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一下，中國的崛起有這麽幾個特點：
第一，崛起得實在是太快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0年以來，從經濟總量上把英國、法國 德國、日本全部甩在了後麵，現在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以發展的速度實在是太快。
第二，我們中國的崛起和其他大國的崛起還不太一樣，中國堅守自己的政治製度、意識形態，這就和其他大國不太一樣，所以容易使其他國家用一種有色眼鏡來看我們中國的崛起。
第三，我們中國崛起的這些年，正好是其他一些大國日子不好過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如果這些年像美國、歐盟這些主要的大國和地區的日子能夠好過一些，那麽即使中國發展得快一點，人家也不會有那麽多的驚訝、質疑和仇恨。
再加上我們中國雖然崛起了，但不是一下子就成為老大，我們現在還是老二，前麵還有一個非常強勢的美國。所以，我們中國如今在全球的格局當中還是處於很尷尬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一個單位也好，一個公司也好，二把手是最難當的，是挺尷尬的一個角色。老大每天盯著你，生怕你搶班奪權，老三、老四、老五也都會懷著各種不同的心態來看著你這個老二。所以，為什麽現在我們在國際上的處境會比較艱難呢？主要是老二難當，二把手難當。
所以，現在該怎樣來解決這樣一種“大國的煩惱”呢？怎麽樣處理和老大的關係呢？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解決大國的煩惱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確實還有很多的問題需要解決，但是我覺得，現在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怎麽處理好和一把手的關係。和一把手的關係處理好了，你的日子就好過，這跟在一個單位中的情況類似，二把手和一把手的關係處壞了，不僅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離你遠遠的，如果大家知道你和一把手關係不好的話，連司機都敢欺負你。所以，咱們和一把手的關係，也就是說現在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應該是我們處理整個國際關係的重中之重。
那麽，對這個一把手，我們要怎麽看？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還是要實事求是地、客觀地來看待美國這個一把手，不要用一種冷戰的思維，不要用一種刻板的思維或者一種慣性的思維，把美國看成一個霸權主義的世界警察，不要說他們是壞蛋。如果認定這個一把手是不好的，如果這樣看一把手，那麽我們這個二把手是很難當的。
我在美國待了很多年，我個人對美國還是有好感的，實際上我們看看美國那麽多年也沒怎麽欺負過我們中國人，前幾年我還陪著美國前總統卡特到了我的老家湖南，到了懷化，到了芷江，因為當年美國飛虎隊二戰的時候在那兒有一個基地，最後日本人投降的時候也是在芷江簽字的。所以，為了紀念陳納德將軍，我們中國人給陳納德將軍塑了一個很高的雕像，那天是雕像落成儀式。當時，我們把陳納德將軍的女兒請去了，卡特總統夫婦也去了。
所以，從我心裏真實的感受來講，我對美國還是有一點好感的。而且說老實話，實際上我們的領導人對美國也有點好感，至少我親自接觸過的幾個領導人，對美國人的態度並不壞。
