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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記”之我見
文‖安黎 先生來啦 3/5
疫情肆虐期間，身處武漢的作家方方，其日複一日的日記，瞬間爆紅，化為萬眾矚目的一道風景。日記很深刻嗎？不深刻。隻是浮光掠影地平麵抓拍，而不是鞭辟入裏地深度透析。很全麵嗎？不全麵。僅為一鱗半爪，而非上下左右地麵麵俱到。很豐滿嗎？不豐滿。僅為枝條的細微末節，而非樹木的整體風貌。揭示了什麽秘聞嗎？沒有。她之所講，自媒體早已沸沸揚揚。揭示了什麽真相嗎？也沒有，她之所言，並不新鮮，皆為人所共知的舊聞。也就是說，她筆下之陳述，凡正常人，隻要設身處地想象和感同身受地體會，都能預判得到。換句話說，她的日記，尚且止步於常識的範疇，距離思想的領域還很遙遠。
那麽，她的日記為何會引發如此熱烈地回響？依我之分析，原因無非有三：一，她是在說人話，而不是在打官腔。人話，就是家常話，隨意，親和，沒有套路和模板，不正襟危坐，不故弄玄虛，亦不居高臨下。二是她唇舌之所言，正是大多數人心中之所想。也就是說，她說的事實和道理，與受眾心中所想的欲說的，有其高度的重合性，因此才點燃公眾共鳴的激情。三，眾多寫作者都以權衡利弊的精明，或緘默不語，或加入了另一種合唱，唯獨她還在執拗地堅守於一己的獨唱，於是她的話語，就成了萬綠叢中的一點紅，成了那些厭惡虛假渴望真實者唯一可以依偎的精神呼吸機。無數憋悶的人，懷揣一肚子的怨憤，卻找不到發泄的通道，於是紛紛朝她的日記聚攏而來，並借用她的文字，來排遣自己的情緒，抒發自己的心聲。
方方的日記，並非那麽地口無遮攔，而是欲言又止的，是淺嚐輒止的，甚至是在沿著一條既定的軌道亦步亦趨：天氣，醫生朋友的說法，鄰人或朋友的視頻，對已公開的某個事件和甚覺荒唐的某種現象的評述等，依序排列，而又蜻蜓點水，未敢在某一個焦點上多加停留，更不敢對其過多地糾纏與深究。其基調是平緩的，清淺的，又是鬱悶的、幽怨的、焦慮的、憂傷的和悲憤的。
方方盡管置身疫情肆虐的中心地帶武漢，但就其受害的輕重而論，她還未深陷悲劇的漩渦。和武漢絕大多數市民一樣，她隻是被禁足，被驚嚇，既無衣食住行之憂慮，又無失卻至親至愛之痛楚。對於那些絕門絕戶的家庭，對於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對於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她不過是一個具有同情心與同理心的路人甲而已。真正的苦難者，眼淚已經流幹卻聽不到他們的哭聲，內心鮮血淋漓卻看不見他們的哀嚎。他們的表情，被亢奮的口號聲所遮蔽。作為旁觀者的方方，心有戚戚而不忍，於是就以打抱不平的姿態，替他們呻吟幾聲，抱怨幾句，甚至不乏勇敢又不乏小心翼翼地略微揭開他們麵紗和衣襟的一角，將他們的淚痕和傷口，展示給世人過目，僅此而已。但奇異的是，她卻已成為無數口炮的箭靶，遭到一陣陣口誅筆伐的炮轟。
炮轟方方者，已不能容忍死灰裏有一粒火星，不能容忍吹拉彈唱的合奏中有一支遊離之外的獨奏的笛子。他們，在一種“正確”的話語體係裏浸泡日久，已被“正確”同化，腦子儼然已硬化成了板結的鋼筋水泥，連人之常情都可以罔顧，連極其私人化的日記之所寫，都要橫加討伐和幹涉。
災難中的傷痛不該被記錄嗎？災難中的悲苦不該被言說嗎？災難中的胡作非為不該被追問嗎？如果不能，作家的存在又有何必要？站在大海淺灘的方方，根本就不敢涉足深水區，僅是撩撥了幾下水花，替那些家破人亡的冤魂和他們苟活的家人，發了幾句鴻毛般輕淺的牢騷，何錯何辜？
