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檔
MISH - M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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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陳拙。
在微信上有一篇閱讀兩千萬的文章，講了一件很恐怖的事。
一個女孩在小區碰到一個哭迷路的小孩，女孩就帶他去要去的地址。到了門口後，女孩按了門鈴，而就在那瞬間，她被電暈了。等隔天醒來時發現自己在一間空屋裏，衣服被脫光。
其實這是一個都市傳說，它利用了人們的恐懼，即壞人會利用他人的善良而施惡。
今天的故事是一名醫生的善良被壞人利用了，而且是真事。一個年輕的女醫生畢業後去青海支援，被一個牧民來求救，說自己的哥哥患重病馬上要死了。
女醫生不忍心拒絕，那年她23歲，遭遇了人生中最恐怖的事。
我終於再次見到了王莉瓊阿姨。
她已經很老了，隻是上了些淡妝，唯有嘴唇在皺紋中顯得鮮紅。正是這點像火的顏色，讓我想起了她年輕的樣子，我本以為自己早忘了的那副樣子：她短發在風中飛揚，明眸皓齒。
她年輕時的身份一直是個謎。
她是50年代的大學生，在當年，屬於全國隻有的幾萬人中的國寶，卻突然來到了我們這個窮山僻裏。人們議論紛紛，有的說她是母老虎，有的說她是王瘋婆。
但最多的一種說法是：她是那個土匪窩裏唯一活著逃出來的女人。
2017年秋，我得知她回到了西安老家，便輾轉通過朋友想要見她。我按照地址找到了王阿姨的家，她提早就站在樓下等我。
她精氣神特好，老遠就朝我打招呼，引我進了家門。
開始回憶過往之前她說：“我可以給你講講過去，但我希望你不能說出我的真名，也不能刊登我的任何照片，因為我得有尊嚴地繼續生活，這是我對你唯一的要求。”
這是一個不會被擊倒的女人，這是她一生的故事。
（以下為她的口述，我整理）
“那年我二十三歲，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厄運。”
1954年11月，知欽草原已經是深冬了。那裏是青海省南部，海拔四千米左右，全年平均氣溫兩三度。
當時正鬧鼠疫，縣政府把十多位醫療人員派到草原上，其中就包括我，一個剛畢業，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大醫科學生。
對我們來說，鼠疫並不危險，更危險的是匪患。
當時的青海雖然已經解放，但仍有土匪在遊蕩。
轉過年元月三號下午，我因為來了例假，就和大廚留下值班。
三點的時候，有個年輕男牧人出現在我們的帳篷裏，眼眶紅潤，央求我幫忙給哥哥看下病。說著，又跪下磕頭，最後放聲大哭。
我猶豫很久，最終沒能抵過這番勸說，隨他騎馬去了。
走了將近一小時，我們來到一片平地，紮著三四頂帳篷。這些帳篷是用防風防水的尼龍布做的，而我以前見到的大多數帳篷都是由犛牛毛編織而成。
但我沒多想，頂著寒風鑽進了帳篷。
帳篷散發著一股明顯的異味，四處堆砌著雜物。一個中年男人正躺在鋪著氆氌毯的簡易行軍床上。他臉色發紅，正發高燒，皮膚表麵已現淤斑，並滲出少量血絲。
我診斷後，確認他是得了鼠疫傳染病。