在當年我們中國那麽困難的時候，毛澤東主席利用乒乓外交的機會和美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我記得在和美國共同發表了《上海公報》以後，毛主席講了一段話，他說中美關係正常化就像一把鑰匙，有了這把鑰匙，其他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還有，鄧小平對美國也是有好感的。1979年1月，距離他在1978年提出改革開放還沒多久，他就訪問了美國。我最近看了一篇回憶錄，裏麵記載：在鄧小平飛往美國的飛機上，我們中國當時很有名的一個中美問題的專家問鄧小平：“你剛剛提出改革開放，為什麽就那麽急著要訪問美國呢？”鄧小平想了想說：“我觀察了很多年，得出一個結論，在過去幾十年裏，凡是和美國關係好的國家都富起來了。”這是我看到的回憶錄中所講的原話。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就是要讓中國走向小康，讓中國富起來。他提出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所以他的外交戰略、他的外交政策就是和“奔小康、讓老百姓富起來”聯係在一起的。既然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凡是和美國關係好的國家都富起來了，為什麽中國和美國不建立友好的關係呢？鄧小平的邏輯就是這麽簡單。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領導人對美國是有好感的，後來像江澤民、朱鎔基等，我和他們都有很多親身的接觸，我覺得他們對美國也是很有好感的。我認為，現在想要處理好我們的國際關係，還是要和美國搞好關係。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和美國的關係搞好了是一好百好，和美國的關係搞糟了則是一壞百壞，這是我多年來的感覺。
02、我如何跟美國人打交道
我和美國人打了很多年的交道，包括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的談判，我覺得美國人還是比較好對付的。當我和美國人談判的時候，美國人經常換談判代表。所以，平常有些人就會問起我：“你覺得什麽樣的美國談判代表最難談？”我就說，最難談的就是那些中國通，特別了解中國，如果他找了一個中國老婆，那就更難談啦，因為他對中國太了解了。
但是，後來從談判的結果來看，由了解中國的那些中國通和我們談，雖然有時候很難，但是能切實地解決問題。比如，當時我們談判對手當中有一個人就是典型的中國通，中文講得很漂亮，在中國當過外交官，也做過生意，去過中國很多地方，可能比我們很多人去過的地方都多，特別了解中國。因為了解中國，他常常能夠切中你的要害，你想糊弄他都糊弄不了。
談判是不能糊弄的。但是，我們中國人有時候喜歡自作聰明，以為人家不知道，就喜歡糊弄人家。這一點連江澤民都很清楚，我記得在我們最後一次和美國人談判之前，江澤民把我們叫到他辦公室，專門跟我交代了一下，他說：“龍永圖，你這次要認認真真和美國人談。美國人不是傻瓜，你別糊弄他。”
我們以前糊弄過人家，或者有意，或者無意。比如當時美國人壓我們一定要開放中國的零售業，那時候零售業有很大的利益，所以當時我們想開又不想開，最後想出來一個談判方案，比如第一年開放20個零售的合資企業，第二年開放40個，第三年開放60個，拿出這個方案和美國人談。如果不了解中國的美國人一看，就會覺得不錯，總算走出了第一步。但是，這位中國通說，“我覺得你談的不符合實際”。他說：“龍先生，如果你現在到上海的南京路去看一看，就知道有多少家中外合資的零售企業，已經遠遠超過了你們提出的20個、30個、40個。”他很了解中國。後來，我們真的派人到南京路去看了，確實有好幾十個。當我們的談判方案拿出一個東西來的時候，事實早已經不是那麽回事了，早就做到了。
所以，後來領導們就跟我們講：以後你們談判，凡是我們已經做到的就承諾，做不到的就不承諾；第二，凡是我們準備做的，我們也可以承諾；隻有一條，我們永遠不想做的就不要承諾。這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原則，就是因為我們在談判的過程當中拿著本來已經做到的事還在跟人家兜圈子，還拿出來作為一個籌碼跟人家談判，所以人家就不幹了。因為，有很多美國人了解我們，這種談判對手是很難糊弄的。
當時，美國人非常注重農產品對中國的出口，所以中美談判當中的核心問題就是小麥的出口問題、水果的出口問題，還有肉類的出口問題。當時，我們和美國談判的一個焦點就是肉類質量的檢疫問題。現在回想起來，美國人也是很單純的，同樣是這位談判代表，他很直率地說：“我們美國對肉類的檢驗標準是很高很高的，人命關天，我們在美國是非常注意這個問題的。所以，凡是符合我們美國檢驗標準的肉，我看你們中國人最好能夠接受。你們不要再折騰了，你們的檢驗機構效率很低，所以在我們美國的檢疫機構出具了證明，認為這個肉已經經過了美國檢驗機構的檢疫而且符合標準的時候，我看你們就可以進口了。”
