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31日,陳伯達授意錢抵千、朱悅鵬、尚力科三人起草當晚上版的社論草稿。三人根據陳伯達講述的社論大意,調整串聯成文《再接再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社論經陳伯達修改、審定,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為題,發表在6月1日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
同日,經毛澤東批準,新華社播發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經康生授意)寫的誣陷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張大字報,向全國廣播。
從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
全文內容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1/4的社會主義中國興起。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鬥號召下,億萬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打碎了多少年來剝削階級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枷鎖,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毛主席教導我們,在我國,在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國解放16年以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鬥爭,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正是這個鬥爭的繼續發展。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無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是根本對立的,是不能和平共處的。無產階級革命,是要消滅一切剝削階級、消滅一切剝削製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滅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的最徹底的革命,這不能不遇到剝削階級最頑強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意識形態、宗教、藝術、法律、政權,最中心的是政權。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無論有著怎樣千頭萬緒的事,都永遠不要忘記政權,不要忘記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變成了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那就是糊塗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鬥爭,歸根到底,就是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剝削階級的槍杆子被繳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奪過來了,但是,他們腦袋裏的反動思想還存在著。我們推翻了他們的統治,沒收了他們的財產,並不等於沒收了他們腦袋裏的反動思想,剝削階級統治了勞動人民幾千年,他們壟斷了由勞動人民創造的文化,反過來用以欺騙、愚弄、麻醉勞動人民,鞏固他們的反動政權。幾千年來,他們的思想是統治的思想,在社會上不能不有廣泛的影響。他們的反動統治被推翻以後,他們是不死心的,總是企圖利用他們過去這類的影響,為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複辟進行輿論準備。解放16年來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連續不斷地鬥爭,直到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被揭露,就是一場複辟和反複辟的鬥爭。
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資產階級為了奪取政權,也是首先從意識形態上進行準備,搞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是由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尚且要經過多次反複,經過多少次的革命、複辟和反複辟的鬥爭。資產階級革命從思想準備到奪取政權,在歐洲的許多國家,都進行了幾百年之久。無產階級革命是徹底結束一切剝削製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剝削階級會乖乖地聽任無產階級剝奪他們的一切特權,而不想恢複他們的統治。他們人還在,心不死,必然要象列寧所說的那樣,以十倍的瘋狂,來企圖恢複他們失去的天堂。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篡黨,篡軍,篡政,這個事實,對全世界無產階級說來,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教訓。目前中國那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學者權威”,他們所做的,就是資本主義複辟的夢。他們的政治統治被推翻了,但是他們還是要拚命維持所謂學術“權威”,製造複辟輿論,同我們爭奪群眾,爭奪年青一代和將來一代。
資產階級進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奪得政權的時候就結束了。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反對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文化革命。這種文化革命的性質,同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這種文化革命,隻有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取得了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先決條件,才能為這種文化革命開辟最廣闊的道路。