給病人打針服藥後，我想要離開，發現幾個男人堵住了去路。我抬頭驚訝地看著他們麻木不仁的臉。請我來的年輕牧人從人群後麵擠到了前麵，用挎在右側的半自動步槍對準我，眼光裏的可憐消失殆盡。
我愣在那兒，朝帳篷外看了一眼，這才看清所有穿著藏服的男人都背著各類槍支。那些散亂地來回走動著的身影，把照進帳篷裏的陽光剪得亂七八糟。
我突然明白，自己被騙到了土匪窩裏。
躺在行軍床上的中年男人抬了抬了身，用四川話帶著藏漢混雜口音，也帶著感冒嗓有氣無力地說，等我把他的病看好了，就會放我走。
幾分鍾後，中年男人換上一件寬大的藏服，戴上狐皮的藏帽，完全一個真正牧人的模樣，隻是腰間別了兩支手槍，隱隱透露出一股殺氣。
因為害怕被政府的人發現，土匪們打算轉移到偏僻的山穀。
我被抱起放到了馬背上，冒著呼嘯著的寒風，在暮色中很快離開了這片草原。也不知跑了幾個小時，天上的啟明星都白了，才到一處山穀中停下。
我被帶到中年男人的帳篷裏，縮坐在一角，驚恐地看著周圍，腦子裏翻江倒海地想怎麽逃跑，直到天亮也沒睡著。
土匪首領叫孫喜平，也就是我救治的人，大家都喊他團座。
接下來的幾天，這些土匪給我端飯送水。我明白自己如果看不好病，土匪不會放過我，於是利用現有的藥品，專心治病。
五天後，孫喜平身體逐漸好轉，我恰好藥用完了，便借口要離開。
孫喜平叼著煙，斜著眼看著我說，“從今天開始，你不僅是醫生，還是我老婆了，現在我就要你成為我的真正女人。”
我拳打腳踢，他看我不依，停下來打量我奸笑著說，你能反抗得了嗎？
然後一揮手，他身邊兩個衛兵抓住了我的雙手，把我抬到了那張他睡的簡易床上，當著衛兵的麵，把我的衣服都扒光了。
被強奸後，我不停在哭，同時惡心不止，吐了一地。我一個大學生，當時走到哪都是稀罕的寶貝，但現在人生被輕而易舉地毀了，繼續活下去也失去了意義。
我起身把帶來的藥箱打開，全都看了一遍，沒有一種能讓我死掉。
我又坐下來抬頭呆看帳篷發楞，突然想到用繩子把自己吊在帳篷的頂杆上。但帳篷裏沒有繩子，我便出了帳篷去尋找。
見二十米外的草地上站著幾匹馬，我走了過去，可還沒到跟前就被一個男人阻止說，團座有令，不許你靠近。
我沮喪地坐在草地上，意外地看到眼前的草叢中，有數十個拳頭大小的河卵石，便刨出一塊，猛砸自己的額頭，流了好多血。
我又砸了自己幾下，沒能死，隻是失去知覺了。
接下來的日子裏，無論我到哪，即使出帳篷尿尿，孫喜平的衛兵都寸步不離。我知道自己連自殺的機會都沒有了。
絕望中，我想到老家的爹娘。自己如果真死了，爹娘不知道會咋傷心呢，當然更大的可能是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怎麽死的。我要活著，活著才有希望。
既然土匪要這個軀殼，也為了活命，我就不能在乎羞恥，活得像一隻野狗。
我成了孫喜平的性工具，時常不分地點晝夜，隨時被他按倒。如果拒絕，便遭到拳打腳踢，每次都是鼻青臉腫，渾身更是傷痕累累。
每次被不講究衛生的孫喜平侵犯後，我都會不自覺地嘔吐，之後便讓衛兵給準備至少三盆水洗澡。
衛兵連我洗澡也不會離開，沒辦法，隻能當著他的麵脫光衣服。後來習慣了，我就熟視無睹地當著他的麵，從臉洗到腳。
我甚至沒有一個可以訴苦的對象，隻能靠自己咬著牙堅挺地忍受。這樣才能活下來，活下來才可能逃跑。
我為了逃出土匪窩，創造了很多次機會。
第一次逃跑是我隨著土匪去搶劫時，看到百十米外的牧人帳篷前有兩匹馬，乘人不注意，我不顧一切飛奔而去。
