘裏，大順軍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裏，結果與清軍差不多同時抵達山海關。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關之戰就不是後來那個結局了。在次日發生的決定中國命運的山海關大決戰中，多爾袞命吳三桂先與大順軍接戰。大順軍越戰越勇，吳三桂眼看就不能支。這時候，從海麵上突然刮來一陣狂風。此風怪矣!起來的真是時候。且又是對著農民軍刮去。後來清朝史籍中把這股風稱為“神風”。這股風莫非也是機遇？多爾袞立即抓住這股風的絕好機會，揮軍出動。萬馬奔騰。山呼海嘯。農民軍被這股遮天蔽日的沙塵吹得閉上眼睛，重新睜開時，忽然發現對手已換成剃光了前額的清軍士兵，戰鬥意誌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於高崗之上觀戰，一個和尚告他：“韃子兵!”自成撥馬就走。這不是一場戰鬥，而是一場屠殺。
機遇就像陽光，它會公平地照在每一個人身上。捕捉機遇就是捕捉曆史。滿清沒有像英國那樣走上一條更新的發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滿人有這個可能。漢人則毫無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指責滿人，有點無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後英國軍艦打到家門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們居然都不知道英國在哪裏。
甲申年，李自成也輸在不知彼上。他對形勢的錯誤判斷有相當部分基於此。最患不知彼。隻知道自己有多強大，不知道敵人有多強大。特別是，敵人的強大要比我們認識的強大還要強大，事情就不可為了。滿清雖然是遊牧民族，生產力低下，但戰爭力不低。遊牧民族的戰爭熱情和戰爭能量整整燃燒了幾個世紀，摧毀了三個文明。他們不會種地，但是會發明戰爭機器。馬鐙就是中國遊牧民族發明的。有了這個小東西，所向披靡，竟騎馬打到歐洲去了。薩爾滸大戰時，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鐵所製，朝鮮援兵的披甲則是紙做的，少數是用柳條做的，而清兵幾乎人人皆披精鐵製成的鎧甲。除護住胸部和背部外，連頭、手臂和腳，都被層層防護，甚至連戰馬也披甲。由於其甲胄非常堅硬，除非用強弓，否則百步之外根本無法洞穿。薩爾滸大戰是萬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經過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銳。
大順軍在漫長的革命戰爭中也煉成了鋼鐵。秦地是出過“虎狼師”的。大順軍亦是一支“虎狼師”。我舉一例：大順軍的戰馬平時是不飲水的，而是飲血。殺俘虜的血飲馬。馬飲慣了血，對水不屑一顧。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飲馬，讓馬特別饑渴。上了戰場，戰馬一旦聞到血腥味，奔騰嘶鳴，眼睛發紅，簡直像獅子一樣。騎這種馬陷陣，無不克。這種事到今天想起來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順軍仍遠不是八旗鐵騎的對手。何止不是對手，完全不堪一擊。你想，敵人有多強大？當時有人這樣稱讚八旗兵：“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於騎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
然而，在郭沫若寫作那篇文章的時候，我們不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們比滿清幸運百倍。宥於曆史條件，滿清王朝隻能在“壞”與“更壞”之間做出選擇，我們則可以在“好”與“壞”之間做出選擇。曆史機遇一如向滿清招手那樣向我們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國既存在著國民道德素質問題，也存在著當權者統治素質問題。到了郭沫若寫作《祭》文的甲申年，經過鴉片戰爭來百年的猛醒，經過先賢們的奮鬥，二者都達到古人無法企及的高度。按說，偉大的民族變革應當到來。
我們終於等到了這個偉大的變革，不過不是在紀念甲申三百年的時候，而是在幾乎六十年後，鄧小平登上曆史舞台的時候。在那之前，我們又一次與曆史機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個亡靈真是強悍，不僅在中國遊蕩，不僅在具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東方國家遊蕩，甚至一度完全籠罩了我們北方那個龐大的鄰國。古希臘創造了城邦政體。秦王朝創造了中央集權的官僚政體。希臘的影響是世界的，秦朝的影響隻能是中國的。那個北方鄰國創建了現代集權專製，它的影響也隻能是中國的，當然階段性地它也影響了歐洲東部幾個小國家。毛澤東曾擔心資本主義在中國複辟，那毫無可能。在中國複辟的隻能是封建主義。過去是，如果根除不絕，將來也可能是。