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公布後,引起輿論高度關注。決議全文共3.6萬餘字,其中僅提到19個人物。
除了中共五代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決議也提到了被中共尊為“革命先驅”的孫中山。決議在第一部分“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中寫道,“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但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中國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領救亡運動,迫切需要新的組織凝聚革命力量。”以此作為中共“應運而生”的背景。
曆史決議提到的其他13人,分別是陳獨秀、王明、張國燾、林彪、江青、周永康、薄熙來、孫政才、令計劃、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輝、張陽。他們可以被稱為中共百年曆史決議點名的13個負麵典型。
陳獨秀是中共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從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陳獨秀均當選中共最高領導人。曆史決議寫道,“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內反動集團叛變革命,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由於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強大的敵人突然襲擊下遭到慘重失敗。”
王明原名陳紹禹,是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Pavel Mif)的得意弟子。1931年1月,中共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時任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一手扶植下,王明一躍登上中共領導崗位。1931年6月,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米夫以共產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總書記。曆史決議寫道,“由於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錯誤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經過艱苦卓絕的長征轉戰到陝北。”
張國燾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也是毛澤東的最強大對手,投靠國民黨又被國民黨拋棄,最終客死異國加拿大。1935年6月,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麵軍(一萬多人)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麵軍(八萬多人)在四川懋功會師。由於兩軍兵力懸殊,張國燾的心態發生變化,一度另立中央。曆史決議寫道,“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遵義會議……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並且在這以後使黨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麵。”
林彪是毛澤東在文革期間選定的接班人,江青則是毛澤東的夫人和發動文革的重要助手。曆史決議寫道,“毛澤東同誌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誌的錯誤,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釀成十年內亂,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其慘痛。”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也曾稱林彪、江青等人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誌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值得一提的是,與這個論述相比,百年曆史決議不再提林彪、江青等人所做的罪惡活動是背著毛澤東進行的,顯然更符合曆史事實。
百年曆史決議第四部分“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用整個決議一半以上的篇幅(1.9萬餘字)論述了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堅持黨的領導、從嚴治黨、經濟建設、深化改革開放、政治建設、依法治國、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國防和軍隊建設、維護國家安全、推進祖國統一以及外交工作等13個方麵所取得的“曆史性成就”。
在這一部分,周永康、薄熙來、孫政才、令計劃、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輝、張陽等八人被點名。他們都是中共在十八大以後掀起的力度空前的反腐敗運動中查處的“大老虎”。而周永康、薄熙來、孫政才、令計劃、郭伯雄、徐才厚曾被《人民日報》、《求是》雜誌等中共官方報刊定為“野心家、陰謀家”。
百年曆史決議先後寫道,“黨聚焦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查處周永康、薄熙來、孫政才、令計劃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深入推進軍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堅決查處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輝、張陽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並徹底肅清其流毒影響。”
百年曆史決議稱,前兩個曆史決議即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和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至今仍然適用。有必要指出的是,百年曆史決議沒有提及,而被前兩個曆史決議定為負麵典型的人物還有李立三、羅章龍、高崗、饒瀨石、康生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