我們一聽，當然不幹了！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符合你美國標準的肉到中國來就不要檢驗了，那要我們的商品檢驗幹嗎呢？我們當然不同意。所以，我和美國的這位中國通就吵起來了：這是不行的，我們中國還是要檢疫的。
這位美國通突然說：“我希望你能夠到你們中國的菜市場去看一看你們的肉類質量是什麽樣子的。”而且，他還講了某年某月某日的《人民日報》曾刊登了一條消息，說中國的很多肉都是注水肉，這些情況在美國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而你們還在這兒講你們的肉類標準。這一下，講得我們臉都紅了，他太了解中國了。這些中國通確實擊中了我們的軟肋，讓我們知道在談判當中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糊弄人家，就像江澤民所講的那樣，不要以為人家都是傻子。
當然，另一種難打交道的是純老美，因為他們對中國什麽都不知道。有幾次，我們麵對的談判代表團的美方團長從來沒有來過中國，對中國不太了解，對中國文化就更不了解了。和這些人打交道，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容易在於好糊弄，難點則在於容易發生衝突。
比如，我在中國進入世貿組織談判當中唯一一次發脾氣發得最大的，就是和美國一個純老美的談判代表團團長談判，也是談豬肉的問題，因為他同樣始終堅持一條，就是美國人檢疫過的符合美國檢疫標準的就應該放行。我說這點不行，他就急了。他說，你們現在市場裏的那些肉要是拿到我們美國去，狗都不吃。這一聽，我立刻就火了，跟他拍了桌子。我說：“請你收回這句話，如果你不收回這句話，請你馬上離開我的談判桌。”
當時，他臉漲得通紅，他不知道為什麽得罪了我。我說：“你收不收回這句話？”他不表態。我說，那麽現在請你一一我沒有說，滾，一一走出我的辦公室。走出談判間，我拿著我的文件夾就走。後來，這位純老美談判對手說：“你怎麽發那麽大脾氣呢？”我說：“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見，但是不要侮辱我們。”他很驚：“怎麽就侮辱你了呢？”我說：“你說中國的肉在美國連狗都不吃，這對我們來說是不能接受的。”他這才知道自己講錯話了，因為在中國，狗令人嫌，有很多貶義的詞語，比如“走狗”。但是在美國，狗和家庭成員是一樣的。
很多年以後，他退休了，來到北京。我對他說：“當年很抱歉，當時我拍了桌子，而且讓你滾出談判辦公室，我對美國文化不太了解，而你對我們中國文化也不太了解。”所以，在國與國之間的溝通當中，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有些話說出來，他認為講得不是很重，但是我們覺得很重；有時候，我們講了一句話覺得沒有什麽，但是他就覺得很重。所以，現在國與國之間交往的時候，我覺得這種誤判，這種文化的差異，會導致很大的矛盾。
所以，有時候我常常對包括美國人在內的一些外國人說，可能有時候我們之間的矛盾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麽大。由於文化的差異，有時候我們產生了問題，可能比表麵上看起來要更大或更小一點。我如今想起來，關於我們和美國之間的關係，確實有很多要避免誤判的地方。
03、克服慣性思維，走向互利共贏
美國人是最講利益的。我和美國人打了那麽多年交道，知道美國人是比較客觀、比較實事求是的。所以，我和美國人談了10年，沒有請美國人吃過一頓飯，我知道請美國人吃飯是沒有用的，不像咱們哥們飯一吃、酒一喝，什麽問題都解決了。美國人不是這樣的。如果你要跟美國人講某個條款，就要講接受這個條款對你們美國或者對美國公司有哪些好處，他回去一分析，沒有糊弄他，他第二天就會來找你說可以。但如果你沒有跟他講清楚，就算你叫他爺爺，跪在他麵前都不行。