鄧小平的曆史功勳不僅是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還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沒有“任何進步”的平麵循環，使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轉到了與世界發展潮流一致的方向。偉大的改革從來都是偉大精神的產物。鄧小平的精神應該被稱作中國曆史上的“鄧小平元年”。鄧小平改變了我們的內心。內心的變化比政治經濟領域內的變化更深遠。鄧小平改變了我們的思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機遇再次眷顧中國。中國的安全環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好。自秦漢兩千年來的曆史中，中國第一次免除了來自北方的威脅；自鴉片戰爭一百六十年來，中國第一次免除了來自海上的威脅；自1894年甲午戰爭一百年來，中國第一次免除了來自東北麵那個小島的威脅。二十一世紀，中國如果能夠得到一個完整的百年和平來進行現代化建設，中國肯定將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我們不應該讓任何其它因素動搖這座平台。中國百年來的革命再革命，為的不就是尋找一個和平的環境，使自己更加強盛嗎？現在這個時機來了，我們要抓住它，不能讓它溜走。不能為局部歡呼。心境最重要。我們要善於改變心情。改變心情就改變了世界。
回到甲申年，滿清喪失曆史機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則要從被它征服和反過來又征服了它的漢民族身上去找。於是引出下一個話題——
三、一個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個民族
前麵談到，中華文明一經成熟就喪失了活力，開始衰朽。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少數民族尤其是滿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說是民族征服之後，都是中華文明的高峰。但這座高峰，往往是用鮮血鋪就的。
甲申年的曆史是用漢民族的鮮血書寫的。滿清貴族踏著漢人累累的屍體步入他們最輝煌的事業的祭壇。明成祖時曾進行過一次人口統計，全國人口為六千萬。明末為一億。而滿清入主中原後，到清世祖時又進行了一次人口統計，全國人口隻剩下一千四百萬人了，銳減了百分之八十多。約六千萬人民在明清鼎革戰爭中遭到屠殺。一個小小的揚州，就被殺害了八十萬人。滿族征服漢族，始終貫徹一個既定方針：屠殺。對蒙古人和朝鮮人卻不是這樣。清軍占領遼東地區後，先是擔心當地窮人無法生活而造反，就把遼東地區的貧民都抓起來殺掉，稱為“殺窮鬼”。兩年之後，清軍又怕遼東的富人不堪壓迫而反抗，又把遼東地區的富人幾乎殺光，稱為“殺富戶”。如此大規模屠殺兩次，遼東地區的漢民基本殆盡。入關之後，也是一殺再殺。直殺得驚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殺中改變顏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侵華，完全沿襲了滿清滅亡中國的方略――戰略一致，路線一致，手法一致，連屠殺都一致。南京大屠殺就是“揚州十日”的現代版。
少時讀史，為漢人落淚。長大讀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曆史為何這麽悲？一個大國亡於一個小國，怨誰？軍隊不可謂不多，武器不可謂不精，地域不可謂不廣闊，為什麽隻會望風退？滿清入關的時候，滿八旗、蒙古八旗、漢八旗、兵力加起來才十七萬人。李自成就有百萬大軍，更遑論明軍正規軍。漢人上億。可就是這十七萬人，竟斬關奪將，一路凱歌。他們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最大的奇跡。談及此，作為軍人，我幾乎忍不住要對八旗軍膜拜和頂禮。與此同時我也痛思，我們的祖先怎麽了？如何懦弱至極？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個時代裏，歐洲發生了一件事情：法國路易十四國王率大軍對荷蘭進行滅國性攻擊。荷蘭極小，抵擋不住，但誓死不降。荷蘭人民挖開海堤，引大西洋淹沒其國。寧將全部財產和家園毀於海水，也絕不留給侵略者。隨即登上艦船出海，漂流遠洋，決不屈服。有古漢人之風。古代漢族人是世界最強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漢族的青春史。翻開司馬遷的《史記》，有記載叛徒的篇章嗎？據統計，在漢朝時，一個漢兵可以頂五個匈奴人。到了宋朝，情況顛倒過來，一個金兵可以抵十個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個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個漢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幾乎和滿清同時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國的幾千人遠征軍，繞過大半個地球來打中國，清朝有常備軍百萬，竟被打得叫饒。
