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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 - MASH
文| 烈酒封侯
圖| 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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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在清華學校成立大學部的同時，清華還曾委任吳宓籌辦設立了一個研究院，也就是清華國學研究院，這是一個非常牛的研究院，雖然從創辦到結束，僅僅維持了四年，但是它在中國學術界開創出了一股研究國學的新風氣，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跡。
研究院創辦之初，第一件事情，便著手確定合適的導師人選
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大使王國維，
第二位，是戊戌變法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
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歸國，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
這三位導師性格迥異，但在當時都是大名鼎鼎的教授級別人物。除了他們三位，還有一位導師，他在當時並不出名，一無大部頭的著作，二無博士學位，卻也成為了這個研究院的導師，他便是陳寅恪。
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
陳寅恪是最後一位來到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他出任研究院導師，最初並不被清華校長看好。
教授吳宓校長向推薦說：“陳寅恪可擔此任。”
校長曹雲祥不了解陳寅恪，
便問梁啟超：“陳寅恪先生是哪一國博士？”
梁啟超回答說：“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隻有三個學士學位。”
校長又問道：“那他有沒有什麽知名的著作？”
梁啟超再答：“也沒有任何知名的著作。”
校長說：“既不是博士，又無著作，如何能夠勝任研究院導師？”
梁啟超說：“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著作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最終在吳宓與梁啟超的極力推薦下，曹雲祥聘陳寅恪為第四位導師。
所以，在這個研究院畢業學生的畢業證上，導師一列是分別是：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當時李濟為講師，另一說是吳宓）。他們被稱為“五星聚奎”，這些國學大師們，桃李門生、私淑弟子幾乎遍充幾代中國國學界。
陳寅恪上課之初，便對學生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隻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著名曆史學家傅斯年評價陳寅恪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他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人呢？烈酒封侯本期人物，便來講一講這位入職清華之初一無著作，二無博士頭銜的陳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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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著作，二無博士頭銜的陳寅恪，被清華大學宣布為特聘教授，要是當時有微博或者朋友圈，他這絕對是要分分鍾便竄上熱搜的節奏啊！好多不明真相的人，也會在第一時間想要了解這位導師到底是誰？可能不出一會兒便會扒出陳寅恪的祖上還是有高官的，他的爺爺陳寶箴，是晚清維新派政治家，文才、韜略和辦事能力深為兩湖總督曾國藩所賞識，被光緒帝稱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係清末著名維新派骨幹，地方督撫中唯一傾向維新變法的實權派風雲人物，可能有的網友便會質疑，陳寅恪當導師，可能是有內幕吧，哈哈。
陳寅恪出生於1890年，老家在湖南長沙，他出生的時候，正值寅年，所以家人為他取名寅恪，恪為家族兄弟間的排輩，他的哥哥便是叫陳衡恪，也是恪字輩，是著名的畫家。陳寅恪小時候是在家塾讀的啟蒙教育，當然，學習的知識不僅僅是四書五經，還有算學、地理等知識。
在他十歲的時候，祖父陳寶箴去世了，他的老爸陳三立之後帶著家人舉家遷居到了江蘇金陵，說到這裏，不得不提他的老爸，也是很有才華的，他爸爸陳三立當時與譚延闓、譚嗣同並稱為“湖湘三公子”，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並稱為“維新四公子”，官至吏部主事，是晚清著名的詩人，有“中國最後一位傳統詩人”之譽。
搬家之後，他爸爸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教授四書五經的同時，還開設了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思益學堂先後延聘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家中的學堂采用的是現代化教育，陳三立與教師們相約一不打學生、二不背死書，一派新式作風，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讚賞。
所以說，小時候的陳寅恪，便是在如此家學淵源下成長起來的，有著深厚的國學底子，眼界開放，較早接觸東西洋知識，他在留學日本前便“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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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曾多次出國留學。
在他12歲的時候，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
在他20歲的時候，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後來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迫於形勢，才於1914年回國。
在他28歲的時候，陳寅恪再度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學梵文和巴利文。學習了三年之後，他又由美國轉往德國柏林大學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學習中亞古文字、以及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了各方麵的知識。
留學與刻苦學習的經曆，是陳寅恪具備了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種語言的能力，其中以梵文和巴利文最為精通。懂得掌握的如此多的文字語言，使他掌握了一把研究史學的利劍，而且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經過多年的留學經曆又使得他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所以他的見解與學識，多為國內外名人所推重。
雖然出國遊學二十多年，但是陳寅恪卻未懷揣一張高級學位證書回來。你知道為什麽嗎？因為他完全是為了學子而讀書。他在留學期間的想法便是，哪裏有好大學，哪裏藏書多，他便去哪裏讀書，去哪裏研究研究。學位而言，對於他就是一張紙，沒什麽價值，裝到腦子裏的知識，才是自己真真切切的學到的。
民國十四年，也就是1925年，陳寅恪這一年36歲，滿載的知識回國了。
這時候，正趕上清華學校改製為大學，設立研究院國學門也就是文章開頭所提到的那件事。胡適建議采用導師製。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所以出現了梁啟超與清華校長的那段對話，清華國學研究院最終聘任了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人為導師，人稱清華四大國學大師，李濟為講師。