美國人是最講究實際的，所以跟美國人打交道很容易，隻需找到共同利益。你隻需要講這麽做對我們有什麽利益就好辦。所以和美國關係搞好，就要形成利益共同體，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麵。這就是為什麽要叫“互利共贏”的原因。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現在我們和美國的關係中有相當多的誤判。比如現在報紙上經常講的“美國人重返亞洲”，我是不太同意這個提法的。美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亞洲，在朝鮮打了一仗，越南打了一仗，然後是伊拉克、阿富汗。既然美國人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所以也就談不上重返亞洲的問題，隻不過美國現在把戰略重點、軍事重點放在了亞洲，而且，我們很多的媒體就講，美國人之所以重返亞洲，把戰略重點、軍事重點放在亞洲，是針對中國的。我也不同意這一點，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全球的經濟重心已經從歐洲轉移到了亞洲，是為了美國最大的戰略利益和經濟利益，而不是為了遏製中國，如果是真正有什麽要遏製中國的話，也絕不是他們的主要目的。我覺得現在對美國的戰略意圖不要產生誤判，產生誤判容易造成兩國關係之間的一些重要的分歧。
所以，現在習近平提出要建立新型的大國關係。而所謂“新型的大國關係”就是要平等、要互信、要包容、要共贏，我覺得這是可能的。我覺得，美國和中國，如果真正地打破過去的慣例一一以前凡是老大、老二肯定要打架，如果我們能夠打破過去慣常的這樣一個規律，老大、老二能夠和平共處，那麽對全世界今後10年、20年、30年、50年來說都是好消息。所以，我們還是要花最大的力氣和美國實現新型的大國關係，這是可能的。這樣就能夠像當年我們和美國談判時一樣，使得在美國人當中有很多中國通，在我們中國人當中也有很多美國通，這樣兩國之間就能避免很多的矛盾，避免很多的誤解。我覺得，中國和美國是能夠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思想。
我們這一代人，包括我們長期從事國際關係的人都要往這個方向走。但是，我常常覺得我們的媒體始終還是在用一些慣性思維來解決問題。因此，我們在和國外打交道的時候要克服幾種思維。其中之一就是在過去“文化大革命”時期長期形成的一種慣性思維：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在中國的入世談判當中我們就打破了這個悖論。當時，看到美國人提出的方案、歐洲人提出的方案，我們馬上就會去想這個方案後麵到底有什麽陰謀，而不是想我們接受這個方案之後對中國有什麽好處。我們應該從中國的實際利益出發，而不能說這個方案是美國人提出來的，我們就要反對，或者這個方案是歐洲人提出來的，我們就要反對。如果這樣的話，國際上永遠沒有什麽談判的基礎。但是克服這點是很難很難的。
我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就在聯合國工作，當時我們還是很年輕的外交官。有個故事現在的年輕人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好笑：當時，中國和蘇聯的關係非常僵，而蘇聯在聯合國最喜歡提出的口號就是“緩和”、“裁軍”。所以，“緩和”、“裁軍”成了當時蘇聯整個外交戰略最重要的兩個目標，凡是聯合國的決議蘇聯代表都要把這兩個東西塞進去。而我們就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凡是看到“裁軍”兩個字，或者凡是看到“緩和”兩個字，就要堅決打掉。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可笑，“裁軍”有什麽不好，“緩和”有什麽不好？但是在那個時候，既然是蘇聯人提出來的，就要堅決地把它打掉。
後來，我們在談環保的時候，歐洲人、美國人一提環保咱們就反感，覺得你們已經發展了，汙染了環境幾十年、上百年，現在你們變成發達國家了，過好日子了，而我們中國人剛剛開始發展，剛剛開始建設，你們就提環保標準，要這個，要那個，不就是要阻止我們的發展，不就是要阻止第三世界的發展嗎？所以，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一直較勁。我過去也是一直在較這個勁，我覺得他們在這方麵沒有道理。
