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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VOA
上個月世衛組織調查團在結束中國之行後做出病毒從實驗室泄露“極不可能”的初步結論，盡管後來又稱將繼續審查所有假設，但仍以病毒是自然演化為研究的最高優先。與此同時，獨立科學家發出另一種聲音，認為北京和世衛組織永遠找不到新冠病毒自然演化的證據，“因為它就是從實驗室裏泄露出來的”；科學家呼籲，現在是對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獨立和透明調查的適當時機。
“所有假設都將進行定期審查。”世衛組織武漢調查團負責人恩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最近的說法跟在北京略有不同。
恩巴雷克說的這些假設包括新冠病毒是由動物中間宿主傳播給人的、蝙蝠直接傳播的、來自東南亞進入武漢市場的帶病毒冷凍野生動物傳播的，即所謂“冷鏈”；以及武漢病毒實驗室泄露的四項假設。
世衛仍堅持實驗室泄露“極不可能”
但世衛組織仍堅持實驗室泄露“極不可能”的立場。“根據我們擁有的數據，我們認為實驗室事故的假設具有較低優先（less priority），因此被歸類為極端不可能的情況。”恩巴雷克說。
世衛組織突發衛生事件項目執行主任麥克·萊恩（Michael Ryan）認為，外界對這次世衛組織病毒源頭調查團的使命理解有誤。他澄清，這項行動“是根據世衛組織的決議，由世衛組織與中國政府進行的合作努力”，“不是什麽對可能的錯誤進行的調查，也不是世衛組織可能會擁有而其實並不存在的調查權力。”
2003至2004年在中國廣東省爆發的薩斯（SARS）大流行後，科學家先查到動物中間宿主果子狸，然後查到源頭蝙蝠。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則不同，科學界已知病毒源頭是蝙蝠，但不知道是蝙蝠的病毒怎麽傳播到人類社會。
世衛組織武漢調查團成員、澳大利亞的多米尼克·德威爾（Dominic Dwyer）2月22日在英國《衛報》發文指出，“我們的調查總結病毒最可能起源於動物，可能是從蝙蝠傳到人類，借由一種我們尚且未知的中間宿主，在一個未知的地點。”德威爾說，類似“人畜共患”疾病引發大流行過去也曾發生過。“但我們仍在試圖確認到底是什麽事件導致如今的大流行“。
穿山甲扮演病毒自然進化宿主？
2020年3月安德森等六位科學家在《自然醫學》（Nature Medicine）發表論文認為，新冠病毒不可能是在實驗室對相似冠狀病毒進行操作產生的，而是在人畜共患前在動物宿主中進行的自然選擇和人畜共患後人類的自然選擇。總之是一種自然演化的產物。
該論文指“非法進口到廣東省的馬來穿山甲（Manis javanica）含有類似於SARS-CoV-2的冠狀病毒（即新冠病毒）“，是可能的動物中間宿主。
一年後，類似論述還在繼續出現，周二（3月2日）《華爾街日報》報道，近期至少有四項研究已在東南亞和日本的蝙蝠和穿山甲身上發現了與新冠毒株密切相關的冠狀病毒，表明這些病原體的存在範圍比以前所知更為廣泛，病毒有充分的機會進化。
但穿山甲為動物中間宿主假設的最大問題是，沒有證據證明市場上的穿山甲如何導致了人對新冠病毒的感染，“在鏈條中我們沒有所有這些環節。” 病毒學家拉瑟姆（Jonathan Latham）對美國之音說。
拉瑟姆是位於紐約的非營利科學機構“生物科學資源項目”的創辦人和《獨立科學新聞》網站主編。
所有證據指向武漢病毒所？
他認為，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永遠都找不到COVID-19大流行病毒自然起源的證據，“簡單說就是人們所知道的所有證據都表明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他告訴美國之音。
他說，如果排除武漢是蝙蝠病毒研究和冠狀病毒研究的重鎮，這一“難以量化且幾乎未知的本地因素”，武漢人成為本次大流行零號病人的幾率跟全世界其他人一樣，是630分之一，即70億除以1100萬。如果新冠病毒是自然演化而來，那麽它從已知的28個冠狀病毒物種引發大流行的幾率是28分之一。如果將兩者加在一起，武漢成為自然演化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暴發地的幾率是630乘以28，即17640分之一。