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最為學博識精”。梁啟超也說：“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
他38歲的時候，他才結婚，迎娶的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唐筼，筼字是不是不認識呢？這個字音（雲）。他們兩個人育有三個女兒，一生相濡以沫，唐筼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環裏，其實她也是很棒的，自幼就開始讀書，後來畢業於金陵女校體育專業，後執教於北京女高師，曾是許廣平的老師。
陳寅恪對於愛情與婚姻而言，有一套自己的理解，他曾對友人吳宓闡述說：“五等愛情論”，第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第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嚐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
他們兩人是經同事介紹認識的，也是就相親，當時陳寅恪與唐筼相約在中央公園裏見麵。那時的中山公園還叫中央公園。1914年改為公園後，一時成為新青年男女約會的風雅場所。
在公園裏等候的唐筼細心地發現，遠遠走過來的這個人走路的姿勢微跛。在談話中，陳寅恪告訴坦白的她：自己的足部有多處雞眼、胼胝，這與早年留學時經常穿著不合腳的硬皮鞋有關。就這樣。38歲的陳寅恪與30歲的唐筼在上海締結了偕老之約。
性格堅韌的北洋新女性唐筼，在遇到陳寅恪之後，他毅然放棄了自己的事業，將自身的生命完全沉浸在柴米油鹽和照顧家人的私人領域了，成為甘為之死、永誌不忘的一位“中國好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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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在頤和園昆明湖便，抽完了一支煙，便躍身頭朝下，紮入頤和園昆明湖，事後人們在其內衣口袋內發現遺書，遺書中寫道“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短短數言，卻給了後人無數的猜測。
1928年6月3日，王國維逝世一周年忌日，清華立《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文由陳寅恪撰，林誌鈞書丹，馬衡篆額，梁思成設計。陳寅恪在所作的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
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而且還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語文和曆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曆史；或引詩舉史，從《連昌宮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歎服！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可謂是學者本色。就算是在課餘時間，他給學生們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能把葡萄酒原產於何地，流傳向何處的脈絡，講述得清清楚楚。
他每次來上課，總是會抱著很多很多的書。當他在講授佛經文學、禪宗文學的時候，抱著的書一定是用黃布包裹著，當他講授其他課程的時候，帶來的書，則是用黑布包裹著的，雖然他總是帶好多書，但是他從來不要助手幫忙抱，也不麻煩自己的學生幫忙，總是親力親為。他為什麽能做到“四不講”，那是因為他學富五車、滿腹經綸、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每次講課都是講他的心得卓見，哪怕是同一門課講好多次，都不會有重複的。
每當陳寅恪上課，下麵坐著的，不僅僅是他的學生，還有外係的學生，真可謂是學生雲集，好多清華的老師與教授，都會慕名而來，如朱自清、馮友蘭、吳宓、北大的德國漢學家鋼和泰等都來聽他的課，所以說他是教授的教授。那時候，在華北學術界，學者一共分成兩派，一派是土生土長的學者，另一派是出國留學歸來的學者。前者認為留洋歸國的人不懂國情，有再多的新學問，也是隔靴搔癢，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後者則認為本土派太迂腐，不懂的與時俱進，眼光狹隘，也算是一種文人相輕吧，他們互相看不起，但是陳寅恪不屬於任何一方，而且不管是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他在兩派人心中深得崇敬，這在學術界，堪稱一個傳奇。
季羨林便是慕名而來的一位學生，在清華大學讀書時，當時讀的是西洋係，上了眾多和西方的曆史、文學、美學相關的課程，但是後來季羨林說，他自己覺得受益最大的不是那些正課，而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和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季羨林聽了陳寅恪的課，之後季羨林搞起了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研究，不得不說有一定的原因是源於陳寅恪的影響。季羨林說：“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隻有亨利希·呂德斯，在國內隻有陳寅恪老師一人。”
陳寅恪講學重內容，從來不拘於形式，上課從不點名，從不小考，從來不會給學生不及格，真的是不拘一格。
陳丹青在《國學研究院》描繪的五位大師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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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因為各種原因，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後來任清華大學曆史、中文、哲學三係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曆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雖然清華國學研究院停辦了，但是他教書匠的工作還在繼續。
1937年七月，日本侵華戰爭蔓延，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這時候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陳寅恪回家奔喪。這一年11月，由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在長沙組建成立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在長沙開學，這一天也成為西南聯大校慶日，治喪完畢之後，寅恪隨校南遷，開始過上了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1938年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又過了兩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陳寅恪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他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係主任。
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占領香港，陳寅恪立即辭職閑居，因為他早已名聲在外，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被他堅決的拒絕了。
後來又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占的上海授課，這一次，他又拒絕了，拒絕抗命之後，陳寅恪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製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辟了新的途徑。在陳寅恪的身上，我們不僅僅看到了文人的淵博學識，更看到了身為中國人的骨氣與信念。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接到了牛津大學的應聘，這次，他順利的去了牛津大學任教，因為自己有眼疾，一並順便到倫敦治療自己的眼睛，此前在國內有過一次不成功的手術，到了英國之後，再經英醫診治開刀，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