直至北京出現了那麽多天氣以後，我的思想才開始轉變。我就開始思考：我們中國人搞發展到底是為什麽？就像我們的環保部長講的，如果我們開著寶馬車，卻連新鮮的空氣都不能呼吸，那還搞什麽經濟發展？所以，現在我的觀點有點變化了，不能因為美國人、英國人提出了重視環保我們就反對。當然，他們也有他們的目的，但是我們還是應該從我們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發。不能發展了半天，最後連清潔的空氣也變成了一種奢侈品，這對於老百姓來說，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不能接受的，對於我們的子子孫孫來說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就覺得還是要克服過去的那種思維方式。
霧霆
隻要是我們認為是自己的對手、是自己的敵人提出來的通通反對，我覺得這樣一個思維方式要改變，還是要就事論事，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從雙方的利益出發，來考慮一些問題。而這點才是我們在談判過程當中，或者我們在處理問題的過程當中非常難解決的問題。
還有一個難解決的問題，過去的一些冷戰的思維，過去冷戰時候留下的一些東西還是影響了我們很多人，特別是我們中間相當一部分老一輩的人。所以，怎麽樣來克服過去那種慣性的思維，對於我們搞好整個國際關係、處理好我們大國崛起的這些煩惱是非常重要的，有些煩惱是自己找的，有些煩惱是由於錯誤的思維方式造成的。
04、淡定、真誠、平和
不管是公民也好、企業也好、官員也好，我覺得還是要提高本身的素質，使自己變成有文化、很理性、很慷慨、很淡定的人，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我們中國的報紙上也經常講，我們現在非常浮躁。而我認為浮躁了就需要追求淡定，浮躁了就需要追求真誠，浮躁了就需要追求平和。文化需要從點點滴滴的小事做起。
有文化體現在很多細節上。現在大家都挺時髦的，就說說喝紅酒吧。西方人、歐洲人喜歡喝紅酒，人家確實把喝紅酒當成很有文化的一種標誌。我相信，在十幾、二十年前我們是一點都不懂得喝紅酒的。當時，我們喝紅酒的時候有人喝不慣，但是出於禮節要喝一點，就在紅酒裏麵加可口可樂，甜甜地喝進去了。而且，也不知道紅酒的好處。
我記得在有一年的春節前夕，吳儀一一她是非常開朗的人一一在開完春節前的最後一次部長辦公會的時候說，“大家留下，我給大家每人發一瓶酒，一人一瓶紅酒”。當時在座的部領導幾乎沒有一個人知道紅酒好在什麽地方，好幾個部長拿了，一出門碰到值班室的，就說“送給你吧”，有的則送給了司機。我那天特別忙，匆匆忙忙地就回到了辦公室，把吳儀給我的那瓶酒放在桌子底下，沒有送人。後來過完春節以後回來，開第一次部長辦公會的時候，吳儀突然就問：“我那天發給你們的酒哪兒去了？找回來。”當然，這是她在跟我們開玩笑。她說：“你們知道那瓶酒要多少錢嗎？”後來有高人指點，我知道了，那些是李嘉誠送給她的，那一瓶紅酒貴得要命。
有一次到香港去，唐英年專門請我到很高級的香格裏拉飯店吃飯。我聽人說，他這個人是很懂酒的，他那天自己帶了一瓶酒，我說：“你怎麽自帶酒？”他說：“他們這個酒不行，我這個酒好，咱們今天好好喝一下。”我也不懂，就倒進了杯子裏。跟著我說：“服務員，拿一杯可樂來。”他說：“龍部長，我今天希望你不要摻，這瓶酒是好酒。”
確實，培養我們的文化，要從點滴做起，後來入世談判的時候，法國人要求我們降低進口酒的關稅，包括 XO 、葡萄酒，所以我到法國訪問的時候，他們波爾多地區的企業家聯合起來把我請到波爾多去，作為貴賓招待。我知道他們的意思就是：這個酒多麽好，出口到你們中國去，隻要你們把關稅降下來，就能夠讓更多的中國人欣賞到我們的酒，而且減少酒的走私。