是什麽改變了我們？是什麽使漢民族變得這麽不及格？從理論上說，甲申年我們已經被開除過一次“球籍”了。我們在心靈上已經死了，雖然我們在肉體上還活著。我們輸掉的是戰爭嗎？我們輸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們生存至今，不，苟存至今麽？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說，沒有一個民族能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對此，我要唱反調。何止我，先哲們早就唱反調了。黑格爾說：中國是災荒亡國。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魯迅也說過中國人是“災民”的話。中華文化最詭譎之處就在於，它很難死，也很難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猶太人始終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國――猶太教。而我們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園久矣!我們民族的延續主要靠繁殖後代。梁啟超說：“中國人種……世界最膨脹之有力人種也。”我們民族的繁殖力特別強，有數量沒質量。每當滅頂災害到來時，數量往往起決定因素。對漢民族統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漢族人極大地煥發了生殖激情，二百餘年人口翻了好幾番，至民國接手時，已是四億五千萬了。就是拿到今天來比，也隻有印度才能望其項背。這種繁殖是以退化作為代價的。猶太人兩千年前是什麽樣，今天還是什麽樣。縱是奧斯威辛的大屠殺也不能對他們予以絲毫的改變。我們則變了，變得連自己都認不出自己了。甚至連征服漢族的滿清人也變了。清亡時，你到北京街頭走一走，到處可以見到遛鳥唱曲的八旗遺老遺少。來自曠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這麽一副慘不忍睹的模樣。唯有郊野中偶爾可見幾個旗人在放鷹。從他們豪邁的動作中，以及從獵鷹威風凜凜地捕捉麻雀的動作中，才依稀可見當年努爾哈赤和多爾袞的雄風。
中國為什麽會屢屢喪失曆史機遇？如果說滿清喪失曆史機遇是偶然的話，漢民族則是必然的。魚從頭爛起。最根本的原因還要從源頭上尋找，那就是文化。回顧甲申亡國史，一個龐大的民族被一個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讀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們民族為什麽會獨步於世界民族之林外麵。
宗教當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書了。讀甲申，與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華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後麵，都可以看到一隻黑手，那就是儒教。漢族是在漢武帝手中獲得這個名稱的，但漢武帝對漢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顛覆，或晚顛覆，中國也許就不是現在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當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權製度又與繼承他的那個朝代獨尊儒術有著某種血緣聯係。魯迅也不容儒。梁啟超、林語堂、胡適，都不容儒。毛澤東也不容儒。他說他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雖說有其現實的政治動機，可不含一絲文化反思的成份嗎？存疑。儒教確立皇權，皇權確立獨裁，獨裁確立專製。專製是戰無不敗的。甲申年失敗就敗在這一點上。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奉儒教為宗教的民族則肯定是要墮落的。
儒教全部學說的核心在於它的“崇聖性”：所有的思想到聖人那兒已經到頭，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權力到君主那兒已經到頭，不能更換。社會隻存在著一個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隻存在著一個聲音，那就是君主的聲音。在一個國家，某種思想一旦成為“惟一”，而且“法定”，這個民族就休想再有什麽想象力和靈性了。美國總統威爾遜曾說：“會思想的人不會行動，會行動的人不會思想。”而在中國，千年來，隻有行動，沒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於朱元璋的殘暴，中國人“惟上性格”發展到了極致。滿朝一片恐怖之聲。舉國皆是精神奴才。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有什麽樣的領袖，就有什麽樣的人民。崇禎圖強，明為什麽偏不強？崇禎要天下穩定，天下為什麽洶洶？一億人的腦袋圍著一個人的腦袋轉，就是最大的不穩定。全盤漢化的清王朝在這方麵一點也不比明朝好。它雖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國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創造力的王朝。