拉瑟姆說，病毒從實驗室泄露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新冠病毒泄露的可能性則更高。“這種病毒通過空氣傳播，也不會出現嚴重症狀，這意味著人們甚至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感染，而且可能永遠都不知道，這個研究機構可能永遠都不知道被病毒感染了，這使研究實驗室泄露的人們非常警惕，他們已經將這種情況標記為導致實驗室泄露的最大可能性。”
拉瑟姆認定大流行源頭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病毒泄露，源於對一篇中國醫生的碩士論文研究。“其中包含的證據導致我們重新思考我們認為已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一切。”他說。
2012：雲南礦井蝙蝠冠狀病毒致6病3死
2012年4月，雲南墨江的一個礦洞發生了一次小規模疾病暴發。6名礦工在礦井裏清除蝙蝠糞便14天後被一種神秘冠狀病毒感染，其中3人最終死亡。
為這些礦工治病的李旭（Li Xu）醫生後來在論文《對6例由未知病毒引起的嚴重肺炎患者的分析》中，描述這六名礦工具有現在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基本症狀：幹咳、咳痰、高燒、四肢酸痛，有的呼吸困難、頭痛。
他們接受了呼吸機，以及類固醇、稀釋血液和抗病毒藥物的治療。李旭認為他們有可能引發流行病爆發，因此跟包括“薩斯英雄”鍾南山醫生在內的大學專家舉行了遠程會議。
患病礦工的檢測樣品送到了武漢病毒研究所和鍾南山那裏，“跟鍾南山的遠程會議很重要，”拉瑟姆說。“這說明六名礦工的疾病引起了高度關切。其次，一個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被認為是他們患病的可能病因。”
拉瑟姆說，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實驗室從2012年8月到2013年7月就前往距武漢1000公裏之遙的雲南墨江礦山四個不同場合收集蝙蝠病毒。“他們的搜集之旅甚至始於這些礦工還在住院的時候，”拉瑟姆補充。
石正麗擁有相似度最高的病毒序列
拉瑟姆說，從他們獲得的一封信中，石正麗向病毒學數據庫證實，她搜集的BtGoV/4991和RaTG13來自同一個礦井的同一批蝙蝠糞便樣品。這兩種毒株是與新冠病毒關係最密切的序列，相似度分別為98.7％和96.2％ 。
拉瑟姆認為，“RaTG13在患病的礦工體內後來演變成了新冠病毒。而這種病毒在2019年從武漢病毒研究所逃逸了。”
拉瑟姆將此新冠病毒起源的假設命名為“墨江礦工通道”（Mojiang Miners Passage 或MMP）。
拉瑟姆說，根據這種假設，“新冠病毒不是一個人工合成的病毒；但是，同樣地，如果沒有將它帶到武漢，並且沒有對它進行任何進一步的分子研究或計劃，那麽該病毒將因自然原因而滅絕，就不會逃脫從而引發新冠病毒大流行。”
拉瑟姆認為，“有關新冠病毒起源的最重要問題可以通過簡單檢查武漢病毒研究所相關研究人員的完整實驗室筆記本和生物安全記錄來解決。”
德國科學家的最新研究
2月18日，德國漢堡大學納米科學家羅蘭·維森丹格(Roland Wiesendanger) 教授發布的新冠病毒研究發現，“目前的大流行源於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事故”。
漢堡大學在新聞聲明中說，“有許多直接跡象表明，新冠病毒（SARS-CoV-2）病原體來自實驗室，並指武漢病毒研究所一位年輕研究員是第一位被感染的人。”
研究報告說，“她的名字叫黃豔玲，生於1988年10月20日。自2012年以來，她一直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並在該研究所的網址發表了至少六篇科學論文。自2019年底以來，她消失了，她的照片和個人資料已從學院的網站（以及她的個人網站）中刪除。”