麵對災難，作家應該抱持怎樣的站位，應該以怎樣的角度來書寫，這樣的問題，本來是一池清水，答案明晰無誤，卻硬是被那些不知文學為何物的攪局者，攪和成了一灘渾水，及至於成為一道即使探討也探討不清的懸疑。就這等話題，在千年之前，杜甫老先生就用他不朽的“三吏三別”，為後人做過示範，可惜太多的後人至今還要對其浪費唾沫地爭論不休。在“車轔轔馬蕭蕭”征戰聲中，杜老先生沒有被壯士奔赴疆場的豪邁迷惑眼睛，沒有歌詠戰爭的波瀾壯闊和勇士的驍勇善戰，而是把聚焦的目光，對準了鹹陽橋上妻兒離別夫妻分手時撕心裂肺的哀慟。他是飽蘸著血淚寫作的，其筆下的每一個字詞，都仿佛在呻吟，在控訴。他哀歎於連綿的戰事，強加給苦民超重的負擔；他憂患於沉重的徭役，造成草民生活的苦不堪言……杜甫，在當下的語境裏，無疑屬於離經叛道之類，但誰又敢說他不是偉大的愛國者呢？不體恤小民的冷暖，不體察民眾的饑飽，卻誇誇其談於自己是何等地愛國，不覺得很荒誕嗎？這樣的愛國，是無頭之帽，是無腳之鞋，是虛偽的，是虛妄的，更是冷血的。
就方方日記表達的內容，隻是一個生理和心理皆健全的人，再正常不過的精神反應而已，談不上出格，更無涉於別有用心。但在沙漠裏，一根綠草就是卓越的存在；在無棟木的荒野，一株竹子也足以讓人驚喜不已……方方就這樣在稀裏糊塗間，像隨波逐流的貝殼一樣，被推進貼有英雄標簽的煎油鍋，成為孤獨的英雄。
方方這樣一位柔弱的女性，成為孤獨的英雄；她閃爍其辭的日記，成為振聾發聵的稀有聲音，注解的，是全民侏儒化的實情，絕非什麽榮光之事。
美容師有美容師的職責，解剖師有解剖師的職責，七十二行，各不相擾，又各有其責。作為個體化勞動者的作家，就應該關注生命的沉浮，關注人性的黑白，關注個體的命運，關注渺小的人在強大的現實中的困惑和困境、愛恨和離合，而不是陷入某一種宏大敘事的體係之中掘金撈銀並自鳴得意。任何一個貌似宏大的曆史敘事，無不像隆隆開過的壓路機，將無數的螻蟻碾得粉身碎骨。而螻蟻，就是現實中的你我，以及你我的兄弟姐妹。
在石頭與雞蛋的相碰中，作家就應站在雞蛋的一旁。作家，不是壓路機的同夥，而是照亮螻蟻和草芥的夜燈。關注螻蟻，關注草芥，關注那些不幸者的不幸，替他們發聲，為他們代言，是作家不可推卸的責任。唯有如此，作家才能與良知同行，與道義牽手。
但你形容“方方這樣一位柔弱的女性”，恐怕會有偏差。她是體製內的層階不低的官員，在官場已經浸淫數十年。在國內的經濟大潮中也是一個弄潮兒，網上披露有“六套房子”，但沒見有出來辟謠。至少也是一個大大的既得利益者。一個“柔弱”女性恐怕難以到這一步。
昨天文學城裏有RFI對她的interview。 她埋怨國內的網管沒有能封住“對她鋪天蓋地的謾罵詆毀浪潮”來說明當局對她的打壓。這個無意之筆能很好說明她的潛意識。
當然她的日記文筆還是不錯，作為了解武漢疫情，了解普通市民對疫情的反應還是值得一讀。有人拿這個日記和列寧格勒圍困戰時的日記相比，這是對這麽一個體製內的至少中級層次年過六旬的官員要求是過高了。
關鍵是自己寫的東西是為了放到網上，這很做作，是想， 我要是寫個日記，是為了明天放到網上? 這還能叫日記嗎？內心能夠心如止水嗎？
抗疫的時候沒見她幫什麽忙，道聽途說的事情寫進日記，然後火速就有了外文版。
現在武漢論壇都說在查她江夏區小產權別墅了.
西方人就喜歡中共眼中的另類分子。隻是在體製內拖了她後腿。
這句寫的好
方方日記出版後我會買的，就為了支持說真話的真實的人
在美國如果一名作家勾結在中國或在俄羅斯的反美人士或組織抹黑美國政府，是要進大獄的。