上個世紀我們北方那個大國的崩潰，就是思想摧殘的結果。它解體的直接原因貌似經濟的停滯，其實正是長期的思想控製造成了經濟的停滯。那個鄰國的執政黨幾十年來孜孜不倦地做著一項工作：使人民喪失思想的能力。喪失了思想也就喪失了創造力，甚至喪失了生命力。幾十年隻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幾百年呢？幾千年呢？思想的專斷必然導致權力的專斷。在以毀滅思想為要務的時代，思想者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國，國家為一家之國，一姓之國。甲申之際，顧炎武曾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國，全民族為異族征服則謂之亡天下。甲申年的曆史是既亡國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為國出力，故國亡。國家不能保護人民，故天下亡。最淺顯的道理是，既然國家是你一家之國，我憑什麽拚著一腔熱血去保衛它？保衛別人的東西？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視國家為私產，人民也視國家為商品。這一點，從北方大鄰國的執政黨的解體上也能得到印證。當執政黨宣布解散時，不但廣大群眾異常平靜，而且廣大黨員也異常平靜。他們並沒有失去政權的感覺。人民無主權，政權難持久。人民不把這個政權當成是自己的政權，而看成是當權者的政權；黨員不把執政黨看成是自己的黨，而看成是黨內當權者的黨。絕大多數黨員看著執政黨被解散，宛如像是別的黨被解散一樣。這些人除了捍衛自己的利益外，沒有捍衛過別的什麽。
這一點，從明朝皇帝與臣屬的關係上得到的印證最無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個打屁股的朝代。沒有哪一個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樣喜歡打臣子的屁股。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褲子就打。有時候，一百多個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飛舞，鮮血橫飛，蔚為壯觀。朱元璋和他的子孫們視臣屬為糞土。對最高貴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從最見不得人的私處開始。朱元璋絕對有虐待傾向。到了崇禎皇帝，更上一層樓。某次，一個大臣對自己的錯誤不承認，崇禎大怒，下令就在金鑾殿上用刑。幾個內閣大臣連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沒有的事!”崇禎皇帝說：“這家夥也是三百年沒有的人!”幾打死。
明朝對臣屬壓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場也最慘。李自成將要殺入紫禁城時，崇禎皇帝擊鍾呼喚百官，無一人前來。隨他在煤山赴死的隻有一個太監。李自成找到崇禎皇帝的屍首後，把它放在大路口，沒有一個明朝大臣跑去哭泣，隻有一個和尚用麥飯做祭品，吊喪。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報名出來相見，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裏站著等了一整天，還沒見到李自成和劉宗敏的麵。史書談到甲申年這段曆史時寫道：“百官皆好降。”為何好降？難道和“廷杖”沒有一點關聯嗎？明朝從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檢，開創了屠殺大臣最多、最慘、最無理、最無恥的先例，明朝大臣也開創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規模集體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氣節真的還不如幾個粉麵柳腰的妓女。
還有一個事實我注意到了：離專製中心越近也就是離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盡節的大臣越少。越往北發生的戰鬥越少，而越往南則戰事越烈。明朝人寫的書《甲申傳信錄》中講：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營兵四十餘萬，部將數以千計，“臨敵力戰，死於疆事者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時，全國官員自殺者中，南方人多於北方人。具體數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隸隻有一人。燕趙之地無悲歌。吳越之地有義士。中國的風向肯定是漸漸南轉了。大屠殺都發生在南方。我對音樂是外行，但一聽到揚州的評彈，我總有一種揮不去的哀戚之感，隱隱聽到八十萬生靈的慘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慘。悲慘中有哀怨。