這份104頁的研究報告認為，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領導的研究小組不僅搜集自然產生的冠狀病毒，而且還操縱它們，以使它們對人類更具傳染性和危險性。這項所謂的“功能獲得性”研究在相關專業雜誌上發表。
這項研究報告指出，武漢病毒研究所存在嚴重的安全缺陷。在大流行爆發前兩年，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官員多次訪問武漢市一個中國研究機構，並向華盛頓發出了兩次有關實驗室安全措施不足的正式警告，實驗室在研究蝙蝠冠狀病毒及其潛在的人類傳播方麵存在著新的類似於SARS大流行的風險。
中國央視2017年12月播出的有關石正麗實驗室在雲南收集蝙蝠病毒樣本的紀錄片說，“盡管戴著手套，被蝙蝠咬傷的風險依然存在。”片中一位研究員說，“透過手套就可以把你的手咬到，就跟紮針一樣”。
研究報告揭示，中國從疫情一開始就試圖掩蓋真相。在感染和死亡人數上造假。騰訊在《疫情實時追蹤》中曾無意中發布了真實數字，2月1日23點39分的數字是，全國確診病例154023，死亡24589；但2月2日16點的數字卻變成了全國確診14446，死亡人數304。
報告說，中國在大流行初期，非官方和官方診斷的感染和死亡人數發生偏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官方新冠病例”的奇怪定義。財新網2月5日報道，國家衛健委專家規定，陽性診斷必須滿足三個條件：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要有發燒症狀，全基因測序，這三條都達到才能確診。 “尤其是第三條，非常苛刻，實際上極少有人能去做基因組測序，” 報道說。
拉瑟姆：實驗室逃逸假說不應被當“陰謀論”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2020年5月3日說，“大量證據”顯示新冠病毒來自中國的實驗室。今年2月23日，蓬佩奧和他的前中國政策顧問餘茂春聯合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中國的疏忽讓世界付出高昂代價：北京癡迷於病毒，但不關心生物安全》。
餘茂春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2003年的SARS大流行後，中共“搞大躍進的勁頭又來了，”“中國有250多家國家重點實驗室，分布在八大學科領域，生化實驗室就占了40%，”。
“中國科學家在10年多一點的時間裏已經發現了將近2000種新病毒。而全世界花了200年才達到了這麽多。” 他引用中國科技協會和中國科學院的數據說。
餘茂春表示，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安全和管理驗證存在隱患。“被官媒吹捧為生物安全級別最高的病毒研究所，被授權研究劇毒和最危險的病毒和病原體。但武漢病毒研究所居然沒能被評上前20名的‘優秀類實驗室’。
“現在已經有了可靠且可測試的實驗室逃逸假說，這項任務可能變得容易得多了。”生物科學資源項目創辦人拉瑟姆說。“因此，現在是重新呼籲對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獨立和透明調查的適當時機。”
他表示，科學建製派把病毒從實驗室逃逸的假設標記為“謠言”、“未經驗證的理論”和“陰謀論”。通過采取這種立場，科學建製機構已經發出了明確的信息，即認真對待實驗室逃逸可能性的科學家正在危及他們的職業生涯。”
拉瑟姆呼籲，新聞記者應調查其中的一些利益衝突，“這些利益衝突使科學家和研究機構無法正確調查實驗室病毒逃逸的假說。”
武漢疫情初期總死亡率數據大變 大陸媒體報道被“404”
中國財新網上周五引述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報告指，武漢死亡率較預期增加56%，再次引發民眾猜測及熱議，不過，相關報道已被刪除。