我記得那天幾個董事長請我吃飯的時候，陪桌的是兩位調酒師。連總經理、副總經理都沒有出來作陪，而是勾兌酒的師傅作陪，這說明他們的地位是很高的，是很有文化的人。所以我就想，我們中國人現在應該要慢慢地從點點滴滴開始學習，不要像過去一樣，把那麽好的葡萄酒用可樂來兌。很多事情我們現在還沒有明白，我們現在幹的很多事情還是很荒唐、很野蠻的事情，但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中國人要學會淡定、真誠、平和。現在，有一些人當了官以後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有些企業家掙了點錢以後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在某種意義上，人都異化了，不像個人了，架子擺得足足的，其實是缺乏自信。不淡定，就讓人看不起。
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我在博鼇論壇當秘書長的時候，我邀請小布什來參加博鼇論壇，那時候我記得是2009年4月，小布什於2009年1月卸任總統，下台才3個月，之前當了8年美國總統。所以，我們那個時候覺得接待他可能是件很複雜的事情，哪知道小布什來了以後非常非常的簡單。
小布什也是非常真誠的人，他來之前就派他的助手來見我。他的助手告訴我，小布什和老布什不一樣，老布什講話和回答都是一流的，但是我們這個小布什總統講話還可以，但是回答問題就要放炮，經常放炮。他說：“你們博鼇論壇人又多，有伊朗的，又有伊拉克的，不知道會問些什麽問題。要是問得不對，小布什一講話、一放炮，你這個主席不就尷尬了嗎？”
我想，對啊，萬一講出些什麽擦邊的事情，媒體一報道，我這個秘書長也不太好辦。
對方的意思是，小布什不回答問題行不行？我說，“不回答問題總不太好吧，外國領導人來講話，按照國際慣例都要回答問題的”。後來，我們做了一個妥協，不回答問題，但是在小布什講完話以後由我與他對話。我事先準備了一二十個問題給了小布什的助手，讓小布什準備。所以，當小布什講完話以後，我就過去和他對話。
我覺得雖然過去小布什的政治觀點有很多我們不同意的地方，但是這個人實在很可愛、很真實、很真誠。當時我問了他一個問題。我問：“你不當總統以後最高興的事情是什麽？”小布什說：“我最高興的是我8年都沒有帶我的小狗出去遛了，而我現在可以上街遛狗了，這是我最高興的事情。”我又問：“你不當總統最不高興的事情是什麽？”他說：“最不高興的事情就是，我的老婆勞拉經常叫我刷碗，我最討厭刷碗。”他的回答非常真實。
你說他一點都不外交，他也很外交。比如，我問了他一個問題，我說：“你在當總統的時候訪問了亞洲那麽多國家，你訪問的那些國家當中你最喜歡哪個國家，最不喜歡哪個國家？”布什很詭秘地朝我笑了笑說：“用我們翻譯的話說，你這個問題太不講政治了。既然你提了這個不講政治的問題，我就用一個外交辭令來回答，‘我都喜歡，我訪問的亞洲國家都喜歡。’”他也是很會這一套的，但是也很真實。他先跟我講了講，他肯定有不太喜歡的，也有最喜歡的，但是說你這個問題太不講政治了。所以，這個問題使我對他的印象特別好，那天的對話進行得非常順利，大家一陣一陣地鼓掌。
最讓我感動的是什麽呢？結束後他摟著我的肩說：“Mr. Long, we did it very well today。”他說，今天我們兩個人幹得不錯。他又說，“你知道我現在特別缺錢，以後你們中國有這種活動就叫我，我一定來”。這樣一位美國前任總統，真是實實在在的。
所以，我就覺得，我們中國現在要當一個大國，處理好大國關係，就要淡定、真誠、平和。當然，也不是說美國人都好，不是說美國政府、美國人幹的事都那麽漂亮。但是我覺得絕大多數美國人還是很真實的，從總統到普通老百姓都是如此。美國人當了那麽多年老大也算是有了一些積澱，我們確實應該從中得到一點啟示。
或許看到我這番言論之後，網上會有很多人來罵我，但是我這個人是實事求是的。我們現在要處理好大國的關係和整個國際關係，還是要和老大把關係搞好，當然也必須是有底線、有原則的。隻要不傷及我們的底線，我覺得我們還是有可能搞好關係的。
我覺得這一點還是有基礎的：我們中國發展了，能給美國人提供很大的市場，美國人沒必要和我們過不去；如果我們國內經濟搞得亂糟糟的，社會不穩定，那美國人就會認為和你搞好關係沒有太大利益。所以，說到底還是要把我們國內的事情做好，讓我們的朋友、讓全世界的人民，包括美國，覺得和你搞好關係是有利可圖的，是有利益的，這樣才行。關鍵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才能處理好國際關係，才能夠解決好我們大國崛起的過程中遇到的這些煩惱。