接著，我聽到了兩聲槍響，感覺子彈朝我射來，距離頭頂不遠。我立馬感到了疼痛，有一種溫溫的液體順著臉滑下來。
我伸手摸了摸，才看到那是在奔跑中流淌的汗水。我鬆了口氣，繼續朝馬匹跑去。
就在距離三四米就能抓住韁繩時，我被騎馬迎麵而來的孫喜平攔住，並被猛推了一把。我一下失去重心，整個臉部蹭在粗糙的地上，像被貓爪狠狠抓了一把般疼痛起來。
後來我還嚐試寫紙條給被搶的牧人，但因為牧人不認識漢字，立刻被孫喜平發現，又是一頓毒打。
我還曾救助過幾個土匪，他們後來對我很感激，但當我要求他們放我走時，沒有一個人願意。哪怕我是救過他們的命。
幾次之後我明白，逃跑的希望越來越渺茫，我除了自己誰也靠不住，便痛苦地接受了現實。
一年多過去了，我還是在那個山穀裏。我熟悉了這裏的青草味、煙味、血腥味，也熟悉了土匪們的心思。
我變得和剛剛被抓時不一樣，不再是一個柔弱的女學生了。和土匪相處的日子裏，我隻有逼迫自己的內心變得堅硬起來，才不會輕易受傷。
我明白自己真想自保，還是應該利用為土匪看病的機會跟他們搞好關係，或許在關鍵時刻還能幫助自己一把。
我要學著，也把自己偽裝成一頭狼。
想通之後，我向孫喜平要了香煙，在眾人前，表現出一幅浪蕩不羈的樣子。
給別人看病的時候，我一改以前的鄙夷與驚恐，開始嘻嘻哈哈，隨著他們說粗話。
這些人趁機摸下我的臉和屁股，還有人趁我走過擰我的大腿。我佯裝生氣大聲尖叫，你敢動我我就告訴你們團座，他不會讓你摸我溝子（屁股）的。
土匪們顯然很受用，說光團座享受你嗬，老子也很硬嗬。還有的匪徒哄笑說，那你就看著王醫生自捋吧。
這種粗俗的玩笑，對他們是一種很見成效的手段。
有時候我看到也不知土匪們從哪弄來的麵粉，就起了興頭做老家的褲帶麵，眾人都讚不絕口。
果然，我感到那些人虎視眈眈的眼光逐漸變得平常，甚至帶有幾分尊重。
我的日子開始安穩了下來。不忙的時候，就坐在草地上曬太陽，大塊的雲在漫無邊際的天空裏自由地飄蕩。
高原之上，日光猛烈，曬得我臉龐發紅，原本光潔的大麻花辮早已幹枯，有些已經凝到一塊了。
有時候，我也會長久地坐在帳篷裏，啃著孫喜平讓衛兵炒的豌豆。
這種豌豆能用來喂馬，是很有營養的馬飼料。土匪們的馬都很壯碩，隻有這樣，它們才能在鞭策中堅韌地馳騁在高原之上。
我告訴自己，自己隻是他們的馬，和他們不是同類。
我一直在等待機會，等一個能殺死孫喜平的機會。
那是我在被土匪囚禁兩年後，1957年在土匪老巢的山穀裏，突然出現了一支解放軍的剿匪騎兵連。
所有土匪都嚇了一跳，毫無抵抗力，四散奔逃。
我沒有馬上離開，趴在一個沙坑裏觀察，聽見子彈不時地在空中飛舞。
眼前煙霧彌散，我看見土匪們一個接一個中彈倒下。在我印象中，土匪所剩無幾了，長久以來的逃跑心願馬上就要實現了。
這時，我看到了那個最熟悉的身影。
孫喜平正騎著那匹最好的大走馬朝山穀中逃跑。我熟知這裏的地形，隻要孫喜平拐進山穀，再想找到他就困難了。
我不顧一切地站起身，朝騎兵揮手高喊，前麵那個人就是土匪頭子孫喜平，快開槍打死他，快開槍打死孫喜平！
孫喜平聽到我的喊聲，在馬背上轉過身來看了我一眼。他舉起了手裏步槍，瞄準了我。
我在這時清楚地看到了他投來的眼光。那是一股幽怨，把我定住了，正喊了半截的聲音也刹住了。
孫喜平端著槍，遲疑了，然後他放下槍，繼續策馬奔向山穀。