袁崇煥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煥遺骨掩埋的佘姓義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沒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著袁督師的遺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盡屈辱的大臣們到了清朝之後，一個個都煥發了嶄新的青春。在與自己同胞作戰的時候他們表現出來的勇氣、謀略和聰明才智，真令人歎為觀止。真正打下漢族天下的是漢族人。《康熙傳》中指出：“滿族人在征服中華帝國的過程中，幾乎沒有付出任何代價，而由漢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滿洲人為反對他們本民族而戰。”吳三桂在寧遠前線，並沒有顯出多麽強的戰鬥力，可一旦易幟後，變得像豹子一樣凶猛，對李自成軍百戰百勝。吳三桂一直從東北打到緬甸。他的戰功隻有也從東北打到南中國海的林彪可與其媲美。洪承疇[注：洪承疇，曾任明朝薊遼總督，率十三萬大軍援救被皇太極圍困的錦州，在鬆山大敗，被俘後投降。清軍入關時，積極為多爾袞出謀劃策，並親統軍隊平定江南。]曾被困鬆山，一籌莫展，但投降後，妙計倍出。傳檄定江南。明朝兵部侍郎錢謙益曾投水自殺，可由於“水太涼”而沒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鐸，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寫作《圓圓曲》的吳偉業的文藝創作都在入清後達到了新的高潮。錢謙益曾發明了一件樣式特別的外套：小領，大袖。一位江南學者問他這衣服代表哪朝風格，錢謙益故作戲語道：“小領示我尊重本朝之製，大袖則不忘前朝之意。”那學者諷刺道：“先生真是兩朝‘領袖’!”錢謙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潤潤地活到八十二歲，這說明他在新朝過得相當好。滿清對這些明朝舊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們統統放進了《貳臣傳》。中國第一部史書黃鍾大呂。最後一個朝代撰寫的史書則飽含激情描寫叛徒。非一個叛徒，一大窩也。
專製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在我們的文化遺產中，這種由少數人百分之百控製多數人命運的殘酷製度既脆弱，又堅強。脆弱是因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擊，堅強是因為每當外部打擊過去後，它總是枯木逢春。它總是像“一次權力交接儀式，把奄奄一息的專製交給精力充沛的專製。”這就要說到專製下的人民了。專製主義最可惡的一個特點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這一點唯有高壓。高壓必造成順從。順從必培養奴性。中國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卻不如儒教來得猛烈。儒教已經把中國人培養得有受虐傾向了，並對淩辱有極強的忍耐力。中國人在極權和專製麵前是死人。在外國侵略者麵前也是死人。人平時沒有尊嚴，戰時也很難有尊嚴。奴隸在奴隸主麵前是奴隸，在外國侵略者麵前就變成主人了？你做夢吧。
甲申年的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一盤散沙的典型場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壓壓一片，走起路來整齊劃一，喊起口號來震天價響。他們最愛喊的口號是“愛國”和“中國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要比對專製還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於近代的屈辱使中國人心理存在著某種“不完整”，所以我們一次次說“站起來了”，正是這種心理的反應。思想看起來比疆域還統一。但一旦敵人來了，大家立即作鳥獸散。明末，清軍尚未入關，但幾次撕破邊牆進京畿騷擾作戰。孫傳庭 [注：孫傳庭，陝西巡撫，曾在潼關南原設伏大敗李自成。李自成隻剩下十八騎，逃往商洛山中。]挾潼關大勝的餘威，進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隊與一小隊清軍騎兵相遇了。明軍有幾千人，用孫傳庭的話講：“俱為身經百戰之士。”清軍隻有幾十人，雙方隔著一條河。明軍叫罵道：“我操你的老婆女兒!”清兵大笑，從軍營中拉出近百名婦女，穿紅戴綠，指著說：“這些都是你們的姐妹母親，都被我們操了!”說著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幹起來。同時有十幾個騎兵下河向這邊渡來，幾千明軍嚇得魂飛魄散，轉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計其數。