我曾經說過一句話是“替政府交朋友”，這是我在博鼇論壇和經貿部工作多年的體會。替政府交朋友和自己交朋友不一樣，為政府交朋友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來交朋友。這就要讓人家覺得和你打交道也是有利的，交你這個朋友是值得的，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不管是個人去交朋友，還是代表政府去交朋友，都要真誠，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我們和美國人談判10年，美國人換了五六個代表團團長，我們一直沒有換。因為他們一會兒就要換屆、換團長，而我們沒有這個問題。對這五六個美國談判代表團團長，後來我們大家都見了麵，都非常友好。後來，他們跟我講了一句話，他們說，“龍先生，雖然你有的時候脾氣不好，也拍過桌子，也罵過人，但是有一點我們覺得還是很喜歡你的，你從來沒有說過謊”。我覺得能給外國人留下這個印象還是不錯的。因為你騙人家也許你可以暫時得到點什麽東西，但是人家最後不相信你了。所以，我就覺得這一條美國人還是很實在的，你雖然有各種壞毛病，但是你沒有說過謊，沒有騙我們。
無論是代表政府也好、代表個人也好，去交朋友還是要真誠，你可以有自己的利益，你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是你不要騙人。你可以騙人家一時，但是不可能騙人家永久。
05、中國仍需努力
有人問，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已經這麽多年了，為什麽到現在讓別人承認我們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還是這麽難？
在這裏我想把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給大家解釋一下。大家覺得我們中國談了15年的入世，現在又要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求人家承認我們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你們當時談了那麽久，怎麽談出這樣一個新問題來？但我可以非常客觀地跟大家講，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是沒有必要的！中國搞市場經濟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為什麽要人家承認呢？況且，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讓美國這個最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來承認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所以，我們當時在世貿談判當中涉及的“市場經濟地位”是一個非常技術性的關於反傾銷條款當中出現的詞匯，而不是對中國整個政治製度的認知。就像美國人並沒有叫我們承認他們的市場經濟地位一樣，為什麽要讓他們來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呢？
美國、日本、歐洲，他們對農業有那麽多補貼，嚴重扭曲了全球的農業貿易，讓那麽多生產糧食、棉花的國家的貿易受到了影響，這算什麽市場經濟？憑這一點，我們中國就可以不承認美國、歐盟的市場經濟地位，他們也可以不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
因為我們當初談判的這批人慢慢退休了，後麵有些領導就誤讀了中國的反傾銷協議。當時，我們在談判當中講，不能一股腦兒地說我們中國的企業在反傾銷的時候就不能夠使用世貿組織的條款，如果我們中國的一些企業能夠證明他們在生產、銷售自己的產品的時候是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辦的，你們就應該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一般條款來對待他們，而不是用特殊條款來對待他們，隻有不能證明自己是按照一般條款辦事的才可以用那些特殊條款。所以，當時的市場經濟地位是指企業的市場經濟地位，不是指國家的市場經濟地位。