等我回過神來時，我看到孫喜平已接近山穀口，這才擺脫猶豫，堅定地繼續大喊，前麵那個就是土匪頭子孫喜平，快開槍！
接著，我便看到有兩個騎兵飛快從我一邊追了過去，舉起了槍。
孫喜平中槍了。他從馬背上一頭栽了下來，而那匹陪伴他許久的馬並未止步，快速地朝前方奔跑著，奔向它的自由。
後來，一個騎兵把我帶到了連長麵前。連長問我是什麽人，我說，自己是班瑪縣醫院被土匪綁架兩年的醫生王莉瓊。
連長立刻跳下馬來，再次上上下下打量我，說他們一直在尋找我。說罷，便示意那個騎兵扶著我到一邊休息。
我勁地猛跑到孫喜平倒下的地方，隻見他雙眼睜的老大，看著蔚藍的天空也像是看我，那一時我趴在地上大哭起來。
我以為生命裏的苦難都已經結束了，沒想到隻是剛剛開始。
我終於重回到了班瑪縣，生活卻沒有按照我想象的回歸。
我以為自己可以回到醫院繼續上班，沒料縣委組織部老紅軍出身的幹部叫我去談話，要求詳細匯報1955年元月3日被土匪擄去，直到被騎兵連搭救的全過程。
聽完了我的講述之後，組織上認定我“失去革命幹部氣節，甘願淪為匪妻，已不再適合當醫生，建議自動離職，避免組織開除，讓人民唾棄的局麵”。
我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
我找到當初把自己調來的縣長，質問他，明明我是最大的受害者，為什麽卻把我當敵人？我在土匪窩裏九死一生活下來了，為什麽嫌棄我失去氣節？再說，當初要不是你死皮賴臉調我來班瑪醫院，我會落到這個地步？
縣長顯得慚愧，支支吾吾說，“組織上為了你的純潔性，必須要政審。”
我問他，我失去心靈和身體的純潔性誰來負責？你老婆被土匪擄了也這樣對她嗎？我都死過一回了，根本不怕你們開除我，我和你不共戴天。
也許沒有人料想到，當年那個柔弱的女學生現在會這麽強硬。
當年我自願來到青海支援醫療，沒多久就被班瑪縣縣長相中。我不懂拒絕，被調到了最艱苦的地區，成了縣城第一個大學生。
其實後來被土匪騙去，也是因為我心軟，不懂拒絕。
但從土匪窩出來，我就完全變了。
很快，組織部再次發話，結束對我的政審，醫院補發了我兩年的工資，還有一筆生活費，總共有五千多塊錢。
縣長又來找我了，拿出一疊我父母寫的信。我拆都沒拆，劃著了一根火柴，把信全燒了。
我對縣長說，以前那個叫王莉瓊的人已經死了，我現在叫益西丹增，請你們以後叫我這個名字。
縣長很客氣地說，尊重你的意見，會讓派出所把名字改了，這兩年你受了很多苦，有啥要求盡管說。
我說，我隻有一個要求，我和土匪頭子孫喜平生了一個兒子，現在失蹤了，要找回自己的兒子。
縣長勸我認真想想，真領回來可能會影響政治前途。
我冷笑道，我還有前途嗎，再說我隻是個醫生。
縣長很陌生似地看了我好半天才問，你知道你兒子具體在哪？
我怎麽能忘記。
1956年底，在被綁架一年多後，我懷孕了。我傷心極了，自己被強奸也就算了，但絕不能懷孕。這是土匪的孽種，怎麽可以生個這樣的孽種呢？
我不想告訴孫喜平，想在他沒發現時流產掉。
一開始，我在藥箱裏找能打胎的藥，可是什麽藥品都沒有。我又在草地使勁跳躍，還拽著衛兵和他摔跤，用肚子撞硬物，從馬背上往下跳，爬在石頭堆上睡覺，可都沒流產成功。
眼看肚子明顯凸起，我知道瞞不住了，才告訴孫喜平，並再次央求，你就看在一個女人用最好的兩年青春陪你在草原上遊蕩，還給你生個孩子的份上，行行好，放我一條生路回去吧。
孫喜平聽說我懷孕了，很是高興。他在老家有兩個老婆，都沒兒子，他說如果在果洛能讓一北京來的大學生給他生個兒子，那真是天大的好事。