專製吃人。人民變成羊。漢民族就是羊。漢民族的膝蓋特別容易彎。既容易向皇帝彎，也容易向敵人彎。甲申年，整個中國大地上都飄揚著一股羊的氣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並不介意它麵對的羊究竟是一隻還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揚州城破，清軍開展大屠殺。揚州頓成地獄。比地獄更難忘的場景是那些人民引頸受戮的場麵。史載：隻要遇見一個滿族士兵，“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就像一個蒙古兵可以命令幾百個波斯百姓互相捆綁起來，然後乖乖地把他們殺掉一樣，清兵在揚州也是這樣。一個清兵，遇見近五十名青壯男子，清兵橫刀一呼：“蠻子來!蠻子來!”這些人皆戰戰兢兢，無一敢動。這個清兵押著這些人(無捆綁)去殺人場，無一人敢反抗不說，甚至沒一人敢跑。到刑場後，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殺。
相同的情形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南京，一個師的國民黨部隊，遇見十六個日本人的小隊，就乖乖投降了。幾百個日本兵押著幾萬名國民黨軍俘虜去燕子磯屠殺，這些俘虜連逃跑的勇氣都無。一位軍委副主席講：在他的老家山東某縣，七、八個日本鬼子來掃蕩，三、四萬軍民在“跑反”。
為了活命，揚州城那些因美麗而聞名的婦女們，願意把她們的身體獻給清兵而換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滿城的哀號慘叫中精心梳妝打扮，爾後倚門，向清兵獻媚。一個清兵士卒說：“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清軍令這些婦女全部脫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間，在寧古塔(黑龍江)或蒙古附近，有人還看見過這些年紀已大、飽受欺辱的婦女。她們操揚州口音，身穿獸皮。她們悲慘的靈魂至今仍遊蕩在白山黑水間，我深信。
曾有一個玩笑，問：豬除了可以吃外，還有什麽用？答：可以用來罵人。走筆至此，我突然想，豬比羊出息多了。一個人是殺不了豬的。豬堅決反抗。豬的吼聲是絕望而雄壯的。它一輩子隻有在被殺時才發出這最後的吼聲。殺羊簡潔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戶根本不用捆綁，隻用手輕輕摩挲羊的頭和身子，羊便馴服地躺下。屠戶用刀在羊喉嚨處輕柔地一抹，血噴出來。羊的眼睛裏淌下一行淚水。我們應當學習豬的胸襟。
專製社會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寬容精神。奴性越大，寬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們這個民族一個源遠流長的特點。這樣的民族總是怯於公戰，勇於私鬥。中國的內戰是世界史上的奇觀。我認為，越是內戰厲害的民族，外戰越不行。反過來說，越是外戰不行的民族，內戰越凶。孟德斯鳩講過一句深刻的話：“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有人認為此話有雙重含義，一是說明統治階級的殘暴，二是說明人民的殘暴。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暢。“一個民族隻要幹出‘大躍進’和‘文革’這兩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該民族就能進入‘恥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冊。”可我們幹了這兩件事還不夠。“文化大革命”才走，我們已開始遺忘。“文化大革命”是我們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靈史，是我們生命中一個永遠無可回避的話題。潘嶽說：“自建國以來我們所搞的一係列‘革命運動’暴露出來的問題與結果是：自己內部培養的精英層幾乎全部被打壓，中產階級萌芽也被消滅。”正因為中國沒有革封建主義的命，資本主義反過來就頂翻了所謂的無產階級。魯迅說：“中國愛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鬥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鬥爭，也愛看自己人鬥爭，就是不敢同外國侵略者鬥爭。”
中國的漢奸豐富多彩，叫人說不盡，道不完。漢奸在哪裏？漢奸在我們心裏。中國曆史上出現過兩次大規模的漢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戰爭中。漢奸有兩個特點，一是在外國主人麵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內戰，征伐自己的同胞時顯示出無比的英勇。甲申年，清軍兵鋒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喪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宮山。可就是在這個關頭，鎮守武漢的明朝總兵官左良玉還順江東下，準備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側”。南京在什麽人手裏？南京還在中國人手裏嘛。鎮守南京的馬士英也露出一副漢奸嘴臉，說：“我們寧可死在清人手裏，也絕不死在左良玉手裏!”