新冠肺炎導致中國武漢肺炎患者的死亡人數究竟多少，一年多來，官方始終諱莫如深。財新網上周五（2月26日）發文，這篇題為《疫情初期總死亡率：中疾控研究稱武漢比預期增加56％，武漢之外未增加》，文章提到：2020年前三個月，武漢市總體死亡率比預期高56%，肺炎導致的死亡人數增加8倍，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非傳染性疾病死亡人數上升，湖北省其他地區交通事故死亡率低於預期，武漢以外其他地區總體死亡率沒有增加。該文截圖在微信群廣泛流傳。
本台記者登陸財新網，發現該文被刪除，頁麵顯示數字“404，您要查看的頁麵不存在或已刪除”，這一結果更引起網民該文的興趣。新冠肺炎遇難者家屬、武漢居民張海始終在追查武漢肺炎導致死亡的真相，他本周三接受自由亞洲電台采訪時說，他一直質疑政府人員隱瞞死亡人數：“武漢封城及武漢早期爆發疫情的時候，死亡率肯定是很高的，但是地方政府包括湖北省政府，中國政府對外的公布數字是很低很低的。就我所知，很多人因為染上新冠又無法做核酸檢測，無法去醫院，死在家裏的，所以死亡證明寫的是‘猝死’，這種例子在武漢很多。”
不少死亡個案被歸類為‘猝死’
武漢官方去年宣布武漢肺炎導致近三千人死亡，這一數字受到外界廣泛質疑後，官方上調死亡人數至3869人，卻再度引發外界的質疑。張海對此表示：“我始終認為，公布出來的數字水分很大，所謂預期死亡人數，都是很模糊的詞匯。糊弄大家。”
《南方周末》上周在一篇與財新網報道內容相近的文章中說，這項研究由中國疾控中心和英國牛津大學等機構的研究人員共同開展。研究表明，和2019年第一季度相比，武漢在2020年同期多死亡了約六千人，其中半數以上由新冠造成，逝者主要是超過70歲的老年群體。
武漢居民徐陽對本台說，此次中國疾控中心的研究報告刻意隱瞞“預期死亡人數”，讓你無法估算真實死亡人數：“他不給你一個參照人數，也是不想讓你知道具體死亡人數，你就得不出一個結論。但是從居民領取骨灰盒，肯定不止56%，這是一個很客觀的數據。”
去年12月下旬，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同年4月份對武漢3.4萬社區人群進行血清新冠病毒抗體檢測後發現，該地區人群新冠抗體陽性率為4.43%。武漢常駐人口超過一千一百萬人，如果按照4.43%估算，僅武漢市內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數應接近五十萬。不過，武漢衛生部門去年四月公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僅五萬人，兩者相差近十倍。
相比較之下，意大利1月21日發現武漢輸入病人，在2月21日發現第一例本土病人，而到3月18日新冠病例已經達41035例，死亡3405人。美國在1月21日發現武漢輸入病人，馬上采取了對中國旅行限製。到1月30日發現首例本土新冠病例，開始采取隔離措施。但到3月19日病例也過萬，死亡188人。
同樣病毒在同等時間長度內傳播，已經開始防疫的意大利死亡率比武漢高出150倍。而人口密度低的防疫措施比意大利嚴格的美國，死亡率也比人口密度非常高完全沒有防疫的封城之前的武漢多出8倍。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你的數據表現比其他國家好一點，那可能是你能耐。如果比所有其他國家都好出幾倍，甚至幾百倍，那隻能說你是沒有底線的蠢渣！除了中共，神仙上帝菩薩也做不到這樣的人間奇跡。
如果中共當時如實報告數據，全世界在2月就會開始大規模警戒，其他國家采用嚴格的措施至少可以減低災難。但中共不但隱瞞數據，還強烈抗議任何國家實行中國旅行限製。中共隱瞞傳染人數和死亡人數罪責難逃，就像開車撞人，本來就是事故，撞人後逃跑說謊就是謀殺。當病毒到了其他國家開始幾十倍上百倍後傳染和死亡，其結果是所有其他國家措手不及，完全沒有足夠防疫資源應付，因為口罩等醫用物資都被中共收集光了。
當時的情況那麽緊急，醫護不夠用，有些病人來不及確診前就死亡，而這些死亡數可能不在官方數字裏。
中國對疫情源頭的管控已經陷入這個死循環
唯一能幫著解套的是石正麗石大俠，不過她的嘴巴早就被堵得死死的，隻能念稿子
瘡疤揭了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