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創造和形成嶄新的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是人類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風易俗的偉大事業。對於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一切遺產、風俗、習慣,都必須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加以透徹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舊社會的惡習,是需要時間的。但是,解放以來的經驗證明,如果充分發動了群眾,走群眾路線,使移風易俗成為真正廣大的群眾運動,那末,見效就可能快起來。
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為少數新剝削階級服務的,它隻能由少數人參加,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和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這能吸引和團結廣大勞動人民參加。資產階級啟蒙人物總是卑視群眾,把群眾當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當然支配者。
無產階級思想革命家同他們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目的是在喚起人民群眾的自覺,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而奮鬥。
資產階級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製不住自己對於人民群眾的仇恨心。馬克思說:“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會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它。”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也還是這樣。
目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模和聲勢,在人類曆史上還不曾有過,它的威力之大,來勢之猛,在運動中所迸發出的勞動人民無限的智慧,遠遠超出了資產階級老爺們的想象。事實雄辯地證明,毛澤東思想一旦掌握了群眾,就成為威力無窮的精神原子彈。這一場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動中國人民社會義事業的前進,也必將對世界的現在和未來,發生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我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驚慌和混亂。他們一會兒想入非非,說什麽我們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國下一代“和平演變”已經有了希望呀;他們一會兒又悲觀失望,說什麽一切消息表明,共產黨的統治還是十分鞏固呀;他們一會兒又表現出無限迷茫,說什麽要對中國所發生的事情隨時作出準確判斷的真正的“中國通”是永遠不可能有的呀。親愛的先生們,你們的胡思亂想總是同曆史的發展背道而馳的。人類曆史上空前的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開展和勝利,敲響了中國土地上殘存的資本主義勢力的喪鍾,也敲響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喪鍾。你們的日子不會長久了。
從“”年代熬過來的人,一定會對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那篇毒液四濺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記憶猶新。
那末這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是誰炮製?又是怎樣出籠的?請看:
一
1966年5月4日至2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
5月16日,會議通過由主持製定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說,中央決定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正式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副組長、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等。
這個小組,後來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的實際指揮機構。
二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僅兩天,即1966年5月30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劉誌堅召集總政宣傳部長錢抵千,《解放軍報》黨委委員朱悅鵬(記者處長)、李久勝(通聯處長)談話,交待一項重要任務:中央決定組織一個工作組去《人民日報》,工作組由陳伯達負責。中央要軍隊抽3個同誌作為工作組成員,所以挑選你們3個去,希望你們能愉快接受任務,堅決服從陳伯達的領導。明天上午10時,你們去釣魚台向陳伯達報到。
三
次日,即1966年5月31日上午10時,錢抵千、朱悅鵬、尚力科(李久勝因有其他任務,改為尚力科。尚時任《解放軍報》軍事工作宣傳處副主編)3位解放軍總政治部選派的幹部,準時趕到戒備森嚴的釣魚台,徑直到8樓,接待人員將他們領進一個寬敞的會議室。
會議室裏,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小組組長陳伯達,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小組顧問以及其他兩個人已經就坐。