他興奮地抱著我說，這下我更不能走了，必須生下這個孩子。
就這樣，我在快分娩前夕，從知欽草原被秘密護送到了四川。數天後，我生下一個兒子。
我看著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悲喜交加。我雖然仇恨孩子的父親，但最後怎麽也恨不起孩子啊。
我預料到孫喜平不會讓我把孩子帶在身邊，就多了個心眼，不僅詳細觀察了這裏的地形，還故意拐著彎問接生的老太太村子的名字，方便以後能找回這個孩子。
生產後的第二天深夜，孩子和接生的老太太就被轉移到另一個地方。
我雖然痛哭，但也無能為力，又跟著三個土匪，重新回到那荒無人煙的知欽草原上。
根據我的這段回憶，後來兒子在四川省壤塘縣被找到。
我騎馬到了那戶人家，摟起孩子的衣服，看到長在腰上的紅痣，這是孩子的胎記。回到了班瑪後，我給兒子起名叫王知欽。
我隻在班瑪醫院上了半年的班，就主動要求調到偏遠的公社衛生所當醫生。那裏海拔比縣城低，氣候也好，工作也不忙，有時間帶孩子。
在那裏的崇山峻嶺中，河岸邊生長著大片原始森林，除了幾個漢族工作人員外，隻能見到不多的牧人，完全與世隔絕。
我把這當做隱姓埋名的最理想地點，決定不和父母及同學來往。經曆了那麽多，我隻想和兒子相依為命，平平淡淡地活下去。
可這個願望也顯得奢侈。
王知欽八歲，需要上小學，全縣隻有縣城有小學，所以我又調回了縣衛生院。
王知欽雖然比同班同學大兩三歲，但個頭卻不高。開始，他和同學們相處的還行，但到三年級的時候，情況就變了。
有天中午，他放學哭著回家，我問他為什麽哭。
他說，俺班幾個男同學天天在課間操和放學後的路上打我，罵我是土匪的野種，幾個女同學也在課間操幫他們一起罵我。
他也不敢和老師說，隻是哭著告訴我，不上學了，要回以前那個偏遠的公社。
我眼淚也流了出來，馬上拉著兒子去找那個帶頭的男同學。
那個同學住在縣委大院，父親是縣文教局的幹事，一家人正在吃飯時，我闖進去對著同學就是一耳光，罵道，你個狗日的有人生沒人養的東西，有啥資格打王知欽！
他的父親這才知道怎麽回事，當場就把兒子痛打一頓，讓他磕頭認錯。
這邊剛剛處理完，我轉身來到學校，找正在上課的班主任，問他為啥不管學生被欺負的事。
就在這時，我看到了坐在後排的那個帶頭的女同學，於是快步走到她身邊，又是一耳光。
那聲音在教室裏清脆而響亮，嚇得女同學臉色發白，都不敢哭。教室裏鴉雀無聲，所有的學生都靜悄悄地看著我。
我警告全班同學，今後誰敢欺負王知欽，我就和誰過不去！
走出教室，我又找校長。校長也對我道歉，對王知欽受欺負的事要嚴格管教處理。
在以後的兩年裏，果然再沒人敢欺負王知欽。但從那之後，有人給我起“王瘋婆”的綽號。我根本不在乎，心想自己都當過土匪婆了，還在乎這個嗎。
但這種平靜的局麵沒有維持多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班瑪縣的造反派也起勢了。
第二年，造反派貼大字報，說我當年如何暴打革命小將，還說我是土匪婆，革命的叛徒，還為土匪頭生了兒子。
從西寧來的造反派也把我拉出來，脖子上掛著一雙破鞋，站在主席台上被鬥爭批判，連著批鬥了我一個月。
有天王知欽偶爾路過縣小禮堂，正好看見我在舞台上低頭哈腰正被造反派批鬥，一個男生按著頭踢我屁股。