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返回了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後來院係調整，嶺南大學合並於中山大學，所以後來陳寅恪移教於中山大學。
1957年，陳寅恪在中山大學寓所內，思考《柳如是別傳》已雙目失明
1962年，陳寅恪右腿跌骨折，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
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
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
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製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後撰《寒柳堂記夢》。
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wenhua大.革.命）開始之後，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最終於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在廣州永遠的離開了人世，他去世後沒多久，夫人唐筼於11月21日辭世。
為陳寅恪而活著的唐筼，最終亦為陳寅恪而死。當時唐筼平靜地料理完陳寅恪的後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後事，就像她對人說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該去了。”僅僅相隔45天，唐筼便也走了。
有人說她死於心髒病，
有人說她大半生靠藥物維係生命，停藥十餘日，生命就可以輕鬆結束。
總之，唐筼是追隨陳寅恪去了，這對才德兼備的唐筼來說是生死相隨，生命相依。
若依陳寅恪的等級分類，他與唐筼的愛情不過區區四等。
但，愛到這種程度，愛到這種境界，怎麽說，也該算是一等了吧。
陳寅恪：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
陳寅恪一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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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長期致力於史學研究工作，研究範圍甚廣，他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別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以及史學方法等方麵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陳寅恪的新考據學方法，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傳統文獻研究方法，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方麵具有重大意義，但他有些考據過於繁複冗長，這可能是他的不足。 陳寅恪與王國維、陳垣等形成了中國史學史上具有代表意義的“新考據學派”。研究的範圍，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並取得了不少開創性的成果。
作為教書匠的他，在師生中享有“蓋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師”等稱譽，他對學生的愛護無微不至，對學生生活乃到畢業後就業問題，也非常關心。他認為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問的最好方法。做論文，要求新資料、新見解。他從不要求學生用死記方法，而是鼓勵思考，他更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式。
“桃李滿天下”，對陳寅恪來說，當之無愧。
他為國家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優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羨林、蔣天樞等大師。
說到這裏，你可能還對陳寅恪這個名字的“恪”怎麽讀有點摸不著頭腦。
按照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陳寅恪“恪”應讀作“克”（拚音：Kè）。但有資料表明，由於陳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話中有“quó”的，因普通話中無此音，於是到中國北方後，便被當然地稱為“yínquè”了。因襲相承，並成為習慣。所以，有學者認為，“陳寅恪”應讀作ChénYínquè。不過，在使用漢語的人中間，知道這一點的人顯然為少數，包括陳寅恪本人也並不追究。因而，在使用普通話時，仍不妨將陳寅恪的“恪”讀作“克”（Kè）。況且，陳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國牛津大學的英文親筆信的署名是“TschenYinKoh”。
當年，清華師生上下都叫他陳寅恪（què）先生，有人請教他：“為什麽大家都叫你陳寅恪（què），你卻不予糾正呢？”
陳先生笑著反問道：“有這個必要嗎？”
陳寅恪、蔡元培、胡適、章太炎
以上四人有民國最著名的四篇演講，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百度查找
現在隻展示陳寅恪的一篇
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一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
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隻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
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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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陳寅恪
史學家卞僧慧：世人每稱先生為一代宗師，誠當之無愧。正當中國之大變局、世界之大變局，政曆四代，遊學東西洋十餘年，博文卓識，終生獻身學術。性極敏感，思富聯想，而又痌瘝在抱，常懷千歲之憂。誠曠世之大師，不世出之人傑。直可謂千種矛盾、萬種情思，胥可於先生一身見之。先生如精琢多麵體之金剛石，一有光源即燦爛奪目。從先生可以見世界萬象，從世界萬象亦可以見先生。先生人雖沒，但其思想、學說之影響卻從未停止。
陳寅恪先生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
令人高山仰止，不勝敬慕
他是中國乃至世界學術文化界的驕傲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大師之後再無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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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家族百年興衰史》
《國學大師陳寅恪》
《陳寅恪，最後20年》
《陳寅恪，曆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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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的「恪」念 kè 還是 qu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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