談話開始後,陳伯達用他那極難聽懂的閩南話,首先講了派中央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的重大意義,說下午3時半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由中央領導人宣布中央決定,今晚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
接著,他慢條斯理地講正在興起的“”,說這場革命要從意識形態領域裏打垮資產階級的進攻,把資產階級奪去的輿論陣地奪回來。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要發動廣大群眾參加這場“”等。
快中午12點了,沒講什麽,隻是表示同意陳伯達講話的內容。
談話要結束時,陳伯達說:明天6月1日,要發表一篇旗幟鮮明的社論。辦報要抓旗幟,這旗幟就是社論。陳伯達指明這篇社論要錢抵千、朱悅鵬、尚力科3人起草。
錢抵千問陳伯達,社論的內容是不是就按你剛才講的內容來寫?陳伯達點頭表示同意,並發揮他的“寫作天才”,對這篇社論的要點和具體寫法進行了指點,特意強調:“社論是報紙的旗幟,是靈魂,今天一定要趕寫出來,明天見報,這樣使人們能夠看到,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以後,報社的情況有所改變,令人耳目一新。”
四
1966年5月31日下午3時半,中南海懷仁堂一個會議廳裏,總書記和陳伯達、一道,召集首都主要報刊、新華社、中央廣播電台中層以上幹部開會。
會上,嚴肅宣布中央一個重要決定:經批準,中央決定派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從今晚開始,《人民日報》由工作組領導。
接著,解釋為什麽要派工作組去《人民日報》。他說,最近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民日報》宣傳跟不上中央的步調。許多重大問題都是先由《解放軍報》報道。外電說,現在是軍隊的報紙領導中央的報紙,這是極不正常的情況。他要求首都各新聞單位都支持中央工作組把《人民日報》辦好,有好的稿件,要無條件支援給《人民日報》。工作組要把報紙宣傳管好。最後,正式宣布中央工作組成員名單:組長陳伯達,成員有錢抵千、朱悅鵬、尚力科、楊丁等六人。講完後說:“老夫子(這是當時對陳伯達的戲稱――筆者注),你講講。”
陳伯達不講。倒是滔滔不絕地講了近一個小時。主要是關於宣傳思想和方麵的問題。
五
下午5點多,會議結束後,陳伯達率工作組成員,驅車赴王府井大街《人民日報》社。
《人民日報》早已得到通知,當陳伯達率工作組成員直上到辦公樓3樓會議室時,報社部門以上負責人早已集合在會議室等候了。
陳伯達開門見山地宣布:從現在起,由工作組領導《人民日報》,報社的領導不得插手,各部門的領導也要調整。明天開始,各部門推選新的部門負責人,報工作組批準。
會上,總編輯吳冷西要發言,剛說了幾句,陳伯達便打斷了他的話,不讓他再說下去。
六
陳伯達要錢抵千、朱悅鵬、尚力科三人趕快回去吃飯,晚10點以前把社論稿起草好,帶到《人民日報》社讓他過目。
要在三、四個小時之內拿出能讓號稱“黨內第一枝筆”的“理論權威”陳伯達滿意的,向全中國、全世界廣播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的重要社論談何容易!錢抵千、朱悅鵬、尚力科三人均感到壓力很大。如果現在各自回去吃晚飯,再集中一塊寫社論,時間顯然來不及了。錢抵千當機立斷,邀朱、尚二人就近去他家吃點便飯。三人邊吃邊研究,丟下飯碗立即動筆。
錢抵千當時有“軍內才子”之稱,中蘇大論戰時,曾參加起草“九評”的寫作班子,與陳伯達、接觸較多,所以他對陳伯達、在文字上的愛好和性格特點頗為了解,便對朱、尚二人說:“陳伯達有個脾氣,他說照他講的寫,你就得盡量做到一字不漏。陳伯達上午講的,我們各人都做了記錄。”當下,錢抵千提議由他按照記錄口述,朱、尚二人各記一段進行整理,然後串起來統改。
三人奮筆疾書,字斟句酌,到夜裏10點,總算將2000多字的社論草就。但頗費周折,有時為一句話、一個字乃至一個標點得去絞盡腦汁,搜肚刮腸。
起草過程中,錢抵千拿出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稿(即通常人們所說的《政變經》――筆者注),要把講話中關於政權的那一段塞進去。朱悅鵬認為,這不是陳伯達說的,他會同意嗎?錢抵千知道底細,說林總這個講話,陳伯達、參加修改過,可以寫上。於是,社論第四個自然段,關於政權問題的論述,幾乎全是的講話。
七
當晚10點以後,錢抵千、朱悅鵬、尚力科三人拿著社論草稿到《人民日報》社陳伯達的臨時辦公室,陳伯達、王力、關鋒等已坐在那裏等候。
陳伯達讓用大號字把社論排出,然後修改。排字工人工作效率很高,不大一會兒,小樣送上來了。因為是按陳伯達的談話內容寫的,所以改動不大。
陳伯達也同意將那段話插進去,並親自動筆對社論初稿進行修改,加上許多諸如“牛鬼蛇神”、“暴風驟雨”、“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鋪墊,用以嚇唬人。這些新名詞,後來隨著社論的發表,一時間風靡全中國。
關於社論的題目,初稿原定的是《再接再厲,把無產階級進行到底》。精通文墨的陳伯達深知一篇社論標題之重要,對這個題目不甚滿意,覺得用這個題目不醒目、不帶勁、火藥味不濃,在座的人摳了半天,也未想出更貼切、更有號召力的題目。
陳伯達凝思良久,用鉛筆在另一張紙上劃來劃去,擬了好幾個題目,經過反複推敲,最後大筆一揮圈定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定稿後,陳伯達要求:標題要通欄,字要用楷體。
當夜,錢抵千、朱悅鵬、尚力科3人將第二天要見報的社論小樣,又小心翼翼的仔仔細細、反反複複地審校了幾遍,直到6月1日拂曉《人民日報》開印後才回到宿舍。
八
這篇直接影響到整個“”,對“”起著推波助瀾、煽風點火作用的社論,當夜沒有送黨中央審查,第二天,即1966年6月1日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
社論一發表,舉國鬧騰,幾乎使當時整個國家都“瘋”了。它宛若一顆爆炸了的毒氣彈,彌漫神州大地,給千千萬萬的人帶來了禍害無窮的災難。
毫無疑問,這篇臭名昭著的社論,也是陳伯達、、與相勾結,進行陰謀龐大計劃的一支序曲。
1980年11月28日,在審判、集團的主犯和骨幹分子的特別法庭上,陳伯達麵對法庭出示的他親筆修改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初稿和清樣,深知罪孽深重,不得不主動認罪,說:“就憑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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