王知欽立即拿了根白揚樹枝，衝上主席台，把那個人打得頭上出血。旁邊的人攔住後，把他圍毆一頓。我瘋了似地衝過去想保護，結果也被打的鼻青臉腫。
我們被帶到派出所的小黑屋關了兩天兩夜，滴水都沒給。
出來之後，我想如果繼續這樣下去，離死就不遠了，便向縣革委會主任申請說，由於我是曆史的罪人，想帶著兒子到全縣最為艱苦的知欽草原為牧民看病贖罪。
我們又回到了知欽草原。人世間鬥爭得火熱，但知欽草原還是當年的模樣。我幫牧民們看病，也受到了他們的保護。
一晃到了1973年，果洛州民族師範學校招收基層孩子，王知欽報名成功。
八月，我送王知欽到班瑪縣城，坐了一輛運輸公司的貨車。可沒想到那輛車在翻越一處急拐彎處，翻到了幾百米的深山穀中。
我受重傷，兒子死了。
我失去了人生中最大的牽掛，一度如行屍走肉，在知欽公社衛生所黯淡地度過了好幾年。
直到1978年，文革結束，縣衛生局把我調回縣裏，還任命為縣醫院的副院長。我再一次遇到了吳啟明。
其實我和他早就認識。當年在我帶著孩子回到縣城讀小學時，就引起了吳啟明的注意。
他是個四川來的醫生，中等個頭，白淨文靜。
班瑪縣取暖做飯都是用的林區大圓木，吳啟明當著同事們的麵，常幫我把大圓木劈成小塊摞成垛。買幹牛糞的時候，也會拉到我的牛糞棚裏。
有次在值班時，他對我說，“如果我們在一起生活你就沒這些困難了。”
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不允許再接受別人的愛情，假裝哈哈一笑，說我屁股後跟著個打醬油的尾巴，等我兒子長大了再談情說愛。
我們沒有在一起，但是吳啟明還是很照顧我。文革的時候，就是他讓我們母子走出了派出所小黑屋。後來他成為縣醫院院長，又是他打招呼，才讓王知欽有了上學的機會。
文革後，我被調回縣醫院做副院長，依然是吳啟明幫的這個忙。
1984年，吳啟明調到果洛州任衛生局副局長，我成了縣醫院院長。由於吳啟明的原因，我申請了幾筆專項基建資金，對門診和病房進行了一次大改建，同時還新蓋了四排醫生們的住房。
並且招了很多的應屆學生來當醫生，醫資力量大大提升，工作成績甚至得到了省領導的肯定。
1989年春節，吳啟明給我打長途電話拜年，說我的工作很有成績，州衛生局已決定，調我來擔任果洛州人民醫院的副院長。此後，我們又常常見麵了。
四年後的一天，他來醫院看病，實則是第二次向我表白。
他認真地說，“咱們馬上要退休了，我老婆死有多年了，你也一直是單身，我們還能活多少年，合在一起過日子吧？”
我知道他老婆幾年前因高原性心髒病去世，就說，隻要你不嫌棄我，我願意呀，說吧，啥時結婚。
我隻有一個要求，雖然我60歲了，但我算是頭婚，堅持要穿婚紗。
他盡力滿足了我的願望，隆重地在州衛生局的會議室舉辦了婚禮。之後我先退休，到了西寧。
兩年後的冬天，老吳在辦完退休手續的那天，特意到郵局給我打長途電話說，辦清手續了，讓我不用惦記。
我叮囑他早點回西寧，準備過春節。他說過兩天局裏會專門派吉普送我。
但一個禮拜後的某天下午，州衛生局的局長突然來我的家，麵帶難色而又悲痛地說，昨天局裏的吉普在阿尼瑪卿雪山上和一輛大卡車撞了，卡車翻車，吉普被撞下幾十米的山穀，老吳和司機還有另倆人都沒了。
我一下就暈倒了，也不知啥時候醒來的，想哭都哭不出聲。在我這輩子數不清的悲劇中，眼淚已經都流幹了。
我前輩做了啥孽，讓我這輩子從年輕到老都沒順利過，老天爺對我有仇呀?