我反而覺得，我們中國的經濟要發展一定要把農業搞好。當時，我們在和美國人談判的時候，美國的農業占國家整個GDP的2％到3%，而美國的農業人口也就2％到3%，但是美國的談判代表談的重中之重就是農業，就是農產品出口，這說明農業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我們中國的農業問題，我有兩個想法：第一，我覺得城市居民要以更大的容忍度來容忍農產品價格的提升。因為要解決農民的收入問題，政府給一點補貼、給一點支持，當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讓農民們生產的東西一一他們養的豬、雞和他們生產的糧食越來越值錢。過去，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倒掛太厲害了，現在農產品價格一上升，城裏麵就鬧哄哄的。農民們的聲音是很微弱的，但是城裏麵的消費者一講話，領導就聽見了，就要采取措施怎麽樣把豬肉價格壓下去。我覺得在這方麵，要讓市場來慢慢起作用，大的趨勢還是要讓農產品越來越值錢。
我記得20世紀70年代剛到美國的時候，我買了一個很小的收音機，像塊磚頭，托人帶回國內，給了我弟弟。後來，我弟弟經濟上有困難，就把這個磚頭收音機賣了，他得到的錢可以買一卡車西紅柿，而這個磚頭收音機在美國隻能買兩個西紅柿，這就能說明那時候美國和中國在農產品的價格方麵相差多少。當然，我們農產品的價格也不能一下子貴起來。大家容忍度高一點，我們的農民才能更好地富起來。
第二，我是讚成大力發展家庭農場的，因為家庭農場可以使農村的發展真正集約化，走高質量、高水平的道路，而且又依托於一個家庭作為核心，而不是搞過去那種大農場。這種家庭農場，其實根據國外的經驗證明是成功的，在這些方麵我們應該多加探索，以使我們中國的農村形成一個以家庭農場為核心的多元化的發展模式。這樣，我們的農業就會發展起來。
不管城鎮化進展多快，我覺得農村這樣一個經濟發展的基礎還是需要夯實的，唯有這樣，我們中國的經濟才會有一個堅實的基礎。
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隻是時間問題。一般的看法大概是再過10-15年會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這當然是一個不可回避的曆史大趨勢，我也相信這一點。搞了一輩子經濟，我確實也很盼望我們中國成為全球經濟總量最大的一個國家，應該說這是我們搞經濟的人或者是我們全國人民的一個願望。但是，我們也不要太看重經濟總量，因為經濟總量並不代表一個國家真正的實力，國家真正的實力是多元的，是多方麵的，經濟總量隻是其中的一個因素。所以，一方麵要看到我們中國的經濟總量是可以超過美國的，另一方麵也要看到中國要全麵成為世界經濟的強國還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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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勝利其實也是民主黨最尷尬的一點，民主黨的金主們動用所有資源，7/24全方位無死角的攻擊川普容易，但他們卻拿不出更高明的東西來，這回民主黨全國大會非常真實的反映出這一點。
極左派那套不切實際的主張，不要說共和黨和有一點常識的美國人反對，就是民主黨內部也不會真心有市場。但是民主黨除了反複強調他們恨川普以外，又能拿出什麽有建設性的東西呢？零！
中國是剛剛起步，走的是容易走的路，增長當然快；
歐美已經走完容易走的路，現在要經濟增長當然困難！
就好比一個90分學生，再要進步一兩分都十分困難；
但是一個50分的學生，輕而易舉就可以進步10分。
美國就是一直被這些鬼騙了。
這種和現實巨大脫節的幻想，如果還在內心真以為自己是唯一清醒的人，那麽是最有喜劇感的表演了。
人家讚揚他是從道德層麵， 他的出發點卻是利益上的考量， 渾然不知還拿來作為亮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