清軍殘酷，漢民族在內戰中表現出來的殘酷性，不讓清軍。在揚州、嘉定、江陰這些城市發生大屠殺的同時，在漢人控製的地區也發生了大屠殺。幾乎在多爾袞重開科舉的同時，張獻忠也在成都詭稱開科取士，在貢院門口設置長繩，離地四尺，將讀書人按名冊排列，凡站立起來超過繩索的，都被押到西門外青羊宮殺死。先後被殺數萬人，貢院中筆硯堆積如山。張獻忠討厭文人，認為文人奸詐偽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殺光了。他曾一天內殺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認為他殺得太多了，他說：“文官還怕沒有人做嗎？
張獻忠不說也罷，可素以軍紀嚴明號稱的大順軍，對老百姓又好到哪裏去了呢？大順軍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簞壺食漿，以迎義師。一個老農民在城門口攔住幾個大順軍戰士，絮絮叨叨地向他們講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壓榨，生活如何淒涼，等等。一個大順軍小頭目說：“哎呀，你既然那麽苦，何必還活在世間呢？”就把老農殺了。
今天漢民族變了嗎？答案在漢民族每一個成員心裏。我們身上仍然烙著甲申年深深的印記。我們民族是否能經得起另一場甲申風暴？我們的生活中充斥著太多的勾心鬥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視與自然鬥，所以誕生了一個又一個思想家和發明家。中華文化重視與人鬥，所以出現了一個又一個整人高手。中國是告密者的樂園。甲申年，江蘇有個曾當過官的人，躲到鄉下去教書，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個字，又在左臂上刺“生為明人”，右臂上刺“死為明鬼”。一天，他脫衣洗澡，被人看見，立即向官府告發，被處死刑。南京大屠殺時，日本人抓住國民黨軍人後，進行甄別。在押的上萬人中潛藏著換了服裝的師長、團長。日本人喝道：“誰是當官的？站出來!”頓時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師長團長們。結局是一樣的：指認人的人和被指認的人都難逃一死。
是什麽使我們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懼？我們在這種仇恨和恐懼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資源。中華文化的根是一種低成本生存。什麽生命頑強？越低下的生命越頑強，如螻蟻。越高貴的生命越易折，如獅子。螻蟻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毀掉了自己，也毀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內戰凶猛，還有一個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論看起來最無私的，其實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無私”。而專製下，帝王自私，臣民憑什麽為公？你經營你的大家，我經營我的小窩。你殺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個自私的人是不會愛國的。明朝“靖難之役”時，兩個大官相約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殺以殉。北兵進城時，城中大亂。大官甲聽見大官乙對家人大聲喊道：“外麵亂糟糟的，你們趕緊把豬欄門關好，小心偷豬賊。”甲苦笑道：“一條豬都這樣顧惜，更舍不得一條命了。”
中國亡在滿清手裏是中國的幸運。滿清統治了漢族則是滿清的不幸。從甲申年漢族的表現來看，這個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變質。它的選擇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經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變命運。命運改變性格。中國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變的，也不能改變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愛的，又不愛自己所得到的。沒有任何一種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沒有一個人能聽見內在的道德質問。生命的價值低於資源的價值。中國政治內涵於中國文化。一部文明史，本來是人越來越從各種桎梏中解脫出來的曆史，因而應當越來越成為人的曆史。而我們的文明史，卻是越來越把人桎梏起來的曆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國之落後，實際是一種文化上的落後。文化是一種能力。它強大，卻容易被人忽視。文化是社會的鏡子，而未來則是文化的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