冷也好熱也好，隻要還活著就得繼續生活。我強打精神把老吳火化打發走，一個人獨居在家。
但我明白，自己不能被擊倒，就像當初被土匪綁架，被組織懷疑，看著兒子死去，如果自己每一次都認命的話，這輩子早就完了。
我想起自己已經幾十多年沒回過西安老家了，父母死的時候也沒回去見最後一麵，不過還有一個親姐姐應該尚在人世。
多年沒有音訊，故地早已物是人非、舊貌新顏。我在西安找了幾天也沒找著人，最後通過派出所查出了姐姐現在的地址。
2000年，我們姐妹再次相見，兩雙蒼老的眼睛互相打量對方。姐姐不敢相信，反複說你真是王莉瓊，你真的沒死？
我把在果洛的經曆說了一遍，姐姐傷心得幾乎暈倒，她兒子忙給吃高血壓和速效救心丸。
等到我們都平靜後，姐姐堅決不讓我再回青海，要我和她在西安一起養老，讓侄子負責把我養老送終。
我便不再走，自從大學畢業後，我已經離家太久了。
我離開家的時候，還隻是一個學生，從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我剛剛分手，談了三年戀愛的北京籍男友說，我會被分配回老家西安，兩人不合適。
那時我很天真，受不了任何生活的打擊。舍友陪著失魂落魄的我，走在校園裏。路過小禮堂時，我們聽到裏頭傳出的一陣掌聲，就走了進去。
原來是青海省衛生廳招生小組的動員大會。
青海很艱苦，我並沒打算去，但聽完演講人說高原的雪山如何雄壯，白雲如何飄嫋，遼闊的草原又多有詩意時，我灰暗心情突然想急切地跳躍到明亮的高原上。
“同學們，來青海吧，讓你們的青春在高原上如格桑花一樣盛開吧！”
我伏在小禮堂的窗台上填完表格，陪我去的舍友想阻止，說你不要因為失戀了，就衝動了。也可能是命中那隻看不見的大手在推我，我幾乎是瞪著眼帶賭氣地說，我就是要去青海，我就是要讓前男友慚愧。
我知道自己當時很幼稚。
出發之前，我還想那裏的紫外線能殺殺失戀的陰霾，開始我浪漫的一生。
無論是否浪漫，王莉瓊都過完了自己的這一生。
她和我就這樣聊了一天，直到太陽下山。中間好幾次，在談到傷心處時，王阿姨依然在嚎啕大哭，雙手不停地顫抖，我趕緊握著她的手。
她的哭聲蒼老而嘶啞，手冰涼而骨感強烈。
她還拉我到她的臥室參觀。房間整齊樸素，牆上沒有任何裝飾的圖片，床頭櫃上放著一本《唐詩三百首》和一本新華字典。這讓我意外，她還在看唐詩。
她問我喝咖啡還是綠茶？我有些詫異。
我原以為她成為一個孤寡老太太的生活一定很糟糕，不料從她的衣著和飲食就能讓人看出來，她依然對當下的生活有信心。
晚上離開前，我和王阿姨約定，一年以後我還會再來看她。她說，可能自己的身子撐不了那麽久了。
那一刻我特別想擁抱她，但沒好意思表達。
她在樓下目送我離開，有點惆悵地揮手和我告別。我走了好遠，轉頭看，她仍站那兒看我。
在我們見麵一年後，她駕鶴西去了。
我在聽這個消息時，非常惆然。這個世界上，那個敢對命運的重擊一次次進行還手的女人，永遠消失了在西安的晚霞裏。
王莉瓊的一生是悲慘的，也是令人佩服的。
尤其是晚年的時候，她沒有選擇沉浸在回憶裏，命運摧殘了她，她卻用唐詩、咖啡和茶與之對抗。
在楊尼瑪拜訪她時，大起大落的人生回到那間小屋，隻是成了一個老人骨感強烈的手。
這讓我想起一部講述“慰安婦”的電影，一位老人被日軍擄走，經過三個多月非人的折磨後，她終於找到機會逃出魔窟，卻發現自己懷了惡魔的孩子。
但老人沒有表現出無法言說的痛楚，在一間深冬的小屋中，她一臉平靜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後，仍然慢吞吞笑眯眯地說：
“這世界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